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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伟人毛泽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运筹帷幄，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无私奉献了毕生精力。他在外交上的高瞻远瞩，雄才大略，令人瞩目和敬仰。那么，这位外交战略家和活动家在辉煌的一生中写就了几多令人深思的“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出国访问
毛泽东一生只出过两次国，都是去苏联。一次乘火车，是在1949年12月6日至1950年3月4日，去了89天。另一次是1957年，乘飞机去苏联。
1957年11月2日至21日，应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邀请，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了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
代表团在访苏期间还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和64个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并在两个会议宣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和平宣言》上签字。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中国要在15年左右，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赶上和超过英国。同年12月2日，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向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祝词时，宣布了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
这是毛泽东继1949年底至1950年初，为同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出访后的第二次访苏。也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次出国访问。
11月14日，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开幕了。在这次会议和随后召开的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中，毛泽东有几次即席讲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赞扬苏联发射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不是讲美国非常厉害吗？你为什么到现在连一个山药蛋还没有抛上去？”各国代表听到毛泽东的生动语言，气氛活跃。毛泽东又讲到，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我毛泽东这朵荷花不好，更要绿叶扶持。
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毛泽东着重指出，归根结底，我们要争取15年和平。但是，我们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
就在赫鲁晓夫讲话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同英共领导人波立特和高兰第二次谈话。毛泽东谈到了中国的未来目标：我国今年有了52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1000万到1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2000万到2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3500万到4000万吨钢……中国人是很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访问期间，毛泽东还对中国留苏学生发表了著名讲话。
最后一次会见斯诺
从1936年夏为揭开“红色中国”之谜并向世界报道解放区真相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冒险来到陕北苏区至1972年去世，毛泽东与他结下长达36载的真挚友谊。其间，斯诺数度来华，这生动体现着东西方文化在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战争和东西方尖锐对立的冷战期间如何相遇、相撞、相通、相融，同时也折射了新中国外交萌芽、发展和壮大，以及中美从敌对到友好、从互不往来到关系解冻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历程。毛泽东曾说：“斯诺先生是为建立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人。”斯诺几乎一生都在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人民艰巨、宏伟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促进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作出了独特的杰出贡献。
