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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高不可及的要求作为正常执行力的衡量标准，营造执行高压，往往会形成执行乱象。
很多企业都在强调执行力，普遍认为执行力的高低决定着一个企业是否具有竞争力和创造力。企业打造执行力无可厚非，但尊重人才是关键。《淮南子》一书，在这方面可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因所有而并用之”值得借鉴
“因所有而并用之”一一出自《淮南子》第十一卷“齐俗训”，是针对一种对执行者过于理想化要求而言的。人们在劳动和生活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质，如果—定要按一种理想模式选择合作者，往往可遇而不可求。书中说：“待西施、毛嫱而为配，则终身不家矣。”意思是如果—定要等到西施和毛嫱这样的美女才婚配，那么终身将难以成家。一些管理者对执行力的苛求何尝不是如此？
《淮南子》指出：“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并用之”。如果想有所建树，就不要指望有历史上那样的执行英才俊才出现，而应对现有人才加以充分利用。《淮南子》告诉我们，像苌弘、师旷那样在执行中“先知远见，达视千里”的杰出人物，当然令人神往，但不能将“先知远见，达视千里”作为衡量所有人执行力的标准，“因所有”才是一个现实的基础。也许与强势企业相比，自己所面对的执行团队有一定差距，但管理者不能脱离实际，而应对现有执行者给予必要的尊重。
“因所有”需通过“并用之”的实践表现出来，这不仅可使现有执行力发挥出最大效能，甚至还可化腐朽为神奇。《淮南子》举了一个例子：“伊尹之兴土功也，修胫者使之跖镬，强脊者使之负土，眇者使之准，伛者使之涂，各有所宜，而人性齐矣。”意思是说，伊尹在兴建土木工程时，安排腿长的去踩锹，背力强的去背土，独眼的去测水准，驼背的去铺抹地坪。这样，各种人都被用得恰到好处，他们的价值也都得到了尊重。如果说“并用之”是“一个也不能少”，那关键就在于管理者要慧眼独具，扬长避短，使之各尽所能。即使一个人看起来有执行缺陷，换一个角度观察就有可能转化成执行优势，不能随意将他们淘汰。
需要强调的是，“因所有”并非退而求其次的无奈，而是为了防止过于依赖具体人的执行力，着重于形成制度执行力。团队中涌现出卓越的执行者，当然是件好事，但不能过于依赖个别人的执行力，还应重视制度的作用。《淮南子》指出：“夫挈轻重不失铢两，圣人弗用，而悬之乎铨衡；视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准。”团队中即使有能用手掂量物体轻重不差铢两的人，也不能偏听偏信，用秤衡量更为可信；即使有能目测物体高低不差分寸的人，聪明的管理者同样不可任其枉下结论，还是用仪器测量物体更为稳妥。因为“人材不足专恃，而道术可公行也”，个别特殊人才的作用总是有限的，大家都能遵守的制度才普遍适用。
高压之下的执行力不足为凭
“因所有”还具有充分发挥现有执行团队潜能的积极意义，但在特定时间段，执行潜能的发挥总有限度，“高不可及者，不可以为人量”。将高不可及的要求作为正常执行力的衡量标准，营造执行高压，往往会形成执行乱象。比如，现实中各银行间的“拉存款”大战，正应了《淮南子》里的一句话：“饰智而诈上，犯邪而干免”。在考核高压下，执行者难免有用智巧欺诈上级、用歪门邪道避免惩罚的现象发生。银行方面为了吸引大量居民存款，要求每人每月都要完成一定的吸蓄增量，完不成指标就要被降级、撤职，甚至下岗。在巨大压力下，完成指标就成了月末、季末存贷比考核的数字游戏。为了关键日的冲点，银行职员用尽招数揽蓄，甚至高价“买”存款，客户100万存1天就可获取利息两三千。这种“执行力”的结果就是在形式上“达标”了，但在实际效果上根本就不靠谱。用这种手段来增加存款量，就意味着成本上升、风险上升，很可能导致收益率低下，甚至是负收益。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淮南子》中说：“高为量而罪不及，重为任而罚不胜，危为禁而诛不敢。”将执行标准提得极高后，就需问罪于那些达不到标准的人；将任务规定得很重，就需惩罚那些完不成任务的人；将复杂化和困难化的事交给下级，并要诛杀那些不敢去做这些事情的人。这就是今天所说的任务“黑洞”。在任务“黑洞”面前，正常的招数失效后，相互欺诈就成了潜规则。于是，“虽峭法严刑，不能禁其奸”，长期下去，执行团队的风气就会越变越坏。
决策应从执行力实际出发
