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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扰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就此寿终正寝。这是漫长的56年。”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徐远说。
7月30日，《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发布，第二天，取消农业户口的新闻占领了各大媒体，牵动所有人神经的户籍制度改革，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关紧城市的大门
直到1990年代乃至21世纪初，在上海拥挤的公共汽车车厢里，仍有老人会甩出一句：“轧啥轧？阿是轧户口米啊？”这是一段艰难岁月在上海人心里留下的记忆。
1941年日寇进入租界，使得上海的粮食供应极度短缺。甚至因粮食不足而引发抢劫、凶杀案日见增多。日伪当局则在上海推行“计口授粮”办法，规定给每一市民发一张购米证，凭证可以每周在指定的米店购买白米一升，碎米半升。即使这很难维持生计的一升半米，也经常断供，必须拿着户口购米证抢先去轧，也就是在米店开门前就蜂拥而至争先恐后，才能赢得口粮。
可见，抗战年代，拥有户口，是沦陷区人民得以维持生命的一份并不靠谱的凭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4年开国立宪，第90条明文规定公民有‘迁徙的自由’，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在全中国跑了，不用再领‘良民证’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徐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初，领导层并不限制人口流动。
限制人口迁移的政策是为了应对1950年代中后期农民的无序进城。他拿出的数据是——1954年到1956年，全国迁移人口达7700万，包括大量人口进城。而当年全国人口是多少呢？所谓“六亿神州尽舜尧”。 “拥护上海紧缩人口措施，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回乡生产”，《新民周刊》记者在一张1950年代的旧照片上，看到了如此一幅标语。照片拍摄于上海市常德路恒德里，上世纪50年代，“城市人”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
时间再向前追溯20年，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来自云南的聂耳、来自湖南的黎锦晖等人组织了一个“明月社”，并在赫德路（即后来的常德路）恒德里65号住下，直到1933年春离去。彼时，恒德里的住客来来去去。城市和乡下，并没有制度性的隔绝。
直到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
“那时候，虽然也有一些‘城里人’，但其实脱离‘泥腿子’也没几天，全国从上到下，其实大多数都是农民，对于工業生产、城市管理这些新生事物，都是两眼一抹黑，谁也不懂的。”徐远说。于是只能采取“一刀切”，颁布条例，限制农民进城。
在1958年以后，如果一个外地人，户口不在恒德里，就很难像1930年代的聂耳们那样在此常住。
然而，在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陆益龙看来，过去56年中国大陆施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并非肇始于颁行之日的1958年1月份。“考察1949年后的中国户籍制度，不能从1958年开始，此前的历史背景，同样是我们理解该制度的重要线索。”陆益龙在自己的专著中提出，“中共建政之初，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此时他们必须承担起城市重建所面临的一切任务——建立公共秩序，恢复生产，抑制通胀，控制失业。”陆益龙认为，户籍制度就是中共建政之初为了重塑一种崭新的、大一统的社会主义秩序而设，他举出的例子是——
“1950年8月，公安部制定了《关于特种人口管理的暂行办法（草案）》，主要是为了对反革命分子或可疑分子进行监视和控制，以便‘搞好社会治安，保障安全’，为国家施政管理和建设提供人口资料。同年11月份，政府又出台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统一规范了城市的户口登记和管理。”
《新民周刊》记者了解到，与户口管理办法同时出台的，既有1950年的《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法》、1953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1954年，当时的内政部和公安部、国家统计局发表了联合通告，其内容是普遍建立农村户口登记制度。
计划经济确立之初，与之相匹配的户口管理制度出台。口粮、副食品，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开始按照户口进行分配，城市居民日常消费除了花钱，还得配以粮票、肉票、蛋票、布票等等不一而足。粮票分地方粮票和全国粮票。城市居民如果手头没有全国粮票，到外地很难买到食品。农民由于没有粮票，出外只能自带干粮，可谓寸步难行。
