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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东洋学派”与“古史辨派”的创始人，白鸟库吉与顾颉刚都展开对《禹贡》“九州”名称由来的考证，二者在主要证据、结论、视角、考辨方式、论证层次上有明显差异。关于《禹贡》“九州”名称的产生时间，白鸟库吉认为产生于春秋时代，孔子之前，顾颉刚认为“九州说”产生于春秋中叶，而《禹贡》“九州”中九个州的具体名称产生于战国时代。白鸟库吉将《禹贡》“九州”中关于地理位置、民族疆域、人文、贡赋等记述认定为源于中国传统思想的传说，并不具有地理记述价值，顾颉刚则将其视作一个不断演化、渐趋具体化的地理学概念；白鸟库吉的考证只关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因素，完全忽视地理性因素，而顾颉刚不仅考虑到五行思想的因素，而且更多地关注地理沿革；白鸟库吉把《禹贡》“九州说”当作“尧舜禹抹杀论”的一个重要证据，而顾颉刚对《禹贡》“九州”的考证相对独立，没有较强的结论指向性。
关键词：白鸟库吉；顾颉刚；《禹贡》“九州说”
中图分类号：K3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16）05016205
日俄战争后，以东洋学派为代表的日本史学界展开对中国古代疆域变迁的研究，随着日本相关研究的开展，民国史家也掀起了重新考辨中国古代史的热潮。在近代中日学者的上述研究浪潮中，以白鸟库吉为首的“东洋学派”和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各自进行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成为主要代表。由于二者都开展了对《禹贡》“九州说”的质疑，白鸟库吉将《禹贡》“九州”的名称由来问题作为“尧舜禹抹杀论”的重要论据。顾颉刚则专门将《禹贡》“九州”与《商颂》《史记》《多方》《诗经》等实际进行详细比对，以辨析《禹贡》“九州”的名称由来与产生时间。因此，本文试图比较二者对《禹贡》“九州”名称由来的辨析，探寻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在考证视角、方式、结论上的异同，进而剖析二者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突出特征与核心意图。
一、《禹贡》“九州”的名称由来
白鸟库吉始终将对《禹贡》“九州”的研究作为“尧舜禹抹杀论”的有力证据，在他最早以《禹贡》“九州”作为例证的《尚书高等批判》中，白鸟库吉认为：尧舜禹的事迹并非
历史事实，而是根据中国传统的宗教性思想因素（诸如十二宫、二十八宿、阴阳思想、占星思想、五行思想等）臆想出来的传说。《禹贡》“九州”的名称就是有力证据。白鸟库吉提到了《禹贡》“九州”中的四个州的名称：“东为青州，乃依据五行，东方应为木德，色青；西为梁州，乃依据十二宫中正西为大梁（即太白金星），又称梁星，故此取梁州之名；南为扬州，想来乃取阳扬相通之意；北为冀州，乃因冀字中包含北字而用之。据此察知，作者欲隐藏其马脚，可谓煞费苦心。”[1]395关于冀州的名称与地位，白鸟库吉补充道：“《禹贡》之记载北方自冀州始，此说基于北斗为帝王之座思想，故尧舜禹三君皆以冀州为都城。”[1]395-396可见，白鸟库吉分别从五行、十二宫、字音与阴阳思想、字形四个方面找寻出《禹贡》四州的名称来源于中国传统的哲学性思想，以此否定《禹贡》“九州”的真实存在性。从白鸟库吉以四州的名称各自代表一个中国传统思想因素的论断来看，《禹贡》四州完全没有被当作地理上的实际存在，而仅仅被当作某种思想意识的体现。
另外，在提到“九州”时，白鸟库吉更加关注的是“九”这个数字：“至于九山、九泽、九州等，记录为九，亦源于易经中太阳之数，可见《禹贡》中包含易之思想。另，提及九州之土色，称白赤黄青黑等，应据五行之数推算之。”[1]396上述论证也表明，白鸟库吉在对《禹贡》“九州”的分析中，首先致力于将《禹贡》“九州”中四州的名称与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性思想建立联系；其次将“九州”中的数字“九”与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习惯性使用的数字“九”联系起来；最后将“九州”的土色与五行中的五色对应起来。通过上述诸多联系，《禹贡》“九州”中关于地理位置、民族疆域、人文、贡赋等记述被白鸟库吉认定为源于中国传统思想的传说，并不具有地理记述的价值。
