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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胜利留给中国最主要的经验，就是无论是政治人物也好，政治力量也罢，在历史的大是大非面前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否则的话无论拥有怎样的优势，都难免出局的命运。
长征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只能用至关重要来形容了。长征不仅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更重要的，长征还打开了中国革命走向高潮的大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从此不断成长壮大，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直至建立新中国。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
那么，长征为什么能够成为通向新局面的“转折点”？这里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毛泽东和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做出了坚持北上抗日的正确选择，这一选择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中华民族中绝大多数人的热烈支持与拥戴，由此获得了极大的历史主动性，并最终奠定了革命胜利的基础。
1930年代的中国政治形势和前一个10年有了很大不同。1931年“九一八事变”强烈震动了中国社会，一个波及社会各阶层的抗日救亡运动随即在全国兴起。许多大中城市举行各界抗日救国大会，游行请愿，参加人数的规模之大，前所未有。比如上海、北平举行的各界抗日救国群众大会，参加人数动辄十几万。南京、天津、汉口、青岛、太原、芜湖、长沙、重庆、桂林、汕头等城市的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也都以拒绝为日本轮船装卸货物、集会请愿、募集捐款、禁售日货等形式，掀起抗日救亡运动。
青年学生更是走在救亡运动的前头。从1931年9月末开始，各地学生均派代表或自行结队汇集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请愿，愤怒的学生甚至殴打了南京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当年11 月，蒋介石表示“个人决心北上”，学生趁机发起“送蒋北上抗日”运动，一时间到南京敦促蒋介石出兵抗日的学生达两万多。待他们发现蒋介石不过是说说而已，并企图以承认日本占领东北来谋求对日妥协时，学生更加愤怒，立即改请愿团为示威团，又一次掀起抗议高潮。
亡国灭种的严峻形势，也引起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矛盾的激化。陈济棠、李宗仁等反蒋派就在广州“另立中央”，打出抗日旗号，同蒋介石分庭抗礼。知识界、舆论界的许多人也发出了要求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改弦更张”、抵抗日本、实行民主的呼声。商办的上海《申报》和《新闻报》甘冒风险，刊登学生的抗日宣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发表评论，指责国民党当局断送东北三省，“不知尚有何颜面以对人民？”天津的《大公报》也发表主张抗日的评论。北平的《世界日报》发表社论，反对对日本的侵略实行退让，劝告蒋介石等人改变不抵抗政策，否则，“异日即起诸公之白骨而鞭之，亦何足赎罪于万一”。
事实表明，在日本大举入侵东北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已开始发生深刻变化。日本竭力用武力扩大在中国的独占范围，正在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敌人。中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阶级、阶层，都把“救亡”视为中华民族最紧迫的任务，这是中华民族在20世纪30年代最主要的大是大非问题。当时中国社会的一切政治、军事力量，都必须对这个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回答正确，则能够获得全民族的支持与拥戴，回答错误，则将被历史无情淘汰。
在涉及民族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中共不是没有过教训。在1929年爆发的中东路危机期间，李立三主导的中共中央就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这个脱离了中国社会基本民意的口号，至今仍然成为自由派“公知”不断撒盐的一个历史伤口。但当时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口号，也是有历史原因的：一方面，1930年代共产国际逐渐从支持世界革命的机构，演变成了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向中共下达了错误的指令；另一方，当时中共在政治上也不够成熟，还不能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独立决定自己的政策。
随着全国性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中共也开始逐步调整政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迅速发表宣言和决议，号召全国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并随后派遣杨靖宇等干部赴东北组织抗日。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对日宣战（相比之下，国民政府几乎要等到10年之后，才追随美国对日宣战）。1933年1月，中共首次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同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与起兵反蒋抗日的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和红军被迫进行长征，这可以说是一种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但从更广大的历史背景来看，这也迎合了在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情况下的时代要求—军事上的战略转移和政治上的战略转变被紧密结合在了一起，红军长征的大方向与北上建立抗日的阵地也被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长征途中决定命运的遵义会议，由于需要解决迫在眉睫的军事指挥和军事路线问题，并没有直接讨论抗日问题，但遵义会议后，中共继续坚持了长征出发时提出的北上抗日的口号。1935年8月1日，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主张联合抗日。11月28日，中共中央又再以苏维埃政府和军委名义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中，提出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2月，胜利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在瓦窑堡会议上，中央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提出了“猛烈扩大红军”、“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
