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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6月，坐落在上海新华路上的上海影城都是中外电影工作者欢聚的“圣殿”。2008年6月14日，第1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又在这里隆重开幕，中外影星纷纷光临的同时，也吸引了众多的全国各地媒体的记者前来采访。而在这无数的记者中，一个名叫权仁俊，来自吉林延边新闻网的年轻记者给同行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为人豪爽，采访的热情非常高涨，不像其他记者只是盯着有“卖点”的那些影星，或者自己感兴趣的新闻。他从亚洲新人奖的颁奖到最后的金爵奖的颁奖晚会，乃至大大小小的新闻发布会，每天都提着照相机马不停蹄地赶场子。同时，他还十分善于和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同行交朋友，经常主动热情地和大家交换名片。辽宁某日报的董小姐就是和权仁俊在电影节的新闻中心里一见如故的。
6月19日那天，董小姐正坐在新闻中心埋头写稿，突然，耳边传来一声亲切的招呼：“你好，我们交换下名片好吗?”
董小姐抬头一看，一个面目清秀，年约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双手捧着一张名片，正微笑着彬彬有礼地站在她的身旁。她连忙站起身，接过对方递过来的名片，并且礼貌地回敬了一张自己的名片。
“谢谢。我是吉林延边新闻网派驻上海的记者，名叫权仁俊，我们既是同行，又是东北老乡，能在上海和你相遇，真的是非常荣幸啊!”望着董小姐的名片，权仁俊热情地说道。接着，他们便如老朋友般相互交谈起来。在交谈中董小姐得知，权仁俊是朝鲜族人，但从小在韩国长大，父母现在还在韩国经商。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院，目前工作之余，还继续在复旦大学新闻系攻读硕士研究生。
听着对方一番热情洋溢的自我介绍，董小姐不由得对这个既勤奋又机灵的同行产生几分好感：“你真不容易啊，在紧张采访工作的同时，还不忘充电学习，我得好好向你学习哦!”
“别客气，既然咱们是老乡那就在今后的采访中相互多关照吧，有什么独家新闻我们可以共享啊!我在上海打拼了多年，各方面的关系都很熟，像北京日报的记者王涛、中国电影频道的记者杨阳、夸克电影网的记者徐晓等都是我的哥们，你如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就尽管和我说。”权仁俊微笑地对董小姐说道。
在以后的几天里，董小姐总能在各个活动的现场见到权仁俊活跃的身影。每次他主动和董小姐打过招呼后，便拿着照相机早早地抢占好有利地形拍照、采访，并且还主动给董小姐提供采访线索，有几次还真的让她顺利地采访到了两个国际知名影星。这使得她对权仁俊的为人和活动能力更加的敬佩。
2
无独有偶。就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举办的日子里，经营着一家网络公司的李小姐，在上海的东北角五角场国定路附近的一家名为“天和阁”的茶馆里，也结识了一个名叫权仁俊的年轻记者。
李小姐说：“那天上午‘天和阁’茶馆的老板请我去替他维修电脑，这时一个正在吧台沏茶的年轻人跑上来和我说，他是吉林都市报的记者，自己的笔记本电脑里有个软件坏了，想请我也帮助重新安装下。当我替他搞好后，他热情地端上一杯茶说，请我尝尝他用刚学会的中国茶道调制的茶。我接过茶杯后问道，你做记者的怎么会到茶馆里来学沏茶?他笑呵呵地说，他出生在韩国，父母在韩国经商。工作之余他还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因为对中国的茶文化和茶道非常感兴趣，而这家茶馆离复旦大学不远，所以经常来此地拜师学艺。”
这时，茶馆的老板也走上前来，拍着权仁俊的肩膀说道：“这个韩国小伙子不仅新闻写得好，现在又成了中国茶道高手啦!”由于李小姐和茶馆老板的关系很好，听得老板这么一说，对权仁俊的韩国人的身份深信不疑，况且刚才在替他的笔记本电脑安装软件时，发现里面的确有许多韩文网站。
当天，李小姐和权仁俊坐在茶馆的包房里，边喝茶，边聊天，彼此聊得十分愉快。分手时，相互交换了名片。谁知，第二天早上，李小姐还没起床，就接到权仁俊打来的电话，说是他有件急事，想和李小姐商量。于是，李小姐便对他说，中午到她的公司来吧，她请他吃饭。
中午11点，权仁俊准时来到了李小姐的公司。一见到李小姐，他便急切说道：“昨天晚上我接到总编打来的电话，说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上海的报道，吉林都市报准备成立上海记者站。而记者站的人员招聘、办公用房租赁等前期筹备工作由我全权负责。既然总编如此信任我，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我，我就绝不能辜负总编，把记者站的筹备工作做好。人员招聘没问题，我完全可以在复旦大学的同学中间挑选。可是，办公用房却到哪里去想办法呢?我在上海是人生地不熟，所以想请李小姐帮帮忙。”
说来也巧，李小姐的公司正好有一间大房间空闲着准备对外出租，听权仁俊这么一说，她心想，反正是就要出租的，出租给熟人总要比出租给陌生人要好。但当她刚想把话说出口，又马上产生一丝犹豫。因为，她曾经听权仁俊说过，他每月的工资只有两、三千元，而自己的这间房子的月租金起码在1300元左右，他有能力按时支付房租吗?