顾颉刚对“九州”名称的考辨是从“九州”这个总称开始的，他先梳理古书中“州”字涵义的演化过程，指出：“州”最早是“岛”、“有界划之义”，到了春秋时期变成“小区域的名称”[2]43-44。在春秋时代中叶以前，“九州”仅仅是一个统称而已，并没有确定九个州的名称与疆界。到了战国时期，“九州”之说才具体化为九个州，其名字也开始确定下来。关于《禹贡》“九州”具体名称的由来，顾颉刚在《尚书禹贡注释》中对“九州”中的冀州、青州、扬州、荆州、梁州名称由来做了具体解读。“冀是春秋时的国名，后为晋所灭，今陕西河津县有冀亭，即古冀国。冀州的名称因古冀国而来”[3]117。“青州是《禹贡》九州中最东的一州，五行家说东方色青，所以取名青州”[3]128。“在《禹贡》里，徐州之南为扬州，这‘扬’字是怎么来的呢？按‘扬’与‘越’为双声，所以两字可以通用”，“故‘越’可以称‘扬’，‘於越’亦可称‘扬越’”，“所以《禹贡》里的扬州无异说是‘越州’。”而春秋以后，淮水以南之地就称为“越” [2]60-61。“荆州的名称取自荆山之名” [3]139。“梁州乃战国时秦人语，秦始皇始开巴郡、蜀郡、秦人栈道四出，通于蜀、汉，梁即桥梁的意思”[3]47。
关于余下的四州，即兗州、徐州、豫州、雍州的名称，尽管在《尚书禹贡注释》中并没有专门性解读，但是，通读《尚书禹贡注释》，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之所以没有专门提及，并不是顾颉刚觉得这四州的名称来源无从考证，而是认为这四州的名称来源是一个无需多做解释的共识性问题。在他许多提到《禹贡》“九州”的著作中，都可以发现这种意识，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总结出顾颉刚判断的其他四州的名称来源：即兗州来源于水名、徐州来源于国名、雍州来源于国的都邑名称、豫州来源于地区名称。因此，我们大致可以认定，在顾颉刚那里，对《禹贡》“九州”的名称由来都是经过详细考证，并得出确定性结论的。 二、《禹贡》“九州”名称的产生时间
关于《禹贡》“九州”名称的产生时间，白鸟库吉并未作专门性考证，只是在推定尧舜禹传说产生时间的时候，指出：“《书经》中可见关于禹九州之记述，齐之邹衍亦如是说，尧舜禹之事若以为孔子以尧拟于天，则与今日所传之说法相同，尧应于孔子时代即为人所知，于《诗经》之时代亦为所知矣。另，十二宫、二十八宿中之星相名称，于《诗经》中亦有所见，阴阳之思想虽未见于《诗经》中，亦未见于《论语》中，然若因未发现而全然否认其存在亦为不合理。且从其他事实类推，亦可得出其为同时代之结论。故此可以辨明，此思想意识于春秋时代，即孔子时代以前即已存在也。”[1]396-397他认为《尧典》中的十二宫、二十八宿的记述并非立足于对天文的实地观测，而是从占星思想出发杜撰出来的，《禹贡》中对“九州”的记述也不是历史地理事实，而是依据《易经》中的山岳崇拜思想和五行思想对现实的演绎而已。所以，在论证“尧舜禹抹杀论”时，《禹贡》“九州说”被白鸟库吉多次列举，成为重要证据。
顾颉刚则对《禹贡》“九州”名称产生时间问题作了专门考证。他将“九州说”的产生时间与九个州的具体名称的产生时间相区分，认为“九州说”产生于春秋中叶，而九个州的具体的位置和名称是战国时期产生的。顾颉刚先从古籍中梳理出“州”字涵义的演化过程，又从《左传》中记载的“茫茫禹迹、划为九州”出发，列举出《商颂》《史记》中关于“九州”的记载，并以“齐侯钟”铭文中的“咸有九州，处禹之都”为依据，证明“春秋时人分天下为九州的观念，确是起于孔子之前的”，而由“小区域的州变为大区域的州，偏隅的九州变为禹跡的九州，似乎是春秋中叶的事”[2]50-52。到了战国时期，“因吞并的结果，小国之数日减，仅存几个强国（如秦、楚）或古国（如周、衛）约略与九州相当，遂使九州之说益臻具体化，而有《禹贡》等分州之书出现”[2]74。
关于“九州说”产生于春秋时代中叶，顾颉刚提出了四项证据。第一，古代人说的“九”是虚数，“他们只要说地方区域之多，却不知道应当说有多少个区域才对，所以就用虚数九来作代表”[2]53。第二，《多方》中的“方”字，本义为邦国，《诗经》中的“徐方”和《左传》中的“冀方”恰与《禹贡》“九州”中的徐州和冀州在文字上相通。“徐方”与“九州说”没有什么牵连，而冀州就是由“冀方”演化而来。因此，“州”是由“方”演变而来的。第三，在春秋时代，以“丘”为名的地方甚多，并出现“九丘”之说，这也可以作为春秋时代“九州说”出现的一个旁证。第四，春秋以后，强国兼并小国，设立县作为当时最高的行政区域，“疑以统辖的需要和传说的流转，彼此默认县上更当有州，以此九州制虽未成为事实，而在地理学说中遂占有相当的重要地位”。又疑先是州县可以通称，继而随着统辖县数日益增多，自然会想到在县的制度之上设立州制[2]55-56。这样，通过上述四个证据，顾颉刚大致判断出“九州说”产生于春秋时代。并且由于资料缺乏，有些证据仅仅靠推断，因此，关于这个判断是否准确，顾颉刚在做结论时也只能遗憾地说：“以上四端，皆就春秋时的情状推想九州说之所由起，虽以材料缺少，无法证实，亦无从判别其理由的强弱，但总当有十之二三的可能性。”[2]56
