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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最能从根本上区分不同的价值观差异。国家形象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软因素，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吸引力源于文化的气质与形象。国家形象根本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国力。二者在国际交往中均具有政治、文化、外交、商业等功能。国家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接受来自主客观方面的有意作为和塑造，文化吸引力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具有异质文化背景的国家。
国家形象体现国家价值观的内涵、维度和道德标准
国际关系学界对国家形象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形象属于国际关系学与传播学交叉研究领域，指一个国家在国际新闻流动中所形成的形象——实际是以国家形象宣传为主题的跨国政治文化传播。
在古代中国及东亚，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汉字文化圈内的儒家学说，非常重视国家文化形象，教诲各国君主诸侯要自觉按儒学约束自己的言行，注意塑造良好的文化形象与和谐的氛围，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目的。中国的儒家伦理学说在相当程度上集中代表或反映着东亚国家的价值观：一、社会、国家比个人重要；二、国之本在家；三、国家和社会要尊重个人；四、和谐比冲突更能维持社会秩序；五、宗教与宗教之间不仅应和平共处而且应互补。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将其精辟概括为：社会第一，个人第二。
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具有普世价值和柔性力量的东亚文化，奠定了中华民族和东亚国家发展的精神基础。
近代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国力衰落，文化大国渐行渐远。文化大国是指那些文化综合国力对世界文化发展具有明显影响力的国家。目前中国文化发展现状决定它还难以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中国文化发展自身存在着难点，并且面临现代化、全球化的挑战——文化原创力、文化综合国力、文化管理能力必须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和平崛起是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最为突出的全球化现象。大国的和平崛起必然引起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反响。中国明确表示，走和平发展、文化立国的崛起之路，在国际社会中做“亲仁善邻、崇善修睦”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和平崛起的特点是，在对现有国际秩序不挑战、不给现有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秩序带来冲击的前提下，实现国家综合实力的增长和发展。这一崇高目的的实现，有赖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文化的繁荣。
广袤的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华夏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丰富的文化资源、文化遗产，各族人民勤劳、勇敢、团结奋斗的特性完美地体现整体国家形象，吸引其他国家，赢得世界的尊重。中国是历史上的东亚强国，也是世界及亚洲大国。中国并没有能够领导建立区域制度，而是积极与周边国家加强区域合作。这是因为东亚邻国担心中国会重新统治这一地区。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的高速发展，被视为对地区秩序和稳定形成潜在威胁的上升大国。甚至还有人认为，中国未来的领导方式会采取其过去的帝国方式——中央帝国周围环绕处于边缘的附属国。中国会对传统的华夷秩序进行现代化改造，作为新霸权的政治模式。
中国周边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与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关系。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与邻为伴，提出：和谐、和平、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推向新水平，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其中文化交流功不可没。
日本一直企图否定二战后的和平国家身份，试图重新构建自身认同。20世纪90年代，日本确立了“普通国家”的身份认同和国家战略地位，从此进入了全面而深刻的大变革时期，冠名为日本历史上第三次“开国”。日本人对其他亚洲国家要求其为侵略战争“反省”、“道歉”，表现出厌恶态度。日本重新构建自身认同，采取否认侵略历史、坚持参拜战犯灵位、积极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大量申报物质文化遗产及美化国家形象的做法，引起国际争议和亚洲国家的反对。日本政治文化具有极端性和内在性的特点。极端性在于日本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内在性在于日本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忽视对其他亚洲国家感受的考虑。其根本原因是日本政府对谋取世界政治大国的地位，缺乏正确客观的政治态度，因而造成日本右翼势力日渐活跃、民族主义情绪显著高涨。日本政府坚持并加强日美同盟，在国内有相当的基础。东亚国家对日本政治右倾化表示深切担忧。
