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庸卩风》、《邶风》、《卫风》探卫国之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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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庸卩风》、《邶风》、《卫风》三风中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可以说是极其相似的,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的地理位置关系,更是因为他们的相似的经济与政治问题,所以从此三风中,我们可以看出卫国的社会风貌与国人的生活之事。
  关键词:三风遗弃反抗爱国婚姻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09)04—12—16
  
  《诗》有十五《国风》,各出自不同的地域,各具地域特色,而卫国之历史尤为突出。包括邶、.宿5、卫三风在内的卫诗共计39首,汉代的三家诗以邶、庸卩、卫三风为一卷,毛诗分为三卷,两者编次方式虽有差异,但其实质相同。傅斯年在《诗经讲义稿·国风分叙》中说:“《邶》《庸卩》《卫》乃一体,不可分。”“故吴公子札聘鲁观周乐,闻《邶》、《庸》、《卫》之歌,曰:“美哉渊乎!吾闻康叔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可见春秋时人的观念中,邶、庸卩、卫三风皆可日为卫风或卫诗。
  《汉书·地理志第八下》载:“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庸、卫国是也。部,以封纣子武庚;庸,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临殷民,谓之三监。故《书序》日“武王崩,三监畔”,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弟康叔,号日孟侯,以夹辅周室;迁邶、庸之民于洛邑,故邶、庸、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邶》日“在浚之下”;《庸卩》日“在浚之郊”;《邶》又日“亦流于淇”,“河水洋洋”,《庸卩》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卫》日:“瞻彼其奥”,“河水洋洋”。
  《史记·卫康叔世家第七》载:“周公旦以成王命兴师伐殷,杀武庚禄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馀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邶、庸卩、卫皆殷之旧都朝歌的王畿之地,武王灭殷后,一分为三国,周公除三监后,封之于康叔,康叔之后世子孙逐渐合并邶、庸卩之地,而统称卫。所以《诗经》中的《邶》、《庸卩》、《卫》都是属于卫地的诗歌,所以我们可以统观《邶》、《庸卩》、《卫》之三风来考察卫国之历史,《庸卩风》、《邶风》、《卫风》三风之反映历史可以大概上溯于卫康公,下接卫文公之事,而《诗经》里《邶》、《郦》、《卫》39首可以说是一部卫国浓缩的历史书,从三风里,我们可以初窥卫国之民风。
  
  一、遗弃之风大盛
  
  先秦时代的婚恋有其自身的缺陷和不足,特别在婚姻方面,由此产生的流弊导致大量弃妇的出现,邶、庸卩、卫三风中39首中有19首为婚恋题材,但其中弃妇之诗的比例却并不为少,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写道:“(卫地)俗刚强,多豪杰侵夺,薄恩礼,好生分。”其中,“俗刚强,多豪杰侵夺”,性则偏于刚暴怨戾,故而诗风哀怨愤懑;“薄恩礼,好生分”,必然导致负心汉多、弃妇多。如:
  “静言思之,躬自悼矣。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卫风·氓》) 所以方玉润说《氓》乃“为弃妇作也”,“特其一念之差,所托非人,以致不终,徒为世笑。士之无识而失身以事人者何以异?是故可以为戒也。”
  “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不远伊迩,薄送我畿。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婚,如兄如弟”。——(《邶风·谷风》)
  “《大序》以为‘卫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弃旧室’。”且宋代朱熹《诗集传》:“妇人为夫所弃,故作此诗,以叙其悲怨之情。”……诗中女子虽有德音,却以色衰见弃,薄幸可恨!并且卫国工商业发达,然自古商人即少恩情,卫国地处中原为交通中心,故工商业特别发达,“卫本都河北朝歌之东,淇水之北,百泉之南,……朝歌故城在今卫辉府淇县,所谓殷墟。卫故都即今睿县。漕,滑县。楚丘则山东兖州府城武县。大抵河北一带皆卫境也。”卫国所处的中原地区是中国文明发源地之一,卫地有较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其生产力不断发展,卫立国于开发程度极高的殷商旧地,不公继承了其土地和资源,还有“殷民七族”为其发展提供劳力和技术。因此,卫国的经济基础比一些地处偏远的诸侯国如燕、秦等雄厚。优越的自然条件,亦农亦商的产业政策,促进了卫国经济的发展。同时,卫立国后的经济政策有目:“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
  此为周公训诫卫康叔如何处理卫国农商先后,谓在尽到专务农作的本分之外,仍可从商,而从“牵车牛,远服贾”可见卫商人经营颇有规模。至春秋后期,卫国工商发展很高。卫人经商致富的代表,则有孔子弟子子贡,《史记‘货殖列传》:“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
  韩非子的《内储说下·六微》:“卫人有夫妻祷者,而祝日:‘使我无故,得百束布。’其夫日:‘何少也?’对曰:‘益是,子将以买妾。”问答之中,可见当时卫国婚姻之道确实比较混乱,而商人的少恩之心跃然于纸上。卫地居商之人颇多,而经济基础决定着这一带民风中对于婚姻观念的取向,自古富足之后而忘糟糠者于历史长河之中层出不穷,在诗经之中,被弃之女主人公们抒发了自己对丈夫的不满,或悲怨,或决绝,反映出当时的遗弃之风在周朝之时较为常见。
  
