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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经那个“京派”、“海派”纷争不下的纷乱局面下，独具慧眼的梅兰芳选择了将其人生最重要的一段岁月留在了上海，因此，他的一生，也注定要和上海结下深深的不解之缘了。
1913年，上海。
这一年，梅兰芳19岁，第一次离开了土生土长的北京，南下来到了这个完全陌生的城市。
很难说梅兰芳是在哪一年成的名。因为，他并非因为某出戏的轰动而一夜成名，他生命中的“大红大紫”，完全是靠自己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艰辛走出来的。也正因为此，观众便更难准确界定出他成名的具体时间——有人说是1921年，因为那年他与“国剧宗师”杨小楼创演了至今风靡不衰的《霸王别姬》；也有人认为是1927年，因为当时北京《顺天时报》发起了一个名为“新剧夺魁”的票选活动，梅兰芳最终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四大名旦”之首；但最多的一种说法，还是在1913年，因为梅兰芳的首度赴沪演出，令他得到了“寰球第一青衣”的美誉……在曾经那个“京派”、“海派”纷争不下的纷乱局面下，独具慧眼的梅兰芳选择了将其人生最重要的一段岁月留在了上海，因此，他的一生，也注定要和上海结下深深的不解之缘了。
自1933年起，至1953年，梅兰芳在上海差不多定居了将近20年，上海不折不扣地成为了他的第二家园：若从演出上来看，那么自他从1913年到1956年最后一次赴沪登台，梅兰芳在上海公演京剧整整21年，几乎把他最美好岁月中的精湛艺术奉献给了上海观众……曾有文章这样说道：“只要有梅兰芳来上海的消息，无处不谈梅兰芳。……梅兰芳既来上海，不去看他的戏，差不多枉生一世。”（《申报》1923年12月21日）
丹桂第一台：雏凤从此鸣
梅兰芳是同当时的著名须生王凤卿一起受邀来到上海的。当时，梅兰芳在北方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小名气，但挑剔而特别的上海观众对这个初出茅庐的小青衣，却根本一无所知。此次挂头牌的是王凤卿，梅兰芳只是陪衬，加上自己对于上海观众的审美品位一无所知，唱好唱坏，决定着自己今后的发展道路……想到这一切，梅兰芳顿时更觉压力不小。而作为邀请方，坐落在四马路大庆街（今福州路湖北路口）的“丹桂第一台”，更是当时上海公共租界戏院的头牌,最堂皇舒适。在20世纪初，“丹桂”赫然是上海戏馆的代名词。
梅兰芳成功了。三天打炮戏后，由王凤卿推荐，梅兰芳主演了刀马旦应工戏《穆柯寨》，第一次演大轴戏，他出色地塑造了穆桂英的艺术形象。后又在一天内演完头二本《虹霓关》，头本饰东方氏，二本饰丫环，开创了同一剧目中一人演两个不同行当、不同扮相、不同演法的先例。从此，梅兰芳确立了他在上海观众心目中牢不可破的崇高地位，以后他每次来沪演出，都会受到上海观众的热烈欢迎。究其原因，或许当时著名的戏曲评论家孙玉声的一番话最有道理：“梅先生的扮相、嗓子和出台的那种气度，过去我们是没有见到过的。”
其实，“过去没有见到过的”何止上海的观众！在位于上海十六铺的“新舞台”，以及“春柳社”假座的“谋得力”剧场中，梅兰芳更惊奇地看到了大量所谓的“新戏”，其中既有纯用对白的话剧，也有独具一格的“海派”新编京剧，甚至还有西装旗袍戏……加之丰富的声光电运用，逼真的实景摆设，贴近生活的化妆……这一切，都让他看到了京剧艺术未来的崭新面貌，由此也激起他创排了大量新剧目，进行艺术上的革新。如第一次编排时装戏《一缕麻》、《宦海潮》，新编古装戏《天女散花》、《黛玉葬花》、《童女斩蛇》等，还第一次破天荒地排了连台本戏《太真外传》，并在台上运用机关布景，成为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大制作”……正如梅兰芳后来回忆的那样：“看了上海新式舞台的装置，灯光的配合……这短短的五十几天在海上的逗留，对我后来的舞台生活，是起了极大的作用的。”1914年，在第二次赴沪公演成功后回到北京，梅兰芳更是直接表示：“等到二次打上海回去，就更深切地了解了戏剧前途的趋势是跟着观众的需要和时代而变化的。……我要走向新的道路上去寻求发展。”正是这两次相隔不到一年，待遇上“先冷后热”的上海之行，使梅兰芳在京剧艺术改革与创新上受了极大的影响，从而也奠定了他创造流派的基础。
