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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共产党的干部跟普通官员是不一样的，我们不仅担负着政府官员的责任，而且在履行这种责任的过程中，还要尽量腾出时间和精力来履行作为共产党员的责任。”
青县，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人口数在河北只能是中等县。从2002年起，青县以其在村民自治、新农合、新城合、农合组织等方面创造了诸多“青县模式”，而频频见诸报端，成为各地取经学习的榜样。
在外界看来，青县的创新源自于执政理念的变化，而幕后策划者赵超英却把“青县模式”称为他们的“业余之作”。
“我们只是做了一些想做而且应该做的事情。”2001年7月，赵超英担任青县县委书记后，在完成上面的任务的同时，把他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在村治模式探索和当地社会建设上。
抓民心
“农村问题很多，居住环境差、公共设施不足、生活条件差、文化生活水平低、社会保障不足等等，这些问
题都让国家花钱解决行吗？不管我们怎么着急，政策怎么倾斜，也不可能由各级政府花钱去买一个新农村。”长期关注研究农村的赵超英一直在苦苦思考，农村问题的“根”在哪里？
“实行大包干后，原来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应新的生产关系了，此时中央提出了村民自治的框架。路子完全正确，但我们的领导方式还没有变，村民自治没有按照要求真正运行起来，农村才出现了这一系列矛盾。”赵超英告诉《决策》。
矛盾的最直接表现就是“两委”矛盾以及“核心”与“民心”之争，它不仅阻碍着村民自治的推进，也在一天天吞噬着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权威性。这一度让赵超英感到痛心和忧虑。
经过多年的思考，赵超英发现农村问题的“根”就在于领导模式问题。“我们的很多同志没有意识到，过去生产大队控制着生产资料，对农民有指挥控制权，而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可是有些人还用老办法，让党支部把村委会当过去的生产大队来指挥控制农民。”
如何寻求一条使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共生双赢的路径？在一次村党支部书记培训课上，赵超英提出这样一个公式：民主 民生=民心=选票=执政地位。“如果还按老一套去领导农村，农民就不会听你的，现在必须抓民心。从领导方法上来讲，不能以领导者自居指手画脚，而是要站在农民的角度，维护农民的利益，这样领导权就过来了。从领导模式上说，抓住了民主就抓住了民心。”
2007年4月，赵超英在《学习时报》上撰文，总结了他在农村治理方面的思考与实践。他把中国村民自治的演进总结为“闹事”、“海选”、“变法”三个阶段，与此同时，村民自治由觉醒到突破，并逐渐走向成熟。而青县创造的“党支部领导、村代会作主、村委会办事”的新模式，就是村民自治走向成熟的模式之一。
“青县村治模式的核心就是把村代会由虚变实，以村代会为载体，真正实现村民自治。”尽管有很多压力和质疑，但过去5年来，赵超英一直不遗余力地在全县范围内推广，并且多次召开研讨会，不断摸索和完善。
“这种村治模式已经基本成熟。”赵超英自信地认为。青县几年来实践的成果也给他的自信平添了几分底气。2002年实行新模式后，青县农村信访量逐年下降，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的投资是以往年份的4-5倍，每年发展农村党员的数量是以前的两倍多。
“理顺了党支部、村代会和村委会三者的关系，所有事情都能迎刃而解。”对于青县村治模式赵超英有着更深的理解，它的真正价值也许在于破解了党的领导与民主政治的悖论。
“合作化”
“‘大包干’气数已尽。”在赵超英关于“合作化”的理论文章中，他做出了这样的论断。虽然语出惊人，但背后却有着深刻的思考。
“大包干”其实是小农的生产方式，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无法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对接。在市场经济下，小农经济只有死路一条，必须改变传统一家一户条块分割、零散经营的小农经济模式，实现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在赵超英看来，促使小农经济向社会化大生产转变的就是“合作化”。
提起“合作化”，至今人们仍谈虎色变。但赵超英认为，过去我们搞的是集体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化。集体化是产权不明的共同共有关系，而合作化是把小农们组织起来，互相帮助、共享资源，通过集约化经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提高利润、增加农民收入。
“其实‘大包干’明晰地权、多收多得的利益机制并没有过时，相反‘大包干’的利益机制加上‘合作化’的集约经营，才是现代农业。”赵超英的这一新等式很快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
2002年，青县大勃留村为了解决农忙季节劳动力不足的难题，自发成立了勃翔农业合作社，对社员集体购买籽种、统一机耕服务等，并且逐渐由单项合作、专业合作一步一步走向全面合作、全面发展。勃翔合作社的出现让赵超英眼前一亮，“勃翔合作社社员自愿参与、民主管理，内部社员平等，没有盈利，不存在剥削。”他敏锐地意识到这就是他所设想的“合作化”的雏形。