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人口管理科学研究所前所长、公安部户籍处前处长张庆五看来，没有当时出台的户口管理制度，计划经济无法实行。“户籍政策管理之严，是随着计划经济的发展逐步严格起来的，最初从治安的角度去管理的中国户籍，后来还对计划经济起到了促进作用。尤其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的20多种计划供应票证都是凭户口发放的，如果那时没有户籍体制来科学而合理地统筹安排，很难保障这一特定时期中国人的基本生活。而虚报户口领取粮食在当时是很严重的违法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户口，计划经济无法实行。”
到农村去
“每年的3月8日是我知青生涯的纪念日。因为在1969年的3月8日我离开了上海，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涯，一去就是27年。至今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这个令人刻骨铭心的日子。”上海家喻户晓的“老娘舅”柏万青，是几十万上海知青之一，回忆自己的经历，她对《新民周刊》记者感慨万千。
柏万青家兄弟姐妹共五人。她的大弟弟是1967届初中生，小弟弟是1968届初中生，她自己是1968届高中生。按照当时的政策，姐弟三个人都属老三届，都要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到农村去，并且户口也要前往农村。
当时柏万青和她的同学们插队落户有七个地方——安徽、黑龙江、吉林、贵州、云南、江西、内蒙古。“其中江西因为有大米吃是属于照顾的，但我们班江西只有6个指标，在同学推荐中有的推荐我去内蒙古，有的推荐我去江西，到底去哪里始终定不下来。3月3日班主任到我家宣布我去江西，而且8日就要走，时间紧迫，要购买物品准备行装，还得通知远在奉贤的弟弟，家里一下子忙碌起来。”在经过凝重的家庭会议后，1969年3月8日，柏万青到医院告别了正在住院的妈妈，去往了上海老北站，去往了江西农村。 直到1996年，在江西省资溪县副县长任上，思乡心切的柏万青还是调回了上海，重新拥有了上海户口，放弃官职从静安寺街道宣传科科员开始从头做起。
陆益龙的统计认为，自1960年代中期以后，政府动员了近4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期间，出于经济的和政治的考虑，政府大力动员广大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一场反城市化运动，有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更重要的是为了减轻城市负担。”离开父母和家乡的知青，被分派到全国各地农村插队落户，在陆益龙看来其实质是“对户口制的强制性调整”，也就是国家通过一种制度安排暂时减少合法的城市户口，以减轻城镇资源供给的压力。
知青的下放，造成了一系列的后遗症。
张庆五说：“‘文革’后因为户口问题上访的就占到了上访总量的三分之一，我们之后的很多工作，都在解决遗留问题。”
哪些是遗留问题呢？
1990年代初，上海作家叶辛的长篇小说《孽债》，拍摄成电视剧后风靡全国。“美丽的西双版纳，留不住我的爸爸，上海那么大，没有我的家，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剩下我自己，好像是多余的。……”知青回城以后，留在乡间的骨肉血脉却由于户口问题无法解决，久拖成病，成了一大社会问题。如今，当年的知青已经步入花甲之年，可这一社会问题仍未终结。
“我是一个普通的母亲，我的儿子出生于2007年9月，今年9月份到了入小学的年龄。儿子从出生到现在户籍一直在上海，从未变动过。我们等待根据学区分配进入户籍所在地的小学就读。可是通知书下来，竟然说儿子的条件不符合进那所小学，我们全家都傻眼了，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今年以来，回沪知青子女沈女士一直为了儿子的入学问题烦恼不已。作为监护人，沈女士出生时户口没法报在自家祖居的老屋里，作为知青子女她随父亲将户口报在了出生地常州。如今沈女士家房产证上的户主是沈女士的爷爷，也就是他儿子的太爷爷。
沈女士居住区教育局基教办的答复是：“政策的变化是为了应对入学高峰，也为了限制无序的择校行为，遏制盲目择校‘空挂户口’的现象。”
沈女士对此答复很不满意。“我的父亲也就是孩子的外公是一名知青，年轻的时候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把户口迁出了上海。如今，我的父母由于上海房价高而没能回沪，我的儿子却无法在老家所在的小学就读，我实在弄不明白。”
當然，“文革”时期乃至之前一段时期，户口迁离大城市的不仅是知青。当时北京、上海等地许多工厂企业整体搬迁到内地。根据上海市总工会《工运志》记载，“从解放初失业技工去东北建设，50年代技术工人支援重点工程，60年代建设大小三线，到改革开放后支援外地乡镇工业，先后有140多万人支内，其中专业技术人员20多万，技术工人40多万，遍及全国29个省市。”这其中，除了改革开放后支援外地乡镇企业者，之前支内都是要迁户口的，有的还举家迁移。
将人口往三线转移，往农村转移，还有一个重大的历史背景不能忽略，那就是备战。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袁德金曾著文《毛泽东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思想的提出》。其中提到“从1957年到1963年，毛泽东对世界战争与和平的认识已不再单独地强调‘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并特别强调‘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由于苏联的军事威胁日甚，造成了中国人口往内地转移疏散，是有迹可考的。1965年9月，国家计委重新草拟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明确提出，“‘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当时认为，假若要准备打核战争，先得把人口疏散开来才能发挥中国地广人多的长处，而当时的人口和大工业都还大量集中在大城市里。毛泽东甚至说：“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