如果说，齐如山的“旧剧改造”是梅兰芳成功的第一箭，那么上海之行无疑是紧随其后的第二箭。在上海，梅兰芳出奇地“顺风顺水”，但保持清醒的他却没有沾沾自喜，相反主动放下架子，积极而投入地去认识、理解、学习独特的海派文化：他与书画大家吴昌硕交上了朋友，并在吴老的影响下钻研起书画来，希望传统文化给自己的京剧艺术以更多滋养；而“海派”京剧的丰富精彩，也让他学习到了许多，在带回北京之后，得以逐渐消化、吸收，成为“梅派”的精华……没有“红透上海滩”的第二箭，很难想象梅兰芳可以射出“访美访苏”这样高水准的第三箭。在他之前，不知道有多多少少的京城名伶来过上海，但无论怎样都不曾融入这个城市，而梅兰芳却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与广收博取，出了大名，成了大事，奠定了自己在全国剧坛的地位。也正是有了上海之行，梅兰芳才会动了“去美国”的念头，更没想到的是这看似千难万难的事情，梅兰芳却真真正正地做到了，非但做到，还获得了“博士”的光荣头衔，给国家和人民争得了荣誉。
思南路87号：动荡岁月中的淡泊人生
1933年，为避日伪凌辱，梅兰芳举家南下迁沪，先是在上海法租界的沧洲饭店暂住了一年，后来才本着“地段不要太热闹，房子不要太讲究”的觅房条件，几经选择，最后租下了马斯南路上的一幢中档洋房（今思南路87号），作为全家的安身之所。当时马思南路属于法租界，马路两边尽是高大的梧桐树，密密匝匝，遮天蔽日，秋风一吹，顿时沙沙作响……梅宅是一幢坐北朝南的西班牙式花园楼房，共四层。其中四楼是梅兰芳的岳母和女儿所住，他们夫妇则住在三楼，二楼是儿子们的卧室与厨房，底层为汽车间和佣人们的居室。虽不豪华却颇为温馨的小楼前，总是栽有不少花卉草木，前庭则有一片绿茵茵的草地，透着悠闲与舒适。梅兰芳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据当年曾经见过他的一位老邻居回忆：每晚演出结束后，一辆黑色的轿车总是轧着梧桐的落叶悄然驶过，慢慢地在87号门前停下，人到中年的梅兰芳依然姿态轻雅地缓缓推门、下车，不发一语地进门……没有前呼后拥的排场，更没有观众粉丝的围观……邻居们过了很久才知道，那条小巷的尽头，竟然是梅兰芳的家。
事实上，梅兰芳在思南路上的生活并非如此平静悄然。许姬传等“幕僚”的追随，言慧珠、杜近芳、李世芳、毛世来等弟子的陪伴，还有夫人福芝芳、子女葆琛、葆玥、葆玖等等……无不令他的生活充满乐趣。然而，梅兰芳仍然常常感到焦虑，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他意识到，他已经和所有中国人一起，无可选择地站在了国家民族存亡的十字路口。激情澎湃的他一口气排出了《抗金兵》、《生死恨》两出酝酿着无尽国仇家恨的新编戏，借以弘扬民族精神，号召民众抗日。两剧一出，舆论哗然，群情激昂，每场都爆满，也因此惹怒了当局。面对当局强烈的“封杀”与禁演干预，梅兰芳顶住压力，并以“观众不同意停演”为由，继续演出，甚至还辗转南京演出，同样获得热烈反响，排队买票的观众甚至将票房的门窗玻璃全部挤碎，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1935年，梅兰芳作为文化、友谊的使者，对苏联进行了一次意义深远的访问。但自苏联返回“孤岛”上海，却仿佛又一下子重新掉进战争和混乱相胁迫的深渊。梅兰芳虽身居租界，但也只能在马斯南路花园洋房之外的很小的一块天地中活动，不时受到日、伪分子和地痞流氓的骚扰，深感上海已非久留之地。因此，当香港方面向他发出邀请后，他便毅然率领梅剧团于1938年春赴港演出。演出结束，梅剧团成员北返，梅兰芳却在香港住下了。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陷落，自然也无法安身。1942年夏，梅兰芳被迫返沪。从此，他蓄须辍演，杜门谢客，以书画自遣，过起了寓公生活。
