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先锋小说，又称为新潮小说，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文学种类，它重在探索形式的创新，代表作家有很多，扎西达娃算是其早期的代表。他选择将西藏作为其叙述对象，运用现代叙事手法，并大胆借鉴的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的特征，对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西藏古老而神秘的文化源流与去向展开反思。在这篇文章的，读者的思维不再被小说所讲述的内容束缚，而是集中于探索作者的布局勾勒、即如何完成这部小说，这一点，也正是扎西达娃诠释该作品先锋性的最好的方式。
　　关键词：先锋性；神秘；虚构；宗教
　　这部小说原载于1985年《西藏文学》第一期，这一年被称作是文学观念上的方法年，文学与批评都出现了当代文学发展以来的方法热。先锋派作为当代文坛上一支独特的文学流派，其对创作方法的突破性改革在当时乃至今日的文学领域中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以下简称《魂》）则可以说是先锋文学的较早的代表之一。
　　扎西达娃在此之前基本上都是以现实主义手法描写生活的，以《魂》为标志，他的创作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也就是西藏新小说的发端。初读《魂》时，觉得它处于不尴不尬的地位，因为文章有寻根文学的影子：作者塑造了塔贝这一人物，虔诚地寻找和重建那一度被放逐了的藏传佛教的价值。扎西达娃将目光投向西藏确实与当时的“文化寻根”热密不可分，寻根小说作家们大都把目光投向自己熟悉的人文环境、自然生态、地理风貌上，比如韩少功的湘西世界、李杭育的葛川江世界、贾平凹的商州世界、郑万隆异乡异闻系列小说的东北边陲风光等等，扎西达娃在风格上也契合了这种套路。但是，他在沿袭的同时却又不仅限于此，因为他在创作过程中同时利用多种先锋派的写作技巧把他所熟悉的地域环境和文化传统组织起来，再借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形成了不同于同一时期其他作家的艺术风格：神奇、魔幻、荒诞，而这也正是西藏这块特殊神秘的领域赋予他的独特的创作品质。所以，在反复阅读分析之后，再将《魂》视为先锋文学的典范就变得无可非议了。
　　事实上，扎西达娃选择将西藏作为其故事的发源地，不仅仅与他的成长环境有关，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大环境的影响，即文坛的发展风向所致。西藏，作为一个文化载体，一个神秘、丰富的文化源泉被学界关注，是与先锋作家的另一个代表---马原有关。马原的早期创作是在内地开始的，当时并未取得成功，声名并不大，之后便选择来到西藏，并在1985年发表了《冈底斯的诱惑》一文，也因此轰动文坛而备受瞩目。马原的叙事圈套众所周知，他重视的是“怎么写”，而不是“写什么”，这一点在之后也渐渐成为了先锋小说的最大特点。《魂》这部小说显然已经具备了这样的特点，所以本文率先想从文章的写法上去分析该作品的先锋性。具体而言，首先是叙述结构方面，扎西达娃早期的小说所秉承的是传统的情节化结构，一些包含了情节雏形的素材得到了广泛重视，其他一些因为难以构成情节的素材则被摒弃在小说之外。而在《魂》中，他对一些散落在情节之外甚至是与情节无关的故事也产生浓厚的兴趣，小说不再拥有一个完满的故事，取而代之的是残缺不全的情节，而那些分崩离析的故事的重点也不全在于人物性格冲突的发展过程和结局之中了。小说中的人物身份不明，来路不详，给人一种坠入迷雾般的感觉。读者并不知道塔贝从何而来，向何处去，塔贝自己也不知道那个理想中谁都没有见过的“极乐世界”在何方，只是一直漫无目的的往前走。小说在叙事时，也并不是所有文笔都与情节有关，作者花了大量的笔墨描写神秘原始的藏族风土，将读者置于一种陌生的异域环境中，那样读者自然而然对故事情节没有那么集中了。二是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的错位，《魂》开创了扎西达娃式的时空交错体例的先河。从那时开始，他的空间设置大都倾向于强烈对比和巨大反差，而他的时间也以光速穿梭流向和回流，不再像之前的“线性时间”那么明晰，这一风格在被称为“虚幻三部曲”的《风马之耀》、《世纪之邀》、《悬崖之光》三个短篇中达到登峰造极之境。