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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鲁迅纪念”研究是鲁迅研究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学术命题,关乎到不同时段鲁迅形象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学术及思想史意义。之所以选定“田汉的“鲁迅纪念”作为研究对象,既是因为他们的文化身份又考虑到他与鲁迅之间的同而不一的文化立场及派系分歧。本文选择1936年至1949年田汉的“鲁迅纪念”,在搜集整理文学史料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语境进行深入的文本细读。努力重构历史现场,复原时代氛围,在文、人及政治的复合结构中,探究田汉对“鲁迅纪念”的话语特征、意义及指向。
田汉是共产党上海文委的成员,而以鲁迅作为精神领袖的左聯又受文委的领导,所以,他们初期的关系还算良好。自1932年“文学月报”的风波和1934年左联内部展开的的公开论战起,同而不一的文化立场开始呈现。1935年8月鲁迅在《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称田汉、周扬、夏衍和阳翰笙为“四条汉子”,影响了日后对田汉的历史评价。因这二者同而不一的文化立场,田汉对鲁迅去世后的评价、纪念就颇引人注意。如《高尔基与中国作家》、《鲁迅翁逝世二周年》和《鲁迅翁逝世二周年》,他的《漫忆鲁迅》则是一篇专门性的“鲁迅论”。田汉的鲁迅纪念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1 对鲁迅的人格予以正面探讨
鲁迅逝世后,市民自发的送别,棺盖“民族魂”的旗帜表发着亿万人民对其由衷的赞颂。而当时社会上诸如鲁迅“偏狭”、“偏私”等恶评也随之而来。面对这样的情境,田汉高举鲁迅旗帜,称鲁迅的逝世为“巨星的陨落”,称赞鲁迅为“伟大的民族作家”“文化战士”“一切新文化运动的热心的支持者”等一系列光辉的形象。田汉十分钦佩鲁迅的伟大人格,在鲁迅逝世一周年时,田汉作诗一首称颂鲁迅:“雄文未许余曹及,亮节堪为一代风”。[1]《漫忆鲁迅》中赞扬鲁迅“对于争取自由的运动是那样真挚,对于许多青年人的意见热心倾听,反复讨论,一点儿也不冷淡”。[2]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田汉已明确意识到是否对鲁迅的人格予以正面的歌颂,已经不再是个人恩怨的小事了,而是关乎到革命和人民的利益,关乎到把“五四”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的大事了。田汉对鲁迅人格的赞美是对民族精神的赞美,更是对革命精神的赞美,其中所蕴含的对于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为争取民族解放的战士们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2 对鲁迅影响的人群和精神波的程度给予描述。
鲁迅并不是魅力无限的偶像,但他却获得了国民宗教式的膜拜,这是一种跨年龄、超阶级的崇拜。就如田汉在《鲁迅翁逝世二周年》一文中所提到的对鲁迅顶礼膜拜的热血青年,“在沪西一个教会学校的礼堂里,拥挤着千百的革命青年”,沫若兄的演词”“鲁迅以前,前无鲁迅,鲁迅以后,无数鲁迅”达到最高潮,“这一警句无疑引起了这群文学青年的狂热。”[3]这些在国民党统治区饱受人间疾苦,满怀对社会愤懑的热血青年,正是需要一位像鲁迅这样的精神导师来引导他们在思想上找到准确的方向并为之奋力拼搏。
然而,相较于受鲁迅精神影响的文学青年,当时的“许多名作家,甚至名‘左翼作家’,虽号称深受鲁迅翁的人与作品的感召,像他一样的至死不屈、拥护正义,”事实上“除少数坚贞之士外,公然做法西斯的应声虫”。田汉为此深感痛心,他多次呼吁文艺工作者要成为鲁迅精神的继承者,“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加强团结,开展工作,使抗敌文艺深入民间,特别是前线和敌人后方,使中国大陆成为压迫者侵略者的“坟”,这样才是鲁迅精神的真正继承者。”[4]田汉在《他一一活在我们心里》一文中写道“鲁迅最值得效法的是对于旧社会旧习惯的彻底憎恶。我希望每个人都应以实际行动成为鲁迅的真正继承者”。[5]
抗战爆发后,田汉多次提出文艺界应效仿鲁迅,他说“应加紧文学界之救亡组织来纪念鲁迅”,无奈的是,“无原则的政治摩擦依然激烈地进行着,直到上海沦陷为止”。在鲁迅称之为“沙”化时代的当口,鲁迅精神对国民自信心的建构与鼓励就显得尤为紧要。在鲁迅精神的凝聚下,广大文艺工作者渐渐聚拢到鲁迅先生的旗帜下,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文艺界也从灰心丧气走向和衷共济,田汉欣喜的说“鲁迅翁当年爱护革命的文艺组织的心,好像在抗战的巨潮中终得实现,真是使人快意的事”。鲁迅的弟子鹿地亘也是受鲁迅精神影响的杰出代表,就如田汉评价说“像鹿地亘君这样勇敢地站在真理面前,为和平与正义而战,真是凤毛麟角,也真不愧为鲁迅翁在日本方面最好的弟子了。”[6]可见,鲁迅这种潜移默化、不易察觉的思想培养,证实了鲁迅对国民精神生活参与的充分与必要。