也许是李小姐的犹豫神情让权仁俊看出来了，他马上主动爽快地表示，他在上海的所有费用报社都会报销的，只要租金适中，他绝不会少一分钱的。
权仁俊的这句话，立即打消了李小姐的顾虑，在既没有签订租赁合同，也没有预付定金的情况下，就同意把房间借给他。而第二天，权仁俊就提着行李住了进去。
3
上海国际电影节各项的活动还在不断举行，因此，权仁俊同样也是不辞辛劳地奔波在现场采访。可是，随着在一起采访活动的增多，细心的董小姐渐渐地发现这个同行，尽管工作热情很高，但业务水平却非常差。
“我真的没想到，他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又在攻读新闻系研究生，写出来的新闻稿竟然连5个W也还没搞清楚。稿件中和发给我的短信常常是错字连篇，病句不断。同时，我还发现，他的工作作风也不够严谨。在采访亚洲新人奖的颁奖会时，虽然他占据了最佳的拍照位置，但他举着照相机十分随意地拍了几张后，就离开了现场。我问他，这样的照片怎么好用?他却满不在乎地说，回去后在电脑里处理下不就可以了。我的天啊，新闻照片怎么可以作假。这种事情绝对不应该发生在一名专业记者的身上，他的一言一行不由让我对他的记者身份产生一些怀疑。”董小姐说道。
与此同时，虽然李小姐整日忙于公司业务，平日和权仁俊的接触并不多，但即便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开始对权仁俊的一些举动感到纳闷。首先，他几乎是每天都是白天睡觉，晚上外出的昼夜颠倒生活规律让李小姐觉得不可思议。她想，做记者的怎么会白天不工作呢?并且在阅读了权仁俊从自己电脑里调取出来给她看的大作后，更是加深了自己的疑惑：“我在大学里读的是中文系，看他的文章，就像是在看小学生写的作文，完全不像是一个记者写的。而且，许多文章纯粹就是从网络中直接粘贴过来的。 我真怀疑他究竟是不是记者。”
尽管董小姐和李小姐都对权仁俊的记者身份产生怀疑，可是，没过多久，她们就否定了自己的怀疑。董小姐说，权仁俊的确十分了解影视圈的内幕与行情，对中外影星的行踪也了如指掌。如果不是跑影视这条线的人，是很难做到的。
同样，李小姐也觉得每当权仁俊和她聊起采访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些活动细节、幕后花絮时，让她深信这只有在现场的记者才能掌握，一般的人是不可能知晓的。
因此，她们均以为，权仁俊的文字水平差，也许是他出生在韩国，中文基础比较薄弱有关。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权仁俊挂在胸前的那张“货真价实”的电影节采访证最终彻底打消了她们的怀疑。因为，这次电影节组委会对报名前来采访的记者的资格审查十分严格，必须要凭单位介绍信、个人身份证、记者证才能到组委会换领到电影节采访证，三证缺一不可。
4
2008年6月22日电影节闭幕了。董小姐也回到了辽宁。这以后，她和权仁俊再也没联系过。但是，7月14日上午，正在外采访的她突然接到了权仁俊打给她的电话。权仁俊在电话里焦急地对她说，他现在正在南京出差，由于过于疲劳，在乘坐地铁时睡着了，放有证件、照相机、钱包的手提包被小偷偷走了。现在是身无分文，不仅总编交办的采访任务无法完成，连吃饭都成问题。无奈之下，只得打电话给董小姐，希望能否通过银行汇1000元钱给他，以解燃眉之急，过几天他母亲从韩国回来后就还给她。
接到权仁俊的电话，董小姐虽然感到有些突然，自己和他只是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偶然相遇。但作为同行和老乡，权仁俊现在遇到了困难，不管怎样自己总应伸出帮助之手。于是，立即赶到银行汇给了他1000元。谁知，第二天，董小姐又接到权仁俊发来的短信，说他马上就要赶往北京办理采访奥运会的记者证，问他是否能够再借1500元给他买飞机票。这次，董小姐没有立即答应他。可是，在权仁俊不停地发短信催问下，董小姐最终还是汇给了他。
就在这同时，一天早上，李小姐在公司门口碰到权仁俊，他说了句：“我现在马上就要赶到青浦女子监狱去采访。”说完后，就急匆匆消失在大街的人流里。可不到一个小时，她就接到权仁俊打来的电话，说他在乘坐地铁时，钱包、手机、身份证、记者证统统给小偷窃走了，问她是否能借点钱救救急。