《魂》就像是“时间的游戏”：“我”在现实中听到了活佛的回忆，接着是虚构的小说世界中主人公发生的故事，继而“我”闯入到过去的世界，也可以说是虚构的小说人物穿越到了现实，真实和虚幻、过去和未来都是相通的，给读者一种错乱感。三是对西方创作风格的继承性很大，尤其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魔幻就是神秘的非理性，现实主义就是客观的理性，二者的结合本就是一种悖论。西藏和南美大陆的地理和文化背景都很相似，小说中的秘鲁民歌《山鹰》，安第斯山脉下的中部平原，都与南美大陆有关。很多人会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与之联系起来，他们的主题构思有一致性，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寻找和现代文化的反思，这里姑且不论内容，仅看写法上的相似点。《魂》的叙述安排有模仿的痕迹，《魂》中先是把主人公寻找“香巴拉”的故事封存在牛皮纸袋里，待活佛以预言的方式说出时，才若有所悟地开始正文；《百年孤独》中，马尔克斯把布恩蒂亚族七代人的各种遭遇让吉普赛人用梵语写在羊皮纸上，直到最后才破译，同样具有预言的性质和特点。作者借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写法，其实就是在运用现代小说的叙述技巧，给读者塑造出陌生化的效果。四是元小说和复调小说的应用。在《魂》中，活佛的故事、塔贝和婛的故事、“我”的作品故事通过不同的时空角度有机融合，小说里又套着一个小说，也就是“元小说”。小说连同小说生成的方式一同呈现在读者面前，“我”与临终的活佛对话，活佛弥留之际的追忆与“我”封存的一篇小说一模一样，于是“我”将这篇小说全文照录，然后又走进小说，与小说中的主人公一起完成了故事结局。《魂》中的神话、传说、真实的历史、小说中的小说等多重文本相互交叉，相互解释又解构，形成了“复调小说”，读者阅读时有如在走迷宫，一不留神就辨不清方向了。
　　拉丁美洲著名的当代演说家何塞·格拉说过：“对于拉丁美洲作家来说，不仅应该提出我们现在是什么样，更要提出我们要成为什么样，或者我们应该向何处去。”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真正的民族作家，不仅要正视本民族由于遗留的原始性所带来的现实尴尬，更要展示古老与文明的碰撞，从而呼吁本民族的变革和新生。《魂》虽然注重“怎么写”的形式技巧，但绝对不是单纯玩弄技巧之作，背后潜藏的是扎西达娃对于人这一真实命题的深度挖掘，所以下面从其所要表达的内容进行分析。 　　《魂》对宗教式的神秘命运的极力演绎，带着强烈的极致化、超验性的审美倾向。扎西达娃在文中大量引用了西藏本族的神话、传说、宗教故事，比如莲花生大师手纹的宗教传说，“香巴拉”是极乐世界的传说，塔贝和婛寻找“香巴拉”的故事，这都与藏民族的宗教崇拜和神话思维方式有关。西藏高原封闭、险恶的自然环境造成了人类生存的艰难和心灵的脆弱，在世世代代与自然的抗争中，人们遭受的磨难让恐惧深刻地渗透到每一位藏
　　民的灵魂。于是对自然由恐惧而敬畏，由敬畏而崇拜，西藏宗教融进了整个藏民族的日常生活，成为世俗的信仰支撑。正如意大利藏学家图齐所说：“西藏人生活在一种惶惶不安的焦虑之中，每次身体或心灵的纷乱、每次疾病、每次不安全或危险的处境，都鼓励他狂热地追寻这些事件的原因以及避免这一切的办法。”对酷烈环境和神灵的畏惧与对自身命运的无力把握交织在一起，使得藏民虔诚地膜拜于宗教。藏传佛教之于藏民族，犹如血与肉，二者密不可分，水乳交融。婛的父亲是个说《格萨尔》的艺人，在史篇中，凡是与格萨尔有关的事，无不充满神奇色彩。《格萨尔》的神奇浸融于藏民族的血脉之中，代代相传，也几乎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
