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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2004年“民工荒”发生后，与农村仍存在大量边际产出低下的剩余劳动力相伴随，工业部门却出现了明显的劳动力供给短缺，这一现象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问题的关注。本文在阐述二元经济模型和描述“民工荒”现象的基础上，得出“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的结论，提出改革制度创新是促使我国劳动力供给问题的重要因素的主张。
【关键词】二元模型；民工荒；劉易斯拐点；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特别是进入21 世纪后，新一轮经济的强劲增长，使我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也快速地上升。近年蔓延的“民工荒”以及民工工资平行多年后的上涨，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07年的有关报告就此认为，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中国劳动力过剩时代即将结束，不足时代即将来临。
一、二元模型与“民工荒现象”
（一）简述二元模型
二元经济论最早由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W.A.Lewis）在1954年提出，其目的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转移过程。刘易斯认为，发展不可能在所有的地区同时发生，发展可能被看成是一种空间分布上的非均衡过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可划分为两大部门：资本主义部门与非资本主义部门。资本主义部门是指使用可再生资本，并为此支付资本家报酬和为寻求利润而雇用工资劳动者的那一部分经济，它以城市现代工业部门为代表；非资本主义部门（也称维持生计部门）是指不使用可再生资本，不雇用劳动力以谋求利润的那一部分经济，它以农村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部门为代表，这就是常说的二元经济结构。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式，强调经济部门的结构差异，将传统的总量发展模式推进到结构发展模式，特别是把经济发展过程和劳动力转移过程有机地结合，创立了第一个人口流动分析模型，为人口和经济发展研究开辟了新视野，1961年拉尼斯（G.Ranis）与费景（John.C.H.Fei）合作建立了二元经济模型，被称之为费拉模型或拉费模型。费拉模型与刘易斯模型的重大区别是：前者不但考虑了工业部门的发展，而且也充分关注农业部门的发展，并且明确了二者的发展关系，显然，拉尼斯和费景汉的两部门发展及其关系的认识更贴近实际，这是对刘易斯模型的补充和推进。乔根森（D.W.Jor genson）1961 年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否认农业部门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否认农业与工业的工资水平是固定不变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原因是消费结构的变化，而不是生产率的提高。托达罗（M.P.Todaro）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建立了他的人口流动模型。托达罗认为，依靠工业扩张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城市普遍存在的严重失业问题，解决问题的良策，一是取消一切人为的城乡实际收入差异的政策和措施；二是积极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生产力，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缩小工农差别与城乡差别，减少劳动力的乡城迁移。
（二）我国当前的“民工荒”现象
每年春节从城市工作地往返于农村居住地的农民工，形成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特有的“民工潮”。城市政府和居民对于“民工潮”的认识正在发生转变，从认为它是城市经济的负担和城市生活的扰乱因素，转变为认为它是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生活的必不可少的部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城市开始变得欢迎民工的时候，许多城市发现愈来愈少的民工回到他们原来打工的城市，出现了所谓的“民工荒”。因此，“民工荒”是指城市经济需求的民工劳动力普遍高于民工愿意和能够提供的劳动力，即民工劳动力出现短缺。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提供的一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劳动力市场呈现出缺工现象》统计报告指出：2004年第2季度，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的12个城市，有70.4万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但用人单位的招工名额则达到108.7万人，缺口38.3万人。另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9月上旬发布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及相关报道，沿海一些城市的用工需求和应聘比率为10.8：7，仅东莞就短缺民工70多万。现在出现了真正的“民工荒”是不合乎逻辑的，因为从中国农村的情况看，还有约2亿的剩余劳动力等待转移。另外一个不合逻辑的地方是，如果出现“民工荒”，就应该出现发展经济学上著名的“刘易斯转折点”，它是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意味着工资水平上涨，劳动力开始变得稀缺了，这时的资本相对丰富，资本、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比例会逐步提高。然而，我们还远远没有观察到这样的迹象。中国最近之所以出现所谓的“民工荒”，其真正原因在于农民工的净收入下降了。而净收入的下降又是由“工资粘性”导致的。农民工工资的调整相对滞后，体现为粘性，没有伴随物价特别是粮食价格的上涨而相应调整。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的比较收入优势是非常突出的，但以后的十几年却几乎没有什么增长。一个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调查数据是，“珠三角”农民工的工资在过去长达12年的时间里只增长了68元。算上通货膨胀效应，广东农民工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工资水平即实际工资水平甚至是处于下降态势中的，这就难怪从2004年春开始在广东首先出现“民工荒”的现象了