李小姐没有一点犹豫，迅速向权仁俊的银行账户打了1000元。第二天，他又以要到苏州采访为由，向李小姐借了2500元。没过几天，他又和李小姐说，他在宝钢集团下属的一家单位采访时，遭到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围攻，笔记本电脑也砸坏了，不能写稿和发稿，想借用下她的笔记本电脑。就这样，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权仁俊以各种理由，先后从李小姐那里借走了6200元和一台IBM笔记本电脑。
由于早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时，就认识了权仁俊，因此，无论是董小姐还是李小姐，她们在借钱给这个记者的时候，是很放心的，相信他会归还给她们的。事实上，权仁俊在向他们借钱的时候，也承诺一旦自己母亲将钱款汇给他后，立即就把借款还给她们。因此，她们也没有急于向他催讨。
但是，有一天，董小姐在和报社同事聊天时，偶然说起这件事时，那位同事马上对她说，你肯定是遇到了假冒记者的骗子，并且建议她不妨通过“人肉搜索”上网查找下权仁俊的踪迹。
对于同事的提醒，起先董小姐并不为然。钱借给一个媒体的同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回想起权仁俊在采访上海国际电影节时的种种“不专业”的表现，董小姐又似乎觉得同事的提醒还是有点道理的。于是，她打开电脑，开始在互联网上搜寻起“权仁俊”这个名字。
董小姐首先登录了延边新闻网，想搜索下权仁俊采写的稿件。可搜索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一篇署名“权仁俊”的稿件。这下，董小姐感到有些不妙，立即按照网站上留下的联系电话，打过去询问。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明确告诉她，延边新闻网根本就没有权仁俊这个人，也没有在上海设立过记者站。
接着，董小姐继续在网上搜索的过程中，“跳”出来的一篇博客，让她大吃一惊。博主赵小姐也是媒体的记者，她在博客上记录了自己在上海国际电影节被一个叫权仁俊的假记者欺骗的过程。因为看到权仁俊脖子上挂着电影节组委会颁发的采访证，而且为人热情豪爽，便邀请他参加自己的生日聚餐。谁知，聚餐结束后，赵小姐发现自己的一架高级照相机不见了。第二天，却发觉照相机竟然在权仁俊的皮包里。碍于众多媒体同行在场和顾及权仁俊的脸面，她没有当场揭露，也没有报警。
此后，赵小姐与同行说起权仁俊此人时，大家纷纷诉说，权仁俊曾经用各种名目向大家借钱，而且从未还过。这时，赵小姐如梦初醒，意识到，这个权仁俊肯定是个假冒记者的骗子。为了不让更多的同行再受骗，她决定在网上撰写博客，把自己受骗的经过在网络上公之于众。同时，更希冀能通过网络的“人肉搜索”来搜寻出权仁俊的“庐山真面目”。为此，她详细地在博客中描绘了权仁俊的外貌特征：个头不高，长得机灵，体魄健壮。经常穿着一件印有“复旦大学”字样的短袖衫，背的也是一只复旦大学的挎包，喜欢逢人就说自己出生在韩国的一个富豪之家，现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研究生。
读完赵小姐的博客，董小姐明白自己的遭遇和赵小姐简直就是如出一辙。她不仅立即跟帖，进一步揭露权仁俊的欺骗伎俩，而且，迅速赶到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潍坊新村派出所报案。
接到报案后，引起了警方高度重视，侦查员通过公安网络搜索发现，除了上海以外，在南京、苏州等地也发生过多起类似的案件，作案人均为权仁俊，并且获取了相关的照片，经多名被害人辨认后，确定照片中人就是作案者权仁俊。于是，侦查员马上赶到权仁俊的暂住地实施抓捕。
5
2008年8月2日，逃匿在外的权仁俊，终于被上海警方在其坐火车逃往徐州的途中抓获。