“盲流”时代
“刚才在那个候车室那乘警指着我鼻子叫我啥你知道不？”
“叫啥？”
“‘盲流’！你听听，还盲流呢，离流氓不远了。”
这是1990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小品《超生游击队》里的台词，多年以后，“盲流”一词已经不再被年轻人们熟悉。所谓盲流，当年特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者。计划经济时期，人的流动大多只有一个办法—— 调动，但调动的前提是你要有稳定合法的职业，并且下一个单位愿意接收你。各种出于个人意愿进行的人口迁徙被认为是无组织，无计划的盲目流动。
改革开放后，农村的剩余人口开始公开进入城市，寻求收入相对较高的工作机会。但是，政府并不鼓励和赞扬这种流动，一部分人口流动就被称为“盲流”。追根溯源，盲流一词来自于1953年政务院《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以及在1953年至1958年间，中央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发出的数个标题含有“盲目流入”和“盲目外流”的文件。待到盲流成为坊间热词时，已是1980年代。
1984年4月6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1985年9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批准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身份证制度开始实施。有媒体如此评论：“人不分城乡均发身份证验证身份，方便人口流动自由择业。”
盲流的出现，实际上说明牵绊国人流动的户口制度被打开了一道门缝。1984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基本完成，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其中心环节是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增强企业活力。当城市搞活了，商品经济生根发芽了，就需要吸纳大量的劳动力。而中国广大农村，拥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廉价劳动力。1991年的电视剧《外来妹》讲述了那一个年代南下广东外来务工者的故事。有资料显示，进入1990年代当“民工潮”潮起之时，6000万到7000万农村户口者外出打工，约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4.3%。
由于户口仍在那远方的家里，导致了春运成为一年一度人类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迁徙。
7月30日，《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发布，第二天，取消农业户口的新闻占领了各大媒体，牵动所有人神经的户籍制度改革，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关紧城市的大门
直到1990年代乃至21世纪初，在上海拥挤的公共汽车车厢里，仍有老人会甩出一句：“轧啥轧？阿是轧户口米啊？”这是一段艰难岁月在上海人心里留下的记忆。
1941年日寇进入租界，使得上海的粮食供应极度短缺。甚至因粮食不足而引发抢劫、凶杀案日见增多。日伪当局则在上海推行“计口授粮”办法，规定给每一市民发一张购米证，凭证可以每周在指定的米店购买白米一升，碎米半升。即使这很难维持生计的一升半米，也经常断供，必须拿着户口购米证抢先去轧，也就是在米店开门前就蜂拥而至争先恐后，才能赢得口粮。
可见，抗战年代，拥有户口，是沦陷区人民得以维持生命的一份并不靠谱的凭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4年开国立宪，第90条明文规定公民有‘迁徙的自由’，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在全中国跑了，不用再领‘良民证’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徐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初，领导层并不限制人口流动。
限制人口迁移的政策是为了应对1950年代中后期农民的无序进城。他拿出的数据是——1954年到1956年，全国迁移人口达7700万，包括大量人口进城。而当年全国人口是多少呢？所谓“六亿神州尽舜尧”。 “拥护上海紧缩人口措施，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回乡生产”，《新民周刊》记者在一张1950年代的旧照片上，看到了如此一幅标语。照片拍摄于上海市常德路恒德里，上世纪50年代，“城市人”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
时间再向前追溯20年，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来自云南的聂耳、来自湖南的黎锦晖等人组织了一个“明月社”，并在赫德路（即后来的常德路）恒德里65号住下，直到1933年春离去。彼时，恒德里的住客来来去去。城市和乡下，并没有制度性的隔绝。
直到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