关于《禹贡》“九州说”中，九个州的具体名称产生于战国时代，顾颉刚提出五项证据。第一，“五行说”是战国时代出现的。“照五行说，东方之色为青，现在《禹贡》里称山东半岛为青州，这是很明白的应用五行说立州名了”。第二，春秋时期，蜀立国虽久，却与中原隔绝，直至秦惠文王伐蜀，蜀地才成为秦的郡县，成为中原的一部分，《禹贡》里的梁州为蜀境，因此，《禹贡》“九州”中关于梁州的记述是在秦惠文王伐蜀之后。第三，勾践灭吴之后，越与鲁毗邻，由于“扬”与“越”同为雙声，所以《禹贡》九州中的扬州就是“越州”，其名称自然出现于勾践灭吴之后。第四，据钱穆、王树民的考证，认为《孟子》中有“今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的说法，暗指当时相继称王的九个强国。“《禹贡》作者当即此时之人，因取数于称王之九国，而依当时地理知识所及的山川形势，划分九州”。第五，《吕氏春秋》中有将“九州”之制按照战国时国界而定的记载，这进一步证实《禹贡》“九州”之名称是战国时形成的[2]59-62。
从以上五个证据出发，顾颉刚最后下结论说：春秋时代“只有一个虚浮的观念而已，决没有九个州的具体的地位和名称。九个州的具体的地位和名称乃是战国时人的建设”[2]59。接下来，顾颉刚详细论证了《禹贡》“九州”的具体地位和名称，最后下结论说：“我敢说：九州的名词及其具体的说明都是西元前四世纪至三世纪的事。《禹贡》和《职方》等书的著作，只能后于这个时代而不可能早于这个时代。”[2]63
三、对比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对《禹贡》“九州”名称由来的考辨
对比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关于《禹贡》“九州”名称由来的考辨，我们发现，二者除了在某些州名的由来中有共同观点之外，对于《禹贡》“九州”名称的产生时间、各州名称的涵义、对“九州”的解读方式等问题都存在较大分歧，从这些分歧中可以折射出二者对待《禹贡》“九州说”的方式，以及辨析《禹贡》的视角、过程与结论的不同倾向。
二者辨析《禹贡》“九州”名称时，在结论上的相同点在于，对“九州”的“九”字的解释、认为“九州说”中包含五行思想，以及对青州名称由来的考辨上。白鸟库吉关注“九州”中的“九”这个数字，他指出：“至于九山、九泽、九州等，记录为九，亦源于《易经》中太阳之数，可见《禹贡》中包含易之思想。另，提及九州之土色，称白赤黄青黑等，应据五行之数推算之。”[1]396顾颉刚在提及春秋时代出现的数字“九”时，亦将其定位为“虚数”：“他们只要说地方区域之多，却不知道应当说有多少个区域才对，所以就用虚数九来作代表。”[2]53可见，二者都关注到了数字“九”在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中的意义。白鸟库吉将其解读为易的思想，顾颉刚则从古代人的朴素认知出发，论及数字“九”的涵义。在提及青州的名称时，白鸟库吉指出：“东为青州，乃依据五行，东方应为木德，色青。”[1]395顾颉刚也认为“青州是《禹贡》九州中最东的一州，五行家说东方色青，所以取名青州”[3]128。可见，在青州名称由来上，二者的观点完全一致，都认为青州名称源于五行思想中的“东方色青”观念。不过，白鸟库吉对其他三个州的考辨几乎都是基于这种从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信仰出发的思路，这与顾颉刚对其他八个州的考辨几乎都是基于从战国时代具体地理事实的考辨出发的思路又截然不同。 二者在辨析“九州”名称时，从运用的主要证据、结论，到考证视角、考辨方式、论证层次都明显不同。
首先，关于《禹贡》“九州”名称的产生时间问题，白鸟库吉认为产生于春秋时代，孔子之前，顾颉刚认为“九州说”产生于春秋中叶，而《禹贡》“九州”中的九个州的具体名称产生于战国时代。由于白鸟库吉将九州的存在定位为传说而非史实，因此，并非实际存在的九个州名称的产生时间必然与“九州说”这个观念性概念的产生时间一致，这样便没有必要将二者分开考证，仅仅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找寻产生“九州说”这个观念性概念的一些思想性线索，就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推想，并得出结论。而顾颉刚则认为《禹贡》“九州”的出现经历了一个由春秋时代代表一个统称，到战国时代具体化为九个州的过程。在顾颉刚看来，“九州”一词从出现开始就是一个地理学概念，而并非出于幻想，是战国时代的人们对当时地理疆域的实际划分，九个州的名称也基本上是当时实际存在的地理性名词。因此，顾颉刚在对待《禹贡》“九州”时，将其视作一个不断演化、渐趋具体化的地理学概念，这样便有必要分别考证《禹贡》“九州说”的产生时间与九个州名称的产生时间，以细致梳理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地理沿革史。
