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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南联大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学生从军抗日的热潮。这些学生在民族危亡之际，舍弃安宁的校园，投身火热的抗日战场，许多人甚至牺牲了年轻的生命。他们的姓名，大多刻在位于今日云南师范大学呈贡校区内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背面，总计834人，后亦有人称之为西南联大“八百壮士”。
第一次从军热潮
1941年初，美国政府批准向中国派遣飞机、志愿飞行员和机械师。8月1日，蒋介石下令，美国志愿飞行员在陈纳德上校的指挥下正式成立志愿队（通称飞虎队），作为中国空军的一个单位，在昆明西郊开始建造基地，在巫家坝修建机场。珍珠港事件之后，中美正式成为盟友，这支志愿队改称为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同时，美国还在昆明设立了步兵、炮兵学校和各种训练班培训中国下级军官和士兵，主要由美国军人担任教官。
随着来华美军不断增多，就需要大批军事翻译人员。最初由航空委员会从社会上招聘，但质量不够理想，数量上也不能满足需要。1941年9月，教育部下令内迁各大学外文系三、四年级男生应征参加翻译工作，一年后即可回校。这次共征调70余人，已从长沙迁至昆明并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占了大半。大规模的征调发生在两年后。
1943年10月，教育部下令，1943-1944学年度春季将征调几所大学所有应届四年级身体合格的男生为美军翻译员。一并发布的还有相关要求：1.通译官分四个等级，从中尉到中校，月薪450元到750元；2.连津贴在内每月约5000元，发5套衣服；3.服务期限为2年；4.当通译可免兵役；5.战事平定后，十分之一成绩优良的同学可去国外留学。通知一发出，联大师生积极响应。
11月9日上午10点，联大校长梅贻琦亲自组织学生集会，做动员讲话。他告诉台下学生，因为缺乏翻译人才，有数百名美军不能发挥作用，“国家急切需要着你们，希望同学们能踊跃参加通译工作”。随后他宣布：四年级同学服役期满发给毕业证书；低年级学生志愿应征期满返校，交上服务报告书，由校方审核，可免修32个学分（相当于一个学年的学分）；大学四年级生寒假结业后参加通译工作的，可准予毕业；同时也宣布了惩戒措施，合格的应届毕业生，“不服从征调两年兵役者，不发毕业文凭”。12日，联大教授会议作出决定：四年级（不包括师范学院）男生寒假后一律征调为译员。被征调者分两批入伍，第一批为文、法、理学院学生，这部分人所修学分加上学校送的学分已经达到了毕业所需的132学分；第二批主要是理工科学生，他们主要考虑把上学期的课念完后加上学校送的24学分也可以毕业。到1943-1944学年度上学期结束，联大四年级应征人数为310人，加上其他年级志愿应征的共达400余人。时任联大校长梅贻琦的一对儿女梅祖彦、梅祖彤也报名参军。
这批入伍学生大部分进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昆明设立的译员训练班学习，少数理工科学生考入航委会高级机械班学习，后被分配到空军，长期飞行于“驼峰航线”上。译员训练班主任是战地服务团团长黄仁霖，实际负责人为联大教授，吴泽霖为副主任，樊际昌为教导主任，戴世光、鲍觉民主管训练业务。教员大多从联大抽调，闻一多、潘光旦、华罗庚等人先后去讲过课。译员班结业后，这些学生成为外事局工作人员，担任上尉三级译员或少校二级译员，是正规的非军事官员，由外事局再派到美军司令部，由他们分配到各地美军单位安排工作。 当时美军中缅印战场都派遣有联大学生。抗战后期的入缅战役、滇西战役、打通中印公路之战以及湘西会战等，都有大量联大的翻译人员参战。这批译员在分到部队后，虽不是正规军事人员，但一样身着美式军服，佩戴军衔，因此曾闹过一些啼笑皆非的事情。据有的学生回忆，他被分到一个汽车工厂，当少校译员，因为工作出色，几个月后，在德国留过学的厂长就提升他为中校，3个月后又提升为上校。结果该生上街后，被宪兵抓住，说他太年轻，是冒牌的，看了军官证才解除了误会。后来，他在公众场合就把上校的校章拿下来。
1941-1945年，后方大学生被征调为翻译官的约4000人，其中联大学生约400人，占10%。1945年7月6日，美国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战区对美国抗敌战争的支援，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给在中国战区做出卓越功绩的人员授以铜质自由勋章。52名授奖的上尉翻译官中，有梅祖彦等12名联大学生，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军事译员在二战中所起的作用。
青年远征军
1944年4月至11月，日军为支援东南亚和滇缅边境的军队，发动豫湘桂战役，妄图打通从中国到越南的陆上交通线。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日军突入贵州独山，威胁贵阳，昆明、重庆均受震动。
9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发表演讲称：“国家在此紧急关头，要先其所急，使知识青年效命于战场，因为知识青年有知识，有自动判断的能力，队伍中增加一个知识青年，就不啻增加了十个普通士兵。”随后，他发表《告知识青年从军书》，号召青年从军，规定：服役年限为两年，公务员保留薪水，大专学生保留学籍，高中学生服役期满后可免试升大学等。在这一背景下，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发动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提出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以激励青年参军。