1960年7月，经过顽强斗争和努力，冲破了美国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与阻挠，斯诺终于以“作家”的身份实现了他重访中国的愿望。斯诺为能够首次访问新中国而感到无比欣慰，他成为第一位报道新中国真实情况的驻华美国记者。在中国，斯诺受到热情接待，他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见到了所有的老朋友。斯诺在中国的5个月间，行程几千里，到了14个省的19个城市，参观了人民公社、工厂、部队、学校、医院、监狱，与工、农、兵、学、商、前资本家、少数民族代表、末代皇帝和服刑人员等70余人交谈。斯诺表示，20年不见，中国完全变了样，变化之大、速度之快令他惊讶。他对一名解放军士兵说：“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完全没有仇恨。由于歪曲宣传，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不了解。但即使不了解，我能向你们保证，如果美国政府向中国发动非正义战争，美国人民决不支持也不会参加。”
1964年10月18日，为了亲眼实地了解中国人民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所取得的成就，斯诺以法国《新直言》周刊记者的身份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斯诺这次访华，意义十分重大。1964年10月，对中国来说，发生了两件轰动世界的大事。一件事是10月15日赫鲁晓夫下台，标志赫鲁晓夫反华活动的失败；第二件事是第二天即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由此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核讹诈，向世界显示了中国的实力。在经历了1958年以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在国际上，中国当时是一幅饥饿动乱的形象。而两件大事，则标志着中国已走出了低谷，奋发图强，重振国威。斯诺在中国一些地方进行调查采访，并与毛泽东等很多重要人物会面、畅谈。1965年1月19日，斯诺结束了这次访华，满载而归。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让远在瑞士的斯诺很不理解，他急切盼望重访中国，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1970年6月，中央决定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邀请埃德加·斯诺夫妇访华。经过一番波折，斯诺于同年8月10日第三次访华。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热情接见。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家中同斯诺再一次作了长达5个小时畅谈。他们一边吃早餐一边谈话。斯诺说：“现在中国的农业情况很好。”毛泽东实实在在地说：“中国的农业还是靠两只手，靠锄头和牛耕种。”吃完饭，斯诺跟随毛泽东来到他的书房，继续进行谈话。
“斯诺先生，我不喜欢进行接见记者式的谈话。今天我们进行的是一次交谈，老朋友式的谈心。我不反对你在写文章时用我的话发表我的一些意见，但最好不要直接引用。今天，我们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人民的。我寄很大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人民将是一支有益于世界的潜在力量。”
斯诺说：“据说中美之间已经在进行这方面的沟通和联系。”毛泽东说：“我们之间已经多次交换信件，美国早就说要派人来，我们也正在考虑怎么接待他们。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所以我说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我看我不会和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斯诺问：“主席先生，两个月前在天安门城楼上，您曾告诉我您不满意目前的情况，您能给我解释吗？”
毛泽东说：“其实我是非常讨厌个人崇拜的，但‘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有必要采取这一种讨人嫌的做法。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我记得在1965年我采访您以后写到了这个问题，有人批评我。那么现在呢？”斯诺问道。
毛泽东说：“现在不同的，崇拜得有些过分了，一些人在那里搞形式主义。搞所谓的‘四个伟大’，什么‘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是讨人嫌的，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Teacher这个词，这就是教员。我本来就是当教员出身的，在我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我就是湖南长沙的一个小学教员。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称号都是要一概去掉的。”
接下来，斯诺与毛泽东又谈到了中国与苏联的问题。
下午1点，斯诺起身告辞。毛泽东站起来和斯诺手拉着手一起走出家门，说：“斯诺先生，我跟你反复讲的一句话就是，35年前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这时，毛泽东又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在北京的那几位外国朋友是不是跟你谈起了个人崇拜问题呢？”斯诺说：“是谈了一些，但没有您这么坦率。”
“他们还有一点恐惧，怕说错了话，我不怕说错话。我是无法无天。”接着，毛泽东又补充了一句，“这叫和尚打伞——无发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大家都被毛泽东的幽默逗笑了。就这样，毛泽东结束了和斯诺的最后一次谈话。
