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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在振兴和复兴的征程中，之所以能够披荆斩棘、拼搏进取， 是因为在那些要征服中国的强敌面前，这个善良的民族激发了英雄的气概，具有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牺牲精神，具有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战斗勇气。近代中国，面对西方的武装侵略，如果没有尚武精神，就不可能摆脱“生存危机”；当代中国，面对世界强权的军事包围、军事遏制和战争威胁，如果没有尚武精神，就难以摆脱“崛起困境”。民族复兴大业， 呼唤中华尚武精神。
尚武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具有不同的含义和表现形式。21世纪，在成功崛起和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尚武精神，是一种为了民族活命与生存而“敢于拼命”的精神，是一种为了国家伟大复兴而“敢于强军”的精神，是一种为了和平与发展而“敢于战争”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中华民族既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更不能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中，成为全球之先。
秦汉唐的中国：“英雄的中国”
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在奠基时代和高峰时代，有三个英雄人物对于中华民族尚武精神的形成和尚武文化的创造，具有标志性的作用。
首先是秦始皇嬴政。他集中了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长期征战的尚武传统，在中国统一战争中扫平六国，实现了天下一统。秦始皇作为一个以武力实现中国统一的千古一帝，他的成功实践说明了一个道理：没有尚武精神，就没有中国的统一。秦始皇的尚武精神突出表现在他的尚“统”，就是崇尚国家统一，实现天下一统。
第二个人是汉武帝刘彻。汉武帝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性格，不只是热爱和平，而且是不怕战争。汉武帝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文化，不仅是和亲文化，而且是征战文化；不仅是防御文化，而且是进攻文化。汉武帝时代的中国，如果只爱好和平而不敢于战争，如果只靠和亲、靠防御，那么，结果就不是匈奴被赶走，而是中原被奴役。汉武帝以武力击败匈奴、以进攻根除国患的成功实践，证明了一个道理：没有进攻精神，就难以从根本上消除民族生存的忧患，就难以使国家赢得持久生存和稳定发展的战略主动权。
第三个人是唐太宗李世民。唐朝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大唐”，大唐之大，不仅在于其疆域之大、财富规模之大和向世界开放的胸怀之大，而是它在当时世界上综合实力的无与伦比的“强大”。“万国来朝”的盛唐时代，恩（软实力）和威（硬实力）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大唐的辉煌，证明了一个道理：尚武必须尚强，一个尚武的民族必定是一个“尚强”的民族，而不只是一个“尚富”的民族。
秦皇一统、汉唐雄风，不仅为当代建功勋，而且为千秋留基业。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都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都是建立在尚武善战和军事强大的基础上的。秦始皇统一中国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傲视群雄、“扫平六合”的气概，汉武帝出击匈奴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以攻为守、万里远征的魄力，唐太宗武功立国的磅礴胸怀，体现了中华民族宝贵的战斗性格。中华民族尚武精神的基因，在毛泽东的以正义战争救国、以正义战争卫国、以正义战争强国的战斗精神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事实说明，尚武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与精神大厦的柱石与骨骼，没有“武化”的“文化”，没有尚武精神的文化，只是一堆文化脂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要复兴尚武精神，重振汉唐雄风。
宋以后的中国：“文弱的中国”
中华民族尚武精神的弱化，宋朝是个拐点。宋朝在尚武精神上的教训体现在五个方面。
1、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宋朝开国与汉朝、唐朝不同。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他汲取五代时期军人拥立皇帝的教训，为了控制军权，防止军人政变，采取了重文轻武的国策，实行“文人管兵”的原则，政府尊重优待文官，轻视抑制武官。南宋时刘克庄有诗曰：“先皇立国用文儒，奇士多为笔墨拘。”从而，形成“强唐”和 “弱宋”的鲜明对比。
