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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5年，上海提出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战略，此就必然要求作为制造业与服务业相互融合发展体现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故必须考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故本文特利用1978年～2005年时间序列数据，对上海三种生产性服务业(交运仓储通信业、批发零售餐饮业和金融保险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后得出：经济发展水平和分工水平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作用较强，但“行政色彩”浓厚的城市化进程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影响甚微。
[关键词] 服务经济 生产性服务业 影响因素 回归分析
一、引言
正如配第-克拉克定律所阐释的“劳动人口由农业移到制造业，再从制造业移向商业和服务业”(克拉克，1951)的发展规律，发达国家经济均呈现出服务型特征，即发达国家服务业产值比重和服务业就业比重均普遍提高。对此，西方学者大多将其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转型，如贝尔(1974)“后现代社会”和富克斯(1968)“服务经济”。这两种观点都认为在经历工业化进程后，高度发达国家进入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新社会经济结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
大量实证研究亦表明:各国服务业产值比重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即人均GDP较高的国家，其服务业产出与就业比重亦相对较高，其经济和产业结构就呈现出高度化和现代化特征。如黄少军(2000)经过对相关国家服务业产值比重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系统研究后得出:从经济发展史来看，服务业比重是逐步提高的，而从截面数据来看，服务业比重提高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综上，服务业发展已成为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重要表现，亦是经济现代化必然的要求。据此，上海提出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战略，而作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相互融合的、具有中间投入品性质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应是该战略顺利实施的保障。故笔者特对上海市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为制定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策略提供科学的理论和实证依据。
二、文献综述
经济理论史学者对服务业比重随GDP增长而增加做过尝试性解释，归纳起来主要原因如下：技术进步、分工深化、需求结构变化。如THij Ten Raa and Ronald Schettkat(2001)：持续上升的成本和恒久的需求是造成服务业比重上升的重要原因。Nanno Mulder(2002):因Engle定律作用，服务业已逐步替代初级产品与制造业而成为最重要的需求增长点，由此最终需求结构的变化在经济演化过程中作用重大，并具体指出影响服务业发展的可能因素为人均收入与收入分配、人口与劳动力参与度的变化、城市化、政府角色的扩张、服务业中间需求的变化等。黄维兵(2003)在综合分析和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市场发育是服务业增长的源泉、工业的快速增长为服务业发展创造条件、社会需求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原因、城市化则是服务业发展的助推器，并进一步指出影响一国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均GDP、城市化水平、人口密度和服务业的输出状况。其中，人均GDP不仅代表经济发展水平，更代表需求水平，且更高的人均GDP水平或经济发展水平亦表明更高的市场发育程度；而城市化水平、人口密度和服务业输出等三项因素亦与经济发展、市场发育程度及其带来的需求水平提高密切相关。总之，人均GDP是推动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状况进行研究的文献亦很多，但绝大多数都是针对某省份服务业发展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如何金耿(1999)建立江苏省第三产业比重与人均GDP的指数增长模型，并确认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包括人均收入水平、分工水平、城市化水平以及政府的作用，但其忽略了服务业各分行业间由于存在显著差异而导致影响其发展的因素亦存在差异的现实；陈宝敏、张蕴如(2001)对南京服务业发展的总体状况、内部结构等进行分析，并分别对传统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构造出不同的与GDP关系的回归方程，但其忽略了影响服务业和分行业发展的除经济发展水平以外的其他因素;魏作磊(2003)则专门计算广东省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就业增长弹性，并将其结果与美国服务业内部就业增长弹性作粗略比较，最后确认居民服务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公用事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卫生、体育等行业应作为广东省重点发展的行业，但该分析忽视了影响服务业和分行业发展的除劳动力以外的其他因素。
综上研究，均存在全面性缺乏的局限和不足，故本文特使用1978年～2005年上海生产性服务业数据，对其发展影响因素进行分解，以为上海制订和实施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政策措施提供较为科学、全面的理论与实证依据。
三、变量选择和模型构建
理论综述表明，影响一国/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因素很多，但从一般的经济理论出发，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性，笔者在模型中特选用如下变量：
1.因变量
分别采用各生产性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来表示其发展水平，用Rv表示。
2.自变量
(1)人均GDP。根据服务经济理论，收入水平标志着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随着经济的发展，服务业产值比重会逐步提高，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在1980年后的“去工业化”进程亦证明此趋势是一个必然规律。故考察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必然要考虑人均收入所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此处用一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p元)来表示。预期此变量应该对各服务业分行业发展具有正向影响。
因人均收入分布很不均匀，故为降低其分布的范围，同时亦为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笔者特对该指标取自然对数。