3 对鲁迅精神及地位做出了精辟的概括。
田汉精辟地概括了鲁迅精神中相互联系的两个主要特点即面对恶势力的攻击,我们应当针锋相对地予以还击;为了国家的利益,我们即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就如《漫忆鲁迅》中所述的鲁迅“对于光明的将来虽有着坚定的展望,而于笼罩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暗影及可能到来的浩劫不能不表示忧虑”。[7]
在《高尔基与中国作家》一文中,田汉对鲁迅的地位也做出了精辟的概括,他认为“鲁迅的成就是可与高尔基相比拟的。他的每一作品是对反动派统治的枪刺,是对法西斯的手榴弹。”田汉没有把鲁迅精神的伟大意义局限在‘文艺运动’的范畴中,而是认为鲁迅是“为着争取人类的基本自由,争取祖国和人民的解放”而“付出无数心血”,[8]将他对整个革命斗争的思想引导作用予以充分的肯定。纵观鲁迅身后的影响与国民信仰的建构,第三个方面的发生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值得我们去研究。
内蒙古师范大学2018年度硕士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项目编号为:CXJJS18021
参考文献
[1] 田汉:田汉全集(第十三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515页
[2] 田汉:田汉全集(第十三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519页
[3] 田汉:田汉全集(第十三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516页
[4] 田汉:田汉全集(第十三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518页
[5] 田汉:他----活在我们心里,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10月20日
[6] 田汉:田汉全集(第十三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515页
[7] 田汉:田汉全集(第十三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519页
[8] 田汉:高尔基与中国作家,上海:时代杂志,1946年,第161期
田汉是共产党上海文委的成员,而以鲁迅作为精神领袖的左聯又受文委的领导,所以,他们初期的关系还算良好。自1932年“文学月报”的风波和1934年左联内部展开的的公开论战起,同而不一的文化立场开始呈现。1935年8月鲁迅在《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称田汉、周扬、夏衍和阳翰笙为“四条汉子”,影响了日后对田汉的历史评价。因这二者同而不一的文化立场,田汉对鲁迅去世后的评价、纪念就颇引人注意。如《高尔基与中国作家》、《鲁迅翁逝世二周年》和《鲁迅翁逝世二周年》,他的《漫忆鲁迅》则是一篇专门性的“鲁迅论”。田汉的鲁迅纪念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1 对鲁迅的人格予以正面探讨
鲁迅逝世后,市民自发的送别,棺盖“民族魂”的旗帜表发着亿万人民对其由衷的赞颂。而当时社会上诸如鲁迅“偏狭”、“偏私”等恶评也随之而来。面对这样的情境,田汉高举鲁迅旗帜,称鲁迅的逝世为“巨星的陨落”,称赞鲁迅为“伟大的民族作家”“文化战士”“一切新文化运动的热心的支持者”等一系列光辉的形象。田汉十分钦佩鲁迅的伟大人格,在鲁迅逝世一周年时,田汉作诗一首称颂鲁迅:“雄文未许余曹及,亮节堪为一代风”。[1]《漫忆鲁迅》中赞扬鲁迅“对于争取自由的运动是那样真挚,对于许多青年人的意见热心倾听,反复讨论,一点儿也不冷淡”。[2]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田汉已明确意识到是否对鲁迅的人格予以正面的歌颂,已经不再是个人恩怨的小事了,而是关乎到革命和人民的利益,关乎到把“五四”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的大事了。田汉对鲁迅人格的赞美是对民族精神的赞美,更是对革命精神的赞美,其中所蕴含的对于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为争取民族解放的战士们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2 对鲁迅影响的人群和精神波的程度给予描述。
