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四风”强劲浪潮的荡涤下，被称为“世界第一县衙”的浙江省长兴县政府办公楼继2008年被曝光后第二次成为关注焦点。报道称，这组矗立在总人口不到100万的县城里的豪华大楼及其配套设施花费达20亿元，当仁不让地成为奢靡之风的“形象代言人”。
　　更令人担忧的是，“世界第一县衙”并不孤独，雄踞于各地的超级“县衙”依次被上传曝光——济南市政府办公楼建筑面积37万平方米，造价40亿元，走廊周长1公里，拥有40多部电梯、电话和电脑插座45000个，是仅次于美国五角大楼的世界第二大单体建筑；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属革命老区，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与西北红军主力在此会师，2010年，延川县启动“会师广场”建设项目，原本不在项目之列的镇政府办公楼横空而起，而图纸上的宏伟会师纪念馆却“蜷”进大楼的一间小屋里；江苏省阜宁县曾号称“50年不落伍”的县委县政府办公楼，在2011年4月，仅使用10年便被卖掉；河南省信阳市明港镇政府办公楼投资3000多万元，人均建筑面积超过省部级党政机关办公标准，书记、镇长的办公室更是近200平方米的“大宅门”。
　　之所以将这些超级“县衙”不厌其烦地一字排开，是因为这种弥漫于上级主管部门的“顺水送人情”意识，浸润于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的“超标享乐、我亦受益”思想，相较个人贪腐案件，危害更甚，他们往往用“集体决定”遮盖了决策失误，用“招商需要”凑足了超标理由，用“政府现象”回应了外界质疑，实质上形成的是一条心照不宣、利益均沾的特权享乐链。
　　试想，动辄十几层的高楼，多少亿的资金，一路绿灯地从动议到实体，非一人而能为之，非一站而能成为之，这么大的决策，这么多的投入，不可能不上会吧？班子集体决议后不可能不上报吧？决定后不可能不预估民意及舆论反应吧？但恰恰就是其间应该严控的层层审批程序，多个把关部门却完全形同虚设，自始至终无人站出来说个“不”字，或者即使有人说过，也一定是那些只能服从多数的少数人，所以才会让这些有当地“耻辱名片”之用的豪华办公楼矗立在百姓面前耀武扬威。
　　很多政府机关门口都立着一块巨石，上面刻着“为人民服务”的金色大字，但世界级办公楼前立着的这五个字，显然只是说给外人听的言不由衷之语。毫无疑问，那些弯弯曲曲的回廊、金碧辉煌的大厅里藏着的是傲慢、优越的不知深几许的衙门作风，而这种作风正是滋生腐败的最大温床。政府形象绝不可能依靠玻璃幕墙和音乐喷泉就树立起来，政府威信更不可能依靠办公室里的中央空调、电视、冰箱甚至宽大的双人床就烘托出来，而那些所谓的合署办公、一站服务、招商引资、财政宽裕之类的说辞都没有资格成为豪华办公楼的挡箭牌。坐在星级宾馆一般的办公室里，夏有凉风秋有月，浸在“出有好车餐有美味”的氛围中，“官老爷”作风肯定会不知不觉地加重蔓延，对于这样的官员，怎么可能指望他们权为民所用？怎么可能指望他们“从群众中来”代表民意“到群众中去”体察民情？又怎么可能指望他们唱响“为民务实清廉”的时代强音？
　　办公楼的确代表着政府形象，但前提必须是惠民、便民且亲民，那些超级办公楼抬升的是楼体高度，推远的却是民心距离。因此，只有“县衙”平民化，里面的官员才能听到实话，做出的决策也才能科学化、人性化，“为人民服务”也才能不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