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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央电台花费了几年时间,进行整理、编辑、录制等,推出了评书《三国演义》。评书《三国演义》既保留了原貌,更突出和强化了人物性格和故事性,加之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绘声绘色的播讲,更是入耳入脑,扣人心弦。当时,经过10年“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全民仍然面对文化饥渴。所以,评书《三国演义》的播出轰动了全国,成为广泛议论的话题。
评书《三国演义》播出后,在中央领导人中也有许多“粉丝”,最忠实的就是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将军。他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不仅百听不厌,而且迫不及待地从中央电台要去了一套录音带,在家里反复听,外出必带,与朋友交谈总提评书《三国演义》,而且还能绘声绘色地来上几段。1984年2月18日,王震在给袁阔成的信中写道:
我的孙子是初中生,他非常喜欢听你广播的《三国演义》。我也是你的忠实听众。我的孙子总在你广播时打开收音机调整音节,这在一个老而有疾病的人,倾耳听讲是极有乐趣和有教益的。老头子入迷了!孙子们也入迷了!我告诉他们,袁伯伯(请允许我卖老吧)讲,你们听,是学国语的好方法。的确,他们很尊敬你,敬爱你。阔成同志:我以千千万万忠实听众中的一员,向你恳切地提出一点建议,那就是要求你把“三国”上那些主要人物的对话从原本上有选择的多讲几句,我在公余之暇,在听了之后,翻开书读读,有此感想。谨此奉告。祝你健康,并祝为振兴中华文化做出卓越贡献。
由书及人,王震向中央电台提出,要把袁阔成调进北京,安排在中央电台的文艺部工作,专门录说评书。袁阔成本来是北京人,从小学评书,在曲艺界乃至文艺界很有声望,后来到辽宁营口说唱团工作,任团长。他调进北京工作的事由中央电台出面办理。当时的进京户口指标极其困难,虽有王老的指示也很费周折,层层闯关,先后经历了几个月的时间,中间王老不断催促。1986年,袁阔成终于调进北京,安排在中央电台的文艺部,专门录说评书节目,并参加社会上的文艺演出活动。
袁阔成调进北京后,广播电影电视部领导艾知生等多次看望他。1986年12月27日下午,王震、薄一波、胡乔木、宋任穷、邓力群等一起在中南海接见袁阔成,中宣部副部长李彦、广电部副部长马庆雄、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中央电台台长杨正泉、中央电台文艺部主任尹廉钊和编辑袁枫,营口广播局局长刘继武和营口说唱团李程等陪见。这次接见是由王震发起的,接见的对象和意图很明确。因为有许多话要说,接见从下午3点一直持续到5点。王震等中央领导对袁阔成和他说的评书给予很高的评价。
王震开门见山,他说:《三国演义》是我国历史名著,书里什么人都有,“我这个人,也可以从《三国演义》中找到自己的形象——周仓,抡大刀。”“古代的东汉时期,群雄并起,互相逐鹿,要统一,中华民族需要一个大统一,需要长治久安。”
在接见中发表意见最多的是胡乔木和薄一波,他们联系当时的形势有感而发,引申出一些重要观点。胡乔木对评书《三国演义》的改编和播出表示敬意,他认为,对古典名著的通俗普及、扬其精华,“在今天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今天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发展,有人崇洋媚外,极力贬低中国历史和文化,甚至否定中国的一切。最近有人说出中国的人种也是值得怀疑的,而且竟然畅行无阻地在某种场合发表。好像讲四个现代化,就要否定中国的四项基本原则和中国的一切”。胡乔木把话锋转向了新闻界,他说:“我认为新闻界对这股思潮是漠不关心的。原因就是新闻界某些掌权的人物也卷进里面,不但不批判这股思潮,而且为其大量贩卖提供了各种便利。有些人号称为新闻界的领导人物,实际也就成为这种思潮的带头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中包括这样的内容,就是否定中国,一方面‘一切向钱看’,一方面‘一切向西方看’,认为西方一切都好。”
胡乔木还说:“用贬低中国、否定中国的一切,来宣传西方文化是不对的。我丝毫不认为西方文化不应该学习,包括西方的艺术。为汲取西方文化中有意义的东西,就否定中国文化,否定中国历史,这是毫无道理的。所谓‘全盘西化’,就是把西方的东西都拿来。”他说,实践了以后,才能辨别是好是坏,这是对的。但对于西方文化,明知无益而且有害的东西,不能一切从头来过,认为实践后才知道,似乎人们没有理性判断力。