鲁迅并不是魅力无限的偶像,但他却获得了国民宗教式的膜拜,这是一种跨年龄、超阶级的崇拜。就如田汉在《鲁迅翁逝世二周年》一文中所提到的对鲁迅顶礼膜拜的热血青年,“在沪西一个教会学校的礼堂里,拥挤着千百的革命青年”,沫若兄的演词”“鲁迅以前,前无鲁迅,鲁迅以后,无数鲁迅”达到最高潮,“这一警句无疑引起了这群文学青年的狂热。”[3]这些在国民党统治区饱受人间疾苦,满怀对社会愤懑的热血青年,正是需要一位像鲁迅这样的精神导师来引导他们在思想上找到准确的方向并为之奋力拼搏。
然而,相较于受鲁迅精神影响的文学青年,当时的“许多名作家,甚至名‘左翼作家’,虽号称深受鲁迅翁的人与作品的感召,像他一样的至死不屈、拥护正义,”事实上“除少数坚贞之士外,公然做法西斯的应声虫”。田汉为此深感痛心,他多次呼吁文艺工作者要成为鲁迅精神的继承者,“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加强团结,开展工作,使抗敌文艺深入民间,特别是前线和敌人后方,使中国大陆成为压迫者侵略者的“坟”,这样才是鲁迅精神的真正继承者。”[4]田汉在《他一一活在我们心里》一文中写道“鲁迅最值得效法的是对于旧社会旧习惯的彻底憎恶。我希望每个人都应以实际行动成为鲁迅的真正继承者”。[5]
抗战爆发后,田汉多次提出文艺界应效仿鲁迅,他说“应加紧文学界之救亡组织来纪念鲁迅”,无奈的是,“无原则的政治摩擦依然激烈地进行着,直到上海沦陷为止”。在鲁迅称之为“沙”化时代的当口,鲁迅精神对国民自信心的建构与鼓励就显得尤为紧要。在鲁迅精神的凝聚下,广大文艺工作者渐渐聚拢到鲁迅先生的旗帜下,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文艺界也从灰心丧气走向和衷共济,田汉欣喜的说“鲁迅翁当年爱护革命的文艺组织的心,好像在抗战的巨潮中终得实现,真是使人快意的事”。鲁迅的弟子鹿地亘也是受鲁迅精神影响的杰出代表,就如田汉评价说“像鹿地亘君这样勇敢地站在真理面前,为和平与正义而战,真是凤毛麟角,也真不愧为鲁迅翁在日本方面最好的弟子了。”[6]可见,鲁迅这种潜移默化、不易察觉的思想培养,证实了鲁迅对国民精神生活参与的充分与必要。
3 对鲁迅精神及地位做出了精辟的概括。
田汉精辟地概括了鲁迅精神中相互联系的两个主要特点即面对恶势力的攻击,我们应当针锋相对地予以还击;为了国家的利益,我们即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就如《漫忆鲁迅》中所述的鲁迅“对于光明的将来虽有着坚定的展望,而于笼罩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暗影及可能到来的浩劫不能不表示忧虑”。[7]
在《高尔基与中国作家》一文中,田汉对鲁迅的地位也做出了精辟的概括,他认为“鲁迅的成就是可与高尔基相比拟的。他的每一作品是对反动派统治的枪刺,是对法西斯的手榴弹。”田汉没有把鲁迅精神的伟大意义局限在‘文艺运动’的范畴中,而是认为鲁迅是“为着争取人类的基本自由,争取祖国和人民的解放”而“付出无数心血”,[8]将他对整个革命斗争的思想引导作用予以充分的肯定。纵观鲁迅身后的影响与国民信仰的建构,第三个方面的发生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值得我们去研究。
内蒙古师范大学2018年度硕士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项目编号为:CXJJS18021
参考文献
[1] 田汉:田汉全集(第十三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515页
[2] 田汉:田汉全集(第十三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519页
[3] 田汉:田汉全集(第十三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516页
[4] 田汉:田汉全集(第十三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518页
[5] 田汉:他----活在我们心里,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10月20日
[6] 田汉:田汉全集(第十三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515页
[7] 田汉:田汉全集(第十三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519页
[8] 田汉:高尔基与中国作家,上海:时代杂志,1946年,第16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