为了促进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从2005年开始，赵超英把它列入农村工作的重点之一，不仅在注册登记，资金扶持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还通过宣传典型、举办培训班等方法培育合作组织的发展。在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下，2007年青县的农村合作组织达到65个，入社会员4000多户。
虽然合作社发展迅速，但赵超英清醒地看到，很多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合作组织。有些合作组织里面行政的东西太多，暂时看起来很好，但长远看不行；有些是“公司 农户”的形式，这种模式在产业化起步阶段作用大，但之后矛盾会越来越多。虽然农村合作组织鱼龙混杂，赵超英的宗旨是任其发展。在他看来，现在只能对一些好的典型加以宣传，还不能用行政手段去推广，因为还没有搞清楚合作社的界限在哪，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合作化’的意义，不仅仅在经济上，更重要是在政治上。小农经济长期养成的散漫、无政府传统，农民缺乏组织意识，这对于农村社会治理是很大的障碍。农民组织意识是要通过多种渠道来培养的，经济合作组织就是重要的一个方面。”赵超英的这一观点显得颇为超前。
政治发展上抓民主，经济发展上抓合作，这成为赵超英破解“三农”的两个关键抓手。“这些事要慢慢去做，急功近利只会把事情搞坏，农村的事情要有耐心去细做。这几年，我们重点着眼于给农村树立一个发展方向，创造一个好的社会生态。在这个环境中，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其他社会功能，都能自然而然的发育起来。”
“新城合”
“有些党的领导干部单纯地把自己变成官员，我认为这是‘以政代党’。作为共产党的干部跟普通官员是不一样的，我们不仅担负着政府官员的责任，而且在履行这种责任的过程中，还要尽量腾出时间和精力来履行作为共产党员的责任。”在赵超英的执政理念中，党委在小心翼翼保护市场经济积极一面的同时，也要看到不公平的一面，在社会治理和公共产品提供上尽量提供公平的东西，推进社会主义的公平与平等。这是党的领导干部的责任，也正是他在青县积极探索村治模式、全面实施新型农村与城镇合作医疗的出发点。
2005年，全国开展第二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经过积极争取，青县成为河北省第二批试点县之一。
“试点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在赵超英的这个死命令下，青县县委、政府把这项工作提到首要日程，成立专门的调研组，通过详细的调研制定了试点方案。一开始，农民对政策的知晓率低，程序不明白，有些政策模糊，又在全县开展宣传月活动。“不是农民不愿意参与，也不是他们素质低，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到位。”事后，赵超英非常感慨。
运行初，报销卡得过死，赵超英认为“合作医疗不能赚钱。”于是扩大了报销目录，让农民真正尝到了合作医疗的甜头。2006年，青县被评为“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先进县”。
2006年初，一次赵超英回家跟老父亲说，他们县的农民都参加合作医疗了。老父亲听了非常高兴，又说，农民有几亩地，住院还能报销，职工也有职工医疗保险，但那些下岗工人怎么办？你看菜市场上，卖菜的一走，捡菜叶的都是下岗的。老父亲的话让赵超英触动很大。
“下岗、无业人员这个群体太苦了，政府欠他们太多，我们的社会政策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现在我们关注农民，但不能使一个群体得到了应有的保障的同时，而遗忘了另一个群体，这样是不公平的。”其实，在2005年1月青县推行“新农合”之前，赵超英就考虑把城镇没有职工医保的居民并入“新农合”，但上级没有具体政策。“不能再拖了！”赵超英与他的县长搭档决定不等、不靠，由县里自己搞。
2006年5月，青县复制了新农合的模式，出台并实施针对城市无任何医保人群的“新城合”。所不同的是，补贴的钱全部由县里承担，为此县财政拿出160多万元的专款。虽然青县并不十分富裕，财政收入在河北只是中游水平，但赵超英认为还是要把这件事干下去。
短短几年内，青县建立新型医疗保障体系、困难群体救助保障体系、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和贫困学生就学保障体系等四条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线，被青县人称为“铜帮铁底”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政府财政政策应当遵循普惠原则，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过去我们的社会建设中的主要内容——社会保障一直是缺乏的，其中主要是社会政策的缺失。”在赵超英看来，如何让百姓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这是社会建设的薄弱环节，也是党委的重要职责。