“那时候，虽然也有一些‘城里人’，但其实脱离‘泥腿子’也没几天，全国从上到下，其实大多数都是农民，对于工業生产、城市管理这些新生事物，都是两眼一抹黑，谁也不懂的。”徐远说。于是只能采取“一刀切”，颁布条例，限制农民进城。
在1958年以后，如果一个外地人，户口不在恒德里，就很难像1930年代的聂耳们那样在此常住。
然而，在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陆益龙看来，过去56年中国大陆施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并非肇始于颁行之日的1958年1月份。“考察1949年后的中国户籍制度，不能从1958年开始，此前的历史背景，同样是我们理解该制度的重要线索。”陆益龙在自己的专著中提出，“中共建政之初，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此时他们必须承担起城市重建所面临的一切任务——建立公共秩序，恢复生产，抑制通胀，控制失业。”陆益龙认为，户籍制度就是中共建政之初为了重塑一种崭新的、大一统的社会主义秩序而设，他举出的例子是——
“1950年8月，公安部制定了《关于特种人口管理的暂行办法（草案）》，主要是为了对反革命分子或可疑分子进行监视和控制，以便‘搞好社会治安，保障安全’，为国家施政管理和建设提供人口资料。同年11月份，政府又出台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统一规范了城市的户口登记和管理。”
《新民周刊》记者了解到，与户口管理办法同时出台的，既有1950年的《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法》、1953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1954年，当时的内政部和公安部、国家统计局发表了联合通告，其内容是普遍建立农村户口登记制度。
计划经济确立之初，与之相匹配的户口管理制度出台。口粮、副食品，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开始按照户口进行分配，城市居民日常消费除了花钱，还得配以粮票、肉票、蛋票、布票等等不一而足。粮票分地方粮票和全国粮票。城市居民如果手头没有全国粮票，到外地很难买到食品。农民由于没有粮票，出外只能自带干粮，可谓寸步难行。
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人口管理科学研究所前所长、公安部户籍处前处长张庆五看来，没有当时出台的户口管理制度，计划经济无法实行。“户籍政策管理之严，是随着计划经济的发展逐步严格起来的，最初从治安的角度去管理的中国户籍，后来还对计划经济起到了促进作用。尤其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的20多种计划供应票证都是凭户口发放的，如果那时没有户籍体制来科学而合理地统筹安排，很难保障这一特定时期中国人的基本生活。而虚报户口领取粮食在当时是很严重的违法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户口，计划经济无法实行。”
到农村去
“每年的3月8日是我知青生涯的纪念日。因为在1969年的3月8日我离开了上海，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涯，一去就是27年。至今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这个令人刻骨铭心的日子。”上海家喻户晓的“老娘舅”柏万青，是几十万上海知青之一，回忆自己的经历，她对《新民周刊》记者感慨万千。
柏万青家兄弟姐妹共五人。她的大弟弟是1967届初中生，小弟弟是1968届初中生，她自己是1968届高中生。按照当时的政策，姐弟三个人都属老三届，都要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到农村去，并且户口也要前往农村。
当时柏万青和她的同学们插队落户有七个地方——安徽、黑龙江、吉林、贵州、云南、江西、内蒙古。“其中江西因为有大米吃是属于照顾的，但我们班江西只有6个指标，在同学推荐中有的推荐我去内蒙古，有的推荐我去江西，到底去哪里始终定不下来。3月3日班主任到我家宣布我去江西，而且8日就要走，时间紧迫，要购买物品准备行装，还得通知远在奉贤的弟弟，家里一下子忙碌起来。”在经过凝重的家庭会议后，1969年3月8日，柏万青到医院告别了正在住院的妈妈，去往了上海老北站，去往了江西农村。 直到1996年，在江西省资溪县副县长任上，思乡心切的柏万青还是调回了上海，重新拥有了上海户口，放弃官职从静安寺街道宣传科科员开始从头做起。
陆益龙的统计认为，自1960年代中期以后，政府动员了近4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期间，出于经济的和政治的考虑，政府大力动员广大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一场反城市化运动，有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更重要的是为了减轻城市负担。”离开父母和家乡的知青，被分派到全国各地农村插队落户，在陆益龙看来其实质是“对户口制的强制性调整”，也就是国家通过一种制度安排暂时减少合法的城市户口，以减轻城镇资源供给的压力。
知青的下放，造成了一系列的后遗症。
张庆五说：“‘文革’后因为户口问题上访的就占到了上访总量的三分之一，我们之后的很多工作，都在解决遗留问题。”
哪些是遗留问题呢？
1990年代初，上海作家叶辛的长篇小说《孽债》，拍摄成电视剧后风靡全国。“美丽的西双版纳，留不住我的爸爸，上海那么大，没有我的家，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剩下我自己，好像是多余的。……”知青回城以后，留在乡间的骨肉血脉却由于户口问题无法解决，久拖成病，成了一大社会问题。如今，当年的知青已经步入花甲之年，可这一社会问题仍未终结。
