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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布里顿-皮尔斯基金会联同东安格里亚大学获英国艺术暨人文研究委员会(UK 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资助,开始一个名为“Britten Thematic Catalogue”(BTC)的计划,将爱德华·本杰明·布里顿(Edward Benjamin Britten, 1913年~1976年,英国作曲家、指挥家和钢琴演奏家)现存的所有作品手稿依照创作年份重新排列并编号,预期于2013年完成,除了95首由布里顿自己亲自编号的作品外,所有作品皆会加上以 “BTC” 为首的新编号。
对优秀的业余女高音布里顿夫人来说,她也许并不惊讶她的第4个孩子正好出生于圣塞西莉亚日(11月22日,Saint Cecilla,掌管音乐的主保圣人)。这个名叫爱德华·本杰明·布里顿的孩子9岁就会创作,似乎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天赋,青少年时期创作的作品中,已经展露出光芒和充满个性的跳跃节奏。基于儿时印象的旋律创作的芭蕾音乐《普利茅斯镇》、《幻想四重奏》,无不令人惊艳。布里顿夫人预言说:“他将是继伟大作曲家‘3B’——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之后的第4个B。”
秉异与争议
很多年以后,有人认为布里顿过人的音乐才华是上天赋予的财富。比起布里顿夫人的真知灼见,他们的观点都没什么预见性,至多是为布里顿难以令常人理解的音乐才华附庸一个似乎可信、带些神秘感的出处罢了。生于英国东南洛斯托夫特小镇(Lowestoft)的这个“男孩”,音乐是他从小的玩伴。
16岁时,布里顿进入皇家音乐学院学习。1934年,年轻的布里顿为英国广播电台合唱团(the BBC Singers)写成《有个男孩诞生了》(A Boy was Born)以及毕业习作《简单交响曲》(A Simple symphony)。《有个男孩诞生了》自1934年首演以来,一直在著名合唱曲目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在音乐学院学习的这段时间,像他这样一位早熟的来自外省的音乐天才的出现,似乎并不值得关注,当然基本对自己音乐技巧的自信,他也不在乎评论界对他作品特殊气质的批评。过人的天赋和自负,以及与奥登(W. H. Auden)、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等左翼知识分子保持的密切联系,甚至在“左翼剧团”、邮政局电影团和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工作经历,无疑都是引发某些评论家反感布里顿的缘由,即使是一些忠实的朋友,也对作曲家的新朋友与社会关系持怀疑态度。人们对布里顿音乐之外的指责直到1940年代初因战争才停止。
美国梦
1937年,布里顿还认识了男高音彼得·皮尔斯(Peter Pears),后者成为他音乐创作的合作伙伴和亲密伙伴,更是布里顿各类型歌唱作品首演的演唱者。1939年,音乐家和彼得·皮尔斯跟随诗人奥登前往美国。在美国的生活轻松而愉快,他甚至获得与作曲家科普兰(Aaronl Copland)见面的机会。
布里顿在美国的创作,后来被称作“美国风格”。他创作了大量轻歌剧,其中的“合唱小歌剧”《保罗·本扬》(PaulBunyan,1941年)由奥登编剧,体现了美国“梦”的实现和罗斯福“新政”的实施,至今广受欢迎。然而纽约首演之后,作品就被撤换,事实上它被遗忘了25年之久,但这部作品证明了布里顿的才能:他不仅通晓美国音乐、乡村音乐、西方音乐和布鲁斯等音乐的风格特征,也熟悉诸如库特·威尔(Kurt Weill)和科拉·波特(Cole Porter)等作曲家的作品。而这些都是当时的英国听众所不熟悉、也不屑于了解的。
1942年,布里顿和皮尔斯决定返回英国。留在美国的奥登对布里顿十分担忧,他给布里顿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提醒布里顿要在有序与混沌、放荡不羁与正常的传统习俗之间寻求生活与艺术的平衡:“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会、或许是永远会被崇拜你的人所包围,人们会关照你,以你做的一切事情为荣……你会永远觉得,只要扮演一个可爱的天才小男孩的角色,建立自己的温暖爱巢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假如真正想要发挥自己的全部才能,就不得不去吃苦,用完全不同于目前状态的方式去历经磨难。”
