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符号的功能不仅在于“合成文本”，也在于“直接表现思想”。在某些小说中，叙事性符号不仅是作者集成情节、体现主旨的构件，也是作者直接呈现信息组合主旨的意象。如《红楼梦》中的“贾雨村”、“甄士隐”，作为叙事符号不仅仅作为小说情节中的人物的姓名存在，符号本身包含的“假语村言”、“真事隐藏”的内涵已经直接传达出作者创作的立意。这种“叙事符号兼作主题信号”的手法，鲁迅在小说中可谓运用得出神入化。下面本人尝试借鉴符号学、新批评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以《药》和《祝福》为例，对鲁迅小说中的两类叙事符号加以简要的量化分析。
　　
　　一、色彩符号——《药》与《祝福》中的主体色彩及比重
　　
　　中国文学是讲求声色动静的文学，诗文中一向不缺乏色彩渗透。但大多数作家都像“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杜牧和“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王勃那样侧重于运用色彩渲染意境，鲜有作家从叙事角度而不是着眼于抒情意味对色彩加以调度。
　　鲁迅善于在小说中运用体现叙事功能的色彩。他撷取中国文化中传统色彩观中的相关要素，对这些色彩加以个性化的设计与调配。红、白、黑、蓝、黄是中国文化中象征意义较为明晰的颜色，鲁迅使之成为自己在小说中加以调用的主要颜色，鲁迅以色泽的明暗浓淡和它们在叙事中的比重来影射现实乃至表达自己对现实的理解和判断。在颜色的配置上，鲁迅较多采用“配色”技法而较少实行“润色”，他往往以某一种颜色作为某篇小说的主色，然后“配”以具有其它象征意义的辅色，并常常在同一色系中利用色差制造出色度轻重不同的相邻色，以避免小说色彩的单调，同时暗示社会思想或社会状态的多元和多面。
　　《药》全文有28处写到颜色，其中“红色”6次、“白色”12次、“黑色”8次、“乌蓝”1次、“碧绿”1次。主要色彩是红色、白色和黑色。
　　“黑色”是中国文化中最沉重、最恐怖、最富有不祥气息的颜色。这种颜色在《药》中每每以无可争议的分量出现：天空是“秋天的后半夜”，街是“黑沉沉的”，二者组合成一个黑暗压抑的立体空间。在这种环境的绝对控制下，刽子手浑身黑色，烤熟的馒头也是整个的黑色……从整体空间到具体物事，沉重而令人恐惧，暗示了当时社会环境的阴森恐怖和恶势力的强横暴虐。
　　相对于色泽浓重、意味集中的黑色，《药》中的红色则具有多个层次、多种内涵。在《药》中，有令人深感压抑恐惧的暗红色——士兵衣服“暗红色的镶边”，有让人触目惊心的鲜红色——“鲜红的人血馒头”，也有意味着微弱希望的白红色——坟顶上“红白的小花”。各种颜色的“红”点缀于当时的社会与“革命”之中，虽不成气象，但是形成不可否认的存在，体现当时“社会观念”与“革命斗争”的复杂状态。
　　“白色”在《药》中出现的次数最多——“灰白”的路，“惨白”的脸，焦皮馒头里的一道“白”气——白色，它不是“红色”的同党，也不是“黑色”的盟友，作为中间色，带着浓重的凄凉而虚浮的气息，它们象征社会上数量最多、但社会影响力最弱的客观存在，也是当时社会心理中抹之不去的种种元素。它们与黑色、红色一起，合成并再现了当时的沉郁、复杂，洋溢着“恶气”和“鬼气”的社会环境。
　　《祝福》中的色调不像《药》中的色彩那样浓重和纯粹。因为《祝福》所要表现的社会生活远不像《药》所描述的政治斗争那么容易简单做出原则判断，所以暗示主题的色彩相应琐碎迷离。《祝福》对色彩的描述共约22次，其中白色（含月白、灰白）9次，黑色（含灰黑、黑黄、青色）7次，黄色4次。主要色彩为白色、黑色、黄色，另偶有蓝色、红色。
　　与《药》以“黑色”为主要的背景色彩不同，《祝福》以白色为其主色调：统纳一切的是“灰白色”的天空，天空下是团团飞舞的白色的雪花、屋宇上是雪白的瓦楞、屋檐下的人物是花白头发、人物穿的是月白背心。比起《药》黑色里的压抑和残酷来，《祝福》中更多的是“白色”所象征的更多的是社会生活中的阴冷。《祝福》在颜色符号的设置上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即在微观的色彩设计上的色彩多为模糊色：不仅白色多为月白和灰白，黑色中也多有灰色、黄色融入，使整篇小说变成蕴含浓郁的疑虑和迷茫意味的情境。黄色是《祝福》中出现第三多的颜色，“黄色的灯火光”渲染了一个混浊的人间社会，黄色的脸颊勾勒了生活在苦难中的生命个体。《祝福》中的红色只有两次，一是洗福礼时在水里泡得通红的女人的胳膊，一是第一次出现在鲁镇的祥林嫂的脸颊，它们零星的、瞬间的、不成气候的在人间存在。小说以白、黑、黄构成完整的人间社会图景，也十分明显地表达了作者对这种社会的思考和评价。