一周后的1970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的通栏大标题刊载了毛泽东国庆节期间同斯诺夫妇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新闻照片。新华社的电讯报道说：“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最近会见了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先生，并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毛泽东通过斯诺巧妙地向尼克松政府传递了一个信息：中国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大门是敞开的。
最后一次会见美国现任和前任总统
1975年底和1976年，毛泽东几乎不能再走路了，有时全身颤抖得十分厉害。尽管这样，毛泽还是坚持会见了最后一批美国客人。因为他知道中美关系还很不坚实，“台湾当局”对他们的外交失败并不甘心。继尼克松访华后，他的后任福特总统也将手伸向了毛泽东，尽管毛泽东的身体同尼克松来华时相比差劲得很，时已82岁高龄，但记忆力和思维却是惊人的，不仅记得尼克松来华的细节小事，而且对全球的形势、美国的时事有精辟的见解。
1975年12月1日，福特飞抵中国，开始了为期4天的访华之行。
12月2日晚6时半，基辛格和总统福特来到了毛泽东的书房。基辛格询问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毛泽东非常幽默地用手指着自己的头说：“这部分工作很正常，我能吃能睡。”接着又用手拍拍大腿说：“这部分不太好使，走路时有些站不住。肺也有点毛病。”停顿一下又说：“一句话，我的身体状况不好。”然后笑着补充说：“我是为来访者准备的一件陈列品。”毛泽东还泰然自若地对来自大洋彼岸的西方政治家说：“我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我已经收到了上帝的请柬。”
毛泽东谈笑风生地说出这些话之后，基辛格笑着回答道：“不要急于接受。”毛泽东听了基辛格的话，由于当时不能连贯说话，就随手在一张纸上费力地写了几个字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我接受Doctor的命令。”这是一句双关语，意思是既指医生，又指基辛格博士。基辛格点了点头，然后改换了话题。
毛泽东说：“我非常重视我们之间的关系。”接着，毛泽东举起一个拳头，又竖起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指着拳头对基辛格说：“你们是这个。”又竖起小拇指说：“我们是这个。”基辛格说：“中国方面说军事力量不能决定一切，中美双方有着共同的对手。”毛泽东在一张纸上用英文写着：“对。”
对福特此行，中国政府方面在欢迎的同时也表现出些许冷淡。因为中美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进度缓慢，福特对苏联的态度值得玩味，尤其是不久前福特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紧紧拥抱，更反衬出当时仍处于冰冻期的中苏关系。新上任的副总理邓小平警告福特不要想念苏联人。邓小平说：“关于缓和的花言巧语掩盖不了战争危险不断增长的严酷现实。”所以，尽快邀请1972年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前总统尼克松访华，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早在1974年7月，福特政府曾去芬兰签署赫尔辛基协议，这使中国政府大为恼火。为了和尼克松交流，并且通过尼克松的访华来传递某些信息，中国政府更加迫切希望尼克松尽早来访。8月中旬，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又给尼克松带来了毛泽东语气更为迫切的邀请：如果尼克松的身体状况允许的话，毛泽东希望尽早见到他。这个邀请使尼克松的中国之行的愿望更加强烈起来。 有趣的是，其间还发生了一件小插曲。在尼克松尚不能立即动身的情况下，中方邀请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访华。戴维是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孙子，和朱莉都是总统的后代。这对夫妇早有到中国旅行的打算。福特访华返回美国几天后，中方给朱莉夫妇打电话，告诉他们，到中国后他们会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这令戴维夫妇激动不已。
春节前夕，12月29日凌晨，朱莉和戴维飞抵北京。他们带来了尼克松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1976年新年来临前不到1小时之际，毛泽东在书斋里召见朱莉和戴维夫妇。后来朱莉回忆说：“他的下颚下垂——显然是中风留下的后遗症。他的黄皮肤有一种腊质的半透明感，几乎没有皱纹。一尘不染的灰色中山装宽松地下坠着，硕长的手臂和宽大的手掌也了无生息地垂在身体两侧。他说话很慢，又有些吃力，发出了一种简单的粗糙的咕哝声。”
但此时毛泽东的头脑依然是清楚的。在寒暄的时候，毛泽东端详着他俩，问：“总统先生的腿怎么样了？”“好多了。”朱莉回答。“好好保养他的腿，他说过还要爬长城呢！把这个话转告总统先生。”戴维插话：“他已经不是总统了。”“我乐意这么叫他。”毛泽东转而对朱莉说：“马上写封信给你爸爸，说我想念他。”“我这句话，可以登报。”他补充说。“现在，在美国，”戴维沉吟道，“反对我岳父的人很多，还有人强烈要求审判他。”“好，”毛泽东说，“我马上邀请他到中国来访问。”然后加重语气说：“马上。”毛泽东又转向朱莉：“信里再加上一笔，说我等待你父亲再次来中国。”