文化引力是展现在外国大众传媒和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实力
和平崛起是中国人民对世界做出的民族宣言。要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理解和认同，就要在世界面前重新建立起具有时代感的中国价值体系和文化传统：政府对民权民生的高度关注；各地对民间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理保护、抢救和挖掘；广泛开展的国际文化、科技、教育、体育交流；以及对国学及传统节日意义的重新认识；都体现出中华传统文明理念和和谐社会范式。
文化吸引力与国家文化形象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但却不能直接使用简单的意识形态手段加以宣传，只有通过多媒体，用更多、更美的文化意义形象展示人民的友善，喜闻乐见的形式比直接的意识形态宣传效果会更好。2008年中国北京承办第29届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搭建了一座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精神风貌和中国首都建设成就的大平台，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我参与，我奉献，我快乐”的全民志愿者活动，对弘扬新的社会风气，提倡人人发扬民族传统美德，构建和谐社会有积极的示范作用。
拥有强大的文化实力的美国，政府以国际留学生数量而感到自豪，因为它所反映的是美国教育质量和文化内涵的吸引力。体现东亚儒家道德伦理和民族自强不息精神及朝鲜半岛风俗的韩国影视文化产品风靡亚洲，不仅提升了韩国的文化吸引力，而且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院长的约瑟夫·奈教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使他人想你之所想，欲你之所欲”。行使软实力，关键就是吸引力。而软实力的来源，则是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文化、政策。
约瑟夫·奈教授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他认为在显示美国强大军事实力的同时，损害了美国在全世界特别是在伊斯兰国家的形象。事实正是如此。至今美军已战亡3000多人，而战争却很有可能像越战一样，陷入持久战。欧洲联军纷纷撤出战场，反映出欧洲与美国之间的差异体现在文化方面。二者对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最基本的文化概念，有不同的理解。理论界认为，这是一种藏而不露的冲突，导致欧洲对美国文化始终保持警惕。
1977年，美国学者布尔首次提出国际政治文化概念，这是一种大众的、普世主义文化。人们越来越愿意为国家的利益而跨国界组合活动。国际关系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文化、世界公民文化研究。区域一体化及其成败，是当前国际格局中的一个重要变数。冷战后欧洲一体化进程发展之顺利，使欧盟发展成 为世界最强大的国际组织。“欧洲文化”及欧洲价值观对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影响十分显著，欧盟代表所有成员国的国家形象。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目的之一，就是依托欧盟改变国家形象，因此，欧盟东扩成功被理论界认为是欧盟对中东欧国家意识形态攻势的胜利。
世界各大区纷纷仿效欧洲一体化的经验和模式，尝试区域合作，破除贸易堡垒。理论界认为：欧洲一体化的基础是欧洲人对自己前途的一种认同观念；东盟不可能变成与欧盟相同的国际组织。因为东盟一方面担心被中国和日本边缘化；一方面担心被欧盟和美国边缘化，所以对权力和制度的一体化反映是不积极的。东亚国家利益层面的文化纠葛；制度文化与政治文化的不同；传统文化理念与现代价值观念的矛盾，不仅表现为争夺东亚文化大国地位越演越烈；而且表现为激烈频繁的文化主权冲突，这将成为东亚国家国际合作中的文化障碍。
东亚地区的现实目标是建立基于主权范围的松散权威结构，即积极的软地区主义。东盟就是一种强调非正式性的和限度最小的国际规范，比较接近松散权威体。它包括主权规范和自我约束，强调达成共识等认同因素的建构作用。与欧盟不同，东盟并不奉行文化信仰方面的排外战略；首先考虑是否认同地区规范，其次才是地理范围，而不看是否达到民主自由政体要求。因此亚太经合组织更强调成员国的道义约束而不是协商结果下的法律效力。东亚各国想要建立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区域性合作，首先需要在文化上建立和寻找共识。在承认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努力消除东亚各国之间历史性的相互误解和不信任，才能建立亚洲地区的共享文化观。走出一条区域合作的“东亚道路”。