(2)城市化率(Urban)。城市化是一个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过程，其水平高低是衡量一国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尺度，且服务业亦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因此一国城市化进程应该对服务业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城市化则根据劳动力的分布情况来确定，即城市化率=城市劳动人口/全部劳动人口。
(3) 分工程度(DIS)。随着工业企业规模扩大和国际市场竞争加剧，企业内部的服务项目不断分离出来，通过企业内部分工或外包等演化为专门的产业形态，即工业企业将以前由内部提供的生产性服务活动(如研发、设计、内部运输、培训、采购、融投资等)进行垂直分解，实施外部化，进而推动服务业发展；且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还导致服务的较高质量和/或较低平均成本，进而导致对这些服务的需求和生产增加。笔者采用工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比重测量分工程度——该指标越小，表示社会分工越深化，则服务业/GDP比重越大。
(4)考虑到各分行业发展的独特影响因素，笔者特在构建服务业各分行业发展影响因素时，加入对各行业发展可能存在影响的因素：①交通运输业：铁路通车里程(TR)、公路通车里程(R)；②批发零售餐饮业：消费率(CR)——以投资率(IN)表示(消费率=1-投资率);③金融保险业：投资率。
3.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所确定的变量，特构建如下模型：
(1)交通运输业模型：Rv=β0+β1LnGDPp+β2Urban+β3DIS+β4TR+β5R+ε
(2)批发零售餐饮业：Rv=β0+β1LnGDPp+β2Urban+β3DIS+β4CR+ε
(3)金融保险业：Rv=β0+β1LnGDPp+β2Urban+β3DIS+β4IN+ε
为避免样本期间汇率变动的影响，因此所有与产值相关的变量均利用当年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汇率换算成美元进行计算。
四、上海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对于处于工业化后期的上海，在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过程中，必须注重生产行服务业的发展，以充分发挥服务业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此笔者特对方程式(1)(2)(3)进行回归，(表1、表2、表3)。
表1 交通运输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注：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t检测值，*和**分别表示通过5%和1%显著水平检验，下同。省去的回归系数是因为其未通过t检测，所以将其省略，下同。
表2 批发零售餐饮业发展因素分析
表3 金融保险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表1-3计量分析结果，将服务业主要分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按照作用方向和力度大小进行排序（表4），以为制订相应政策提供借鉴。
表4：服务业分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排序
注：虽表3显示，城市化率对金融保险业发展具有较强作用，但却是反向作用，即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金融保险业的发展具有阻碍(β2=-0.444)，故将其利在影响因素之末。
五、结论及建议
综观上海主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大致可得出以下结论，并针对相关结论提出促进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建议，以实现服务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现代化。
1.经济发展水平对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是“服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动力，故需采取措施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2.与理论分析相反，城市化水平对交通运输业和批发零售餐饮业几无任何影响，甚至对金融保险发展具有阻碍作用。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独特性质：中国由于受政治形势、发展战略、产业政策、“轻生活、重生产”等思想的影响及人口与资源特征的限制，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重工业导向战略使得城市人口扩张力弱。在短缺资金对过剩劳动力形成替代和高积累率条件下，自然削弱轻工业、农业、第三产业及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导致劳动就业机会和城市建设未能随工业发展同步拓宽，从而导致城市化对服务业发展促进作用薄弱的现状。故要想发挥城市化对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就必须转换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城市化机制，把市场经济规律引入工业化和城市化中，用价值规律调节城镇的集散程度，改变福利型城市机制，建立市场型城市机制，如积极稳妥地推进“农业商业化”、“农村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以扩大城市服务消费群体。
3.社会化分工程度对三大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均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但须注意，经济专业化分工水平低的现状已经成为制约上海、特别是我国服务业发展的重要瓶颈，而经济专业化分工水平低，主要表现就是服务外包水平低。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鼓励服务外包业务的开展，特别是具有中间投入品性质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包，以提高专业化分工水平。
4.城市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对交通运输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且公路建设程度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故须注重市政交通的建设，特别是运用货物集散运输、市内公共交通和客运的公路建设。
5.消费率提高对批零餐饮业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故须采用扩大内需的政策。同国际大城市相比较，上海最终消费率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约15个百分点，其中政府消费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及相同发展水平城市基本相当，而居民消费比重明显偏低。故须加强服务领域各类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布局和机构，特别要注意农村技术设施的覆盖面，促进农民增加服务消费；改善服务消费环境，完善消费政策，提倡健康、文明的消费方式，营造有利于扩大服务消费的社会氛围。