1944年11月15日，西南联大成立了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除了由常务委员任主任委员外，聘请杨石先、施嘉炀为副主任委员，查良钊、郑天挺、姚从吾、陈福田、郑华炽、袁复礼、李继侗、伍启元等为委员，并请郑华炽为该会总干事。由于担心蒋介石是在为打内战做准备，一开始，联大学生报名不甚踊跃。联大教授张奚若也发表谈话，劝同学们“不要盲从”。
在重庆政府几次来电催促并下达最后期限的情况下，学校当局召开大会，梅贻琦邀请钱端升、冯友兰、周炳琳、闻一多等教授作动员讲话。冯友兰后来回忆自己在会上的发言，大意说，抗战已经进行这几年了，以前国家、政府不征发高中以上的学生，实行免役，这是因为当时没有新式武器，还用不着有科技训练的人。现在美国送新式武器来了，正需要有科技训练的人去使用。如果有科技训练的青年不去从军，叫谁使用呢？闻一多在会上也赞成从军，不过他的出发点是：从军目的是用国民党的枪武装自己，借国民党的武装再来反对国民党，“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先把枪接过来，拿在手里，谁要反对我们，我们就先向他下手”。最终，这次报名参军的学生达到近200人。12月28日，联大剧团、戏剧研究会、山海云剧社相继演出了夏衍、于伶、宋之的合编的《草木皆兵》以表欢送。1945年1月28日，参军同学入营。当天，联大图书馆门前乱哄哄地站满了送行的人，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一群人闹嚷嚷地出了校门，到了北教场，被编入青年军207师炮一营。这批学生全部分配到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密支那附近的兰迦学习汽车驾驶，隶属辎重兵第14团，取得驾驶执照后，便在史迪威公路上执行运输任务。日本投降后，绝大部分学生都回校复学。
除了上述3次大规模的从军活动外，也有部分联大学生零星自发参军的。1941年，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一些联大学生报名投考空军，在经过短期飞行训练后，又被送到美国继续接受各种包括初、中、高级教练机飞行训练和毕业后的作战飞机训练，为期一年。1944年分批回国，分配在空军的各个轰炸机和战斗机大队。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回迁前，在联大新校舍（今云南师范大学）东北角树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纪念碑背面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碑，由联大校志委员会撰列，中国文学系教授唐兰篆额，数学系教授刘晋年书丹。碑文云：“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战时任务完成学校结束之日，勒其从军学生之姓名于贞石，庶垂令闻，及于久远。其有遗阙，补于校志。”
第一次从军热潮
1941年初，美国政府批准向中国派遣飞机、志愿飞行员和机械师。8月1日，蒋介石下令，美国志愿飞行员在陈纳德上校的指挥下正式成立志愿队（通称飞虎队），作为中国空军的一个单位，在昆明西郊开始建造基地，在巫家坝修建机场。珍珠港事件之后，中美正式成为盟友，这支志愿队改称为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同时，美国还在昆明设立了步兵、炮兵学校和各种训练班培训中国下级军官和士兵，主要由美国军人担任教官。
随着来华美军不断增多，就需要大批军事翻译人员。最初由航空委员会从社会上招聘，但质量不够理想，数量上也不能满足需要。1941年9月，教育部下令内迁各大学外文系三、四年级男生应征参加翻译工作，一年后即可回校。这次共征调70余人，已从长沙迁至昆明并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占了大半。大规模的征调发生在两年后。
1943年10月，教育部下令，1943-1944学年度春季将征调几所大学所有应届四年级身体合格的男生为美军翻译员。一并发布的还有相关要求：1.通译官分四个等级，从中尉到中校，月薪450元到750元；2.连津贴在内每月约5000元，发5套衣服；3.服务期限为2年；4.当通译可免兵役；5.战事平定后，十分之一成绩优良的同学可去国外留学。通知一发出，联大师生积极响应。
11月9日上午10点，联大校长梅贻琦亲自组织学生集会，做动员讲话。他告诉台下学生，因为缺乏翻译人才，有数百名美军不能发挥作用，“国家急切需要着你们，希望同学们能踊跃参加通译工作”。随后他宣布：四年级同学服役期满发给毕业证书；低年级学生志愿应征期满返校，交上服务报告书，由校方审核，可免修32个学分（相当于一个学年的学分）；大学四年级生寒假结业后参加通译工作的，可准予毕业；同时也宣布了惩戒措施，合格的应届毕业生，“不服从征调两年兵役者，不发毕业文凭”。12日，联大教授会议作出决定：四年级（不包括师范学院）男生寒假后一律征调为译员。被征调者分两批入伍，第一批为文、法、理学院学生，这部分人所修学分加上学校送的学分已经达到了毕业所需的132学分；第二批主要是理工科学生，他们主要考虑把上学期的课念完后加上学校送的24学分也可以毕业。到1943-1944学年度上学期结束，联大四年级应征人数为310人，加上其他年级志愿应征的共达400余人。时任联大校长梅贻琦的一对儿女梅祖彦、梅祖彤也报名参军。