二、结论与政策含义
（1）我国农民工供给总体上还有较大过剩，但结构性矛盾已经显现。“就业难”和“农民工短缺”现象将同时存在。（2）“刘易斯拐点”在中国不会自动到来。由于制度方面的原因，广大农民工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工资福利。这种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大大提高了迁移的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还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非整体性和扭曲性，使得一方面，在我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劳动力供不应求现象；另一方面，在农村由于种种原因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仍无法顺利转移出来，即：刘易斯模型第二阶段“拐点”还无法自动到来。（3）制度创新、加快转型是突破“刘易斯拐点”的关键。正如前所述，如果没有制度变革和政府的引导，刘易斯“拐点”在中国不会自动到来。首先应加快制度创新，尤其要尽快消除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建立一种更加有利于农民市民化的制度，取消城市户口背后的利益驱动，并用渐进式做法保障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力，来降低农民工身份地位改变的制度性成本。其次是加强农民工回乡创业支持力度，出台相应财政和信贷等方面的扶持政策，把返乡农民工在城里积累的资本、技术、经验和人脉整合起来，形成新的创业团体，力争在农村内部消化农民工。第三是要大力加强农民工培训教育，全面提高农村教育水平，使所有农村居民子女接受普高或职高教育，成为高素质的新一代劳动者。第四是加快产业转型，大力发展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既改善贸易条件，又不影响劳动力就业。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出低工资与产业结构低端化的恶性循环，规避世界经济大环境对我国企业的冲击，从根本上消除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障碍，进而顺利完成经济与社会的一元化转型。
参 考 文 献
[1]蔡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8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2]蔡昉.“刘易斯转折点”近在眼前[J].中国社会保障.2007（5）：24～26
[3]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2010（4）：4～13
[41包小忠.刘易斯模型与“民工荒”[J].经济学家.2005（4）
[5]南亮进.经济发展的转折点：日本经验[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6]赵显洲.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几个理论问题[J].经济学家.2010（5）
[7]王书芬.对“民工荒”问题的再思考[J].企业导报.2010（7）
[8]侯东民.从“民工换”到“返乡潮”：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了吗[J].人口研究.2009（3）
[9]白南生，陈传波.还有人能外出吗？外出务工率地区差异研究[J].中国劳动经济学.2008（2）
【关键词】二元模型；民工荒；劉易斯拐点；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特别是进入21 世纪后，新一轮经济的强劲增长，使我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也快速地上升。近年蔓延的“民工荒”以及民工工资平行多年后的上涨，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07年的有关报告就此认为，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中国劳动力过剩时代即将结束，不足时代即将来临。
一、二元模型与“民工荒现象”
（一）简述二元模型
二元经济论最早由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W.A.Lewis）在1954年提出，其目的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转移过程。刘易斯认为，发展不可能在所有的地区同时发生，发展可能被看成是一种空间分布上的非均衡过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可划分为两大部门：资本主义部门与非资本主义部门。资本主义部门是指使用可再生资本，并为此支付资本家报酬和为寻求利润而雇用工资劳动者的那一部分经济，它以城市现代工业部门为代表；非资本主义部门（也称维持生计部门）是指不使用可再生资本，不雇用劳动力以谋求利润的那一部分经济，它以农村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部门为代表，这就是常说的二元经济结构。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式，强调经济部门的结构差异，将传统的总量发展模式推进到结构发展模式，特别是把经济发展过程和劳动力转移过程有机地结合，创立了第一个人口流动分析模型，为人口和经济发展研究开辟了新视野，1961年拉尼斯（G.Ranis）与费景（John.C.H.Fei）合作建立了二元经济模型，被称之为费拉模型或拉费模型。费拉模型与刘易斯模型的重大区别是：前者不但考虑了工业部门的发展，而且也充分关注农业部门的发展，并且明确了二者的发展关系，显然，拉尼斯和费景汉的两部门发展及其关系的认识更贴近实际，这是对刘易斯模型的补充和推进。乔根森（D.W.Jor genson）1961 年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否认农业部门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否认农业与工业的工资水平是固定不变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原因是消费结构的变化，而不是生产率的提高。托达罗（M.P.Todaro）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建立了他的人口流动模型。托达罗认为，依靠工业扩张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城市普遍存在的严重失业问题，解决问题的良策，一是取消一切人为的城乡实际收入差异的政策和措施；二是积极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生产力，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缩小工农差别与城乡差别，减少劳动力的乡城迁移。