国家的文化建设对国力增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文化优势，就无法拥有未来。按国际通用做法，文化产业、文化资本流动已经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结构中占据固定席位。文化贸易在世界文化市场和国际经济贸易中所占的比例，直接显示一个国家文化综合国力的水平。以牺牲文化发展为代价换取经济利益的暂时快速增长，是不可取的。文化发展衰退与社会政治经济总体进步二者不同步，中国的和平崛起就不可能实现。中国文化面临现代化转型和重构，和平崛起赋予中国现代文化新的内容和新的发展使命。因此，中国需要确立和平崛起的最优文化战略途径，凝聚民族精神，培养民族新气质，探讨区别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模式的新道路。
国家形象体现国家价值观的内涵、维度和道德标准
国际关系学界对国家形象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形象属于国际关系学与传播学交叉研究领域，指一个国家在国际新闻流动中所形成的形象——实际是以国家形象宣传为主题的跨国政治文化传播。
在古代中国及东亚，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汉字文化圈内的儒家学说，非常重视国家文化形象，教诲各国君主诸侯要自觉按儒学约束自己的言行，注意塑造良好的文化形象与和谐的氛围，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目的。中国的儒家伦理学说在相当程度上集中代表或反映着东亚国家的价值观：一、社会、国家比个人重要；二、国之本在家；三、国家和社会要尊重个人；四、和谐比冲突更能维持社会秩序；五、宗教与宗教之间不仅应和平共处而且应互补。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将其精辟概括为：社会第一，个人第二。
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具有普世价值和柔性力量的东亚文化，奠定了中华民族和东亚国家发展的精神基础。
近代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国力衰落，文化大国渐行渐远。文化大国是指那些文化综合国力对世界文化发展具有明显影响力的国家。目前中国文化发展现状决定它还难以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中国文化发展自身存在着难点，并且面临现代化、全球化的挑战——文化原创力、文化综合国力、文化管理能力必须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和平崛起是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最为突出的全球化现象。大国的和平崛起必然引起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反响。中国明确表示，走和平发展、文化立国的崛起之路，在国际社会中做“亲仁善邻、崇善修睦”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和平崛起的特点是，在对现有国际秩序不挑战、不给现有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秩序带来冲击的前提下，实现国家综合实力的增长和发展。这一崇高目的的实现，有赖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文化的繁荣。
广袤的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华夏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丰富的文化资源、文化遗产，各族人民勤劳、勇敢、团结奋斗的特性完美地体现整体国家形象，吸引其他国家，赢得世界的尊重。中国是历史上的东亚强国，也是世界及亚洲大国。中国并没有能够领导建立区域制度，而是积极与周边国家加强区域合作。这是因为东亚邻国担心中国会重新统治这一地区。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的高速发展，被视为对地区秩序和稳定形成潜在威胁的上升大国。甚至还有人认为，中国未来的领导方式会采取其过去的帝国方式——中央帝国周围环绕处于边缘的附属国。中国会对传统的华夷秩序进行现代化改造，作为新霸权的政治模式。
中国周边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与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关系。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与邻为伴，提出：和谐、和平、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推向新水平，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其中文化交流功不可没。
日本一直企图否定二战后的和平国家身份，试图重新构建自身认同。20世纪90年代，日本确立了“普通国家”的身份认同和国家战略地位，从此进入了全面而深刻的大变革时期，冠名为日本历史上第三次“开国”。日本人对其他亚洲国家要求其为侵略战争“反省”、“道歉”，表现出厌恶态度。日本重新构建自身认同，采取否认侵略历史、坚持参拜战犯灵位、积极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大量申报物质文化遗产及美化国家形象的做法，引起国际争议和亚洲国家的反对。日本政治文化具有极端性和内在性的特点。极端性在于日本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内在性在于日本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忽视对其他亚洲国家感受的考虑。其根本原因是日本政府对谋取世界政治大国的地位，缺乏正确客观的政治态度，因而造成日本右翼势力日渐活跃、民族主义情绪显著高涨。日本政府坚持并加强日美同盟，在国内有相当的基础。东亚国家对日本政治右倾化表示深切担忧。
文化引力是展现在外国大众传媒和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实力