朱莉递上了尼克松写给毛泽东的信，由担任译员的唐闻生翻译。毛泽东伸手从唐闻生手中将信拿了过来，他竟然能用英语清楚而准确地念出信中的日期：1975年12月23日。在听完对信的翻译后，毛泽东对朱莉说：“你坐的沙发就是四年前你父亲坐的那张。”朱莉拍了拍扶手，环顾了一下这张沙发，站了起来，对毛泽东说：“主席，我想同戴维换换座位，这样，他就可以说也坐过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座位了。”毛泽东点了点头，看着这两个可爱的年轻人动作迅速地交换座位，就爽朗地哈哈大笑。毛泽东和年轻的美国客人交谈了近1个小时。当朱莉夫妇起身告辞时，毛泽东主席重复了他对尼克松的邀请。他说，我等待着你们父亲的来访，并将手沉重地往沙发旁边一挥以示强调。当中方陪同领着这两个青年走向门口的时候，毛泽东同他俩一道走了几步。这是他近来接见外宾时都没有做出过的行动。毛泽东在同朱莉和戴维握手告别时说：“你们是年轻的，再到中国来访问吧。十年以后它将是了不起的。”临走时，中国政府送给朱莉夫妇礼物要他们转交给尼克松。这个礼物是一只装在精美丝盒里的生日蛋糕。
1976年2月21日至29日，几乎与四年前同一时间（尼克松有意选择了这一天），尼克松夫妇受邀终于圆了访华的梦。尽管尼克松已非总统，但毛泽东仍按总统的规格会见了他。毛泽东不顾重病，与这位老友长谈达1小时40分钟。尼克松引用了毛泽东的名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展望未来的中美关系。毛泽东虽步履维艰，说话也困难，但精神集中、思想活跃，纵论国际问题。
此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了。他的话语听起来就像是一些单音字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尼克松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话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抓起笔记本，写出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尼克松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息了。但毛泽东依然沉浸在和这位前总统风趣、诙谐的唇枪舌战中。谈兴大增，大病未愈的毛泽东，这时脸颊上浮动着兴奋的光晕。
毛泽东喜欢争论，特别是和隔海相互敌视了几十年的“头号敌人”同室争论，这更增加了毛泽东的兴致和激情。美国总统和他的随员们也被毛泽东的语言魅力倾倒，笑声一阵阵地挤出门缝。
来宾将要告别时，毛泽东颤巍巍端起茶几上的青瓷茶杯举了举，示意尼克松也端起茶杯。开始，尼克松没有明白毛泽东这个奇怪的举动，愕然地望着青瓷茶杯，但他很快反应过来，随之热烈响应，也端起了青瓷茶杯，高高举起。两只茶杯“乓”地碰在了一起。
毛泽东风趣地说：“我们是几十年的隔海老冤家啦！不是冤家不聚头，不打不成交嘛！我们应该为冤家干一杯！我不会喝酒……”他耸耸肩，做出无可奈何的模样，“不过不要紧，中国有句老话‘君子之交淡如水’，没有酒有水，以水代酒——干杯！”
这个奇特之举将交谈的气氛推到了高潮，在场的人都乐不可支地哈哈大笑。
会见结束时，尼克松送给毛泽东一只由已故美国烧瓷大师博姆烧制的瓷熊猫。看上去消瘦虚弱的毛泽东则以绿茶代酒再次与他干杯。
2月23日下午，新华社发表消息说：“毛泽东主席今天会见了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约翰·布伦南。”“会见时，毛主席和美国客人一一握手，对他们前来我国访问表示欢迎，并且同尼克松先生就广泛的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交谈。谈话结束后，毛主席请尼克松先生回国以后向福特总统转达他的问候。”新华社还发表了毛主席同尼克松握手时的照片。按多年惯例，毛主席会见外宾时不让外国记者在场。他们立即根据新华社的上述消息发出电讯，并转发了照片。美联社称：“毛泽东主席今天中午会见了理查德·尼克松，使这位前总统重温担任总统极盛时期的情景。”合众国际社称：“这是尼克松和这位82岁高龄的中国领导人的第二次会见，第一次会见是在四年前他抵达中国后不久。”路透社称：尼克松同毛主席“进行了1小时40分钟会谈”，“只比福特总统去年12月同毛的会谈少10分钟”。美国三大电视网迅速播放了中国摄影师拍摄的《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彩色电影。
会见后，尼克松回到宾馆，向接待人员兴奋地说：今天能同毛主席就当前国际重大问题进行长时间的广泛的交谈，感到非常愉快。他说：使我惊讶的是，毛主席如此高龄，思想仍如此明晰敏锐，对当前国际重大问题仍如此关切注意。……毛主席就是充满思想活力的伟人。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会见一位前外国元首了。仅仅半年之后，毛泽东溘然长逝。尼克松为之洒泪。他于9月9日当天发表声明说：“1972年在北京会见时，我们两个作为代表完全不同的哲学观点的领导人都认识到，中美友谊已成为对我们两国利益同样是必不可少的了。”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客观现实也有深刻的了解”，中美两国“自那时起所建立的新关系应当归功于他的这种高瞻远瞩”。这不是溢美之词，而是发自内心的话。
最后一次接见外宾
1976年，毛泽东83岁高龄，垂暮之年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但是永不服输的他即使在最后日子里，还是坚持做他觉得应该做的工作，包括会见外宾。只要秘书转告他，外宾请求接见，毛泽东从不拒绝。
1976年5月12日，毛泽东会见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会见时，毛泽东由他的贴身秘书张玉凤和孟锦云搀扶着，走到接见大厅坐在沙发上。当李光耀来到大厅，张玉凤和孟锦云把主席扶起来，她俩赶紧隐退到屏风后面。毛泽东刚站起来与李光耀握完手，就“扑通”一声坐下了，小张和小孟在屏风后看得清清楚楚，惊讶得差点喊出声来。她俩最清楚毛泽东的病情，经常两腿发软，无法站立，这次突然坐下，是主席实在无法支撑，不由自主坐下的。毛泽东接见李光耀，仅寒暄几句，前后只有几分钟就迅速结束。