北上抗日的旗帜在长征途中被高高举起，这对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乃至整个中国的命运，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935年6月26日，在两军会师后召开的两河口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和毛泽东主导的中共中央在长征方向上出现了重大分歧，具体说就是南北两个大方向：一是南下川北，这是张国焘提出的方案；二是北上陕甘，这是毛泽东提出的方案。此外还有一个张国焘作为妥协而提出的西进新疆的方案。长征是应该往川康走，往陕北走，还是往新疆走？当时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个人野心膨胀，公然向党争权，还企图挟党中央南下。为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毛泽东和党中央毅然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面的历史我们都知道了：北上抗日的路线使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南下路线遭遇了惨重失败，红四方面军由8万多人锐减到了不足4万人，历史最终证明毛泽东的路线是正确的。
单从军事的角度看，似乎很难解释北上的成功和南下的失败。作为北上目的地的陕甘地区不仅贫穷，敌人的实力还非常强大，张学良的东北军、阎锡山的晋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合计约有50万大军，这些部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而作为南下目的地的四川，不仅号称天府之国，盛产大米，而且敌人的实力也较弱，四川军阀总共只有20多万的兵力，这些部队训练很差、武器破旧，很多还是吸食鸦片的“双枪将”。
原因只能到政治当中去找。1935年，日本已经吞下了东北，正在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红一方面军北上抗日，迎击日寇，这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不仅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也赢得了杨虎城和与日本有杀父之仇的张学良的同情，甚至也赢得了受到日本巨大压力的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同情。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很快就和他们结成了统一战线，张学良、杨虎城不仅不肯全力“剿共”，反而让出地盘，对红军接济钱粮和武器，使得中共中央顺利在西北建立了抗日大本营，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能够迅速深入华北、山东，开辟敌后战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而与红一方面军的前进方向相反，张国焘率领四方面军南下时，由于与遭受日寇侵略的区域越走越远，所以无法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而只能以“赤化全川”相号召，这不仅不能获得四川地方军阀刘湘、邓锡侯、杨森等的同情，反而引起了他们的殊死抵抗。他们倾尽全力，与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关展开大战并大败红四方面军，迫使红四方面军退出四川。
在红军内部，张国焘也无法以“驱逐日寇，救国救民”相号召，而只能提“跟着张主席，打到成都吃大米”这样非常物质化的口号，其在政治上的失败已成定局。对一个红军战士来说，一个非常简单但难以回答的问题是：难道出生入死参加革命，仅仅是为了吃到大米吗？
退一万步说，张国焘的南下路线即便取得暂时成功，在四川建立了一块根据地，待到一年多之后全面抗战爆发，红军在四川远离抗战前线，政治上的处境将是非常被动的，不仅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投奔延安的局面不可能出现，红军也无法顺利地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并迅速成长壮大。如果中共不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坚决北上，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新一轮整合中，中共很可能由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错误而被边缘化，成为政治舞台上一支无足轻重的力量。这样的话，整个20世纪的历史，也都将会被改写。
在1935年到1936年，有一个人对当时中国的大是大非问题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他就是蒋介石。当抗日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正确的时候，蒋介石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幻想能够通过最后一击消灭红军。但在陕北，蒋介石面对毛泽东在“联合抗日”旗帜下建立的统一战线无可奈何，杨虎城、张学良不愿意把中国有限的国防力量消耗在毫无意义的内战中，蒋介石的一切软硬兼施都无法让他们继续进攻红军。情急之下，蒋介石决定来霸王硬上弓，命令西北军、东北军让出战场，让中央军入陕“剿共”，结果引爆了“西安事变”，最后的结果是蒋介石被迫接受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军事上处于极度弱势的毛泽东，把自己的政治意志强加给了军事上占尽优势的蒋介石。
长征胜利留给中国最主要的经验，就是无论是政治人物也好，政治力量也罢，在历史的大是大非面前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否则的话无论拥有怎样的优势，都难免出局的命运。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大是大非问题的具体内容会有所不同，但判断大是大非问题并做出正确决断，永远是必要的。
今天中国的大是大非问题究竟是什么？简言之，就是中国自1840年被强行纳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之后，经历了100多年卧薪尝胆的苦干、实干，今天终于来到一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三峡出口—中国人民将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打断这一历史进程，今天我们做出的选择，有可能影响今后1000年的历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引领人类走向一个更加平等、和谐，更加具有社会主义实质内涵的新世界，这既是中华民族的“天命”，也是我们对人类的义务。中国社会的一切政治力量，都将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做出自己的选择，同时也将被历史选择。