原来，权仁俊的真名叫汪正求，今年26岁。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固镇镇的一个农民家庭，小学读到三年级后便一直辍学在家。15岁那年，他跟随父母来到上海打工，但他生性好吃懒做，每到一处打工，经常做了几天就不干了。但为了让自己能过上“好日子”，他就不断地向亲戚朋友和邻居借钱，最后只得由父母替他还债，惹得父母十分生气，为此，父子之间经常产生争吵，甚至打骂。于是，他一怒之下，“宣布”和父母断绝关系后，开始居无定所，到处流浪的生活。
无所事事的汪正求终日就待在网吧里上网。2006年5月的一天，网上一条第三届全国体育大会即将在苏州举行，全国各地将有500多名记者前往采访的消息吸引了他，他想，自己从小就梦想做记者，因为记者是“无冕之王”，这个职业不但可以结交许多高层次的朋友，还可以发表文章出名，到电视台当嘉宾，甚至还有机会拿礼品和红包。可是自己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程度，这辈子记者梦肯定是实现不了了。但是，凭着自己的那点小聪明，冒充下记者，混在500多名真记者里面，肯定是人不知，鬼不觉。于是，他从网上下载了一张记者采访报名表，然后，花了几百元钱请人私自制作了假身份证和上海《新民晚报》的假记者证，顺利地在组委会拿到了采访证。
凭着这张采访证，汪正求开始了“记者”生涯，活跃在组委会举办的宴会、大会的开幕式和各个比赛场馆，心中好不得意。但毕竟是做贼心虚，为了躲避真正的《新民晚报》记者，他不敢住宿在组委会安排的专门接待记者的宾馆里，而是借宿在一家浴室。可是，他的一系列反常举动，引起了组委会的怀疑，最终被前来采访的真正的《新民晚报》体育部记者当场抓住，并将他扭送到公安机关，被苏州市公安局观前派出所予以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
然而，尽管汪正求在班房里蹲了10天，但他却真正尝到了当记者的甜头，内心深处反而更加激发起有机会继续冒充记者的欲念。于是，2007年6月，他在虹口区江湾镇的一个地摊上，花了150元钱伪造了一本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印章的吉林都市报、延边新闻网的记者证。证件上的照片是他本人，姓名却改成了权仁俊。
拿着这张记者证，汪正求便又开始重温记者梦，每天在网吧里上网阅读各类新闻，一旦看到哪里在举办规模较大的活动，便前去“采访”。
2008年6月，汪正求得知第1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即将举行后，便拿着这张伪造的记者证和身份证，到电影节组委会顺利地领到了采访证，并在这期间大肆行骗，共骗取了5名“同行”女记者万余元的钱财。
针对此案，警方指出，汪正求仅仅凭着一张伪造的记者证和身份证，就顺利地骗取了正式的采访证，这说明有关部门在举行各类活动时，对报名采访的记者在真实身份的核实上还存在着一定漏洞。
2009年1月18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汪正求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编辑 靳伟华
每年的6月，坐落在上海新华路上的上海影城都是中外电影工作者欢聚的“圣殿”。2008年6月14日，第1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又在这里隆重开幕，中外影星纷纷光临的同时，也吸引了众多的全国各地媒体的记者前来采访。而在这无数的记者中，一个名叫权仁俊，来自吉林延边新闻网的年轻记者给同行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为人豪爽，采访的热情非常高涨，不像其他记者只是盯着有“卖点”的那些影星，或者自己感兴趣的新闻。他从亚洲新人奖的颁奖到最后的金爵奖的颁奖晚会，乃至大大小小的新闻发布会，每天都提着照相机马不停蹄地赶场子。同时，他还十分善于和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同行交朋友，经常主动热情地和大家交换名片。辽宁某日报的董小姐就是和权仁俊在电影节的新闻中心里一见如故的。
6月19日那天，董小姐正坐在新闻中心埋头写稿，突然，耳边传来一声亲切的招呼：“你好，我们交换下名片好吗?”