和平崛起是中国人民对世界做出的民族宣言。要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理解和认同，就要在世界面前重新建立起具有时代感的中国价值体系和文化传统：政府对民权民生的高度关注；各地对民间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理保护、抢救和挖掘；广泛开展的国际文化、科技、教育、体育交流；以及对国学及传统节日意义的重新认识；都体现出中华传统文明理念和和谐社会范式。
文化吸引力与国家文化形象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但却不能直接使用简单的意识形态手段加以宣传，只有通过多媒体，用更多、更美的文化意义形象展示人民的友善，喜闻乐见的形式比直接的意识形态宣传效果会更好。2008年中国北京承办第29届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搭建了一座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精神风貌和中国首都建设成就的大平台，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我参与，我奉献，我快乐”的全民志愿者活动，对弘扬新的社会风气，提倡人人发扬民族传统美德，构建和谐社会有积极的示范作用。
拥有强大的文化实力的美国，政府以国际留学生数量而感到自豪，因为它所反映的是美国教育质量和文化内涵的吸引力。体现东亚儒家道德伦理和民族自强不息精神及朝鲜半岛风俗的韩国影视文化产品风靡亚洲，不仅提升了韩国的文化吸引力，而且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院长的约瑟夫·奈教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使他人想你之所想，欲你之所欲”。行使软实力，关键就是吸引力。而软实力的来源，则是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文化、政策。
约瑟夫·奈教授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他认为在显示美国强大军事实力的同时，损害了美国在全世界特别是在伊斯兰国家的形象。事实正是如此。至今美军已战亡3000多人，而战争却很有可能像越战一样，陷入持久战。欧洲联军纷纷撤出战场，反映出欧洲与美国之间的差异体现在文化方面。二者对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最基本的文化概念，有不同的理解。理论界认为，这是一种藏而不露的冲突，导致欧洲对美国文化始终保持警惕。
1977年，美国学者布尔首次提出国际政治文化概念，这是一种大众的、普世主义文化。人们越来越愿意为国家的利益而跨国界组合活动。国际关系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文化、世界公民文化研究。区域一体化及其成败，是当前国际格局中的一个重要变数。冷战后欧洲一体化进程发展之顺利，使欧盟发展成 为世界最强大的国际组织。“欧洲文化”及欧洲价值观对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影响十分显著，欧盟代表所有成员国的国家形象。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目的之一，就是依托欧盟改变国家形象，因此，欧盟东扩成功被理论界认为是欧盟对中东欧国家意识形态攻势的胜利。
世界各大区纷纷仿效欧洲一体化的经验和模式，尝试区域合作，破除贸易堡垒。理论界认为：欧洲一体化的基础是欧洲人对自己前途的一种认同观念；东盟不可能变成与欧盟相同的国际组织。因为东盟一方面担心被中国和日本边缘化；一方面担心被欧盟和美国边缘化，所以对权力和制度的一体化反映是不积极的。东亚国家利益层面的文化纠葛；制度文化与政治文化的不同；传统文化理念与现代价值观念的矛盾，不仅表现为争夺东亚文化大国地位越演越烈；而且表现为激烈频繁的文化主权冲突，这将成为东亚国家国际合作中的文化障碍。
东亚地区的现实目标是建立基于主权范围的松散权威结构，即积极的软地区主义。东盟就是一种强调非正式性的和限度最小的国际规范，比较接近松散权威体。它包括主权规范和自我约束，强调达成共识等认同因素的建构作用。与欧盟不同，东盟并不奉行文化信仰方面的排外战略；首先考虑是否认同地区规范，其次才是地理范围，而不看是否达到民主自由政体要求。因此亚太经合组织更强调成员国的道义约束而不是协商结果下的法律效力。东亚各国想要建立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区域性合作，首先需要在文化上建立和寻找共识。在承认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努力消除东亚各国之间历史性的相互误解和不信任，才能建立亚洲地区的共享文化观。走出一条区域合作的“东亚道路”。
国家的文化建设对国力增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文化优势，就无法拥有未来。按国际通用做法，文化产业、文化资本流动已经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结构中占据固定席位。文化贸易在世界文化市场和国际经济贸易中所占的比例，直接显示一个国家文化综合国力的水平。以牺牲文化发展为代价换取经济利益的暂时快速增长，是不可取的。文化发展衰退与社会政治经济总体进步二者不同步，中国的和平崛起就不可能实现。中国文化面临现代化转型和重构，和平崛起赋予中国现代文化新的内容和新的发展使命。因此，中国需要确立和平崛起的最优文化战略途径，凝聚民族精神，培养民族新气质，探讨区别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模式的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