按“因所有而并用之”要求，管理中原本没有不合格的执行力，只有不合适的管理。如用管理者头脑中理想的模式来衡量，要求人人形成卓越的执行力，那几乎所有的执行团队都可能出现“洪洞县里无好人”的尴尬。在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面前，管理者与其在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中自慰，不如进行“入乡随俗”的理性选择。如说这是对目前所流行的执行观的一种颠覆，不如说是一种清醒。
“中国企业执行力严重缺失”是个伪命题，管理者应从急于求成的心态中走出来。执行力问题被关注，是与企业家把企业做强做大的强烈冲动分不开的。以中国市场之大，任何一个淘金者在理论上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任何一个成长瓶颈也都可能以执行不力表现出来。培训机构针对管理者的业绩冲动，也在执行力问题上推波助澜，所谓“执行力危机”就被提到一个空前高度。事实上，长期以来，生产率的持续提高远大于劳动力成本的增长幅度。统计数据告诉我们，执行力从来不存在什么危机，如果管理者感到有这种危机存在，那恰是出现了管理危机，需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型。
决策应当体现“管理就是服务”的精神，努力圆大家的梦。如果管理者不能否认“因所有而并用之”的合理性，那就应承认执行力不是用来被提升的，而是应为之服务的。执行力固然有一个提高的任务，需进行必要培训，但那既是一种投资，也是一种服务。否则，如果不是在揠苗助长，就是要变本加厉地盘剥。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情况下，管理者往往有一种高居于执行力之上的优越感，似乎我（决策）可包打天下，只是你们（执行）做不到。殊不知，有什么样的执行力才能做出什么样的决策，否则不是做了执行力的尾巴，就是超越执行力水平的冒进，后者同样不足取。
《淮南子》在“齐俗训”一文中说，古时胡人善于骑马，越人善于泛舟，这是因地制宜形成的优势。如让他们各自做自己不熟悉的事，他们都将难以适应，原有的优势就会变得毫无用处。因此，要从实际出发，统筹安排，努力做到“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这样才能形成各具特色的执行力。
很多企业都在强调执行力，普遍认为执行力的高低决定着一个企业是否具有竞争力和创造力。企业打造执行力无可厚非，但尊重人才是关键。《淮南子》一书，在这方面可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因所有而并用之”值得借鉴
“因所有而并用之”一一出自《淮南子》第十一卷“齐俗训”，是针对一种对执行者过于理想化要求而言的。人们在劳动和生活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质，如果—定要按一种理想模式选择合作者，往往可遇而不可求。书中说：“待西施、毛嫱而为配，则终身不家矣。”意思是如果—定要等到西施和毛嫱这样的美女才婚配，那么终身将难以成家。一些管理者对执行力的苛求何尝不是如此？
《淮南子》指出：“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并用之”。如果想有所建树，就不要指望有历史上那样的执行英才俊才出现，而应对现有人才加以充分利用。《淮南子》告诉我们，像苌弘、师旷那样在执行中“先知远见，达视千里”的杰出人物，当然令人神往，但不能将“先知远见，达视千里”作为衡量所有人执行力的标准，“因所有”才是一个现实的基础。也许与强势企业相比，自己所面对的执行团队有一定差距，但管理者不能脱离实际，而应对现有执行者给予必要的尊重。
“因所有”需通过“并用之”的实践表现出来，这不仅可使现有执行力发挥出最大效能，甚至还可化腐朽为神奇。《淮南子》举了一个例子：“伊尹之兴土功也，修胫者使之跖镬，强脊者使之负土，眇者使之准，伛者使之涂，各有所宜，而人性齐矣。”意思是说，伊尹在兴建土木工程时，安排腿长的去踩锹，背力强的去背土，独眼的去测水准，驼背的去铺抹地坪。这样，各种人都被用得恰到好处，他们的价值也都得到了尊重。如果说“并用之”是“一个也不能少”，那关键就在于管理者要慧眼独具，扬长避短，使之各尽所能。即使一个人看起来有执行缺陷，换一个角度观察就有可能转化成执行优势，不能随意将他们淘汰。