董小姐抬头一看，一个面目清秀，年约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双手捧着一张名片，正微笑着彬彬有礼地站在她的身旁。她连忙站起身，接过对方递过来的名片，并且礼貌地回敬了一张自己的名片。
“谢谢。我是吉林延边新闻网派驻上海的记者，名叫权仁俊，我们既是同行，又是东北老乡，能在上海和你相遇，真的是非常荣幸啊!”望着董小姐的名片，权仁俊热情地说道。接着，他们便如老朋友般相互交谈起来。在交谈中董小姐得知，权仁俊是朝鲜族人，但从小在韩国长大，父母现在还在韩国经商。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院，目前工作之余，还继续在复旦大学新闻系攻读硕士研究生。
听着对方一番热情洋溢的自我介绍，董小姐不由得对这个既勤奋又机灵的同行产生几分好感：“你真不容易啊，在紧张采访工作的同时，还不忘充电学习，我得好好向你学习哦!”
“别客气，既然咱们是老乡那就在今后的采访中相互多关照吧，有什么独家新闻我们可以共享啊!我在上海打拼了多年，各方面的关系都很熟，像北京日报的记者王涛、中国电影频道的记者杨阳、夸克电影网的记者徐晓等都是我的哥们，你如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就尽管和我说。”权仁俊微笑地对董小姐说道。
在以后的几天里，董小姐总能在各个活动的现场见到权仁俊活跃的身影。每次他主动和董小姐打过招呼后，便拿着照相机早早地抢占好有利地形拍照、采访，并且还主动给董小姐提供采访线索，有几次还真的让她顺利地采访到了两个国际知名影星。这使得她对权仁俊的为人和活动能力更加的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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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就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举办的日子里，经营着一家网络公司的李小姐，在上海的东北角五角场国定路附近的一家名为“天和阁”的茶馆里，也结识了一个名叫权仁俊的年轻记者。
李小姐说：“那天上午‘天和阁’茶馆的老板请我去替他维修电脑，这时一个正在吧台沏茶的年轻人跑上来和我说，他是吉林都市报的记者，自己的笔记本电脑里有个软件坏了，想请我也帮助重新安装下。当我替他搞好后，他热情地端上一杯茶说，请我尝尝他用刚学会的中国茶道调制的茶。我接过茶杯后问道，你做记者的怎么会到茶馆里来学沏茶?他笑呵呵地说，他出生在韩国，父母在韩国经商。工作之余他还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因为对中国的茶文化和茶道非常感兴趣，而这家茶馆离复旦大学不远，所以经常来此地拜师学艺。”
这时，茶馆的老板也走上前来，拍着权仁俊的肩膀说道：“这个韩国小伙子不仅新闻写得好，现在又成了中国茶道高手啦!”由于李小姐和茶馆老板的关系很好，听得老板这么一说，对权仁俊的韩国人的身份深信不疑，况且刚才在替他的笔记本电脑安装软件时，发现里面的确有许多韩文网站。
当天，李小姐和权仁俊坐在茶馆的包房里，边喝茶，边聊天，彼此聊得十分愉快。分手时，相互交换了名片。谁知，第二天早上，李小姐还没起床，就接到权仁俊打来的电话，说是他有件急事，想和李小姐商量。于是，李小姐便对他说，中午到她的公司来吧，她请他吃饭。
中午11点，权仁俊准时来到了李小姐的公司。一见到李小姐，他便急切说道：“昨天晚上我接到总编打来的电话，说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上海的报道，吉林都市报准备成立上海记者站。而记者站的人员招聘、办公用房租赁等前期筹备工作由我全权负责。既然总编如此信任我，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我，我就绝不能辜负总编，把记者站的筹备工作做好。人员招聘没问题，我完全可以在复旦大学的同学中间挑选。可是，办公用房却到哪里去想办法呢?我在上海是人生地不熟，所以想请李小姐帮帮忙。”
说来也巧，李小姐的公司正好有一间大房间空闲着准备对外出租，听权仁俊这么一说，她心想，反正是就要出租的，出租给熟人总要比出租给陌生人要好。但当她刚想把话说出口，又马上产生一丝犹豫。因为，她曾经听权仁俊说过，他每月的工资只有两、三千元，而自己的这间房子的月租金起码在1300元左右，他有能力按时支付房租吗?