2、战略思想的失误。这突出表现在“先南后北”的错误决策，没有继续采取后周世宗的北伐战略，失去了平定北面强敌辽国的战略机遇，致使偏安政权成为定局。
3、战略体制的缺陷。这突出表现在“强干弱枝”与“分权制衡”上。宋朝采取集权中央、削弱地方的体制，地方州县不仅没有自卫的兵力，而且也没有建设的财力。特别是在兵役方面，兵员以招募为主要来源，应募者不是无业游民，就是亡命之徒，素质不佳。然后把其中比较好的集中在都城，称之为“禁军”；剩下的低劣人员则分驻各地，称为“厢军”，后者毫无战斗力，但也同样吃粮。以后，连罪犯也被送到军营当兵，这就是“充军”一词的由来。同时，宋朝实行分权制衡原则，制衡过度，成为掣肘。皇帝、宰相、谏官三者之间制衡而不平衡，导致政治瘫痪，在危急时刻政府难以决策。
4、军事学术与军事实践脱节。宋朝虽然积弱不振，最后亡于外患，但是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在武学和兵书两个方面，北宋有惊人的发展，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北宋政府开办武学，颁定武经，后来发展到在诸州县皆设武学，并且设置武学博士，皇帝又命令校定《孙子》等七种兵书作为标准教科书，成为流传后世的《武经七书》，一时间，文人论兵成为风气。南渡以后，文人论兵的风气仍然盛行。酿成了“论兵之人多，会用兵之人少”的空谈误国恶果。
5、军队数量与军队质量反差。宋朝是个富甲世界的王朝，但它不是一个富国强军的王朝，而是一个富国弱兵的王朝。宋朝军队庞大而臃肿，1064年时军队总人数达到138万多。从宋太祖到宋仁宗，相隔不到百年，宋朝兵员数量增加6倍以上，虽然养兵百万，但其中至少40万为厢军，60万禁军中又有1/3老弱，加上其他消耗，真正可以使用的兵员最多不超过30万。加之军队生活骄堕，“卫士入宿即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这些老爷兵的费用占宋朝全部岁入的5/6。如此的臃师弱旅，宋朝的厄运当然无法幸免。
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挨打的中国”
1919年10月20日，孙中山在《精武本纪》序言中说到：“我国民族，平和之民族也。吾人初不以黩武善战，策我同胞；然处竞争剧烈之时代，不知求自卫之道，则不适于生存。且吾观近代战争之起，恒以弱国为问题。倘以平和之民族，善于自卫，则斯世初无弱肉强食之说。” 正如孙中山所论，由于中华民族较长时期以来尚武精神弱化，不善战，不求自卫之道，所以在激烈竞争的霸权时代，就难于生存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国家打进中国，到抗日战争胜利，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不善战”的形象举世公认。期间，避战不得，战则必败，败则必割地赔款。西方国家，有的是单独来打，有时是集体出击、结伙来攻。中国既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机，又处于被日本独吞的险境。中国在世界丛林中，好像一只没有防卫力量的大肥羊，被一群虎狼追逐围猎。
没有尚武精神的民族，是没有生存权的民族。鸦片战争之前，一些传教士看到了中华帝国大而无力、弱而不武的一面，于是鼓吹应该以强硬的武力手段叩开中国的门户。有人为此搜集情报并且参加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其中以郭士立较为典型。郭士立是普鲁士人，由荷兰传道会派来远东。从1831年起，他曾经十次乘船考察了中国的东南沿海，搜集了大量情报。他发现清朝政府武风不振，防务松懈，武器落后，因此得出结论：“如果我们是以敌人的身份到这里来，整个中国的抵抗不会超过半小时。”
后来，那些侵略中国屡战屡胜，打中国打出甜头的欧洲人，在总结经验时竟然狂妄地宣称：“对付中国人的办法，就是将它痛打一顿，再跟它讲道理。”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遭受的外来侵略共470多次。1840年到1905年的65年间，中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则有745个之多。
大量事实说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强而尚武，文武兼备，善于自卫，才能生存于世、威震于世。
20世纪的中国：“战斗的中国”
孙中山总结鸦片战争以后的80年，中国与欧洲人打交道的经验教训，得出结论：用仁义道德感化欧洲人是与虎谋皮，要收回中国的权利便要诉诸武力。20世纪的中国，就是一个诉诸武力、收回权利的“战斗的中国”。“战斗的中国”，实践的是“枪杆子里面出主权”、“枪杆子里面出独立”、“枪杆子里面出安全”、“枪杆子里面出和平”、“枪杆子里面出发展”的真理。
“枪杆子里面出主权”。国家主权是国家的生存权。20世纪“战斗的中国”首先是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而战，其中最危急的是抗日救国之战。八年抗战，中国以直接伤亡3500万人的巨大牺牲，以及巨大的物质损失，赢得了自鸦片战争以来100年中第一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