需要强调的是，“因所有”并非退而求其次的无奈，而是为了防止过于依赖具体人的执行力，着重于形成制度执行力。团队中涌现出卓越的执行者，当然是件好事，但不能过于依赖个别人的执行力，还应重视制度的作用。《淮南子》指出：“夫挈轻重不失铢两，圣人弗用，而悬之乎铨衡；视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准。”团队中即使有能用手掂量物体轻重不差铢两的人，也不能偏听偏信，用秤衡量更为可信；即使有能目测物体高低不差分寸的人，聪明的管理者同样不可任其枉下结论，还是用仪器测量物体更为稳妥。因为“人材不足专恃，而道术可公行也”，个别特殊人才的作用总是有限的，大家都能遵守的制度才普遍适用。
高压之下的执行力不足为凭
“因所有”还具有充分发挥现有执行团队潜能的积极意义，但在特定时间段，执行潜能的发挥总有限度，“高不可及者，不可以为人量”。将高不可及的要求作为正常执行力的衡量标准，营造执行高压，往往会形成执行乱象。比如，现实中各银行间的“拉存款”大战，正应了《淮南子》里的一句话：“饰智而诈上，犯邪而干免”。在考核高压下，执行者难免有用智巧欺诈上级、用歪门邪道避免惩罚的现象发生。银行方面为了吸引大量居民存款，要求每人每月都要完成一定的吸蓄增量，完不成指标就要被降级、撤职，甚至下岗。在巨大压力下，完成指标就成了月末、季末存贷比考核的数字游戏。为了关键日的冲点，银行职员用尽招数揽蓄，甚至高价“买”存款，客户100万存1天就可获取利息两三千。这种“执行力”的结果就是在形式上“达标”了，但在实际效果上根本就不靠谱。用这种手段来增加存款量，就意味着成本上升、风险上升，很可能导致收益率低下，甚至是负收益。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淮南子》中说：“高为量而罪不及，重为任而罚不胜，危为禁而诛不敢。”将执行标准提得极高后，就需问罪于那些达不到标准的人；将任务规定得很重，就需惩罚那些完不成任务的人；将复杂化和困难化的事交给下级，并要诛杀那些不敢去做这些事情的人。这就是今天所说的任务“黑洞”。在任务“黑洞”面前，正常的招数失效后，相互欺诈就成了潜规则。于是，“虽峭法严刑，不能禁其奸”，长期下去，执行团队的风气就会越变越坏。
决策应从执行力实际出发
按“因所有而并用之”要求，管理中原本没有不合格的执行力，只有不合适的管理。如用管理者头脑中理想的模式来衡量，要求人人形成卓越的执行力，那几乎所有的执行团队都可能出现“洪洞县里无好人”的尴尬。在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面前，管理者与其在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中自慰，不如进行“入乡随俗”的理性选择。如说这是对目前所流行的执行观的一种颠覆，不如说是一种清醒。
“中国企业执行力严重缺失”是个伪命题，管理者应从急于求成的心态中走出来。执行力问题被关注，是与企业家把企业做强做大的强烈冲动分不开的。以中国市场之大，任何一个淘金者在理论上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任何一个成长瓶颈也都可能以执行不力表现出来。培训机构针对管理者的业绩冲动，也在执行力问题上推波助澜，所谓“执行力危机”就被提到一个空前高度。事实上，长期以来，生产率的持续提高远大于劳动力成本的增长幅度。统计数据告诉我们，执行力从来不存在什么危机，如果管理者感到有这种危机存在，那恰是出现了管理危机，需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型。
决策应当体现“管理就是服务”的精神，努力圆大家的梦。如果管理者不能否认“因所有而并用之”的合理性，那就应承认执行力不是用来被提升的，而是应为之服务的。执行力固然有一个提高的任务，需进行必要培训，但那既是一种投资，也是一种服务。否则，如果不是在揠苗助长，就是要变本加厉地盘剥。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情况下，管理者往往有一种高居于执行力之上的优越感，似乎我（决策）可包打天下，只是你们（执行）做不到。殊不知，有什么样的执行力才能做出什么样的决策，否则不是做了执行力的尾巴，就是超越执行力水平的冒进，后者同样不足取。
《淮南子》在“齐俗训”一文中说，古时胡人善于骑马，越人善于泛舟，这是因地制宜形成的优势。如让他们各自做自己不熟悉的事，他们都将难以适应，原有的优势就会变得毫无用处。因此，要从实际出发，统筹安排，努力做到“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这样才能形成各具特色的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