这批入伍学生大部分进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昆明设立的译员训练班学习，少数理工科学生考入航委会高级机械班学习，后被分配到空军，长期飞行于“驼峰航线”上。译员训练班主任是战地服务团团长黄仁霖，实际负责人为联大教授，吴泽霖为副主任，樊际昌为教导主任，戴世光、鲍觉民主管训练业务。教员大多从联大抽调，闻一多、潘光旦、华罗庚等人先后去讲过课。译员班结业后，这些学生成为外事局工作人员，担任上尉三级译员或少校二级译员，是正规的非军事官员，由外事局再派到美军司令部，由他们分配到各地美军单位安排工作。 当时美军中缅印战场都派遣有联大学生。抗战后期的入缅战役、滇西战役、打通中印公路之战以及湘西会战等，都有大量联大的翻译人员参战。这批译员在分到部队后，虽不是正规军事人员，但一样身着美式军服，佩戴军衔，因此曾闹过一些啼笑皆非的事情。据有的学生回忆，他被分到一个汽车工厂，当少校译员，因为工作出色，几个月后，在德国留过学的厂长就提升他为中校，3个月后又提升为上校。结果该生上街后，被宪兵抓住，说他太年轻，是冒牌的，看了军官证才解除了误会。后来，他在公众场合就把上校的校章拿下来。
1941-1945年，后方大学生被征调为翻译官的约4000人，其中联大学生约400人，占10%。1945年7月6日，美国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战区对美国抗敌战争的支援，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给在中国战区做出卓越功绩的人员授以铜质自由勋章。52名授奖的上尉翻译官中，有梅祖彦等12名联大学生，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军事译员在二战中所起的作用。
青年远征军
1944年4月至11月，日军为支援东南亚和滇缅边境的军队，发动豫湘桂战役，妄图打通从中国到越南的陆上交通线。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日军突入贵州独山，威胁贵阳，昆明、重庆均受震动。
9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发表演讲称：“国家在此紧急关头，要先其所急，使知识青年效命于战场，因为知识青年有知识，有自动判断的能力，队伍中增加一个知识青年，就不啻增加了十个普通士兵。”随后，他发表《告知识青年从军书》，号召青年从军，规定：服役年限为两年，公务员保留薪水，大专学生保留学籍，高中学生服役期满后可免试升大学等。在这一背景下，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发动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提出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以激励青年参军。
1944年11月15日，西南联大成立了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除了由常务委员任主任委员外，聘请杨石先、施嘉炀为副主任委员，查良钊、郑天挺、姚从吾、陈福田、郑华炽、袁复礼、李继侗、伍启元等为委员，并请郑华炽为该会总干事。由于担心蒋介石是在为打内战做准备，一开始，联大学生报名不甚踊跃。联大教授张奚若也发表谈话，劝同学们“不要盲从”。
在重庆政府几次来电催促并下达最后期限的情况下，学校当局召开大会，梅贻琦邀请钱端升、冯友兰、周炳琳、闻一多等教授作动员讲话。冯友兰后来回忆自己在会上的发言，大意说，抗战已经进行这几年了，以前国家、政府不征发高中以上的学生，实行免役，这是因为当时没有新式武器，还用不着有科技训练的人。现在美国送新式武器来了，正需要有科技训练的人去使用。如果有科技训练的青年不去从军，叫谁使用呢？闻一多在会上也赞成从军，不过他的出发点是：从军目的是用国民党的枪武装自己，借国民党的武装再来反对国民党，“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先把枪接过来，拿在手里，谁要反对我们，我们就先向他下手”。最终，这次报名参军的学生达到近200人。12月28日，联大剧团、戏剧研究会、山海云剧社相继演出了夏衍、于伶、宋之的合编的《草木皆兵》以表欢送。1945年1月28日，参军同学入营。当天，联大图书馆门前乱哄哄地站满了送行的人，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一群人闹嚷嚷地出了校门，到了北教场，被编入青年军207师炮一营。这批学生全部分配到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密支那附近的兰迦学习汽车驾驶，隶属辎重兵第14团，取得驾驶执照后，便在史迪威公路上执行运输任务。日本投降后，绝大部分学生都回校复学。
除了上述3次大规模的从军活动外，也有部分联大学生零星自发参军的。1941年，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一些联大学生报名投考空军，在经过短期飞行训练后，又被送到美国继续接受各种包括初、中、高级教练机飞行训练和毕业后的作战飞机训练，为期一年。1944年分批回国，分配在空军的各个轰炸机和战斗机大队。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回迁前，在联大新校舍（今云南师范大学）东北角树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纪念碑背面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碑，由联大校志委员会撰列，中国文学系教授唐兰篆额，数学系教授刘晋年书丹。碑文云：“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战时任务完成学校结束之日，勒其从军学生之姓名于贞石，庶垂令闻，及于久远。其有遗阙，补于校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