20世纪的中国实践是“枪杆子里面出和平”的重大实践。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这两场战争，是新中国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交手与较量。朝鲜战争也是中国和美国之间在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正面的军事冲突。美国在战区直接参战的人数是178.9万人，死亡人数36574人，受伤103284人。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先后轮番投入了25个野战军，16个炮兵师，10个铁道兵师，12个空军师。连同后勤人员和补充兵员，总兵力达到200多万人。一个被世界列强欺负了100年的民族，居然能在3年的时间里，同世界上最强的国家组织的16国联军打成平手，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军事奇迹。
还在战争结束前夕，周恩来就深刻指出：“朝鲜战争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上有特殊意义的事件。朝鲜战争是局部性的，但是朝鲜战争的意义是世界性的。”抗美援朝战争揭穿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军威。彭德怀也说：“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参战的美国军方和将军纷纷承认，朝鲜战争是“美国所进行的一次代价最大、流血最多”而又“旷日持久、难以解决的战争”。在朝鲜停战协议上签字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美国学者在评论朝鲜战争时认为，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是取得了胜利的：除了使“战争被限制在半岛上，北朝鲜政权得到了拯救，美国军事威胁存在于鸭绿江边的噩梦消失了”之外，参加朝鲜战争还使中国“成为更成熟、更受人尊重的国家”。朝鲜战争给后来美国的决策者们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它对后来美国在远东的行动起到了制约作用，从此“美国和中国再也没有卷入重大战争”。朝鲜战争后，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
中国在朝鲜战争中赢得胜利，对于后来越南战争期间的美国，仍然具有极大的震慑作用。当年驻越美军司令帕尔默说：“美国对于同红色中国发生战争的恐惧比河内能在战场上使用的任何战争武器更可靠地保护了北越免受入侵。”正是朝鲜战争的结果，使得美国竭力避免再度在战场上与中国直接交手。
越南战争开始于1961年，是美国实施全球战略、遏制中国的重要步骤，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1965年1月的讲话中直言不讳地说：美国在越南作战的真正目标“不是帮助朋友，而是遏制中国”。为了对付中国，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在1965年的一次讲话中还明确地提出：“中国是今天美国的主要敌人。”在这场持续到1975年的战争中，侵越美军兵力曾经达到54.3万人的最高峰。
越南战争是美国的又一场伤心之战。曾经担任侵越美军司令的马克斯韦尔·泰勒在回顾这场战争时承认，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所付出的代价出人意料，几乎难以拿出来进行公开辩论。他认为除了人员伤亡惨重、军事开支惊人之外，美国“还因为这场战争付出了国内分裂，解决其他国内外的迫切问题丧失行动自由，在世界大家庭中暴露了我们内部的软弱等代价”。《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中写道：“这场战争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为漫长也是流血最多的战争。”战争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损失。美国先后把120万士兵派到越南战场，共伤亡20多万人，其中死亡58015人，伤150303人，几乎有5000架价值超过50亿美元的飞机与直升机被摧毁。美国军队的纪律和战斗力严重削弱；战争耗费2000多亿美元，加深了国内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基辛格认为，越南战争对于美国来说，“取胜毫无意义”，“失败则无法忍受”，“必须从中解脱出来”，“不管结局如何，我国在这场战争中总不免大触霉头，我们只盼摆脱这场战争时能保住一点面子”。
21世纪的中国：“强大的中国”
邓小平指出：“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中国的强大，不仅是中国安全、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和平的需要。中国现在不称霸，即使将来强大起来了也不能称霸。中国不能因为强大就称霸，也不能因为不称霸就不强大，而是既要坚持不称霸，又要实现国家强大。
美国并没有因为奉行孤立主义政策，而不建设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也并没有因为要成为一个商业民族，而不建设强大的海军。
俄罗斯宣称，已经研发出能够突破任何反导系统的独一无二的机动变轨战略导弹系统。俄罗斯还计划2015年前建造5艘新一代战略核潜艇。甚至传说普京决心“就是卖掉克里姆林宫也要建造新一代核潜艇”。
著名专家郑必坚说：“中国走和平崛起发展道路，所追求的绝不是成为一个争霸世界的军事大国，而是要建成一个市场大国、文明大国，在国际社会起建设性作用的负责任的大国。”