　　扎西达娃开宗明义地宣称这是一部正在虚构的小说。在已经现代化了的藏南某地 ，经“我”的虚构和活佛预示而被赋予生命的朝圣者塔贝和婛“活”出来了。塔贝的终生使命是寻找人间净土香巴拉，经历了传统和现代，仍矢志不渝地往前走，直到生命和信仰同时迷失于喀隆雪山那一面的莲花生掌纹地带。婛则不然，她是一个不很坚定的追随者，在经过现代地区时，不时左顾右盼，驻足流连。由于塔贝的不可再塑性 ，“我”只好把他永远留在了那个神秘地区，带回了具有可塑性的婛。扎西达娃的很多作品中，包括早期的《朝佛》、《岁月》、《香巴拉》等，都萦绕着同样的困惑，也就是宗教和现代的对立：宗教导致愚昧和落后，现代知识将把西藏引入文明的现代社会。作品中有很多这样的暗示，比如“我”进入掌纹地时，手表的时间是向后翻的，而当“我”和婛往回走时，时间又从头算起，这便意味着：走向迷信和蒙昧，时间就倒退，历史也会倒退；走出迷信和蒙昧的圈套，时间才会正常，历史才会向前发展。再比如，活佛可以说是西藏最高信仰的代表，而在他死后，将不会再有转世继位。西藏宗教认为人的肌体泯灭后，离去的“魂”会在另一肌体内再现，“魂”是不灭的。如今活佛的“魂”找不到继承者，无疑象征着这种神秘宗教信仰在现代的整体性失落。“我”于是说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支配着意识。转世继位的形式消失，信仰的热忱必然也会日渐愈下。后来塔贝在半路上吐了一口血，“他的内脏受了伤”。塔贝的内伤是必然的，传统文化表面上看仍有延续的可能性，实际上已经“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内伤的加重直至威胁到生命也只是个时间问题罢了。文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108这个数字，莲花大师跟魔鬼喜巴美如大战了108天之后，用一巴掌把他给震住了，宗教随后兴起，而“我”最后在数婛腰间的皮绳的时候数的是108，也就是说婛离开她自己的地方和跟着塔贝出走了108天。一个民族信仰的形成直至根深蒂固需要千年，那么这种信仰的消解必然也需要与之相当甚至更久的时间。
　　“我”最后发现了让塔贝和婛走出来是“犯了一个不可弥补的错误”，而还没有塑造出一个“新人”的形象来，“更是一个错误”。有人责问为什么在今天这个伟大的时代还允许他们的存在，其实也是作者的自问。塔贝和婛两个不同的结局表明作者对西藏现实中所
　　存在的两种思想观念的不同态度。他对塔贝的情感是复杂的，充满了无奈和痛苦的矛盾冲突。活佛曾说过：“不要追求，不要寻找。在祈祷中领悟，在领悟中获得幻像。”这是原始藏民解脱苦难、寻求安慰的方法，他们不会去思考追求，忠诚地相信宗教中神的旨谕，但归根结底，他们获得的只是心中的幻像，他们的自我麻醉、自我排遣并没有让现实生活发生丝毫改变，所以也就只能一直停留在原始阶段，社会止步不前。作为一位希望西藏走上文明发达之路的作家，他不愿意看到具有生命力的年轻一代继续沉浸在祖先们曾经有过的幻想之中，重复无谓的生命消耗，于是就毫不留情地让塔贝这位笃信西天极乐世界“香巴拉”存在的年轻人走上不归路。但是他对塔贝的感情又是深厚的，塔贝对信念的坚信和毅然决然的行动，反映了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西藏社会的另一种现象，“不管现代的物质文明怎样迫使人们从传统的观念意识中解放出来，帕布乃冈山区的人们自身总残留着某种古老的表达方式。”比如已经有了拖拉机、半自动步枪、电子表等现代物品的甲村，为了解决大旱的问题，不是借助于科学方法，而是请人打卦，相信婛是白度母的化身，在村口敲锣打鼓地迎接他们。对于现代文明来说，这显然是一种阻力；对于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积淀来说，它又是一种合理的存在。塔贝神圣的精神信仰、坚忍的民族意志，是藏民族千百年来孕育的难以割舍的一部分，在现代化进程中，它是脆弱的、正在消逝的。扎西达娃知道独特的原始藏文化可以给西藏文学带来支撑，但又不希望藏民去排斥现代化，所以其中既有对藏民沉湎过去的痛心，又包含着对民族历史的现代性审视。就题而言，皮绳是藏民族用来计算天数的，也代表着时间，“魂”是依附于皮绳扣的，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流逝，“魂”的本质必然会发生变化，而变化的转折点何时发生，变化后的“魂”何去何从，这便是作者抛给读者的永恒的思考。
　　总而言之，扎西达娃在创作形式上有了极大的创新，促进了西藏新文学的发展，与此同时，他也继承了西藏文学的传统精神，把与藏民族生活有着深刻联系的宗教、神话、传说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思考原始藏文化和现代文明“适者生存”的问题，从而使作品具有了更加深厚的文化内涵，最终成为了先锋文学的经典之作。
　　作者简介：辛亭亭，苏州大学文学院2012级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