胡乔木借此发表了对《三国演义》的看法。他说,《三国演义》的原本也是按评书的体裁编的,现在重新变成了当代新的评书。《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所以能够长期传诵,在世界上也有相当高的地位,主要是《三国演义》中充满了智慧。整个书里面表现感情的不算多,但表现智慧是永放光芒的,可以说是万古长青的。所以一代又一代的人,都从不同的角度受到教益。《三国演义》中蕴藏着各种曲折、起伏、斗争、联合、兴衰,各种机智就非常多,所以日本的资本家把《三国演义》当做必读书,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不同于他们,但人民在自己的斗争中也需要各种智慧,这些智慧同样是可以被人民所利用的。另外是《三国演义》的语言艺术,无论是原书还是评书,都表现了各种戏剧性的场景,所以它在文学史上有悠久的生命力不是偶然的。《三国演义》和《红楼梦》这样的小说,是两个不同的类型,是不可比较的。《三国演义》基本上是各种故事和生动情节,激发读者、听众的悬念,不断向前发展,通过高潮、低潮不断引起欣赏者心理上得到一种审美的满足。听了愉快,提高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审美情趣……《三国演义》的价值,并没有因时代的变化而受到损失。中国革命后,保存、发展了各种形式的文化遗产。当前有些人完全否认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价值,甚至认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这是不对的,评书《三国演义》播出的成功,用事实证明了那是错误的。中央台作出了很大努力,是值得感谢的。
薄一波发言中,针对当时的情况,着重批评了社会上只讲赚钱重利,不讲理想、崇洋媚外、否定中国传统的思潮。他赞赏袁阔成把评书《三国演义》的播讲费交了党费。他说:“我的老乡关云长对钱就不大喜欢,上马金,下马银,他不在乎。现在就不一样了。”薄一波说,我们现在改革、开放、搞活,有些人就认为外国的就是好,中国就没有好东西了,要一切学外国,有的大学教授主张全盘西化,这是一股思潮。许多人听了《三国演义》,取其精华,学到了不少知识。“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我们在座的《三国演义》也看,《水浒传》也看。”中国的文化外国人也在研究,日本人研究《三国演义》,利用互相竞争做生意,美国的西点军校认为世界上最好的一部兵书是《孙子兵法》。
薄一波、胡乔木等在这次会见中,还把天津大邱庄禹作敏的“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作为“一切向钱看”的典型,进行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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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书《三国演义》播出后,在中央领导人中也有许多“粉丝”,最忠实的就是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将军。他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不仅百听不厌,而且迫不及待地从中央电台要去了一套录音带,在家里反复听,外出必带,与朋友交谈总提评书《三国演义》,而且还能绘声绘色地来上几段。1984年2月18日,王震在给袁阔成的信中写道:
我的孙子是初中生,他非常喜欢听你广播的《三国演义》。我也是你的忠实听众。我的孙子总在你广播时打开收音机调整音节,这在一个老而有疾病的人,倾耳听讲是极有乐趣和有教益的。老头子入迷了!孙子们也入迷了!我告诉他们,袁伯伯(请允许我卖老吧)讲,你们听,是学国语的好方法。的确,他们很尊敬你,敬爱你。阔成同志:我以千千万万忠实听众中的一员,向你恳切地提出一点建议,那就是要求你把“三国”上那些主要人物的对话从原本上有选择的多讲几句,我在公余之暇,在听了之后,翻开书读读,有此感想。谨此奉告。祝你健康,并祝为振兴中华文化做出卓越贡献。
由书及人,王震向中央电台提出,要把袁阔成调进北京,安排在中央电台的文艺部工作,专门录说评书。袁阔成本来是北京人,从小学评书,在曲艺界乃至文艺界很有声望,后来到辽宁营口说唱团工作,任团长。他调进北京工作的事由中央电台出面办理。当时的进京户口指标极其困难,虽有王老的指示也很费周折,层层闯关,先后经历了几个月的时间,中间王老不断催促。1986年,袁阔成终于调进北京,安排在中央电台的文艺部,专门录说评书节目,并参加社会上的文艺演出活动。
袁阔成调进北京后,广播电影电视部领导艾知生等多次看望他。1986年12月27日下午,王震、薄一波、胡乔木、宋任穷、邓力群等一起在中南海接见袁阔成,中宣部副部长李彦、广电部副部长马庆雄、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中央电台台长杨正泉、中央电台文艺部主任尹廉钊和编辑袁枫,营口广播局局长刘继武和营口说唱团李程等陪见。这次接见是由王震发起的,接见的对象和意图很明确。因为有许多话要说,接见从下午3点一直持续到5点。王震等中央领导对袁阔成和他说的评书给予很高的评价。