其次，在“九州”名称的由来上，白鸟的“四州”与顾颉刚的“九州”的结论截然不同。白鸟库吉认为，东方的青州是依据五行中的东方木德、色青的思想而定名的；西方的梁州是因十二宫中的大梁星得名；南方的扬州，是取自与“阳”同音，依据阴阳思想而得名；北方的冀州，是因冀字中包含北字而得名。白鸟库吉仅列举了位于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青州、梁州、扬州、冀州的名字由来。对于上述四州，顾颉刚的结论是：青州来源于五行中的东方色青观念；梁州是战国时秦人语，梁是桥梁之意，指秦始皇开巴蜀二郡，沟通蜀、汉之意；扬州源于“扬”“越”同音，指淮水以南的地区；冀州是指古冀国，是春秋时代的古国。比较二者的结论，除了青州的解释完全一致外，对其他三州名称由来的考证结论是截然不同的。白鸟库吉对四州的考证都是从五行、十二宫、字音与阴阳思想、字形出发进行的。而顾颉刚不仅考虑到五行思想的因素，而且更多地关注地理沿革，他对于梁州、扬州、冀州名称的考证都是基于战国时代的地理沿革作出的。
不仅是对于上述四个州，对于白鸟库吉未经考证的余下来的五个州，顾颉刚的考证也是从地理沿革角度作出的。
再次，二者的考证视角不同。白鸟库吉把《禹贡》“九州说”当作“尧舜禹抹杀论”的一个重要证据，而顾颉刚对《禹贡》“九州”的考证是相对独立的，并没有较强的，或较直接的结论指向性。也就是说，白鸟库吉是为了证实“抹杀论”而作的推断，顾颉刚是为了考证地理沿革而作的考证。白鸟库吉将《禹贡》“九州”中四州的名称与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性思想之间建立起联系，将“九州”的土色与五行中的五色建立联系，其目标是将《禹贡》中关于地理位置、民族疆域、人文、贡赋等记述判定为源于中国传统思想的传说，并不具有地理记述的价值，从而为“抹杀论”提供依据。顾颉刚在考证《禹贡》“九州”的具体名称时，基本上围绕为《禹贡》做注释这个目标，尽管其关于《禹贡》“九州说”的产生时间和九个州的名称产生时间的结论论证了“层累说”，但是，与白鸟库吉的《禹贡》“九州”与“抹杀论”之间存在明显的依据与结论的关系相比，顾颉刚对《禹贡》“九州”的考证是相对独立、完整的。
复次，二者的考证方式不同，白鸟库吉多考虑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因素，从文化思想出发的角度就导致在其考证《禹贡》“九州”名称时并未关注时间顺序，也就是说，白鸟库吉对《禹贡》“九州”的研究并不是以时间为基轴进行的地理学考辨，而是以中国文化的内容性特征为核心展开的思想性论证。这与顾颉刚牢牢锁定《禹贡》“九州说”和九个州的具体名称的产生时间的论证方式截然不同，由于顾颉刚要考证出这两个问题，所以，在史料的选取与甄别上，核心注重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沿革与地理变迁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之间纵横捭阖所导致的诸国疆域布局与存在状态、互相征伐所带来的疆域变迁、诸侯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山川地理的控制程度等等。上述考辨中国古史的出发点与方式的不同，导致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对《禹贡》“九州”的研究是沿着完全不同的两个路径进行的。
最后，从二者上述辨析《禹贡》“九州说”的视角、方式、结论上的不同，可以看出二者对《禹贡》“九州说”的论证在层次上存在巨大差异。白鸟库吉从中国传统思想观念入手质疑“九州说”的真实性；顾颉刚从中原王朝不同历史时期的疆域变迁入手考证“九州说”的出现时间与演化过程；白鸟库吉的研究立足于古代汉民族的传统信仰；顾颉刚的研究立足于史籍中的相关历史地理记述；白鸟库吉以强调传统信仰的传说性质作为立论前提，主张彻底的“抹杀”；顾颉刚从中国传统史学的朴学考据出发，以证实《禹贡》“九州说”的真实性作为前提，主张谨慎地“辩证”。因此可以说，二者的研究从出发点到路径、视角、方式、结论都是完全不同的。从二者对《禹贡》“九州”名称由来的上述考辨出发，并不能得出如下结论：顾颉刚对《禹贡》的研究受到了白鸟库吉“抹杀论”的启发与影响。
参考文献：
[1]白鳥庫吉.尚書の高等批判[M]//白鳥庫吉全集：第八卷.日本：岩波書店，1970.
[2]顾颉刚.州与岳的演变[M]//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五.北京：中华书局，2011.
[3]顾颉刚.尚书禹贡注释[M]//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九.北京：中华书局，2011.
