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没有整理干净的旅行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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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对我而言是种行进的概念,从不同空间转换到不同空间。
  出现在眼前的景物,没有时间概念,从过往曾经里进入现实当下。
  我眼底所呈现的风景,无法抗拒地串连起记忆里的心情,或冷或热,那情景宛如赤身裸体的体温,深刻而难以言喻。
  我生命记忆中的无数片段,在异国他乡和梦境里的乡愁不断转换,不管景物是动是静,有声无声,都成了我隐藏的记忆里的温度。
  ——郭英声
  台湾摄影的类型样式繁多,除了写实摄影、报道摄影、空中摄影、文人摄影、美术摄影之外,还有一个名为“心象”的摄影类别。所谓的心象摄影,就是颠覆制式唯美,以象征手法再创影像品位。心象摄影乃捉住拍摄对象的第一感觉,用近乎抽象美的表达形式,超越一般常态的直接手段,利用生理现象、心理状态、精神激荡所引发出来的“借境传情”现象。创作者发挥自我的思维概念,把现实的景象和心灵的幻象,透过画面的展现,将自己的心理冲动、联想、感动表现出来。心象摄影作品很少直接出现人物,而是利用光影、气氛、色阶,刻画摄影者的心理反应,其感受不仅仅是景物的表象,更是作者心灵上对原素材的一种超然的感觉,间接地体现出人的征服力量。它最大的特征在于彻底摆脱对现实世界客观形象的盲从,将现实与想象透过强烈的主观意识,塑造另一境界,是异样超越现实,郭英声就是这一类别的代表人物。
  
  孤独的童年时期
  郭英声1950年出生于台北,出生后数月,全家随父亲因公赴日,因此在日本长大,直到小学时才回到台湾。其间,因身为音乐教育家的母亲申学庸,远赴欧洲读书,所以郭英声说自己的童年在孤独中度过,个性叛逆。由于自幼生长在艺术氛围很浓的家庭中,郭英声较旁人更早地接触到艺术,母亲的琴韵歌声深深地陶冶了他的情操,也让他沉浸在艺术当中无法自拔。
  郭英声早年行旅各处留下的黑白摄影画面,年轻时步履所及均是对自我流放的向往。他作品中压低的灰阶调子透出隐晦微光,地平线主导的结构性画面预留生命伏线,所有的困惑、怀疑与不解都在前进间朝心灵愈趋愈近;对外捕捉客体的镜头实际上是反观自身,黑灰白间铺陈心理空间与内心独白。而许许多多关于郭英声的故事,无疑也是充满视觉性的,如他曾回忆小时在京都孤独的生活,描述不断出现日式玄关、穿着和服的小女孩,还有樱花瓣、枫叶,以及战后初期日本的贫穷、破败气息,凝聚成一个特殊的记忆图景。郭英声说,回首飘忽不定的岁月,这些照片像是记忆的速写或白描,褪了色却保留了当时生存状态的样貌。在岁月的长河中,郭英声以独特的心象摄影展现内心世界的景观,寂寞是他作品中永远的基调,我想这和他孤独的童年不无关系。郭英声的孤独感,是那样的清澈,仿佛只有人们把喧嚣的声音剥净后,影像才能变得如此寂静无声。
  