“群英会”
每年春节过后，青县都会召开别开生面的群英会，专门表彰一年来各方面的先进典型人物，其中包括“孝敬
模范”、“教子模范”、“文明之家”，以及各行各业的精英。与一般大会不同的是，少了领导长长的讲话，普通百姓、优秀公民成了会议的主角。
这个会的前身就是三级干部会议，一般每个县都会召开。但赵超英认为，这个会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过去全县就是一个生产队，开这个会目的为了动员组织大家抓生产，而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开这样的大会了。“我们把‘三干会’改为群英会，就是想通过表彰各类模范人物，使政府与社会互动、党与群众产生共鸣，政府可以更贴近社会，让老百姓有一种归属感。”
赵超英到青县之后，把群英会作为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平台。在青县的社会建设中，令赵超英最为费心的就是道德建设。
“现在经济发展如此迅速，但人的道德水准却没有同步提高，公民道德建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曾经做过司法工作的赵超英对道德建设尤其重视。1990年，他当检察长时曾做过统计，当地被捕和被判刑的人数是建国以来最多的，但犯罪还是越来越多。因此他感到，单靠法律并不能降低犯罪率，更重要的是提高全社会的道德素质。
2001年，中央颁布实施公民道德建设纲要后，赵超英把道德建设放到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在县、乡成立公民道德建设促进会，在各村和街道都建立“老年道德评议会”和“青年敬老协会”，并建立五项道德建设的长效工作机制。同时还组建了12支志愿者队伍，登记注册的志愿者近万人。并且月月开展活动，试图让志愿者把整个社会带动起来。
2002年，青县电视台开办《德化人生》栏目，把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好人好事搬上电视，这个栏目也成为青县人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之一。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通过不厌其烦的抓典型，不断地宣传表彰，使‘孝敬、友善、诚实、勤俭’等群众最易接受、最易引起共鸣的基本道德规范深入人心。”在赵超英看来，一个地方要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发展经济并不难，改变环境难，而改变人最难。百年树人，真正要提高人的道德素质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必须从小事做起，一点一点地积累。
青县，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人口数在河北只能是中等县。从2002年起，青县以其在村民自治、新农合、新城合、农合组织等方面创造了诸多“青县模式”，而频频见诸报端，成为各地取经学习的榜样。
在外界看来，青县的创新源自于执政理念的变化，而幕后策划者赵超英却把“青县模式”称为他们的“业余之作”。
“我们只是做了一些想做而且应该做的事情。”2001年7月，赵超英担任青县县委书记后，在完成上面的任务的同时，把他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在村治模式探索和当地社会建设上。
抓民心
“农村问题很多，居住环境差、公共设施不足、生活条件差、文化生活水平低、社会保障不足等等，这些问
题都让国家花钱解决行吗？不管我们怎么着急，政策怎么倾斜，也不可能由各级政府花钱去买一个新农村。”长期关注研究农村的赵超英一直在苦苦思考，农村问题的“根”在哪里？
“实行大包干后，原来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应新的生产关系了，此时中央提出了村民自治的框架。路子完全正确，但我们的领导方式还没有变，村民自治没有按照要求真正运行起来，农村才出现了这一系列矛盾。”赵超英告诉《决策》。
矛盾的最直接表现就是“两委”矛盾以及“核心”与“民心”之争，它不仅阻碍着村民自治的推进，也在一天天吞噬着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权威性。这一度让赵超英感到痛心和忧虑。
经过多年的思考，赵超英发现农村问题的“根”就在于领导模式问题。“我们的很多同志没有意识到，过去生产大队控制着生产资料，对农民有指挥控制权，而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可是有些人还用老办法，让党支部把村委会当过去的生产大队来指挥控制农民。”
如何寻求一条使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共生双赢的路径？在一次村党支部书记培训课上，赵超英提出这样一个公式：民主 民生=民心=选票=执政地位。“如果还按老一套去领导农村，农民就不会听你的，现在必须抓民心。从领导方法上来讲，不能以领导者自居指手画脚，而是要站在农民的角度，维护农民的利益，这样领导权就过来了。从领导模式上说，抓住了民主就抓住了民心。”
2007年4月，赵超英在《学习时报》上撰文，总结了他在农村治理方面的思考与实践。他把中国村民自治的演进总结为“闹事”、“海选”、“变法”三个阶段，与此同时，村民自治由觉醒到突破，并逐渐走向成熟。而青县创造的“党支部领导、村代会作主、村委会办事”的新模式，就是村民自治走向成熟的模式之一。