其实，21世纪，建设“强大的中国”，就是既要把中国建成“市场大国”，也要把中国建成“军事大国”。一个大国，如果只是市场上的强者、大者，而在战场上是弱者、小者，那么这个大国等于是市场上的肥羊，等于是战场上的俘虏，这个国家在世界丛林中，将成为强者的猎物。■
（作者：国防大学教授。著有《中国梦》、《解放军为什么能赢？》等多部著作）
尚武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具有不同的含义和表现形式。21世纪，在成功崛起和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尚武精神，是一种为了民族活命与生存而“敢于拼命”的精神，是一种为了国家伟大复兴而“敢于强军”的精神，是一种为了和平与发展而“敢于战争”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中华民族既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更不能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中，成为全球之先。
秦汉唐的中国：“英雄的中国”
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在奠基时代和高峰时代，有三个英雄人物对于中华民族尚武精神的形成和尚武文化的创造，具有标志性的作用。
首先是秦始皇嬴政。他集中了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长期征战的尚武传统，在中国统一战争中扫平六国，实现了天下一统。秦始皇作为一个以武力实现中国统一的千古一帝，他的成功实践说明了一个道理：没有尚武精神，就没有中国的统一。秦始皇的尚武精神突出表现在他的尚“统”，就是崇尚国家统一，实现天下一统。
第二个人是汉武帝刘彻。汉武帝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性格，不只是热爱和平，而且是不怕战争。汉武帝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文化，不仅是和亲文化，而且是征战文化；不仅是防御文化，而且是进攻文化。汉武帝时代的中国，如果只爱好和平而不敢于战争，如果只靠和亲、靠防御，那么，结果就不是匈奴被赶走，而是中原被奴役。汉武帝以武力击败匈奴、以进攻根除国患的成功实践，证明了一个道理：没有进攻精神，就难以从根本上消除民族生存的忧患，就难以使国家赢得持久生存和稳定发展的战略主动权。
第三个人是唐太宗李世民。唐朝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大唐”，大唐之大，不仅在于其疆域之大、财富规模之大和向世界开放的胸怀之大，而是它在当时世界上综合实力的无与伦比的“强大”。“万国来朝”的盛唐时代，恩（软实力）和威（硬实力）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大唐的辉煌，证明了一个道理：尚武必须尚强，一个尚武的民族必定是一个“尚强”的民族，而不只是一个“尚富”的民族。
秦皇一统、汉唐雄风，不仅为当代建功勋，而且为千秋留基业。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都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都是建立在尚武善战和军事强大的基础上的。秦始皇统一中国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傲视群雄、“扫平六合”的气概，汉武帝出击匈奴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以攻为守、万里远征的魄力，唐太宗武功立国的磅礴胸怀，体现了中华民族宝贵的战斗性格。中华民族尚武精神的基因，在毛泽东的以正义战争救国、以正义战争卫国、以正义战争强国的战斗精神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事实说明，尚武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与精神大厦的柱石与骨骼，没有“武化”的“文化”，没有尚武精神的文化，只是一堆文化脂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要复兴尚武精神，重振汉唐雄风。
宋以后的中国：“文弱的中国”
中华民族尚武精神的弱化，宋朝是个拐点。宋朝在尚武精神上的教训体现在五个方面。
1、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宋朝开国与汉朝、唐朝不同。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他汲取五代时期军人拥立皇帝的教训，为了控制军权，防止军人政变，采取了重文轻武的国策，实行“文人管兵”的原则，政府尊重优待文官，轻视抑制武官。南宋时刘克庄有诗曰：“先皇立国用文儒，奇士多为笔墨拘。”从而，形成“强唐”和 “弱宋”的鲜明对比。
2、战略思想的失误。这突出表现在“先南后北”的错误决策，没有继续采取后周世宗的北伐战略，失去了平定北面强敌辽国的战略机遇，致使偏安政权成为定局。
3、战略体制的缺陷。这突出表现在“强干弱枝”与“分权制衡”上。宋朝采取集权中央、削弱地方的体制，地方州县不仅没有自卫的兵力，而且也没有建设的财力。特别是在兵役方面，兵员以招募为主要来源，应募者不是无业游民，就是亡命之徒，素质不佳。然后把其中比较好的集中在都城，称之为“禁军”；剩下的低劣人员则分驻各地，称为“厢军”，后者毫无战斗力，但也同样吃粮。以后，连罪犯也被送到军营当兵，这就是“充军”一词的由来。同时，宋朝实行分权制衡原则，制衡过度，成为掣肘。皇帝、宰相、谏官三者之间制衡而不平衡，导致政治瘫痪，在危急时刻政府难以决策。