  二、强烈的反抗精神
  
  据传世文献,卫境内重要的上古文化有颛顼文化和共工文化。颛顼为五帝之一。颛顼都于帝丘,《史记·五帝本纪》裴驷《集解》云:“皇甫谧日都帝丘,今东郡濮阳是也。”而僖公三十一年《春秋》《左传》皆载“卫迁于帝丘。”可知卫曾迁都至濮阳,继承了颛顼古都。共工氏是中国北方一个古老民族,为炎帝之苗裔,姜姓,起于太行山南麓,渐发展至太行山以东地区。后来共工氏族逐渐形成一个方国,于夏商周三代均独立存在。《汉书·地理志》有河内郡共县,班固自注日“故国”。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卫地之民可以说是共工之后,而共工在历史所记载皆不是当时统治者心目中俯首称臣之徒。《史记·楚世家》:“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史记·五帝本纪》:“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灌兜进言共工,尧日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神话传说里更有着共工一怒而触不周山之说,《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项争为帝,怒而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而其后之殷更是反抗之心不减其先祖,《史记·周本纪》:“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在这种影响之下,卫地之民的反抗精神则尤为突出。这种强烈的反抗之精神首先表现在对当今统治者的昏庸无能以及不遵守先王文化的鞭挞之上,这种精神来源于对现实的不满,要求改变现实的基础上。
  “有狐绥绥,在彼淇梁。心之忧矣,之子无裳。有狐绥绥,在彼淇厉。心之忧矣,之子无带。有狐绥绥,在彼淇侧。心之忧矣,之子元服。”——(《卫风·有狐》)
  诗序:“刺时也。卫之男女失时,丧其妃耦焉。古者国有凶荒,则杀礼而多昏,会男女之无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郑笺:“是子无裳,无为作裳者,欲与为室家。”   从这首中我们可以看出卫国人民流离失所而导致男女失时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的严峻性更是激发了阶级之间的矛盾,人民的抗争也是愈来愈激烈。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相鼠》)
  诗序:“相鼠,刺无礼也。卫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其在位承先君文化,元礼仪也。”
  《相鼠》这首诗从正面怒斥了当时社会上那些胡作非为的上层人物,有那么一群人,他们窃踞高位,昏昧无比,贪婪无厌,行同鼠类,甚至还不如鼠类,与文公所作所为可谓大相庭径。
  “墙有茨,不可扫也。中蓠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墙有茨,不可襄也。中莺之言,不可详也。所可详也,言之长也。墙有茨,不可束也。中蓠之言,不可读也。所可读也,言之辱也。”——(《墙有茨》)
  诗序:“墙有茨,卫人刺其上也。公子顽通乎国母,国人疾之不可道也。”欧阳修在《诗本义》中斥之为“淫不避人,如鸟兽耳。”
  “鹑之奔奔,鹊之强强。人之无良,我以为兄!鹊之强强,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鹑之奔奔》)
  诗序:“鹑之奔奔,刺卫宣姜也。卫人以为宣姜鹑鹊之不若也。”
  卫国的百姓可谓是胆大之极,但这种胆大之极恰恰说明了卫国人民强烈的反抗精神,这种反抗精神使得他们敢于直面淫乱的上层统治者的生活,直斥当时卫宣姜的不合礼仪的行为。所以他们强烈地批判当时的黑暗的社会风气,希望能够建立起或者改变如此令人痛心的社会,于是他们又在其它的诗篇中表达对仁王的热爱,对礼仪的追求,对幸福的向往。
  “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桑。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降观于桑,卜云其吉,终然允臧。灵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驾,说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渊,觫牝三千。”——(《定之方中》)
  诗序:“定之方中,美卫文公也。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处漕邑。齐恒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得其时制,百姓悦之,国家殷富焉。”《左传·闵公二年》记载卫文公迁至楚丘之后,“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当然,当人民认为国将不国,时风日下,迫于生活政治的压力而无法生存时,卫国的国人为了能够过上自己认为的理想生活,经常起来反抗昏庸无能的统治者,公元前478年,卫庄公时,“公使匠久”,工匠终日劳作,得不到休息和温饱,于是发生暴动,以攻卫庄公。卫庄公逃出都城,被戎州己氏所杀。卫人又立公子起为卫君。公元前470年,卫出公时,一些对出公不满的贵族,又利用工匠而发起暴动。暴动的工匠“皆执利兵,无者执斤”,以攻卫出公。卫出公出奔,死于越。卫国两次工匠起义,都杀死国君,沉重地打击了卫国统治者。《左传定公八年》载卫大夫孙贾日:“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春秋时期,卫国统治者昏庸无能,内乱不已,工匠起义,国势日下,成为一个小国。
  