在布里顿的生活中,除了奥登,还有其他人发表过类似的言论。从表面看起来,布里顿可能已经用一定形式的自我抵制了奥登所谓的他的放荡不羁,但人们还是能清楚地看到,当他有违正常有序的生活状态时,创作往往能够达到最高水平,而这种情感体验都会自然地在他的声乐与戏剧音乐中表现出来。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布里顿在坚持传统和勇于创新之间几乎一直保持着罕见的平衡状态,因此他并不被看作是一个背离传统的人,但这同样并不妨碍他被视作20世纪欧洲音乐界的核心人物之一。
我的根基在这里
“美国风格”在布里顿回国后戛然而止。欧洲人对布里顿音乐的体验开始于《米开朗基罗十四行诗》(Michelangelo Sonnets)和为男高音、圆号与弦乐器创作的《英国小夜曲》(English Serenade)。后者是布里顿从美国回到英国之后从事创作的开端。
仿佛一旦离开了美国,他就立刻投身于极富英国特性的世界中,英国的语言令他狂热不已,他也对本民族的音乐风格坚信不疑,这在去美国之前,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
有大量的事实可以说明布里顿重新发现英国民族根基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指布里顿回到了他的归属地。当布里顿1941年末在美国因情绪低落而不能够作曲的时候,此时普塞尔(Henry Purcell,1659~1695,英国作曲家)和伊利莎白时期的音乐激发了他的兴趣,英国的语言对他具有多么戏剧化和显而易见的作用。布里顿对普塞尔歌曲的独特理解促使他在纽约生活的最后几个月中就已经开始编配极富个性的民间歌曲了。
《圣诞颂歌仪式》(A Ceremony of Carols)是布里顿在跨越北大西洋返回英国的路上创作的。这部作品被看成是布里顿最真实的英国之音。其中的歌词是用一个普通的主题来表达一个新的意义。竖琴与男童声音的奇妙结合,产生出激动人心的音响,其中的几个舞蹈性乐章颇有普塞尔的魅力。为歌词所配置的音乐既充满活力,又贴切而风格鲜明。这部作品展示出一种正式典礼的性质,这一特性也贯穿在布里顿晚期的许多作品中,特别是《圣歌》(Canticles)、60年代创作的教堂寓言剧系列,以及一些能够用合唱队的声部进出来预示戏剧性发展、预示寓言剧中一些典礼场景的精彩过程。
两首安魂曲
布里顿有两部安魂交响曲极易在曲名方面引起混淆,通常将注明布里顿的作品20号为《安魂交响曲》,作品60号为《战争安魂曲》。《安魂交响曲》是1940年初在美国受托创作,美国有人通过英国文化协会的一个高级文职官员问布里顿是否愿意为某外国王室的一次庆祝大典创作一部交响曲,布里顿声明只要不要求他进行民族主义的宣传就无异议。着手写作后,他才得知这部交响曲将参加日本皇朝建立2600周年的庆祝活动,这使布里顿处境窘迫—此时日本早已发动了侵华战争。
布里顿是一个热烈的和平主义者,他最终选用了“追荐亡人弥撒曲”来作为这部“庆典交响曲”的主题,日本政府居然接受了这部交响曲的提纲及题材。但在完成的手稿送出后不久,就有人转告布里顿某些方面“出了一点问题”。1940年底,日本政府通过驻伦敦的日本大使向英国发出一份愤怒的抗议书,声称英国呈交的是一部根据基督教义和礼拜仪式来污辱日本天皇的作品。
既然日本的委托取消了,于是在次年3月29日,纽约爱乐乐团作了首次公演。另一部《战争安魂曲》(Op.60,1961)则在1962年的5月,英国考文垂的圣米迦勒大教堂举行献堂式上首次演出了。这首宏大的声乐作品不仅追思了战争中死去的人们,同时也具有极其鲜明的反战内容。作品所用的歌词,除了追思弥撒的经文之外,还选用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青年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诗集中的9篇诗章。布里顿在总谱里封上引用欧文的诗说:“我的主题是战争,以及战争的悲痛。诗人所能作的一切在于提出警告,以唤起世人的戒心。”
