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署将组织全国审计机关对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这条7月28日在国家审计署网站挂出来的消息，在发布者看来这可能只是一个例行的政务公开，但却瞬间传遍市场，并戳中了社会舆论的敏感点。
　　即便2011年曾有过对政府债务的全面审计，但舆论仍认为此次动作意义非常。随着近几年地方债展现出了一种脱缰般的历史惯性，公众对它的情绪也开始由忧虑转向惊慌。人们不再轻易相信前几年官方口径中“总体可控”的描述，不再对地方政府的自我纠正能力保持乐观，取而代之的，是对地方财政是否会崩溃、养老金是否会被拿来垫背等问题的焦虑，以及对中央迅速出台严厉调控政策的期待。媒体将这次审计解读为“债务‘黑洞’已经引发中央高度警觉”，就是这种期待的表现。
　　被期待能根本解决问题的措施之一，就是改革分税制。这套1994年曾成功解救中央财政困境、理顺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财税制度，现在在一些解读里成为“土地财政”、“地方债”，甚至房地产泡沫的罪魁祸首。因为它的分配是中央拿大头、地方拿小头，事实上导致了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情况，使得层级越低的地方就越容易入不敷出，逼得地方政府卖地举债为生。在很多建议里，变革分税体制已经成为解决地方债的“题眼”。
　　分税制在其改革之初没能充分匹配财权与事权，确实带有先天不足。但在地方债的消化问题上，财税改革只能是推倒多米诺的第一张牌，并不能算关键。在地方举债中，包括教育、医疗等在内的公益性举债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基建举债。审计署之前对36个地方政府债务的抽样审计就显示，用于交通运输、保障性住房、土地收储和市政建设的债务支出增长较大，分别比2010年增加3295.45亿元、720.68亿元、652.83亿元和407.74亿元。可见地方大肆举债，并不一定是因为贫血严重，反而是因为血液里充斥了过量的GDP荷尔蒙。
　　一到地方政府换届必有借债潮的规律，或可佐证这个观点。2007年和今年两个换届之年的年初，地方都曾出现过政府借债的高潮，基建举债则是高潮中的主角。在今年1月《经济参考报》的报道中，“地方高速公路等交通基础建设投资出现大面积亏损”的现象和“地方政府通过举债大力推进铁路公路建设”的事实同时出现，非要在“一级二级公路就可满足需要”的山区建高速的怪事比比皆是，这很明显是为了拉高GDP而进行的盲目投资，背后则可见地方官的政绩冲动。
　　所以，不得不如祥林嫂一般地重复：和解决中国很多重要问题一样，阻止地方债的关键也在于去GDP标准、灭GDP崇拜。防止地方官的政绩观和GDP思路发生共振，才是地方债的紧箍咒。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财税体制改革才是有效的，不然在难以遏制的投资冲动之下，简单地给地方更多的税源，不啻于抱薪救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