也许是李小姐的犹豫神情让权仁俊看出来了，他马上主动爽快地表示，他在上海的所有费用报社都会报销的，只要租金适中，他绝不会少一分钱的。
权仁俊的这句话，立即打消了李小姐的顾虑，在既没有签订租赁合同，也没有预付定金的情况下，就同意把房间借给他。而第二天，权仁俊就提着行李住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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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电影节各项的活动还在不断举行，因此，权仁俊同样也是不辞辛劳地奔波在现场采访。可是，随着在一起采访活动的增多，细心的董小姐渐渐地发现这个同行，尽管工作热情很高，但业务水平却非常差。
“我真的没想到，他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又在攻读新闻系研究生，写出来的新闻稿竟然连5个W也还没搞清楚。稿件中和发给我的短信常常是错字连篇，病句不断。同时，我还发现，他的工作作风也不够严谨。在采访亚洲新人奖的颁奖会时，虽然他占据了最佳的拍照位置，但他举着照相机十分随意地拍了几张后，就离开了现场。我问他，这样的照片怎么好用?他却满不在乎地说，回去后在电脑里处理下不就可以了。我的天啊，新闻照片怎么可以作假。这种事情绝对不应该发生在一名专业记者的身上，他的一言一行不由让我对他的记者身份产生一些怀疑。”董小姐说道。
与此同时，虽然李小姐整日忙于公司业务，平日和权仁俊的接触并不多，但即便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开始对权仁俊的一些举动感到纳闷。首先，他几乎是每天都是白天睡觉，晚上外出的昼夜颠倒生活规律让李小姐觉得不可思议。她想，做记者的怎么会白天不工作呢?并且在阅读了权仁俊从自己电脑里调取出来给她看的大作后，更是加深了自己的疑惑：“我在大学里读的是中文系，看他的文章，就像是在看小学生写的作文，完全不像是一个记者写的。而且，许多文章纯粹就是从网络中直接粘贴过来的。 我真怀疑他究竟是不是记者。”
尽管董小姐和李小姐都对权仁俊的记者身份产生怀疑，可是，没过多久，她们就否定了自己的怀疑。董小姐说，权仁俊的确十分了解影视圈的内幕与行情，对中外影星的行踪也了如指掌。如果不是跑影视这条线的人，是很难做到的。
同样，李小姐也觉得每当权仁俊和她聊起采访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些活动细节、幕后花絮时，让她深信这只有在现场的记者才能掌握，一般的人是不可能知晓的。
因此，她们均以为，权仁俊的文字水平差，也许是他出生在韩国，中文基础比较薄弱有关。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权仁俊挂在胸前的那张“货真价实”的电影节采访证最终彻底打消了她们的怀疑。因为，这次电影节组委会对报名前来采访的记者的资格审查十分严格，必须要凭单位介绍信、个人身份证、记者证才能到组委会换领到电影节采访证，三证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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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6月22日电影节闭幕了。董小姐也回到了辽宁。这以后，她和权仁俊再也没联系过。但是，7月14日上午，正在外采访的她突然接到了权仁俊打给她的电话。权仁俊在电话里焦急地对她说，他现在正在南京出差，由于过于疲劳，在乘坐地铁时睡着了，放有证件、照相机、钱包的手提包被小偷偷走了。现在是身无分文，不仅总编交办的采访任务无法完成，连吃饭都成问题。无奈之下，只得打电话给董小姐，希望能否通过银行汇1000元钱给他，以解燃眉之急，过几天他母亲从韩国回来后就还给她。