经历过大量反对以英语演出歌剧的奇怪言论后,对英语的挚爱使得布里顿决定自行创立“英国歌剧团”(English Opera Group),1948年,他又创办了著名的“奥尔德堡艺术节”(Aldeburgh Festival),这个音乐节首演了不少布里顿和其它英国作曲家的作品,至今每年6月都会举行。1957年,布里顿到日本旅行,这个曾与他有过纠葛的国家,并没有让他排斥这个民族的音乐,后期的音乐里,也有了东方情调的韵味。也正是这样的兼蓄,得以让我们想起布里顿夫人斩钉截铁的预言。
对优秀的业余女高音布里顿夫人来说,她也许并不惊讶她的第4个孩子正好出生于圣塞西莉亚日(11月22日,Saint Cecilla,掌管音乐的主保圣人)。这个名叫爱德华·本杰明·布里顿的孩子9岁就会创作,似乎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天赋,青少年时期创作的作品中,已经展露出光芒和充满个性的跳跃节奏。基于儿时印象的旋律创作的芭蕾音乐《普利茅斯镇》、《幻想四重奏》,无不令人惊艳。布里顿夫人预言说:“他将是继伟大作曲家‘3B’——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之后的第4个B。”
秉异与争议
很多年以后,有人认为布里顿过人的音乐才华是上天赋予的财富。比起布里顿夫人的真知灼见,他们的观点都没什么预见性,至多是为布里顿难以令常人理解的音乐才华附庸一个似乎可信、带些神秘感的出处罢了。生于英国东南洛斯托夫特小镇(Lowestoft)的这个“男孩”,音乐是他从小的玩伴。
16岁时,布里顿进入皇家音乐学院学习。1934年,年轻的布里顿为英国广播电台合唱团(the BBC Singers)写成《有个男孩诞生了》(A Boy was Born)以及毕业习作《简单交响曲》(A Simple symphony)。《有个男孩诞生了》自1934年首演以来,一直在著名合唱曲目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在音乐学院学习的这段时间,像他这样一位早熟的来自外省的音乐天才的出现,似乎并不值得关注,当然基本对自己音乐技巧的自信,他也不在乎评论界对他作品特殊气质的批评。过人的天赋和自负,以及与奥登(W. H. Auden)、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等左翼知识分子保持的密切联系,甚至在“左翼剧团”、邮政局电影团和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工作经历,无疑都是引发某些评论家反感布里顿的缘由,即使是一些忠实的朋友,也对作曲家的新朋友与社会关系持怀疑态度。人们对布里顿音乐之外的指责直到1940年代初因战争才停止。
美国梦
1937年,布里顿还认识了男高音彼得·皮尔斯(Peter Pears),后者成为他音乐创作的合作伙伴和亲密伙伴,更是布里顿各类型歌唱作品首演的演唱者。1939年,音乐家和彼得·皮尔斯跟随诗人奥登前往美国。在美国的生活轻松而愉快,他甚至获得与作曲家科普兰(Aaronl Copland)见面的机会。
布里顿在美国的创作,后来被称作“美国风格”。他创作了大量轻歌剧,其中的“合唱小歌剧”《保罗·本扬》(PaulBunyan,1941年)由奥登编剧,体现了美国“梦”的实现和罗斯福“新政”的实施,至今广受欢迎。然而纽约首演之后,作品就被撤换,事实上它被遗忘了25年之久,但这部作品证明了布里顿的才能:他不仅通晓美国音乐、乡村音乐、西方音乐和布鲁斯等音乐的风格特征,也熟悉诸如库特·威尔(Kurt Weill)和科拉·波特(Cole Porter)等作曲家的作品。而这些都是当时的英国听众所不熟悉、也不屑于了解的。
1942年,布里顿和皮尔斯决定返回英国。留在美国的奥登对布里顿十分担忧,他给布里顿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提醒布里顿要在有序与混沌、放荡不羁与正常的传统习俗之间寻求生活与艺术的平衡:“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会、或许是永远会被崇拜你的人所包围,人们会关照你,以你做的一切事情为荣……你会永远觉得,只要扮演一个可爱的天才小男孩的角色,建立自己的温暖爱巢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假如真正想要发挥自己的全部才能,就不得不去吃苦,用完全不同于目前状态的方式去历经磨难。”