作为“东洋学派”与“古史辨派”的创始人，白鸟库吉与顾颉刚都展开对《禹贡》“九州”名称由来的考证，二者在主要证据、结论、视角、考辨方式、论证层次上有明显差异。关于《禹贡》“九州”名称的产生时间，白鸟库吉认为产生于春秋时代，孔子之前，顾颉刚认为“九州说”产生于春秋中叶，而《禹贡》“九州”中九个州的具体名称产生于战国时代。白鸟库吉将《禹贡》“九州”中关于地理位置、民族疆域、人文、贡赋等记述认定为源于中国传统思想的传说，并不具有地理记述价值，顾颉刚则将其视作一个不断演化、渐趋具体化的地理学概念；白鸟库吉的考证只关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因素，完全忽视地理性因素，而顾颉刚不仅考虑到五行思想的因素，而且更多地关注地理沿革；白鸟库吉把《禹贡》“九州说”当作“尧舜禹抹杀论”的一个重要证据，而顾颉刚对《禹贡》“九州”的考证相对独立，没有较强的结论指向性。
关键词：白鸟库吉；顾颉刚；《禹贡》“九州说”
中图分类号：K3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16）05016205
日俄战争后，以东洋学派为代表的日本史学界展开对中国古代疆域变迁的研究，随着日本相关研究的开展，民国史家也掀起了重新考辨中国古代史的热潮。在近代中日学者的上述研究浪潮中，以白鸟库吉为首的“东洋学派”和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各自进行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成为主要代表。由于二者都开展了对《禹贡》“九州说”的质疑，白鸟库吉将《禹贡》“九州”的名称由来问题作为“尧舜禹抹杀论”的重要论据。顾颉刚则专门将《禹贡》“九州”与《商颂》《史记》《多方》《诗经》等实际进行详细比对，以辨析《禹贡》“九州”的名称由来与产生时间。因此，本文试图比较二者对《禹贡》“九州”名称由来的辨析，探寻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在考证视角、方式、结论上的异同，进而剖析二者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突出特征与核心意图。
一、《禹贡》“九州”的名称由来
白鸟库吉始终将对《禹贡》“九州”的研究作为“尧舜禹抹杀论”的有力证据，在他最早以《禹贡》“九州”作为例证的《尚书高等批判》中，白鸟库吉认为：尧舜禹的事迹并非
历史事实，而是根据中国传统的宗教性思想因素（诸如十二宫、二十八宿、阴阳思想、占星思想、五行思想等）臆想出来的传说。《禹贡》“九州”的名称就是有力证据。白鸟库吉提到了《禹贡》“九州”中的四个州的名称：“东为青州，乃依据五行，东方应为木德，色青；西为梁州，乃依据十二宫中正西为大梁（即太白金星），又称梁星，故此取梁州之名；南为扬州，想来乃取阳扬相通之意；北为冀州，乃因冀字中包含北字而用之。据此察知，作者欲隐藏其马脚，可谓煞费苦心。”[1]395关于冀州的名称与地位，白鸟库吉补充道：“《禹贡》之记载北方自冀州始，此说基于北斗为帝王之座思想，故尧舜禹三君皆以冀州为都城。”[1]395-396可见，白鸟库吉分别从五行、十二宫、字音与阴阳思想、字形四个方面找寻出《禹贡》四州的名称来源于中国传统的哲学性思想，以此否定《禹贡》“九州”的真实存在性。从白鸟库吉以四州的名称各自代表一个中国传统思想因素的论断来看，《禹贡》四州完全没有被当作地理上的实际存在，而仅仅被当作某种思想意识的体现。
另外，在提到“九州”时，白鸟库吉更加关注的是“九”这个数字：“至于九山、九泽、九州等，记录为九，亦源于易经中太阳之数，可见《禹贡》中包含易之思想。另，提及九州之土色，称白赤黄青黑等，应据五行之数推算之。”[1]396上述论证也表明，白鸟库吉在对《禹贡》“九州”的分析中，首先致力于将《禹贡》“九州”中四州的名称与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性思想建立联系；其次将“九州”中的数字“九”与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习惯性使用的数字“九”联系起来；最后将“九州”的土色与五行中的五色对应起来。通过上述诸多联系，《禹贡》“九州”中关于地理位置、民族疆域、人文、贡赋等记述被白鸟库吉认定为源于中国传统思想的传说，并不具有地理记述的价值。