“青县村治模式的核心就是把村代会由虚变实，以村代会为载体，真正实现村民自治。”尽管有很多压力和质疑，但过去5年来，赵超英一直不遗余力地在全县范围内推广，并且多次召开研讨会，不断摸索和完善。
“这种村治模式已经基本成熟。”赵超英自信地认为。青县几年来实践的成果也给他的自信平添了几分底气。2002年实行新模式后，青县农村信访量逐年下降，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的投资是以往年份的4-5倍，每年发展农村党员的数量是以前的两倍多。
“理顺了党支部、村代会和村委会三者的关系，所有事情都能迎刃而解。”对于青县村治模式赵超英有着更深的理解，它的真正价值也许在于破解了党的领导与民主政治的悖论。
“合作化”
“‘大包干’气数已尽。”在赵超英关于“合作化”的理论文章中，他做出了这样的论断。虽然语出惊人，但背后却有着深刻的思考。
“大包干”其实是小农的生产方式，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无法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对接。在市场经济下，小农经济只有死路一条，必须改变传统一家一户条块分割、零散经营的小农经济模式，实现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在赵超英看来，促使小农经济向社会化大生产转变的就是“合作化”。
提起“合作化”，至今人们仍谈虎色变。但赵超英认为，过去我们搞的是集体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化。集体化是产权不明的共同共有关系，而合作化是把小农们组织起来，互相帮助、共享资源，通过集约化经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提高利润、增加农民收入。
“其实‘大包干’明晰地权、多收多得的利益机制并没有过时，相反‘大包干’的利益机制加上‘合作化’的集约经营，才是现代农业。”赵超英的这一新等式很快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
2002年，青县大勃留村为了解决农忙季节劳动力不足的难题，自发成立了勃翔农业合作社，对社员集体购买籽种、统一机耕服务等，并且逐渐由单项合作、专业合作一步一步走向全面合作、全面发展。勃翔合作社的出现让赵超英眼前一亮，“勃翔合作社社员自愿参与、民主管理，内部社员平等，没有盈利，不存在剥削。”他敏锐地意识到这就是他所设想的“合作化”的雏形。
为了促进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从2005年开始，赵超英把它列入农村工作的重点之一，不仅在注册登记，资金扶持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还通过宣传典型、举办培训班等方法培育合作组织的发展。在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下，2007年青县的农村合作组织达到65个，入社会员4000多户。
虽然合作社发展迅速，但赵超英清醒地看到，很多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合作组织。有些合作组织里面行政的东西太多，暂时看起来很好，但长远看不行；有些是“公司 农户”的形式，这种模式在产业化起步阶段作用大，但之后矛盾会越来越多。虽然农村合作组织鱼龙混杂，赵超英的宗旨是任其发展。在他看来，现在只能对一些好的典型加以宣传，还不能用行政手段去推广，因为还没有搞清楚合作社的界限在哪，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合作化’的意义，不仅仅在经济上，更重要是在政治上。小农经济长期养成的散漫、无政府传统，农民缺乏组织意识，这对于农村社会治理是很大的障碍。农民组织意识是要通过多种渠道来培养的，经济合作组织就是重要的一个方面。”赵超英的这一观点显得颇为超前。
政治发展上抓民主，经济发展上抓合作，这成为赵超英破解“三农”的两个关键抓手。“这些事要慢慢去做，急功近利只会把事情搞坏，农村的事情要有耐心去细做。这几年，我们重点着眼于给农村树立一个发展方向，创造一个好的社会生态。在这个环境中，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其他社会功能，都能自然而然的发育起来。”
“新城合”
“有些党的领导干部单纯地把自己变成官员，我认为这是‘以政代党’。作为共产党的干部跟普通官员是不一样的，我们不仅担负着政府官员的责任，而且在履行这种责任的过程中，还要尽量腾出时间和精力来履行作为共产党员的责任。”在赵超英的执政理念中，党委在小心翼翼保护市场经济积极一面的同时，也要看到不公平的一面，在社会治理和公共产品提供上尽量提供公平的东西，推进社会主义的公平与平等。这是党的领导干部的责任，也正是他在青县积极探索村治模式、全面实施新型农村与城镇合作医疗的出发点。
2005年，全国开展第二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经过积极争取，青县成为河北省第二批试点县之一。