  激情的青年时期
  1971年,21岁的郭英声和友人共组名为“V-10”的实验性视觉艺术群体,在当时苦闷、闭塞的台湾文化氛围里,留下了反传统的青春身影。与当时许多渴望呼吸的年轻人一样,郭英声饥渴地接触了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印象派音乐和法国的新浪潮电影。1975年,郭英聲自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电影科毕业、服完兵役之后,即远赴巴黎,在巴黎第八大学专攻摄影。
  在巴黎的日子,郭英声过着随性的生活,不断地在荒芜中出走。提及那段漂泊的岁月,郭英声说很庆幸在好奇心、体力都很强的时代在那么美好的地区成长和创作。而谈及自己漂泊的原因,郭英声说自己是很感性的人,崇尚感情至上,自己人生道路上几个大的变化都和感情有关,他曾经可以为了追逐爱情而跑到巴黎、日本、纽约等地,还形容自己的生活是一只没有整理干净的旅行箱,到处留下踪迹。可能正是因为这段游学的经历,使得郭英声的作品,不能简单地说是一件摄影作品,而可以被当成是时代的记忆,是大家共同的记忆。
  谈起自己年轻时的创作经历,郭英声很兴奋:“那个时代我记录的台湾人的生活状态、政治、人文活动,都是珍贵的资料和资产,而且在那个时期,我留下的照片基本都是彩色的,因为我服务的对象需要彩色的作品。而我离开台湾前的那段时期拍摄的是黑白照片,我记得那时会在自己家中的浴室里搞个小小的暗房,约上三五个朋友一起冲洗照片。如果有大的摄影联展,大家就会凑钱买大筒的卷纸,然后集中到某一个朋友家,在木箱上搭上塑料布,放上药水,一起慢慢卷,进行胶卷的冲印。有时候为了不浪费等待曝光的时间,会一起先去外面吃碗面再回来。”
  提及当时台湾的创作风格和艺术氛围,郭英声说:“我们那个年代是很崇洋的,社会压力很大,人们是不能随意写文章、搞创作的,涉及到禁忌的东西都不能提,搞不好就会被带走,所以那时候我的创作实则是对现实的一种抗议和不满。当然了,现在的台湾是一个创作极度自由的地方,不管多肮脏的、多可怕的东西,都可以拿出来展览,顶多会提醒一下小孩子不要去看而已,只要是能展览出的东西,都可以展览,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在当时的台湾,摄影成为了许多敏感的艺术家自我疗救的一种常见方式。”自此,在漂泊的日子里,郭英声的创作也沉淀出冷漠和疏离的主调。或许摄影对他而言,只是一种理解自我、传达寂寞的方式吧,毕竟人的内心总有无法诉说的部分,只好透过作品加以完整。但令人奇怪的是,在台湾报道摄影、纪实摄影的全盛时期,郭英声并没有参与其中。对于这一点,郭英声解释说他拍照完全是自发的,凭兴趣,没有想和政治、民生联系在一起,甚至向其他人说的那样是对立的。“所谓的派系是很可怕的,因此在我1990年代刚回到台湾时,始终把自己当成过客。好在那时候彩色摄影刚刚兴起,我搭上了新彩色的末班车,在欧洲的艺术活动还算顺利,不但进入了时尚圈工作,有不错的收入,我还有专门的经纪人,又有不少画廊支持我创作,我的纯艺术作品多被欧洲的艺术杂志所介绍。应该说,我算是在巴黎进行过影像创作的人中很幸运的人了。”郭英声如是说。
  在郭英声的作品中,造型风景照片就在镜头底下出现,如巴黎街上三面红窗、坟场的雕塑、南部林间小路、摩洛哥墙角的马车、维也纳的花市、荷兰磨坊的门外等,皆是用幻灯片放映的方法制成,所以色彩与众不同。他的作品中较少以人作素材,但他却有本领把人的因素放入他所有的摄影画面中。郭英声在街头、院中、路过的橱窗中、虚掩的门户中,林间的小道上皆可捕捉到杰出的画面。他为我们挪开了平时最易遮蔽身边之美的障碍物,间接地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你我都生活在这无尽的美好中。
  
  热情的中年时期
  2003年,郭英声回到台湾,受当年“V-10”伙伴的邀请,参加了《又见V-10视觉艺术群三十年大展》展览,其首次发表的观念影像作品《 母亲与我记忆中的风景》是让郭英声既熟悉又陌生的照片:“那些照片是我在巴黎的前妻寄回给我的,一直是我记忆中的温度,也是我第一次在台湾展出我的黑白照片。”随后,郭英声在台湾定居下来,开始了人生的新阶段。郭英声在采访中表示自己目前为一个时尚品牌担任艺术总监,最近几年都在用比较简单、方便、直觉的方式创作。因为工作和时尚有关系,所以在工作时必须考虑很多层面的东西。随着时代的发展,摄影已不再是郭英声的主业,他在运用摄影技术的同时,会考虑用电影、视频或者其他装置手段和自己的工作小组配合。谈到目前的工作状态,郭英声说:“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很尴尬,经历了从胶片时代跨入数码时代的全过程,大家都在忙着学习和自我评估,就我自己而言,也有很长的苦闷期。比如出门不能不带胶片相机,但数码相机又很方便,所以也是要带的。我们这几十年看到世界上的变化都是很大的变化,我们这一代经历了很革命性的思想改造。因此,我们不能反抗,只能接受。我个人对数码的感觉是,如果还健在的摄影名家能够认可数码摄影的话,那我也可以接受,也愿意把数码作品当成我的作品。现在很多人不接受数码摄影,但是我们要继续挑战,我觉得只要是艺术家自己本身认可的,就可以当作艺术品出售。”
  
  郭英声简历
  1950年,生于台北。
  1970年,《现代摄影三人展》,精工舍画廊,台北。
  1971年,视觉艺术群《女》展,凌云画廊,台北。
  1973年,视觉艺术群《生活》展,发表阶段性代表作品《熨斗》及16mm实验电影《老屋》,台北。
  1975年,远赴法国巴黎学习、生活、创作。
  1979年,由巴黎Galerie Crèatis代理制作限定版签名作品。
  1981年,举办《摄影笔记》个展, 春之艺廊,台北。
  1984年,吴三连文艺奖第一位摄影奖得主,台北。
  1993年,个展 《寂境》,台北市立美术馆,台北。
   个展 《郭英声1973-1993》,台南。
  1994年,《内地、港台当代摄影展》,香港艺术中心。
  2000年,《看见台北——城市百年摄影艺术展》。
  2003年,《又见V-10视觉艺术群三十年大展》。
  2007年,策划服装设计师陈季敏2007秋冬发表会及20年作品经典展演,为个人首次非影像主题之大型策展,以概念、装置及行为艺术方式呈现,并以单幅作品于独立空间以装置方式展出。
  2008年,《明报周刊》于台湾创刊后,定期于影像专栏《大师的眼睛》发表作品;与英国设计师Anya Hindmarch 跨界合作三款限定版影像包。
  2010年,受邀与美国New Balance品牌合作,提供作品与日本、韩国两位艺术家共同在亚太地区巡回展出。
  2011年,文化创意基金会兔年“感动生肖”创作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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