1913年，上海。
这一年，梅兰芳19岁，第一次离开了土生土长的北京，南下来到了这个完全陌生的城市。
很难说梅兰芳是在哪一年成的名。因为，他并非因为某出戏的轰动而一夜成名，他生命中的“大红大紫”，完全是靠自己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艰辛走出来的。也正因为此，观众便更难准确界定出他成名的具体时间——有人说是1921年，因为那年他与“国剧宗师”杨小楼创演了至今风靡不衰的《霸王别姬》；也有人认为是1927年，因为当时北京《顺天时报》发起了一个名为“新剧夺魁”的票选活动，梅兰芳最终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四大名旦”之首；但最多的一种说法，还是在1913年，因为梅兰芳的首度赴沪演出，令他得到了“寰球第一青衣”的美誉……在曾经那个“京派”、“海派”纷争不下的纷乱局面下，独具慧眼的梅兰芳选择了将其人生最重要的一段岁月留在了上海，因此，他的一生，也注定要和上海结下深深的不解之缘了。
自1933年起，至1953年，梅兰芳在上海差不多定居了将近20年，上海不折不扣地成为了他的第二家园：若从演出上来看，那么自他从1913年到1956年最后一次赴沪登台，梅兰芳在上海公演京剧整整21年，几乎把他最美好岁月中的精湛艺术奉献给了上海观众……曾有文章这样说道：“只要有梅兰芳来上海的消息，无处不谈梅兰芳。……梅兰芳既来上海，不去看他的戏，差不多枉生一世。”（《申报》1923年12月21日）
丹桂第一台：雏凤从此鸣
梅兰芳是同当时的著名须生王凤卿一起受邀来到上海的。当时，梅兰芳在北方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小名气，但挑剔而特别的上海观众对这个初出茅庐的小青衣，却根本一无所知。此次挂头牌的是王凤卿，梅兰芳只是陪衬，加上自己对于上海观众的审美品位一无所知，唱好唱坏，决定着自己今后的发展道路……想到这一切，梅兰芳顿时更觉压力不小。而作为邀请方，坐落在四马路大庆街（今福州路湖北路口）的“丹桂第一台”，更是当时上海公共租界戏院的头牌,最堂皇舒适。在20世纪初，“丹桂”赫然是上海戏馆的代名词。
梅兰芳成功了。三天打炮戏后，由王凤卿推荐，梅兰芳主演了刀马旦应工戏《穆柯寨》，第一次演大轴戏，他出色地塑造了穆桂英的艺术形象。后又在一天内演完头二本《虹霓关》，头本饰东方氏，二本饰丫环，开创了同一剧目中一人演两个不同行当、不同扮相、不同演法的先例。从此，梅兰芳确立了他在上海观众心目中牢不可破的崇高地位，以后他每次来沪演出，都会受到上海观众的热烈欢迎。究其原因，或许当时著名的戏曲评论家孙玉声的一番话最有道理：“梅先生的扮相、嗓子和出台的那种气度，过去我们是没有见到过的。”
其实，“过去没有见到过的”何止上海的观众！在位于上海十六铺的“新舞台”，以及“春柳社”假座的“谋得力”剧场中，梅兰芳更惊奇地看到了大量所谓的“新戏”，其中既有纯用对白的话剧，也有独具一格的“海派”新编京剧，甚至还有西装旗袍戏……加之丰富的声光电运用，逼真的实景摆设，贴近生活的化妆……这一切，都让他看到了京剧艺术未来的崭新面貌，由此也激起他创排了大量新剧目，进行艺术上的革新。如第一次编排时装戏《一缕麻》、《宦海潮》，新编古装戏《天女散花》、《黛玉葬花》、《童女斩蛇》等，还第一次破天荒地排了连台本戏《太真外传》，并在台上运用机关布景，成为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大制作”……正如梅兰芳后来回忆的那样：“看了上海新式舞台的装置，灯光的配合……这短短的五十几天在海上的逗留，对我后来的舞台生活，是起了极大的作用的。”1914年，在第二次赴沪公演成功后回到北京，梅兰芳更是直接表示：“等到二次打上海回去，就更深切地了解了戏剧前途的趋势是跟着观众的需要和时代而变化的。……我要走向新的道路上去寻求发展。”正是这两次相隔不到一年，待遇上“先冷后热”的上海之行，使梅兰芳在京剧艺术改革与创新上受了极大的影响，从而也奠定了他创造流派的基础。
