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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符拉迪沃斯托克11月的一个周六。我和朋友由市中心的民宿出发,沿海走五分钟,到达胜利广场的周末集市。围绕着为纪念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而建的远东苏维埃政权战士纪念碑,市民运来鲜花、猪肉、泡菜、饼干和千奇百怪的海产品售卖,人们在临时搭建的棚下安静地排队。
我试图用英文询问不同色号奶酪的区别,面目沧桑、气质像刚从渔船上下来的大叔用俄语回答了我。附近一位女士热情帮忙,扭头与我说了一串韩语,不时用手对着各类奶酪指指点点。
类似的情况不止一次,餐厅和咖啡馆的店员会好心递给我韩语菜单。由于地缘关系,市里最多的亚洲面孔是韩国人,市区亦有不少韩国人投资的酒店商场,这是这座城市最接近东方的一面。将近一周,我没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找到任何早于1860年的痕迹,从剧院、广场到密布的东正教堂,海参崴的城市景观早已被俄罗斯的审美强力重构,正如它被割让后新名字的寓意——“控制东方”。
苏联解体后,这里又被西方的消费文化渗透,市中心高大的标志性建筑物被巨大的ZARA门店占据。万圣节前,我踏入的所有餐厅都精心布置了南瓜、鬼脸,认真渲染原属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节日氛围。作为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该市还有种不相衬的休闲气息:胜利广场背后的港口一直停着两艘军舰,下午4点,军乐队在甲板上迎着海风演奏,日头渐落,市民边喂鸽子边吹口哨围观。士兵三三两两在海边的花园散步,海军帽的带子被风吹得飘起。不远处,绿色的C-56潜艇就泊在岸边,这个苏联卫国战争的英雄退役后被分割、运输至此地,又被焊接复原,里头有完整的驾驶室、潜望镜、鱼雷,有教育意义,但来往之人并不为之停步。
“那地方我到现在都没去过。”第二天,一个二十出头的哈尔滨男生开着车大咧咧地告诉我们。他是我们此行遇见的唯一国人,三岁跟着做生意的父亲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回国读初高中学无所成,好歹逼出一口俄语。我们讲起前几日沿着市中心坡道向高处走,不出40分钟到一片山顶,地图标记是城市制高点,从那里看,紫红色落日下的金角湾很美。他说,他上的不知名大学就藏在那制高点背后。
不过他的主业是开车接待想尝鲜打霰弹枪、开直升机的中国游客。几天前,通过一个宣传图全是俄国面孔的淘宝店,我买下800块钱飞行15分钟的体验产品,最后被拉到了有他在的微信群。
通过他,我终于奇异地接近了媒体宣传中的俄罗斯。车过加油站,前头的一辆车后挡风玻璃裂了个大口,居然就用胶布粘上了,我们大惊小怪,他讲大家保险杠坏了也是这么粘的。他又说起俄罗斯生猛粗粝的国民性,某小学拟让全体学生课上练习蒙眼打AK48,“真的是战斗民族。”
驶出市区一小时后,手机没了信号,车穿过林中小道停在小小的停机坪。与我们握手的是一位面红须白的飞行员大叔,退役前开过29架飞机,现在身着体面但已褪色的飞行服。友好地点头、握手后,他吐出一句不甚标准的"Please!",指引我进一架漂亮的红白色单翼单螺旋桨直升机副驾驶位。
這天晴朗但风大,大叔微笑着表示无事,哈尔滨小伙也说这不算事儿。上天的体验与我想象中仅单手扶方向盘便能保持飞机平稳滑行、再悠哉掏出手机录几段视频迥异:小飞机摇摇晃晃地直升上空,不停地向上下及左右摇摆,在大叔的意志下坚持跌跌撞撞越过麦田、公路和树林。
机舱狭小,斑驳的灰色导航仪有些年份了,三个透明球面下的指针晃来晃去,让我仿佛置身灾难片里千钧一发的时刻。我紧紧抓着舱门附近的把手,感觉在扯着一片快要被卷走的叶子。耳机里断续传来大叔的指令,刚刚转译成难以捕捉的英文,很快又被风声赶走。
我没等来安逸平衡的时刻。五级大风里,大叔将机头向左一偏,我们进入了更危险的倾斜状态,右边视野里的公路消失,飞机带着我们似乎要被倾倒进下方的一条小河。恰在此时,大叔的一只手松开方向盘,边咧嘴边做了个邀请的手势。
"Please!"见我僵持,他憋出可能是他会的唯一一句英文。
我斜着身子摇摆,想起卡在打人柳里的哈利·波特,坚决地摇摇头,再摇摇头,手绝不松开。他了然,继续给飞机掉头。
感觉有一小时那么久,我们终于降落在停机坪。坐上车离开此地,我终于回忆起从高处向下望时,曾联想到巡回画派作品里的农田,还有《猎人笔记》里的深秋景象。我没有驾驶飞机一秒钟,然而已身心憔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