顾颉刚对“九州”名称的考辨是从“九州”这个总称开始的，他先梳理古书中“州”字涵义的演化过程，指出：“州”最早是“岛”、“有界划之义”，到了春秋时期变成“小区域的名称”[2]43-44。在春秋时代中叶以前，“九州”仅仅是一个统称而已，并没有确定九个州的名称与疆界。到了战国时期，“九州”之说才具体化为九个州，其名字也开始确定下来。关于《禹贡》“九州”具体名称的由来，顾颉刚在《尚书禹贡注释》中对“九州”中的冀州、青州、扬州、荆州、梁州名称由来做了具体解读。“冀是春秋时的国名，后为晋所灭，今陕西河津县有冀亭，即古冀国。冀州的名称因古冀国而来”[3]117。“青州是《禹贡》九州中最东的一州，五行家说东方色青，所以取名青州”[3]128。“在《禹贡》里，徐州之南为扬州，这‘扬’字是怎么来的呢？按‘扬’与‘越’为双声，所以两字可以通用”，“故‘越’可以称‘扬’，‘於越’亦可称‘扬越’”，“所以《禹贡》里的扬州无异说是‘越州’。”而春秋以后，淮水以南之地就称为“越” [2]60-61。“荆州的名称取自荆山之名” [3]139。“梁州乃战国时秦人语，秦始皇始开巴郡、蜀郡、秦人栈道四出，通于蜀、汉，梁即桥梁的意思”[3]47。
关于余下的四州，即兗州、徐州、豫州、雍州的名称，尽管在《尚书禹贡注释》中并没有专门性解读，但是，通读《尚书禹贡注释》，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之所以没有专门提及，并不是顾颉刚觉得这四州的名称来源无从考证，而是认为这四州的名称来源是一个无需多做解释的共识性问题。在他许多提到《禹贡》“九州”的著作中，都可以发现这种意识，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总结出顾颉刚判断的其他四州的名称来源：即兗州来源于水名、徐州来源于国名、雍州来源于国的都邑名称、豫州来源于地区名称。因此，我们大致可以认定，在顾颉刚那里，对《禹贡》“九州”的名称由来都是经过详细考证，并得出确定性结论的。 二、《禹贡》“九州”名称的产生时间
关于《禹贡》“九州”名称的产生时间，白鸟库吉并未作专门性考证，只是在推定尧舜禹传说产生时间的时候，指出：“《书经》中可见关于禹九州之记述，齐之邹衍亦如是说，尧舜禹之事若以为孔子以尧拟于天，则与今日所传之说法相同，尧应于孔子时代即为人所知，于《诗经》之时代亦为所知矣。另，十二宫、二十八宿中之星相名称，于《诗经》中亦有所见，阴阳之思想虽未见于《诗经》中，亦未见于《论语》中，然若因未发现而全然否认其存在亦为不合理。且从其他事实类推，亦可得出其为同时代之结论。故此可以辨明，此思想意识于春秋时代，即孔子时代以前即已存在也。”[1]396-397他认为《尧典》中的十二宫、二十八宿的记述并非立足于对天文的实地观测，而是从占星思想出发杜撰出来的，《禹贡》中对“九州”的记述也不是历史地理事实，而是依据《易经》中的山岳崇拜思想和五行思想对现实的演绎而已。所以，在论证“尧舜禹抹杀论”时，《禹贡》“九州说”被白鸟库吉多次列举，成为重要证据。
顾颉刚则对《禹贡》“九州”名称产生时间问题作了专门考证。他将“九州说”的产生时间与九个州的具体名称的产生时间相区分，认为“九州说”产生于春秋中叶，而九个州的具体的位置和名称是战国时期产生的。顾颉刚先从古籍中梳理出“州”字涵义的演化过程，又从《左传》中记载的“茫茫禹迹、划为九州”出发，列举出《商颂》《史记》中关于“九州”的记载，并以“齐侯钟”铭文中的“咸有九州，处禹之都”为依据，证明“春秋时人分天下为九州的观念，确是起于孔子之前的”，而由“小区域的州变为大区域的州，偏隅的九州变为禹跡的九州，似乎是春秋中叶的事”[2]50-52。到了战国时期，“因吞并的结果，小国之数日减，仅存几个强国（如秦、楚）或古国（如周、衛）约略与九州相当，遂使九州之说益臻具体化，而有《禹贡》等分州之书出现”[2]74。
关于“九州说”产生于春秋时代中叶，顾颉刚提出了四项证据。第一，古代人说的“九”是虚数，“他们只要说地方区域之多，却不知道应当说有多少个区域才对，所以就用虚数九来作代表”[2]53。第二，《多方》中的“方”字，本义为邦国，《诗经》中的“徐方”和《左传》中的“冀方”恰与《禹贡》“九州”中的徐州和冀州在文字上相通。“徐方”与“九州说”没有什么牵连，而冀州就是由“冀方”演化而来。因此，“州”是由“方”演变而来的。第三，在春秋时代，以“丘”为名的地方甚多，并出现“九丘”之说，这也可以作为春秋时代“九州说”出现的一个旁证。第四，春秋以后，强国兼并小国，设立县作为当时最高的行政区域，“疑以统辖的需要和传说的流转，彼此默认县上更当有州，以此九州制虽未成为事实，而在地理学说中遂占有相当的重要地位”。又疑先是州县可以通称，继而随着统辖县数日益增多，自然会想到在县的制度之上设立州制[2]55-56。这样，通过上述四个证据，顾颉刚大致判断出“九州说”产生于春秋时代。并且由于资料缺乏，有些证据仅仅靠推断，因此，关于这个判断是否准确，顾颉刚在做结论时也只能遗憾地说：“以上四端，皆就春秋时的情状推想九州说之所由起，虽以材料缺少，无法证实，亦无从判别其理由的强弱，但总当有十之二三的可能性。”[2]56