“试点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在赵超英的这个死命令下，青县县委、政府把这项工作提到首要日程，成立专门的调研组，通过详细的调研制定了试点方案。一开始，农民对政策的知晓率低，程序不明白，有些政策模糊，又在全县开展宣传月活动。“不是农民不愿意参与，也不是他们素质低，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到位。”事后，赵超英非常感慨。
运行初，报销卡得过死，赵超英认为“合作医疗不能赚钱。”于是扩大了报销目录，让农民真正尝到了合作医疗的甜头。2006年，青县被评为“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先进县”。
2006年初，一次赵超英回家跟老父亲说，他们县的农民都参加合作医疗了。老父亲听了非常高兴，又说，农民有几亩地，住院还能报销，职工也有职工医疗保险，但那些下岗工人怎么办？你看菜市场上，卖菜的一走，捡菜叶的都是下岗的。老父亲的话让赵超英触动很大。
“下岗、无业人员这个群体太苦了，政府欠他们太多，我们的社会政策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现在我们关注农民，但不能使一个群体得到了应有的保障的同时，而遗忘了另一个群体，这样是不公平的。”其实，在2005年1月青县推行“新农合”之前，赵超英就考虑把城镇没有职工医保的居民并入“新农合”，但上级没有具体政策。“不能再拖了！”赵超英与他的县长搭档决定不等、不靠，由县里自己搞。
2006年5月，青县复制了新农合的模式，出台并实施针对城市无任何医保人群的“新城合”。所不同的是，补贴的钱全部由县里承担，为此县财政拿出160多万元的专款。虽然青县并不十分富裕，财政收入在河北只是中游水平，但赵超英认为还是要把这件事干下去。
短短几年内，青县建立新型医疗保障体系、困难群体救助保障体系、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和贫困学生就学保障体系等四条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线，被青县人称为“铜帮铁底”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政府财政政策应当遵循普惠原则，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过去我们的社会建设中的主要内容——社会保障一直是缺乏的，其中主要是社会政策的缺失。”在赵超英看来，如何让百姓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这是社会建设的薄弱环节，也是党委的重要职责。
“群英会”
每年春节过后，青县都会召开别开生面的群英会，专门表彰一年来各方面的先进典型人物，其中包括“孝敬
模范”、“教子模范”、“文明之家”，以及各行各业的精英。与一般大会不同的是，少了领导长长的讲话，普通百姓、优秀公民成了会议的主角。
这个会的前身就是三级干部会议，一般每个县都会召开。但赵超英认为，这个会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过去全县就是一个生产队，开这个会目的为了动员组织大家抓生产，而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开这样的大会了。“我们把‘三干会’改为群英会，就是想通过表彰各类模范人物，使政府与社会互动、党与群众产生共鸣，政府可以更贴近社会，让老百姓有一种归属感。”
赵超英到青县之后，把群英会作为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平台。在青县的社会建设中，令赵超英最为费心的就是道德建设。
“现在经济发展如此迅速，但人的道德水准却没有同步提高，公民道德建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曾经做过司法工作的赵超英对道德建设尤其重视。1990年，他当检察长时曾做过统计，当地被捕和被判刑的人数是建国以来最多的，但犯罪还是越来越多。因此他感到，单靠法律并不能降低犯罪率，更重要的是提高全社会的道德素质。
2001年，中央颁布实施公民道德建设纲要后，赵超英把道德建设放到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在县、乡成立公民道德建设促进会，在各村和街道都建立“老年道德评议会”和“青年敬老协会”，并建立五项道德建设的长效工作机制。同时还组建了12支志愿者队伍，登记注册的志愿者近万人。并且月月开展活动，试图让志愿者把整个社会带动起来。
2002年，青县电视台开办《德化人生》栏目，把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好人好事搬上电视，这个栏目也成为青县人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之一。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通过不厌其烦的抓典型，不断地宣传表彰，使‘孝敬、友善、诚实、勤俭’等群众最易接受、最易引起共鸣的基本道德规范深入人心。”在赵超英看来，一个地方要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发展经济并不难，改变环境难，而改变人最难。百年树人，真正要提高人的道德素质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必须从小事做起，一点一点地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