4、军事学术与军事实践脱节。宋朝虽然积弱不振，最后亡于外患，但是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在武学和兵书两个方面，北宋有惊人的发展，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北宋政府开办武学，颁定武经，后来发展到在诸州县皆设武学，并且设置武学博士，皇帝又命令校定《孙子》等七种兵书作为标准教科书，成为流传后世的《武经七书》，一时间，文人论兵成为风气。南渡以后，文人论兵的风气仍然盛行。酿成了“论兵之人多，会用兵之人少”的空谈误国恶果。
5、军队数量与军队质量反差。宋朝是个富甲世界的王朝，但它不是一个富国强军的王朝，而是一个富国弱兵的王朝。宋朝军队庞大而臃肿，1064年时军队总人数达到138万多。从宋太祖到宋仁宗，相隔不到百年，宋朝兵员数量增加6倍以上，虽然养兵百万，但其中至少40万为厢军，60万禁军中又有1/3老弱，加上其他消耗，真正可以使用的兵员最多不超过30万。加之军队生活骄堕，“卫士入宿即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这些老爷兵的费用占宋朝全部岁入的5/6。如此的臃师弱旅，宋朝的厄运当然无法幸免。
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挨打的中国”
1919年10月20日，孙中山在《精武本纪》序言中说到：“我国民族，平和之民族也。吾人初不以黩武善战，策我同胞；然处竞争剧烈之时代，不知求自卫之道，则不适于生存。且吾观近代战争之起，恒以弱国为问题。倘以平和之民族，善于自卫，则斯世初无弱肉强食之说。” 正如孙中山所论，由于中华民族较长时期以来尚武精神弱化，不善战，不求自卫之道，所以在激烈竞争的霸权时代，就难于生存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国家打进中国，到抗日战争胜利，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不善战”的形象举世公认。期间，避战不得，战则必败，败则必割地赔款。西方国家，有的是单独来打，有时是集体出击、结伙来攻。中国既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机，又处于被日本独吞的险境。中国在世界丛林中，好像一只没有防卫力量的大肥羊，被一群虎狼追逐围猎。
没有尚武精神的民族，是没有生存权的民族。鸦片战争之前，一些传教士看到了中华帝国大而无力、弱而不武的一面，于是鼓吹应该以强硬的武力手段叩开中国的门户。有人为此搜集情报并且参加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其中以郭士立较为典型。郭士立是普鲁士人，由荷兰传道会派来远东。从1831年起，他曾经十次乘船考察了中国的东南沿海，搜集了大量情报。他发现清朝政府武风不振，防务松懈，武器落后，因此得出结论：“如果我们是以敌人的身份到这里来，整个中国的抵抗不会超过半小时。”
后来，那些侵略中国屡战屡胜，打中国打出甜头的欧洲人，在总结经验时竟然狂妄地宣称：“对付中国人的办法，就是将它痛打一顿，再跟它讲道理。”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遭受的外来侵略共470多次。1840年到1905年的65年间，中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则有745个之多。
大量事实说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强而尚武，文武兼备，善于自卫，才能生存于世、威震于世。
20世纪的中国：“战斗的中国”
孙中山总结鸦片战争以后的80年，中国与欧洲人打交道的经验教训，得出结论：用仁义道德感化欧洲人是与虎谋皮，要收回中国的权利便要诉诸武力。20世纪的中国，就是一个诉诸武力、收回权利的“战斗的中国”。“战斗的中国”，实践的是“枪杆子里面出主权”、“枪杆子里面出独立”、“枪杆子里面出安全”、“枪杆子里面出和平”、“枪杆子里面出发展”的真理。
“枪杆子里面出主权”。国家主权是国家的生存权。20世纪“战斗的中国”首先是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而战，其中最危急的是抗日救国之战。八年抗战，中国以直接伤亡3500万人的巨大牺牲，以及巨大的物质损失，赢得了自鸦片战争以来100年中第一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
20世纪的中国实践是“枪杆子里面出和平”的重大实践。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这两场战争，是新中国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交手与较量。朝鲜战争也是中国和美国之间在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正面的军事冲突。美国在战区直接参战的人数是178.9万人，死亡人数36574人，受伤103284人。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先后轮番投入了25个野战军，16个炮兵师，10个铁道兵师，12个空军师。连同后勤人员和补充兵员，总兵力达到200多万人。一个被世界列强欺负了100年的民族，居然能在3年的时间里，同世界上最强的国家组织的16国联军打成平手，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军事奇迹。