关于《禹贡》“九州说”中，九个州的具体名称产生于战国时代，顾颉刚提出五项证据。第一，“五行说”是战国时代出现的。“照五行说，东方之色为青，现在《禹贡》里称山东半岛为青州，这是很明白的应用五行说立州名了”。第二，春秋时期，蜀立国虽久，却与中原隔绝，直至秦惠文王伐蜀，蜀地才成为秦的郡县，成为中原的一部分，《禹贡》里的梁州为蜀境，因此，《禹贡》“九州”中关于梁州的记述是在秦惠文王伐蜀之后。第三，勾践灭吴之后，越与鲁毗邻，由于“扬”与“越”同为雙声，所以《禹贡》九州中的扬州就是“越州”，其名称自然出现于勾践灭吴之后。第四，据钱穆、王树民的考证，认为《孟子》中有“今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的说法，暗指当时相继称王的九个强国。“《禹贡》作者当即此时之人，因取数于称王之九国，而依当时地理知识所及的山川形势，划分九州”。第五，《吕氏春秋》中有将“九州”之制按照战国时国界而定的记载，这进一步证实《禹贡》“九州”之名称是战国时形成的[2]59-62。
从以上五个证据出发，顾颉刚最后下结论说：春秋时代“只有一个虚浮的观念而已，决没有九个州的具体的地位和名称。九个州的具体的地位和名称乃是战国时人的建设”[2]59。接下来，顾颉刚详细论证了《禹贡》“九州”的具体地位和名称，最后下结论说：“我敢说：九州的名词及其具体的说明都是西元前四世纪至三世纪的事。《禹贡》和《职方》等书的著作，只能后于这个时代而不可能早于这个时代。”[2]63
三、对比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对《禹贡》“九州”名称由来的考辨
对比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关于《禹贡》“九州”名称由来的考辨，我们发现，二者除了在某些州名的由来中有共同观点之外，对于《禹贡》“九州”名称的产生时间、各州名称的涵义、对“九州”的解读方式等问题都存在较大分歧，从这些分歧中可以折射出二者对待《禹贡》“九州说”的方式，以及辨析《禹贡》的视角、过程与结论的不同倾向。
二者辨析《禹贡》“九州”名称时，在结论上的相同点在于，对“九州”的“九”字的解释、认为“九州说”中包含五行思想，以及对青州名称由来的考辨上。白鸟库吉关注“九州”中的“九”这个数字，他指出：“至于九山、九泽、九州等，记录为九，亦源于《易经》中太阳之数，可见《禹贡》中包含易之思想。另，提及九州之土色，称白赤黄青黑等，应据五行之数推算之。”[1]396顾颉刚在提及春秋时代出现的数字“九”时，亦将其定位为“虚数”：“他们只要说地方区域之多，却不知道应当说有多少个区域才对，所以就用虚数九来作代表。”[2]53可见，二者都关注到了数字“九”在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中的意义。白鸟库吉将其解读为易的思想，顾颉刚则从古代人的朴素认知出发，论及数字“九”的涵义。在提及青州的名称时，白鸟库吉指出：“东为青州，乃依据五行，东方应为木德，色青。”[1]395顾颉刚也认为“青州是《禹贡》九州中最东的一州，五行家说东方色青，所以取名青州”[3]128。可见，在青州名称由来上，二者的观点完全一致，都认为青州名称源于五行思想中的“东方色青”观念。不过，白鸟库吉对其他三个州的考辨几乎都是基于这种从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信仰出发的思路，这与顾颉刚对其他八个州的考辨几乎都是基于从战国时代具体地理事实的考辨出发的思路又截然不同。 二者在辨析“九州”名称时，从运用的主要证据、结论，到考证视角、考辨方式、论证层次都明显不同。
首先，关于《禹贡》“九州”名称的产生时间问题，白鸟库吉认为产生于春秋时代，孔子之前，顾颉刚认为“九州说”产生于春秋中叶，而《禹贡》“九州”中的九个州的具体名称产生于战国时代。由于白鸟库吉将九州的存在定位为传说而非史实，因此，并非实际存在的九个州名称的产生时间必然与“九州说”这个观念性概念的产生时间一致，这样便没有必要将二者分开考证，仅仅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找寻产生“九州说”这个观念性概念的一些思想性线索，就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推想，并得出结论。而顾颉刚则认为《禹贡》“九州”的出现经历了一个由春秋时代代表一个统称，到战国时代具体化为九个州的过程。在顾颉刚看来，“九州”一词从出现开始就是一个地理学概念，而并非出于幻想，是战国时代的人们对当时地理疆域的实际划分，九个州的名称也基本上是当时实际存在的地理性名词。因此，顾颉刚在对待《禹贡》“九州”时，将其视作一个不断演化、渐趋具体化的地理学概念，这样便有必要分别考证《禹贡》“九州说”的产生时间与九个州名称的产生时间，以细致梳理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地理沿革史。