6.对于金融保险业，除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强大的促进作用外，投资率亦对其具有促进作用。但目前由于投资资金来源渠道相对较窄，主要还是依赖于银行贷款，从而增大银行的借贷压力、不良资产和经营风险；同时又存在中小企业、特别是风险投资性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从而制约金融保险业的发展。故为促进作为现代服务业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保险业的发展，政府须改革资本市场，拓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创建风险投资基金，引进国外机构投资者、拓展居民投资途径等措施，以切实提高投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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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服务经济 生产性服务业 影响因素 回归分析
一、引言
正如配第-克拉克定律所阐释的“劳动人口由农业移到制造业，再从制造业移向商业和服务业”(克拉克，1951)的发展规律，发达国家经济均呈现出服务型特征，即发达国家服务业产值比重和服务业就业比重均普遍提高。对此，西方学者大多将其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转型，如贝尔(1974)“后现代社会”和富克斯(1968)“服务经济”。这两种观点都认为在经历工业化进程后，高度发达国家进入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新社会经济结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
大量实证研究亦表明:各国服务业产值比重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即人均GDP较高的国家，其服务业产出与就业比重亦相对较高，其经济和产业结构就呈现出高度化和现代化特征。如黄少军(2000)经过对相关国家服务业产值比重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系统研究后得出:从经济发展史来看，服务业比重是逐步提高的，而从截面数据来看，服务业比重提高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综上，服务业发展已成为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重要表现，亦是经济现代化必然的要求。据此，上海提出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战略，而作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相互融合的、具有中间投入品性质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应是该战略顺利实施的保障。故笔者特对上海市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为制定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策略提供科学的理论和实证依据。
二、文献综述
经济理论史学者对服务业比重随GDP增长而增加做过尝试性解释，归纳起来主要原因如下：技术进步、分工深化、需求结构变化。如THij Ten Raa and Ronald Schettkat(2001)：持续上升的成本和恒久的需求是造成服务业比重上升的重要原因。Nanno Mulder(2002):因Engle定律作用，服务业已逐步替代初级产品与制造业而成为最重要的需求增长点，由此最终需求结构的变化在经济演化过程中作用重大，并具体指出影响服务业发展的可能因素为人均收入与收入分配、人口与劳动力参与度的变化、城市化、政府角色的扩张、服务业中间需求的变化等。黄维兵(2003)在综合分析和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市场发育是服务业增长的源泉、工业的快速增长为服务业发展创造条件、社会需求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原因、城市化则是服务业发展的助推器，并进一步指出影响一国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均GDP、城市化水平、人口密度和服务业的输出状况。其中，人均GDP不仅代表经济发展水平，更代表需求水平，且更高的人均GDP水平或经济发展水平亦表明更高的市场发育程度；而城市化水平、人口密度和服务业输出等三项因素亦与经济发展、市场发育程度及其带来的需求水平提高密切相关。总之，人均GDP是推动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状况进行研究的文献亦很多，但绝大多数都是针对某省份服务业发展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如何金耿(1999)建立江苏省第三产业比重与人均GDP的指数增长模型，并确认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包括人均收入水平、分工水平、城市化水平以及政府的作用，但其忽略了服务业各分行业间由于存在显著差异而导致影响其发展的因素亦存在差异的现实；陈宝敏、张蕴如(2001)对南京服务业发展的总体状况、内部结构等进行分析，并分别对传统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构造出不同的与GDP关系的回归方程，但其忽略了影响服务业和分行业发展的除经济发展水平以外的其他因素;魏作磊(2003)则专门计算广东省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就业增长弹性，并将其结果与美国服务业内部就业增长弹性作粗略比较，最后确认居民服务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公用事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卫生、体育等行业应作为广东省重点发展的行业，但该分析忽视了影响服务业和分行业发展的除劳动力以外的其他因素。
综上研究，均存在全面性缺乏的局限和不足，故本文特使用1978年～2005年上海生产性服务业数据，对其发展影响因素进行分解，以为上海制订和实施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政策措施提供较为科学、全面的理论与实证依据。
三、变量选择和模型构建
理论综述表明，影响一国/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因素很多，但从一般的经济理论出发，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性，笔者在模型中特选用如下变量：
1.因变量
分别采用各生产性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来表示其发展水平，用Rv表示。
2.自变量
(1)人均GDP。根据服务经济理论，收入水平标志着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随着经济的发展，服务业产值比重会逐步提高，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在1980年后的“去工业化”进程亦证明此趋势是一个必然规律。故考察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必然要考虑人均收入所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此处用一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p元)来表示。预期此变量应该对各服务业分行业发展具有正向影响。
因人均收入分布很不均匀，故为降低其分布的范围，同时亦为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笔者特对该指标取自然对数。
(2)城市化率(Urban)。城市化是一个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过程，其水平高低是衡量一国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尺度，且服务业亦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因此一国城市化进程应该对服务业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城市化则根据劳动力的分布情况来确定，即城市化率=城市劳动人口/全部劳动人口。