长征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只能用至关重要来形容了。长征不仅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更重要的，长征还打开了中国革命走向高潮的大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从此不断成长壮大，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直至建立新中国。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
那么，长征为什么能够成为通向新局面的“转折点”？这里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毛泽东和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做出了坚持北上抗日的正确选择，这一选择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中华民族中绝大多数人的热烈支持与拥戴，由此获得了极大的历史主动性，并最终奠定了革命胜利的基础。
1930年代的政治形势
1930年代的中国政治形势和前一个10年有了很大不同。1931年“九一八事变”强烈震动了中国社会，一个波及社会各阶层的抗日救亡运动随即在全国兴起。许多大中城市举行各界抗日救国大会，游行请愿，参加人数的规模之大，前所未有。比如上海、北平举行的各界抗日救国群众大会，参加人数动辄十几万。南京、天津、汉口、青岛、太原、芜湖、长沙、重庆、桂林、汕头等城市的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也都以拒绝为日本轮船装卸货物、集会请愿、募集捐款、禁售日货等形式，掀起抗日救亡运动。
青年学生更是走在救亡运动的前头。从1931年9月末开始，各地学生均派代表或自行结队汇集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请愿，愤怒的学生甚至殴打了南京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当年11 月，蒋介石表示“个人决心北上”，学生趁机发起“送蒋北上抗日”运动，一时间到南京敦促蒋介石出兵抗日的学生达两万多。待他们发现蒋介石不过是说说而已，并企图以承认日本占领东北来谋求对日妥协时，学生更加愤怒，立即改请愿团为示威团，又一次掀起抗议高潮。
亡国灭种的严峻形势，也引起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矛盾的激化。陈济棠、李宗仁等反蒋派就在广州“另立中央”，打出抗日旗号，同蒋介石分庭抗礼。知识界、舆论界的许多人也发出了要求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改弦更张”、抵抗日本、实行民主的呼声。商办的上海《申报》和《新闻报》甘冒风险，刊登学生的抗日宣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发表评论，指责国民党当局断送东北三省，“不知尚有何颜面以对人民？”天津的《大公报》也发表主张抗日的评论。北平的《世界日报》发表社论，反对对日本的侵略实行退让，劝告蒋介石等人改变不抵抗政策，否则，“异日即起诸公之白骨而鞭之，亦何足赎罪于万一”。
事实表明，在日本大举入侵东北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已开始发生深刻变化。日本竭力用武力扩大在中国的独占范围，正在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敌人。中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阶级、阶层，都把“救亡”视为中华民族最紧迫的任务，这是中华民族在20世纪30年代最主要的大是大非问题。当时中国社会的一切政治、军事力量，都必须对这个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回答正确，则能够获得全民族的支持与拥戴，回答错误，则将被历史无情淘汰。
中共在抗日上的政策演变
在涉及民族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中共不是没有过教训。在1929年爆发的中东路危机期间，李立三主导的中共中央就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这个脱离了中国社会基本民意的口号，至今仍然成为自由派“公知”不断撒盐的一个历史伤口。但当时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口号，也是有历史原因的：一方面，1930年代共产国际逐渐从支持世界革命的机构，演变成了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向中共下达了错误的指令；另一方，当时中共在政治上也不够成熟，还不能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独立决定自己的政策。
随着全国性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中共也开始逐步调整政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迅速发表宣言和决议，号召全国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并随后派遣杨靖宇等干部赴东北组织抗日。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对日宣战（相比之下，国民政府几乎要等到10年之后，才追随美国对日宣战）。1933年1月，中共首次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同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与起兵反蒋抗日的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和红军被迫进行长征，这可以说是一种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但从更广大的历史背景来看，这也迎合了在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情况下的时代要求—军事上的战略转移和政治上的战略转变被紧密结合在了一起，红军长征的大方向与北上建立抗日的阵地也被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长征途中决定命运的遵义会议，由于需要解决迫在眉睫的军事指挥和军事路线问题，并没有直接讨论抗日问题，但遵义会议后，中共继续坚持了长征出发时提出的北上抗日的口号。1935年8月1日，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主张联合抗日。11月28日，中共中央又再以苏维埃政府和军委名义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中，提出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2月，胜利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在瓦窑堡会议上，中央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提出了“猛烈扩大红军”、“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