在布里顿的生活中,除了奥登,还有其他人发表过类似的言论。从表面看起来,布里顿可能已经用一定形式的自我抵制了奥登所谓的他的放荡不羁,但人们还是能清楚地看到,当他有违正常有序的生活状态时,创作往往能够达到最高水平,而这种情感体验都会自然地在他的声乐与戏剧音乐中表现出来。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布里顿在坚持传统和勇于创新之间几乎一直保持着罕见的平衡状态,因此他并不被看作是一个背离传统的人,但这同样并不妨碍他被视作20世纪欧洲音乐界的核心人物之一。
我的根基在这里
“美国风格”在布里顿回国后戛然而止。欧洲人对布里顿音乐的体验开始于《米开朗基罗十四行诗》(Michelangelo Sonnets)和为男高音、圆号与弦乐器创作的《英国小夜曲》(English Serenade)。后者是布里顿从美国回到英国之后从事创作的开端。
仿佛一旦离开了美国,他就立刻投身于极富英国特性的世界中,英国的语言令他狂热不已,他也对本民族的音乐风格坚信不疑,这在去美国之前,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
有大量的事实可以说明布里顿重新发现英国民族根基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指布里顿回到了他的归属地。当布里顿1941年末在美国因情绪低落而不能够作曲的时候,此时普塞尔(Henry Purcell,1659~1695,英国作曲家)和伊利莎白时期的音乐激发了他的兴趣,英国的语言对他具有多么戏剧化和显而易见的作用。布里顿对普塞尔歌曲的独特理解促使他在纽约生活的最后几个月中就已经开始编配极富个性的民间歌曲了。
《圣诞颂歌仪式》(A Ceremony of Carols)是布里顿在跨越北大西洋返回英国的路上创作的。这部作品被看成是布里顿最真实的英国之音。其中的歌词是用一个普通的主题来表达一个新的意义。竖琴与男童声音的奇妙结合,产生出激动人心的音响,其中的几个舞蹈性乐章颇有普塞尔的魅力。为歌词所配置的音乐既充满活力,又贴切而风格鲜明。这部作品展示出一种正式典礼的性质,这一特性也贯穿在布里顿晚期的许多作品中,特别是《圣歌》(Canticles)、60年代创作的教堂寓言剧系列,以及一些能够用合唱队的声部进出来预示戏剧性发展、预示寓言剧中一些典礼场景的精彩过程。
两首安魂曲
布里顿有两部安魂交响曲极易在曲名方面引起混淆,通常将注明布里顿的作品20号为《安魂交响曲》,作品60号为《战争安魂曲》。《安魂交响曲》是1940年初在美国受托创作,美国有人通过英国文化协会的一个高级文职官员问布里顿是否愿意为某外国王室的一次庆祝大典创作一部交响曲,布里顿声明只要不要求他进行民族主义的宣传就无异议。着手写作后,他才得知这部交响曲将参加日本皇朝建立2600周年的庆祝活动,这使布里顿处境窘迫—此时日本早已发动了侵华战争。
布里顿是一个热烈的和平主义者,他最终选用了“追荐亡人弥撒曲”来作为这部“庆典交响曲”的主题,日本政府居然接受了这部交响曲的提纲及题材。但在完成的手稿送出后不久,就有人转告布里顿某些方面“出了一点问题”。1940年底,日本政府通过驻伦敦的日本大使向英国发出一份愤怒的抗议书,声称英国呈交的是一部根据基督教义和礼拜仪式来污辱日本天皇的作品。
既然日本的委托取消了,于是在次年3月29日,纽约爱乐乐团作了首次公演。另一部《战争安魂曲》(Op.60,1961)则在1962年的5月,英国考文垂的圣米迦勒大教堂举行献堂式上首次演出了。这首宏大的声乐作品不仅追思了战争中死去的人们,同时也具有极其鲜明的反战内容。作品所用的歌词,除了追思弥撒的经文之外,还选用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青年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诗集中的9篇诗章。布里顿在总谱里封上引用欧文的诗说:“我的主题是战争,以及战争的悲痛。诗人所能作的一切在于提出警告,以唤起世人的戒心。”
经历过大量反对以英语演出歌剧的奇怪言论后,对英语的挚爱使得布里顿决定自行创立“英国歌剧团”(English Opera Group),1948年,他又创办了著名的“奥尔德堡艺术节”(Aldeburgh Festival),这个音乐节首演了不少布里顿和其它英国作曲家的作品,至今每年6月都会举行。1957年,布里顿到日本旅行,这个曾与他有过纠葛的国家,并没有让他排斥这个民族的音乐,后期的音乐里,也有了东方情调的韵味。也正是这样的兼蓄,得以让我们想起布里顿夫人斩钉截铁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