（二）我国当前的“民工荒”现象
每年春节从城市工作地往返于农村居住地的农民工，形成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特有的“民工潮”。城市政府和居民对于“民工潮”的认识正在发生转变，从认为它是城市经济的负担和城市生活的扰乱因素，转变为认为它是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生活的必不可少的部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城市开始变得欢迎民工的时候，许多城市发现愈来愈少的民工回到他们原来打工的城市，出现了所谓的“民工荒”。因此，“民工荒”是指城市经济需求的民工劳动力普遍高于民工愿意和能够提供的劳动力，即民工劳动力出现短缺。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提供的一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劳动力市场呈现出缺工现象》统计报告指出：2004年第2季度，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的12个城市，有70.4万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但用人单位的招工名额则达到108.7万人，缺口38.3万人。另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9月上旬发布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及相关报道，沿海一些城市的用工需求和应聘比率为10.8：7，仅东莞就短缺民工70多万。现在出现了真正的“民工荒”是不合乎逻辑的，因为从中国农村的情况看，还有约2亿的剩余劳动力等待转移。另外一个不合逻辑的地方是，如果出现“民工荒”，就应该出现发展经济学上著名的“刘易斯转折点”，它是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意味着工资水平上涨，劳动力开始变得稀缺了，这时的资本相对丰富，资本、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比例会逐步提高。然而，我们还远远没有观察到这样的迹象。中国最近之所以出现所谓的“民工荒”，其真正原因在于农民工的净收入下降了。而净收入的下降又是由“工资粘性”导致的。农民工工资的调整相对滞后，体现为粘性，没有伴随物价特别是粮食价格的上涨而相应调整。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的比较收入优势是非常突出的，但以后的十几年却几乎没有什么增长。一个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调查数据是，“珠三角”农民工的工资在过去长达12年的时间里只增长了68元。算上通货膨胀效应，广东农民工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工资水平即实际工资水平甚至是处于下降态势中的，这就难怪从2004年春开始在广东首先出现“民工荒”的现象了
二、结论与政策含义
（1）我国农民工供给总体上还有较大过剩，但结构性矛盾已经显现。“就业难”和“农民工短缺”现象将同时存在。（2）“刘易斯拐点”在中国不会自动到来。由于制度方面的原因，广大农民工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工资福利。这种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大大提高了迁移的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还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非整体性和扭曲性，使得一方面，在我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劳动力供不应求现象；另一方面，在农村由于种种原因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仍无法顺利转移出来，即：刘易斯模型第二阶段“拐点”还无法自动到来。（3）制度创新、加快转型是突破“刘易斯拐点”的关键。正如前所述，如果没有制度变革和政府的引导，刘易斯“拐点”在中国不会自动到来。首先应加快制度创新，尤其要尽快消除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建立一种更加有利于农民市民化的制度，取消城市户口背后的利益驱动，并用渐进式做法保障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力，来降低农民工身份地位改变的制度性成本。其次是加强农民工回乡创业支持力度，出台相应财政和信贷等方面的扶持政策，把返乡农民工在城里积累的资本、技术、经验和人脉整合起来，形成新的创业团体，力争在农村内部消化农民工。第三是要大力加强农民工培训教育，全面提高农村教育水平，使所有农村居民子女接受普高或职高教育，成为高素质的新一代劳动者。第四是加快产业转型，大力发展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既改善贸易条件，又不影响劳动力就业。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出低工资与产业结构低端化的恶性循环，规避世界经济大环境对我国企业的冲击，从根本上消除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障碍，进而顺利完成经济与社会的一元化转型。
参 考 文 献
[1]蔡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8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2]蔡昉.“刘易斯转折点”近在眼前[J].中国社会保障.2007（5）：24～26
[3]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2010（4）：4～13
[41包小忠.刘易斯模型与“民工荒”[J].经济学家.2005（4）
[5]南亮进.经济发展的转折点：日本经验[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6]赵显洲.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几个理论问题[J].经济学家.2010（5）
[7]王书芬.对“民工荒”问题的再思考[J].企业导报.2010（7）
[8]侯东民.从“民工换”到“返乡潮”：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了吗[J].人口研究.2009（3）
[9]白南生，陈传波.还有人能外出吗？外出务工率地区差异研究[J].中国劳动经济学.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