“我是一个普通的母亲，我的儿子出生于2007年9月，今年9月份到了入小学的年龄。儿子从出生到现在户籍一直在上海，从未变动过。我们等待根据学区分配进入户籍所在地的小学就读。可是通知书下来，竟然说儿子的条件不符合进那所小学，我们全家都傻眼了，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今年以来，回沪知青子女沈女士一直为了儿子的入学问题烦恼不已。作为监护人，沈女士出生时户口没法报在自家祖居的老屋里，作为知青子女她随父亲将户口报在了出生地常州。如今沈女士家房产证上的户主是沈女士的爷爷，也就是他儿子的太爷爷。
沈女士居住区教育局基教办的答复是：“政策的变化是为了应对入学高峰，也为了限制无序的择校行为，遏制盲目择校‘空挂户口’的现象。”
沈女士对此答复很不满意。“我的父亲也就是孩子的外公是一名知青，年轻的时候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把户口迁出了上海。如今，我的父母由于上海房价高而没能回沪，我的儿子却无法在老家所在的小学就读，我实在弄不明白。”
當然，“文革”时期乃至之前一段时期，户口迁离大城市的不仅是知青。当时北京、上海等地许多工厂企业整体搬迁到内地。根据上海市总工会《工运志》记载，“从解放初失业技工去东北建设，50年代技术工人支援重点工程，60年代建设大小三线，到改革开放后支援外地乡镇工业，先后有140多万人支内，其中专业技术人员20多万，技术工人40多万，遍及全国29个省市。”这其中，除了改革开放后支援外地乡镇企业者，之前支内都是要迁户口的，有的还举家迁移。
将人口往三线转移，往农村转移，还有一个重大的历史背景不能忽略，那就是备战。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袁德金曾著文《毛泽东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思想的提出》。其中提到“从1957年到1963年，毛泽东对世界战争与和平的认识已不再单独地强调‘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并特别强调‘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由于苏联的军事威胁日甚，造成了中国人口往内地转移疏散，是有迹可考的。1965年9月，国家计委重新草拟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明确提出，“‘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当时认为，假若要准备打核战争，先得把人口疏散开来才能发挥中国地广人多的长处，而当时的人口和大工业都还大量集中在大城市里。毛泽东甚至说：“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
“盲流”时代
“刚才在那个候车室那乘警指着我鼻子叫我啥你知道不？”
“叫啥？”
“‘盲流’！你听听，还盲流呢，离流氓不远了。”
这是1990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小品《超生游击队》里的台词，多年以后，“盲流”一词已经不再被年轻人们熟悉。所谓盲流，当年特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者。计划经济时期，人的流动大多只有一个办法—— 调动，但调动的前提是你要有稳定合法的职业，并且下一个单位愿意接收你。各种出于个人意愿进行的人口迁徙被认为是无组织，无计划的盲目流动。
改革开放后，农村的剩余人口开始公开进入城市，寻求收入相对较高的工作机会。但是，政府并不鼓励和赞扬这种流动，一部分人口流动就被称为“盲流”。追根溯源，盲流一词来自于1953年政务院《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以及在1953年至1958年间，中央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发出的数个标题含有“盲目流入”和“盲目外流”的文件。待到盲流成为坊间热词时，已是1980年代。
1984年4月6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1985年9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批准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身份证制度开始实施。有媒体如此评论：“人不分城乡均发身份证验证身份，方便人口流动自由择业。”
盲流的出现，实际上说明牵绊国人流动的户口制度被打开了一道门缝。1984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基本完成，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其中心环节是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增强企业活力。当城市搞活了，商品经济生根发芽了，就需要吸纳大量的劳动力。而中国广大农村，拥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廉价劳动力。1991年的电视剧《外来妹》讲述了那一个年代南下广东外来务工者的故事。有资料显示，进入1990年代当“民工潮”潮起之时，6000万到7000万农村户口者外出打工，约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4.3%。
由于户口仍在那远方的家里，导致了春运成为一年一度人类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迁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