还在战争结束前夕，周恩来就深刻指出：“朝鲜战争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上有特殊意义的事件。朝鲜战争是局部性的，但是朝鲜战争的意义是世界性的。”抗美援朝战争揭穿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军威。彭德怀也说：“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参战的美国军方和将军纷纷承认，朝鲜战争是“美国所进行的一次代价最大、流血最多”而又“旷日持久、难以解决的战争”。在朝鲜停战协议上签字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美国学者在评论朝鲜战争时认为，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是取得了胜利的：除了使“战争被限制在半岛上，北朝鲜政权得到了拯救，美国军事威胁存在于鸭绿江边的噩梦消失了”之外，参加朝鲜战争还使中国“成为更成熟、更受人尊重的国家”。朝鲜战争给后来美国的决策者们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它对后来美国在远东的行动起到了制约作用，从此“美国和中国再也没有卷入重大战争”。朝鲜战争后，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
中国在朝鲜战争中赢得胜利，对于后来越南战争期间的美国，仍然具有极大的震慑作用。当年驻越美军司令帕尔默说：“美国对于同红色中国发生战争的恐惧比河内能在战场上使用的任何战争武器更可靠地保护了北越免受入侵。”正是朝鲜战争的结果，使得美国竭力避免再度在战场上与中国直接交手。
越南战争开始于1961年，是美国实施全球战略、遏制中国的重要步骤，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1965年1月的讲话中直言不讳地说：美国在越南作战的真正目标“不是帮助朋友，而是遏制中国”。为了对付中国，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在1965年的一次讲话中还明确地提出：“中国是今天美国的主要敌人。”在这场持续到1975年的战争中，侵越美军兵力曾经达到54.3万人的最高峰。
越南战争是美国的又一场伤心之战。曾经担任侵越美军司令的马克斯韦尔·泰勒在回顾这场战争时承认，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所付出的代价出人意料，几乎难以拿出来进行公开辩论。他认为除了人员伤亡惨重、军事开支惊人之外，美国“还因为这场战争付出了国内分裂，解决其他国内外的迫切问题丧失行动自由，在世界大家庭中暴露了我们内部的软弱等代价”。《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中写道：“这场战争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为漫长也是流血最多的战争。”战争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损失。美国先后把120万士兵派到越南战场，共伤亡20多万人，其中死亡58015人，伤150303人，几乎有5000架价值超过50亿美元的飞机与直升机被摧毁。美国军队的纪律和战斗力严重削弱；战争耗费2000多亿美元，加深了国内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基辛格认为，越南战争对于美国来说，“取胜毫无意义”，“失败则无法忍受”，“必须从中解脱出来”，“不管结局如何，我国在这场战争中总不免大触霉头，我们只盼摆脱这场战争时能保住一点面子”。
21世纪的中国：“强大的中国”
邓小平指出：“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中国的强大，不仅是中国安全、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和平的需要。中国现在不称霸，即使将来强大起来了也不能称霸。中国不能因为强大就称霸，也不能因为不称霸就不强大，而是既要坚持不称霸，又要实现国家强大。
美国并没有因为奉行孤立主义政策，而不建设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也并没有因为要成为一个商业民族，而不建设强大的海军。
俄罗斯宣称，已经研发出能够突破任何反导系统的独一无二的机动变轨战略导弹系统。俄罗斯还计划2015年前建造5艘新一代战略核潜艇。甚至传说普京决心“就是卖掉克里姆林宫也要建造新一代核潜艇”。
著名专家郑必坚说：“中国走和平崛起发展道路，所追求的绝不是成为一个争霸世界的军事大国，而是要建成一个市场大国、文明大国，在国际社会起建设性作用的负责任的大国。”
其实，21世纪，建设“强大的中国”，就是既要把中国建成“市场大国”，也要把中国建成“军事大国”。一个大国，如果只是市场上的强者、大者，而在战场上是弱者、小者，那么这个大国等于是市场上的肥羊，等于是战场上的俘虏，这个国家在世界丛林中，将成为强者的猎物。■
（作者：国防大学教授。著有《中国梦》、《解放军为什么能赢？》等多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