王震开门见山,他说:《三国演义》是我国历史名著,书里什么人都有,“我这个人,也可以从《三国演义》中找到自己的形象——周仓,抡大刀。”“古代的东汉时期,群雄并起,互相逐鹿,要统一,中华民族需要一个大统一,需要长治久安。”
在接见中发表意见最多的是胡乔木和薄一波,他们联系当时的形势有感而发,引申出一些重要观点。胡乔木对评书《三国演义》的改编和播出表示敬意,他认为,对古典名著的通俗普及、扬其精华,“在今天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今天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发展,有人崇洋媚外,极力贬低中国历史和文化,甚至否定中国的一切。最近有人说出中国的人种也是值得怀疑的,而且竟然畅行无阻地在某种场合发表。好像讲四个现代化,就要否定中国的四项基本原则和中国的一切”。胡乔木把话锋转向了新闻界,他说:“我认为新闻界对这股思潮是漠不关心的。原因就是新闻界某些掌权的人物也卷进里面,不但不批判这股思潮,而且为其大量贩卖提供了各种便利。有些人号称为新闻界的领导人物,实际也就成为这种思潮的带头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中包括这样的内容,就是否定中国,一方面‘一切向钱看’,一方面‘一切向西方看’,认为西方一切都好。”
胡乔木还说:“用贬低中国、否定中国的一切,来宣传西方文化是不对的。我丝毫不认为西方文化不应该学习,包括西方的艺术。为汲取西方文化中有意义的东西,就否定中国文化,否定中国历史,这是毫无道理的。所谓‘全盘西化’,就是把西方的东西都拿来。”他说,实践了以后,才能辨别是好是坏,这是对的。但对于西方文化,明知无益而且有害的东西,不能一切从头来过,认为实践后才知道,似乎人们没有理性判断力。
胡乔木借此发表了对《三国演义》的看法。他说,《三国演义》的原本也是按评书的体裁编的,现在重新变成了当代新的评书。《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所以能够长期传诵,在世界上也有相当高的地位,主要是《三国演义》中充满了智慧。整个书里面表现感情的不算多,但表现智慧是永放光芒的,可以说是万古长青的。所以一代又一代的人,都从不同的角度受到教益。《三国演义》中蕴藏着各种曲折、起伏、斗争、联合、兴衰,各种机智就非常多,所以日本的资本家把《三国演义》当做必读书,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不同于他们,但人民在自己的斗争中也需要各种智慧,这些智慧同样是可以被人民所利用的。另外是《三国演义》的语言艺术,无论是原书还是评书,都表现了各种戏剧性的场景,所以它在文学史上有悠久的生命力不是偶然的。《三国演义》和《红楼梦》这样的小说,是两个不同的类型,是不可比较的。《三国演义》基本上是各种故事和生动情节,激发读者、听众的悬念,不断向前发展,通过高潮、低潮不断引起欣赏者心理上得到一种审美的满足。听了愉快,提高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审美情趣……《三国演义》的价值,并没有因时代的变化而受到损失。中国革命后,保存、发展了各种形式的文化遗产。当前有些人完全否认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价值,甚至认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这是不对的,评书《三国演义》播出的成功,用事实证明了那是错误的。中央台作出了很大努力,是值得感谢的。
薄一波发言中,针对当时的情况,着重批评了社会上只讲赚钱重利,不讲理想、崇洋媚外、否定中国传统的思潮。他赞赏袁阔成把评书《三国演义》的播讲费交了党费。他说:“我的老乡关云长对钱就不大喜欢,上马金,下马银,他不在乎。现在就不一样了。”薄一波说,我们现在改革、开放、搞活,有些人就认为外国的就是好,中国就没有好东西了,要一切学外国,有的大学教授主张全盘西化,这是一股思潮。许多人听了《三国演义》,取其精华,学到了不少知识。“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我们在座的《三国演义》也看,《水浒传》也看。”中国的文化外国人也在研究,日本人研究《三国演义》,利用互相竞争做生意,美国的西点军校认为世界上最好的一部兵书是《孙子兵法》。
薄一波、胡乔木等在这次会见中,还把天津大邱庄禹作敏的“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作为“一切向钱看”的典型,进行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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