(3) 分工程度(DIS)。随着工业企业规模扩大和国际市场竞争加剧，企业内部的服务项目不断分离出来，通过企业内部分工或外包等演化为专门的产业形态，即工业企业将以前由内部提供的生产性服务活动(如研发、设计、内部运输、培训、采购、融投资等)进行垂直分解，实施外部化，进而推动服务业发展；且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还导致服务的较高质量和/或较低平均成本，进而导致对这些服务的需求和生产增加。笔者采用工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比重测量分工程度——该指标越小，表示社会分工越深化，则服务业/GDP比重越大。
(4)考虑到各分行业发展的独特影响因素，笔者特在构建服务业各分行业发展影响因素时，加入对各行业发展可能存在影响的因素：①交通运输业：铁路通车里程(TR)、公路通车里程(R)；②批发零售餐饮业：消费率(CR)——以投资率(IN)表示(消费率=1-投资率);③金融保险业：投资率。
3.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所确定的变量，特构建如下模型：
(1)交通运输业模型：Rv=β0+β1LnGDPp+β2Urban+β3DIS+β4TR+β5R+ε
(2)批发零售餐饮业：Rv=β0+β1LnGDPp+β2Urban+β3DIS+β4CR+ε
(3)金融保险业：Rv=β0+β1LnGDPp+β2Urban+β3DIS+β4IN+ε
为避免样本期间汇率变动的影响，因此所有与产值相关的变量均利用当年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汇率换算成美元进行计算。
四、上海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对于处于工业化后期的上海，在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过程中，必须注重生产行服务业的发展，以充分发挥服务业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此笔者特对方程式(1)(2)(3)进行回归，(表1、表2、表3)。
表1 交通运输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注：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t检测值，*和**分别表示通过5%和1%显著水平检验，下同。省去的回归系数是因为其未通过t检测，所以将其省略，下同。
表2 批发零售餐饮业发展因素分析
表3 金融保险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表1-3计量分析结果，将服务业主要分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按照作用方向和力度大小进行排序（表4），以为制订相应政策提供借鉴。
表4：服务业分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排序
注：虽表3显示，城市化率对金融保险业发展具有较强作用，但却是反向作用，即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金融保险业的发展具有阻碍(β2=-0.444)，故将其利在影响因素之末。
五、结论及建议
综观上海主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大致可得出以下结论，并针对相关结论提出促进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建议，以实现服务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现代化。
1.经济发展水平对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是“服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动力，故需采取措施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2.与理论分析相反，城市化水平对交通运输业和批发零售餐饮业几无任何影响，甚至对金融保险发展具有阻碍作用。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独特性质：中国由于受政治形势、发展战略、产业政策、“轻生活、重生产”等思想的影响及人口与资源特征的限制，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重工业导向战略使得城市人口扩张力弱。在短缺资金对过剩劳动力形成替代和高积累率条件下，自然削弱轻工业、农业、第三产业及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导致劳动就业机会和城市建设未能随工业发展同步拓宽，从而导致城市化对服务业发展促进作用薄弱的现状。故要想发挥城市化对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就必须转换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城市化机制，把市场经济规律引入工业化和城市化中，用价值规律调节城镇的集散程度，改变福利型城市机制，建立市场型城市机制，如积极稳妥地推进“农业商业化”、“农村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以扩大城市服务消费群体。
3.社会化分工程度对三大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均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但须注意，经济专业化分工水平低的现状已经成为制约上海、特别是我国服务业发展的重要瓶颈，而经济专业化分工水平低，主要表现就是服务外包水平低。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鼓励服务外包业务的开展，特别是具有中间投入品性质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包，以提高专业化分工水平。
4.城市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对交通运输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且公路建设程度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故须注重市政交通的建设，特别是运用货物集散运输、市内公共交通和客运的公路建设。
5.消费率提高对批零餐饮业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故须采用扩大内需的政策。同国际大城市相比较，上海最终消费率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约15个百分点，其中政府消费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及相同发展水平城市基本相当，而居民消费比重明显偏低。故须加强服务领域各类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布局和机构，特别要注意农村技术设施的覆盖面，促进农民增加服务消费；改善服务消费环境，完善消费政策，提倡健康、文明的消费方式，营造有利于扩大服务消费的社会氛围。
6.对于金融保险业，除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强大的促进作用外，投资率亦对其具有促进作用。但目前由于投资资金来源渠道相对较窄，主要还是依赖于银行贷款，从而增大银行的借贷压力、不良资产和经营风险；同时又存在中小企业、特别是风险投资性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从而制约金融保险业的发展。故为促进作为现代服务业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保险业的发展，政府须改革资本市场，拓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创建风险投资基金，引进国外机构投资者、拓展居民投资途径等措施，以切实提高投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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