接到权仁俊的电话，董小姐虽然感到有些突然，自己和他只是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偶然相遇。但作为同行和老乡，权仁俊现在遇到了困难，不管怎样自己总应伸出帮助之手。于是，立即赶到银行汇给了他1000元。谁知，第二天，董小姐又接到权仁俊发来的短信，说他马上就要赶往北京办理采访奥运会的记者证，问他是否能够再借1500元给他买飞机票。这次，董小姐没有立即答应他。可是，在权仁俊不停地发短信催问下，董小姐最终还是汇给了他。
就在这同时，一天早上，李小姐在公司门口碰到权仁俊，他说了句：“我现在马上就要赶到青浦女子监狱去采访。”说完后，就急匆匆消失在大街的人流里。可不到一个小时，她就接到权仁俊打来的电话，说他在乘坐地铁时，钱包、手机、身份证、记者证统统给小偷窃走了，问她是否能借点钱救救急。
李小姐没有一点犹豫，迅速向权仁俊的银行账户打了1000元。第二天，他又以要到苏州采访为由，向李小姐借了2500元。没过几天，他又和李小姐说，他在宝钢集团下属的一家单位采访时，遭到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围攻，笔记本电脑也砸坏了，不能写稿和发稿，想借用下她的笔记本电脑。就这样，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权仁俊以各种理由，先后从李小姐那里借走了6200元和一台IBM笔记本电脑。
由于早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时，就认识了权仁俊，因此，无论是董小姐还是李小姐，她们在借钱给这个记者的时候，是很放心的，相信他会归还给她们的。事实上，权仁俊在向他们借钱的时候，也承诺一旦自己母亲将钱款汇给他后，立即就把借款还给她们。因此，她们也没有急于向他催讨。
但是，有一天，董小姐在和报社同事聊天时，偶然说起这件事时，那位同事马上对她说，你肯定是遇到了假冒记者的骗子，并且建议她不妨通过“人肉搜索”上网查找下权仁俊的踪迹。
对于同事的提醒，起先董小姐并不为然。钱借给一个媒体的同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回想起权仁俊在采访上海国际电影节时的种种“不专业”的表现，董小姐又似乎觉得同事的提醒还是有点道理的。于是，她打开电脑，开始在互联网上搜寻起“权仁俊”这个名字。
董小姐首先登录了延边新闻网，想搜索下权仁俊采写的稿件。可搜索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一篇署名“权仁俊”的稿件。这下，董小姐感到有些不妙，立即按照网站上留下的联系电话，打过去询问。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明确告诉她，延边新闻网根本就没有权仁俊这个人，也没有在上海设立过记者站。
接着，董小姐继续在网上搜索的过程中，“跳”出来的一篇博客，让她大吃一惊。博主赵小姐也是媒体的记者，她在博客上记录了自己在上海国际电影节被一个叫权仁俊的假记者欺骗的过程。因为看到权仁俊脖子上挂着电影节组委会颁发的采访证，而且为人热情豪爽，便邀请他参加自己的生日聚餐。谁知，聚餐结束后，赵小姐发现自己的一架高级照相机不见了。第二天，却发觉照相机竟然在权仁俊的皮包里。碍于众多媒体同行在场和顾及权仁俊的脸面，她没有当场揭露，也没有报警。
此后，赵小姐与同行说起权仁俊此人时，大家纷纷诉说，权仁俊曾经用各种名目向大家借钱，而且从未还过。这时，赵小姐如梦初醒，意识到，这个权仁俊肯定是个假冒记者的骗子。为了不让更多的同行再受骗，她决定在网上撰写博客，把自己受骗的经过在网络上公之于众。同时，更希冀能通过网络的“人肉搜索”来搜寻出权仁俊的“庐山真面目”。为此，她详细地在博客中描绘了权仁俊的外貌特征：个头不高，长得机灵，体魄健壮。经常穿着一件印有“复旦大学”字样的短袖衫，背的也是一只复旦大学的挎包，喜欢逢人就说自己出生在韩国的一个富豪之家，现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研究生。
读完赵小姐的博客，董小姐明白自己的遭遇和赵小姐简直就是如出一辙。她不仅立即跟帖，进一步揭露权仁俊的欺骗伎俩，而且，迅速赶到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潍坊新村派出所报案。