　　
　　二、数字符号——病态社会群体的构成比例及生命的价值总和
　　
　　无法判断鲁迅小说中或隐或显的数字符号是作者无意为之还是出自作者的精心设计，客观上它们已经不仅仅是叙事情节的附着，它们已经成为小说主题的简洁有力的诠释和证明，当然也是作者引领读者走向小说精神核心的蹊径。鲁迅在《药》中加以具体表现的人物有华老栓、华大妈、夏四奶奶、夏三爷、花白胡子；康大叔；华小栓、夏瑜、“二十多岁的人”、驼背五少爷、红眼睛阿义。
　　从年龄看，老者5人、中年1人、青年5人，而在这5名年轻人中，1人病入膏肓(小栓)、1人畸形(驼背)、1人异常(红眼睛)，如果除去死去的两个，年龄结构中老中青比例为5：1：3，可见这个社会的暮气沉沉、痼疾深重。
　　是否这个社会真的是痼疾深重到必须彻底否认其存在的必要？鲁迅同样以数字符号给了我们确信的答案。一个社会存在的必要性是以社会的综合价值为参照值并据此加以判断的。鲁迅提供给我们一个数字分析的角度，让我们得以从社会成员的生命意义入手对这一问题加以认识：
　　
　　华家、夏家的人生追求都以失败而告终，整体上，他们生命意义的总值为“0”，而康大叔、阿义的生活目标基本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即社会的负面价值约为“满分”，这样一来，整个社会的生命价值为“-100”，社会的可恶和可怕程度及其存在的否定性，当然不言而喻。
　　再从人物身份看，小说中描述的封建鹰犬共3人(康、夏三爷、阿义)、革命者1人、普通群众6人。反动与正义的力量之比为3：1。如果把6个盲目趋奉反动势力的群众算做反动势力的精神支持者，那么1个革命者所需抗衡的对手为9个。“1：9”，可见正义的暂时失败势所难免。只有赢得群众，力量的对比方才有质的变化(即7：3)。数据计算的结果自然而然给出这样的结论：能否争取6个群众是革命力量能否战胜反动力量、成为社会中主导势力的关键，当然也是革命能否最后成功的关键。
　　除了可从社会构成的角度按照这种数据分析方法对鲁迅小说中的相关符号加以理解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文章中的有关“经济数据”符号对作者的创作意图作深入分析。在《祝福》中，文中出现经济数据共有7处，可供分析有4处：
　　福兴楼的清炖鱼翅，一大盘，1元
　　祥林嫂初到鲁镇帮佣，每月500文，时值0.5元
　　祥林嫂被婆婆卖到山里，价值80千，即80元
　　捐门槛价目大钱12千，即12元
　　社会中上层人物享用的一盘“物美价廉”的鱼翅，是当时社会下层年富力强“安分耐劳”的女工的两个月工钱。“年纪二十六七"、“模样还周正”、“安分耐劳”的妇女，身价包括人权相当于80盘鱼翅、等值于6.67个木制的门槛。勤苦能干的女工始终没能享用自己劳动所得的分文，夫权的代表婆婆从她的身上抢掠了她前半生中劳动所得的全部，她又积极主动地将她后半生中劳动所得的全部奉献给神权的象征“门槛”。——鲁四老爷们对劳动者剥削之狠毒、婆婆们对妇女欺凌之残忍、“门槛”们对世人毒害之深重，有进步倾向的“我”的首鼠两端、社会最下层的祥林嫂们不幸和愚昧、整个社会的状态和悲哀，都可以从这些数据符号中或分析或推理而得知。
　　以上所作的量化分析看起来未免有失正统。的确，在中国传统的、多多少少带有印象主义色彩的、注重感性、注重整体思维方式的背景下，这种理性和量化的分析方式自然有它的怪异处。但本人认为，不是每一次阅读都必须是远离文艺理论的阅读，也不是每一次教学都必须是绝对规范的、纯感性的阅读。作为一种并不新鲜的存在（西方的数据分析法在上世纪70年代即传入中国），作为对常态分析方法的一种补充，本文聊博同道一观，或一笑。
　　
　　王白云，中学语文教师，现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