  三、对婚姻自由的向往
  
  “嫒蝾在东,莫之敢指。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朝膺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怀婚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啜竦》
  此诗真实地描写了女子追求解放的气概,同时也有对传统婚姻的反抗、对爱情的自由追求,其中有着对古代礼教的挑战,对人性压抑的种种作法的抗议。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泛彼柏舟,在彼河侧。髡彼两髦,实维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柏舟》)
  清代姚际恒认为:“此是贞妇有夫蚤死,其母欲嫁之,而誓死不愿之作。”方玉润亦沿袭此说,并在《诗经原始》中标为“贞妇自誓也”,但对诗之旨,颇多争议,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这是一首反抗父母之命,争取婚姻自由的爱情诗,其中女人公强烈的个人意识如时代之强光划破黑暗的天际。
  四.强烈的爱国精神
  卫国昏君特别多,人民负担重,北方受狄人的侵略,南方则苦于齐、晋争霸,中后期的卫国常常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国运时有衰弱。然而正所谓多难之际最能体现爱国之精神,正如历史上南宋被人划江而治,常常受到金、辽等国的骚扰而涌现出一大批爱国人士,如辛弃疾、岳飞等。无独有偶,中后期的卫国之环境与南宋颇为相似,正是如此,才能让我们看到卫国人民的爱国精神之炽热。
  “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尔不臧,我思不远。既不我嘉,不能旋济……控于大邦,谁因谁极?大夫君子,无我有尤。”——(《载驰》)
  《史记·卫康叔世家》:“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懿公即位,好鹤,淫乐奢侈。”《庸卩风·载驰》是一首史诗性质的非同凡响的政治抒情诗,许穆夫人为卫戴公亲妹,远嫁许国穆公,她听到卫亡的消息,立刻奔赴漕邑,慰问文公,并提出联齐抗狄的主张。许穆夫人是我国第一个杰出的爱国女诗人,当是是许穆夫人闵其宗国颠覆,归唁卫侯之作,后得到齐桓公之助,卫终复国于楚丘。而许穆夫人另外的两首爱国诗篇《泉水》、《竹竿》虽语气不如此沉重切迫,但同样流露出浓厚的爱国之思。
  可以说卫国的政治,卫国的民情,卫国的情怀是一个综合性的矛盾体,但是我们从这个综合性的矛盾体中可以深深地体会到卫国独有的社会风貌。
  卫风各诗的主题都围绕君子之风、君子之德这个中心,卫文化远承颛顼之德,近继殷多士之德,又奉康叔、武公之遗泽,故虽卫国内忧外患不断,统治阶层时有荒淫无道的行径,民俗也有浇薄不正之风,但其主流文化的结晶却依然展现出强烈的君子精神。季札所云“忧而不困”,其是之谓乎。在三风诗里所反映的强烈的忧国忧民精神以及对自由,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之精神依然令千余年后的我们为之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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