北上抗日的旗帜在长征途中被高高举起，这对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乃至整个中国的命运，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北上抗日还是南下逃避
北上抗日是中共在长征途中所坚持的政治路线，也是军事路线。关于这条路线的落实与执行，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却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斗争。1935年6月26日，在两军会师后召开的两河口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和毛泽东主导的中共中央在长征方向上出现了重大分歧，具体说就是南北两个大方向：一是南下川北，这是张国焘提出的方案；二是北上陕甘，这是毛泽东提出的方案。此外还有一个张国焘作为妥协而提出的西进新疆的方案。长征是应该往川康走，往陕北走，还是往新疆走？当时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个人野心膨胀，公然向党争权，还企图挟党中央南下。为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毛泽东和党中央毅然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面的历史我们都知道了：北上抗日的路线使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南下路线遭遇了惨重失败，红四方面军由8万多人锐减到了不足4万人，历史最终证明毛泽东的路线是正确的。
单从军事的角度看，似乎很难解释北上的成功和南下的失败。作为北上目的地的陕甘地区不仅贫穷，敌人的实力还非常强大，张学良的东北军、阎锡山的晋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合计约有50万大军，这些部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而作为南下目的地的四川，不仅号称天府之国，盛产大米，而且敌人的实力也较弱，四川军阀总共只有20多万的兵力，这些部队训练很差、武器破旧，很多还是吸食鸦片的“双枪将”。
原因只能到政治当中去找。1935年，日本已经吞下了东北，正在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红一方面军北上抗日，迎击日寇，这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不仅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也赢得了杨虎城和与日本有杀父之仇的张学良的同情，甚至也赢得了受到日本巨大压力的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同情。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很快就和他们结成了统一战线，张学良、杨虎城不仅不肯全力“剿共”，反而让出地盘，对红军接济钱粮和武器，使得中共中央顺利在西北建立了抗日大本营，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能够迅速深入华北、山东，开辟敌后战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而与红一方面军的前进方向相反，张国焘率领四方面军南下时，由于与遭受日寇侵略的区域越走越远，所以无法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而只能以“赤化全川”相号召，这不仅不能获得四川地方军阀刘湘、邓锡侯、杨森等的同情，反而引起了他们的殊死抵抗。他们倾尽全力，与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关展开大战并大败红四方面军，迫使红四方面军退出四川。
在红军内部，张国焘也无法以“驱逐日寇，救国救民”相号召，而只能提“跟着张主席，打到成都吃大米”这样非常物质化的口号，其在政治上的失败已成定局。对一个红军战士来说，一个非常简单但难以回答的问题是：难道出生入死参加革命，仅仅是为了吃到大米吗？
退一万步说，张国焘的南下路线即便取得暂时成功，在四川建立了一块根据地，待到一年多之后全面抗战爆发，红军在四川远离抗战前线，政治上的处境将是非常被动的，不仅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投奔延安的局面不可能出现，红军也无法顺利地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并迅速成长壮大。如果中共不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坚决北上，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新一轮整合中，中共很可能由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错误而被边缘化，成为政治舞台上一支无足轻重的力量。这样的话，整个20世纪的历史，也都将会被改写。
在1935年到1936年，有一个人对当时中国的大是大非问题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他就是蒋介石。当抗日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正确的时候，蒋介石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幻想能够通过最后一击消灭红军。但在陕北，蒋介石面对毛泽东在“联合抗日”旗帜下建立的统一战线无可奈何，杨虎城、张学良不愿意把中国有限的国防力量消耗在毫无意义的内战中，蒋介石的一切软硬兼施都无法让他们继续进攻红军。情急之下，蒋介石决定来霸王硬上弓，命令西北军、东北军让出战场，让中央军入陕“剿共”，结果引爆了“西安事变”，最后的结果是蒋介石被迫接受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军事上处于极度弱势的毛泽东，把自己的政治意志强加给了军事上占尽优势的蒋介石。
今天的抉择
长征胜利留给中国最主要的经验，就是无论是政治人物也好，政治力量也罢，在历史的大是大非面前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否则的话无论拥有怎样的优势，都难免出局的命运。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大是大非问题的具体内容会有所不同，但判断大是大非问题并做出正确决断，永远是必要的。
今天中国的大是大非问题究竟是什么？简言之，就是中国自1840年被强行纳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之后，经历了100多年卧薪尝胆的苦干、实干，今天终于来到一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三峡出口—中国人民将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打断这一历史进程，今天我们做出的选择，有可能影响今后1000年的历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引领人类走向一个更加平等、和谐，更加具有社会主义实质内涵的新世界，这既是中华民族的“天命”，也是我们对人类的义务。中国社会的一切政治力量，都将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做出自己的选择，同时也将被历史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