接到报案后，引起了警方高度重视，侦查员通过公安网络搜索发现，除了上海以外，在南京、苏州等地也发生过多起类似的案件，作案人均为权仁俊，并且获取了相关的照片，经多名被害人辨认后，确定照片中人就是作案者权仁俊。于是，侦查员马上赶到权仁俊的暂住地实施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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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2日，逃匿在外的权仁俊，终于被上海警方在其坐火车逃往徐州的途中抓获。
原来，权仁俊的真名叫汪正求，今年26岁。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固镇镇的一个农民家庭，小学读到三年级后便一直辍学在家。15岁那年，他跟随父母来到上海打工，但他生性好吃懒做，每到一处打工，经常做了几天就不干了。但为了让自己能过上“好日子”，他就不断地向亲戚朋友和邻居借钱，最后只得由父母替他还债，惹得父母十分生气，为此，父子之间经常产生争吵，甚至打骂。于是，他一怒之下，“宣布”和父母断绝关系后，开始居无定所，到处流浪的生活。
无所事事的汪正求终日就待在网吧里上网。2006年5月的一天，网上一条第三届全国体育大会即将在苏州举行，全国各地将有500多名记者前往采访的消息吸引了他，他想，自己从小就梦想做记者，因为记者是“无冕之王”，这个职业不但可以结交许多高层次的朋友，还可以发表文章出名，到电视台当嘉宾，甚至还有机会拿礼品和红包。可是自己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程度，这辈子记者梦肯定是实现不了了。但是，凭着自己的那点小聪明，冒充下记者，混在500多名真记者里面，肯定是人不知，鬼不觉。于是，他从网上下载了一张记者采访报名表，然后，花了几百元钱请人私自制作了假身份证和上海《新民晚报》的假记者证，顺利地在组委会拿到了采访证。
凭着这张采访证，汪正求开始了“记者”生涯，活跃在组委会举办的宴会、大会的开幕式和各个比赛场馆，心中好不得意。但毕竟是做贼心虚，为了躲避真正的《新民晚报》记者，他不敢住宿在组委会安排的专门接待记者的宾馆里，而是借宿在一家浴室。可是，他的一系列反常举动，引起了组委会的怀疑，最终被前来采访的真正的《新民晚报》体育部记者当场抓住，并将他扭送到公安机关，被苏州市公安局观前派出所予以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
然而，尽管汪正求在班房里蹲了10天，但他却真正尝到了当记者的甜头，内心深处反而更加激发起有机会继续冒充记者的欲念。于是，2007年6月，他在虹口区江湾镇的一个地摊上，花了150元钱伪造了一本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印章的吉林都市报、延边新闻网的记者证。证件上的照片是他本人，姓名却改成了权仁俊。
拿着这张记者证，汪正求便又开始重温记者梦，每天在网吧里上网阅读各类新闻，一旦看到哪里在举办规模较大的活动，便前去“采访”。
2008年6月，汪正求得知第1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即将举行后，便拿着这张伪造的记者证和身份证，到电影节组委会顺利地领到了采访证，并在这期间大肆行骗，共骗取了5名“同行”女记者万余元的钱财。
针对此案，警方指出，汪正求仅仅凭着一张伪造的记者证和身份证，就顺利地骗取了正式的采访证，这说明有关部门在举行各类活动时，对报名采访的记者在真实身份的核实上还存在着一定漏洞。
2009年1月18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汪正求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编辑 靳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