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16岁离家之前，我们一家七口全睡在同一张床上——那种把木板架高，铺着草席，冬天加上一层垫被的通铺。
　　小时候特别喜欢父亲上小夜班的那几天，因为下课回来时他不在家。他不在，整個家就少了莫名的肃杀和压力，妈妈准确地形容是“猫不在，老鼠呛秋”。午夜父亲回来，他必须把睡得横七竖八的孩子一个个搬动、摆正之后，才有自己可以躺下来的空间。
　　那时候我通常是醒着的。早就被他开门闩门的声音吵醒的我通常装睡，等着洗完澡的父亲上床。他会稍微站定观察一阵，有时候甚至会喃喃自语地说：“实在啊……睡成这样！”然后床板会轻轻抖动，接着闻到他身上柠檬香皂的气味慢慢靠近，感觉他的大手穿过我的肩胛和大腿，整个人被他抱起来放到应有的位子上，然后拉过被子帮我盖好。
　　喜欢父亲上小夜班，其实喜欢的仿佛是这个特别的时刻——半分钟不到，却是完全满足的亲近。长大后的某一天，我跟弟弟妹妹坦承这种装睡的经历，没想到他们都说：“我也是！我也是！”或许亲近的机会不多，所以某些记忆特别深刻。
　　有一年父亲的腿被落盘压伤，伤势严重到必须从矿工医院转到台北的一家外科医院治疗。
　　由于住院的时间很长，妈妈得打工养家，所以他在医院的情形几乎没人知道。某个星期六的中午我放学之后，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冲动，我竟然跳上开往台北的火车，下车后从火车站不停地问路走到那家外科医院，然后在挤满六张病床和陪伴家属的病房里，看到一个毫无威严、落魄不堪的父亲。
　　他是睡着的。他的头发没有梳理，既长且乱，胡子也好像几天没刮的样子；打着石膏的右腿露在棉被外，脚指甲又长又脏。
　　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的第一件事竟然就是帮他剪指甲。我就在众人的注视下，低着头，忍住一直要冒出来的眼泪，小心地帮父亲剪指甲。
　　当我剪完所有的指甲，抬起头才发现，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睁着眼睛看着我。
　　“妈妈叫你来的？”“不是。”“你自己跑来没跟妈妈说？”“没有。”直到天慢慢转暗，外头霓虹灯逐渐亮起来之后，父亲才开口说：“暗了，我带你去看电影，你晚上就睡这边吧！”
　　那天夜晚，父亲一手撑着我的肩膀，一手拄着拐杖，小心穿越周末熙攘的人群，走过长长的街道，带我去看了一场电影。
　　一路上，当我不禁想起小时候和父亲以及一群叔叔伯伯，踏着月色去九份看电影的情形时，父亲正好问我：“记不记得小时候我带你去九份看电影？”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一个人到台北，第一次单独和父亲睡在一起，第一次帮父亲剪指甲，却也是最后一次和父亲一起看电影。
　　那是一家比九份升平戏院大很多的电影院，叫远东戏院。那天上演的是一部日本片，导演是市川昆，片名叫《东京世运会》。
　　片子很长，长到父亲过世20年后的现在，它还不时在我脑海里上演着。
　　（摘自《台湾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