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吊悲剧
　　列位，这期话题咱从一出悲剧说起：2013年7月，27岁的四川巴中市农民李佩霖为讨薪爬塔吊不慎坠亡。据报载，事发三天后，他家乡政府的农民工维权中心王晓荣副主任在太平间里看到李佩霖遗体时，“脑袋肿大得像个球，虽然已经看不见双眼，但他两眼边的泪水痕迹还清晰可见”。
　　经过王晓荣5天的艰苦谈判，欠薪方终于兑现了拖欠的178万元工资，赔偿农民李佩霖家属95万元。事后王晓荣哀叹，这起惨案根本不应该发生，“哪怕先兑现一部分工资，李佩霖也不会走极端！”
　　或许在一些朋友那里，这样的新闻已算不得“新闻”。因为爬塔吊讨薪，李佩霖绝不是第一个。以如此惨烈的方式维权，李佩霖之前也有案例可循。前几年，河南农民工张海超也曾开胸验肺，以证明自己得了尘肺病。以如此激进的方式为自己也为工友们讨得欠薪，以不惜伤害自己的身体维权，不可谓不惨烈！
　　稍有良知之人读了这些新闻，心头难免都会堵得难受，忍不住问一句：年复一年，农民工讨薪维权，咋就这么难呢？
　　无良企业有帮凶
　　让我们梳理一下李佩霖的讨薪过程。
　　根据媒体报道，2012年，李带领几个农民工承包了山东泰安三栋楼的施工，建设方承诺于2013年5月1日付清余款178万元。但到5月中旬，付款并没有兑现。为此，李佩霖三天两头到集团项目部讨钱，但对方只许诺不兑现，说急了则扬言：“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没钱给你！”此后李多次讨要，却被一拖再拖。2013年7月18日，李佩霖被彻底激怒了，情急之下爬上30多米高的塔吊。但在危险等待了六个小时后，李佩霖头朝下从三十多米高的塔吊上摔了下来！27岁的李佩霖没有等来本该属于他的血汗钱。
　　让李的妻子寒心的，是当地政府部门的表现。“丈夫坠亡前的6个多小时内，现场只拉了警戒线，并未采取有实质作用的救援措施，甚至在地面上连个用于防止不测发生的救生气垫都没有铺……”
　　巴中市政府委派王晓荣专程前往山东为农民工维权。但王刚刚和泰安地方政府接上头，就被对方来了个下马威。泰安善后处理领导小组说：“不谈责任，只说条件！”王晓荣当即反驳：“不谈责任，何谈赔偿？”
　　当地公安一负责人说：“李佩霖是非法爬塔吊，严重影响了当地社会治安！”王晓荣反问道：“尽管从法律上可以这样认定，但究竟是谁将他逼上塔吊的？”因为据理力争，泰安市的负责人甚至指责王晓荣：“我怀疑你是不是政府的人？”
　　列位看官，由此可见，讨薪难不只难在向企业要钱上。这背后，还有地方政府官员强烈的地方保护意识从中作梗，使得外来打工的农民工讨薪、维权举步维艰。以生命代价维权的李佩霖，若知身后事依然如此百般曲折，会做如何感想呢？
　　博弈远未结束
　　本是民众利益代表的政府机构，为何甘愿与企业绑在一起，替资本方说话？
　　原因很简单，地方政府虽然承担着提供地区范围内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责。但是地区和地区之间，还有很强的竞争和博弈。因为考核或者面子关系，地方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增长，以期在博弈中获得优势地位；而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增长机会，地方政府不得不对企业委以重望。在GDP和税收的驱使下，一旦企业和劳动者成为对立方，某些地方政府为了经济考量，难免不会把劳动者权益放在次要位置。
　　有看官会有疑问：中央政府天天讲保护进城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中央一号文件也一个接一个的关注农民工权益，地方政府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吗？
　　其实，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也存在着博弈关系。由于经济发展会给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官员带来更大的可分配资源，所以在谋求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方面，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目标是一致的。但是，由于行政管辖范围的不同，从地方政府角度来看，地区的经济发展、工业化程度最大化是优先考虑的目标，它们直接关系到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关系到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收益。而从中央政府角度来看，宏观经济稳定和社会和谐发展具有更高的战略地位。
　　所以，出于稳定的考虑，中央政府会不断提倡保护农民工的权益。而有些地方政府对于侵害农民工权益的事件，只要不损害地方利益，往往尽可能地敷衍和回避矛盾。
　　果真如此，该如何从博弈中维护农民工的权益呢？那就得依靠法律，比如《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法律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比行政政策具有更高的约束效力，使得地方政府的博弈策略能够更多地朝着“合作”的方向倾斜。在法律制约下，地方政府能够更好地配合中央政府的行动策略，农民工输出地政府与输入地政府之间能够进行相互协作，更好地改善农民工的社会处境。
　　但现实经验告诉我们，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执法犯法的情况目前还没有完全杜绝。农民工权益维护，还得靠具体的执行者即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努力。从这一点上讲，尽早破除地方政府的“唯GDP论”，让他们尽快回归社会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才是农民工维权的重中之重。
　　如李佩霖一般令人触目惊心的惨状，真不该再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