其次，在“九州”名称的由来上，白鸟的“四州”与顾颉刚的“九州”的结论截然不同。白鸟库吉认为，东方的青州是依据五行中的东方木德、色青的思想而定名的；西方的梁州是因十二宫中的大梁星得名；南方的扬州，是取自与“阳”同音，依据阴阳思想而得名；北方的冀州，是因冀字中包含北字而得名。白鸟库吉仅列举了位于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青州、梁州、扬州、冀州的名字由来。对于上述四州，顾颉刚的结论是：青州来源于五行中的东方色青观念；梁州是战国时秦人语，梁是桥梁之意，指秦始皇开巴蜀二郡，沟通蜀、汉之意；扬州源于“扬”“越”同音，指淮水以南的地区；冀州是指古冀国，是春秋时代的古国。比较二者的结论，除了青州的解释完全一致外，对其他三州名称由来的考证结论是截然不同的。白鸟库吉对四州的考证都是从五行、十二宫、字音与阴阳思想、字形出发进行的。而顾颉刚不仅考虑到五行思想的因素，而且更多地关注地理沿革，他对于梁州、扬州、冀州名称的考证都是基于战国时代的地理沿革作出的。
不仅是对于上述四个州，对于白鸟库吉未经考证的余下来的五个州，顾颉刚的考证也是从地理沿革角度作出的。
再次，二者的考证视角不同。白鸟库吉把《禹贡》“九州说”当作“尧舜禹抹杀论”的一个重要证据，而顾颉刚对《禹贡》“九州”的考证是相对独立的，并没有较强的，或较直接的结论指向性。也就是说，白鸟库吉是为了证实“抹杀论”而作的推断，顾颉刚是为了考证地理沿革而作的考证。白鸟库吉将《禹贡》“九州”中四州的名称与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性思想之间建立起联系，将“九州”的土色与五行中的五色建立联系，其目标是将《禹贡》中关于地理位置、民族疆域、人文、贡赋等记述判定为源于中国传统思想的传说，并不具有地理记述的价值，从而为“抹杀论”提供依据。顾颉刚在考证《禹贡》“九州”的具体名称时，基本上围绕为《禹贡》做注释这个目标，尽管其关于《禹贡》“九州说”的产生时间和九个州的名称产生时间的结论论证了“层累说”，但是，与白鸟库吉的《禹贡》“九州”与“抹杀论”之间存在明显的依据与结论的关系相比，顾颉刚对《禹贡》“九州”的考证是相对独立、完整的。
复次，二者的考证方式不同，白鸟库吉多考虑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因素，从文化思想出发的角度就导致在其考证《禹贡》“九州”名称时并未关注时间顺序，也就是说，白鸟库吉对《禹贡》“九州”的研究并不是以时间为基轴进行的地理学考辨，而是以中国文化的内容性特征为核心展开的思想性论证。这与顾颉刚牢牢锁定《禹贡》“九州说”和九个州的具体名称的产生时间的论证方式截然不同，由于顾颉刚要考证出这两个问题，所以，在史料的选取与甄别上，核心注重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沿革与地理变迁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之间纵横捭阖所导致的诸国疆域布局与存在状态、互相征伐所带来的疆域变迁、诸侯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山川地理的控制程度等等。上述考辨中国古史的出发点与方式的不同，导致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对《禹贡》“九州”的研究是沿着完全不同的两个路径进行的。
最后，从二者上述辨析《禹贡》“九州说”的视角、方式、结论上的不同，可以看出二者对《禹贡》“九州说”的论证在层次上存在巨大差异。白鸟库吉从中国传统思想观念入手质疑“九州说”的真实性；顾颉刚从中原王朝不同历史时期的疆域变迁入手考证“九州说”的出现时间与演化过程；白鸟库吉的研究立足于古代汉民族的传统信仰；顾颉刚的研究立足于史籍中的相关历史地理记述；白鸟库吉以强调传统信仰的传说性质作为立论前提，主张彻底的“抹杀”；顾颉刚从中国传统史学的朴学考据出发，以证实《禹贡》“九州说”的真实性作为前提，主张谨慎地“辩证”。因此可以说，二者的研究从出发点到路径、视角、方式、结论都是完全不同的。从二者对《禹贡》“九州”名称由来的上述考辨出发，并不能得出如下结论：顾颉刚对《禹贡》的研究受到了白鸟库吉“抹杀论”的启发与影响。
参考文献：
[1]白鳥庫吉.尚書の高等批判[M]//白鳥庫吉全集：第八卷.日本：岩波書店，1970.
[2]顾颉刚.州与岳的演变[M]//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五.北京：中华书局，2011.
[3]顾颉刚.尚书禹贡注释[M]//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九.北京：中华书局，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