如果说，齐如山的“旧剧改造”是梅兰芳成功的第一箭，那么上海之行无疑是紧随其后的第二箭。在上海，梅兰芳出奇地“顺风顺水”，但保持清醒的他却没有沾沾自喜，相反主动放下架子，积极而投入地去认识、理解、学习独特的海派文化：他与书画大家吴昌硕交上了朋友，并在吴老的影响下钻研起书画来，希望传统文化给自己的京剧艺术以更多滋养；而“海派”京剧的丰富精彩，也让他学习到了许多，在带回北京之后，得以逐渐消化、吸收，成为“梅派”的精华……没有“红透上海滩”的第二箭，很难想象梅兰芳可以射出“访美访苏”这样高水准的第三箭。在他之前，不知道有多多少少的京城名伶来过上海，但无论怎样都不曾融入这个城市，而梅兰芳却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与广收博取，出了大名，成了大事，奠定了自己在全国剧坛的地位。也正是有了上海之行，梅兰芳才会动了“去美国”的念头，更没想到的是这看似千难万难的事情，梅兰芳却真真正正地做到了，非但做到，还获得了“博士”的光荣头衔，给国家和人民争得了荣誉。
思南路87号：动荡岁月中的淡泊人生
1933年，为避日伪凌辱，梅兰芳举家南下迁沪，先是在上海法租界的沧洲饭店暂住了一年，后来才本着“地段不要太热闹，房子不要太讲究”的觅房条件，几经选择，最后租下了马斯南路上的一幢中档洋房（今思南路87号），作为全家的安身之所。当时马思南路属于法租界，马路两边尽是高大的梧桐树，密密匝匝，遮天蔽日，秋风一吹，顿时沙沙作响……梅宅是一幢坐北朝南的西班牙式花园楼房，共四层。其中四楼是梅兰芳的岳母和女儿所住，他们夫妇则住在三楼，二楼是儿子们的卧室与厨房，底层为汽车间和佣人们的居室。虽不豪华却颇为温馨的小楼前，总是栽有不少花卉草木，前庭则有一片绿茵茵的草地，透着悠闲与舒适。梅兰芳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据当年曾经见过他的一位老邻居回忆：每晚演出结束后，一辆黑色的轿车总是轧着梧桐的落叶悄然驶过，慢慢地在87号门前停下，人到中年的梅兰芳依然姿态轻雅地缓缓推门、下车，不发一语地进门……没有前呼后拥的排场，更没有观众粉丝的围观……邻居们过了很久才知道，那条小巷的尽头，竟然是梅兰芳的家。
事实上，梅兰芳在思南路上的生活并非如此平静悄然。许姬传等“幕僚”的追随，言慧珠、杜近芳、李世芳、毛世来等弟子的陪伴，还有夫人福芝芳、子女葆琛、葆玥、葆玖等等……无不令他的生活充满乐趣。然而，梅兰芳仍然常常感到焦虑，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他意识到，他已经和所有中国人一起，无可选择地站在了国家民族存亡的十字路口。激情澎湃的他一口气排出了《抗金兵》、《生死恨》两出酝酿着无尽国仇家恨的新编戏，借以弘扬民族精神，号召民众抗日。两剧一出，舆论哗然，群情激昂，每场都爆满，也因此惹怒了当局。面对当局强烈的“封杀”与禁演干预，梅兰芳顶住压力，并以“观众不同意停演”为由，继续演出，甚至还辗转南京演出，同样获得热烈反响，排队买票的观众甚至将票房的门窗玻璃全部挤碎，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1935年，梅兰芳作为文化、友谊的使者，对苏联进行了一次意义深远的访问。但自苏联返回“孤岛”上海，却仿佛又一下子重新掉进战争和混乱相胁迫的深渊。梅兰芳虽身居租界，但也只能在马斯南路花园洋房之外的很小的一块天地中活动，不时受到日、伪分子和地痞流氓的骚扰，深感上海已非久留之地。因此，当香港方面向他发出邀请后，他便毅然率领梅剧团于1938年春赴港演出。演出结束，梅剧团成员北返，梅兰芳却在香港住下了。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陷落，自然也无法安身。1942年夏，梅兰芳被迫返沪。从此，他蓄须辍演，杜门谢客，以书画自遣，过起了寓公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