距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之后仅半个月，毛泽东又硬支撑着病老衰弱的身体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原来，1976年的5月下旬，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来访中国，提出要会见毛泽东，当时布托已经来中国好几天了，一直等待毛泽东的会见，但由于主席身体状况不允许，所以一直没有安排。因为自进入1976年以来毛主席显得越来越苍老、憔悴。由于长年累月地躺卧在床上办公、看书，特别是晚年活动量减少，导致身上的肌肉都有所萎缩，两条腿膝关节不能伸直。如果没有人搀扶，站起来是相当困难的，走路就更不用说了。不仅行动不便，说话也很费劲，只能从喉咙里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词语。肺心病不时地困扰他，常常处于严重缺氧状态。
5月27日，布托即将离开中国而再次提出见毛泽东时，毛泽东的秘书便不得不把这种要求向毛泽东报告。当时，毛泽东刚吃了安眠药，但依旧毫不犹豫地点头同意安排接见。
红墙摄影师杜修贤走进毛泽东的书房，只见毛泽东坐在沙发里，头无力地靠在沙发背上。面容憔悴，双目微睁，缺乏表情，嘴微微地张着，似乎都能听见他艰难的喘息声。他一见，心里又凉了半截，今天保准又拍不到好镜头了。
布托笑容满面由华国锋陪同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前两年和他见过，这次相逢，毛泽东的神情好像比以前精神些。
毛泽东坐在自己的沙发上，已明显地行动不便，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因此只是坐着与布托会面、握手。
毛泽东的双手被布托的双手紧紧地握住，面部略带微笑，显得和蔼可亲，古铜色的肤色显得光洁。
就在毛泽东用双手紧紧握住布托的双手的一霎间，脸上浮现了慈和的笑容。
杜修贤被这难得的表情激动坏了，成败在此一瞬，连忙按下快门。当照片冲洗出来，连杜修贤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会拍出这么好的镜头！毛泽东和布托紧紧地握手。他面如满月，显得光亮、健康。
这时，杜修贤意识到他捕捉到的一瞬间不可多得的表情，是为毛泽东留下了的最后一张、也是非常成功的照片。
毛泽东问布托：“你好吗？”布托回答说：“我很好，谢谢你。”毛泽东说：“我不大好，腿不大好，讲话也不好。”布托说：“主席创造了伟大的历史，你高举着人民革命的斗争旗帜。”毛泽东谦虚地说：“没有做出多少成绩。”
毛泽东会见布托，前后不过几分钟，然而，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此后，中国政府对外发布公告，宣布毛泽东今后不再在外交场合露面。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在巴基斯坦举行的悼念毛泽东的仪式上，布托发表了极高的评价：“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他们占领了舞台，以天才的灵感写下了历史的篇章。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历史显得渺小。他的强有力的影响在全世界亿万男女的心中留下了印记。毛泽东是革命的儿子，是革命的精髓，确实是革命的旋律和传奇，是震动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缔造者。毛泽东没有死，他永垂不朽。他的思想将继续指导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命运，一直到太阳永远不再升起。如果仅仅是从中国的范围来衡量他的划时代的功绩，那将有损于对这位非凡人物的纪念。当然，他为中国及其八亿人民做了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毛泽东也是一位崇高的世界领袖。他对当代局势发展的贡献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
责任编辑 马永义
最后一次出国访问
毛泽东一生只出过两次国，都是去苏联。一次乘火车，是在1949年12月6日至1950年3月4日，去了89天。另一次是1957年，乘飞机去苏联。
1957年11月2日至21日，应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邀请，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了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
代表团在访苏期间还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和64个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并在两个会议宣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和平宣言》上签字。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中国要在15年左右，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赶上和超过英国。同年12月2日，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向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祝词时，宣布了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
这是毛泽东继1949年底至1950年初，为同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出访后的第二次访苏。也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次出国访问。
11月14日，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开幕了。在这次会议和随后召开的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中，毛泽东有几次即席讲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赞扬苏联发射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不是讲美国非常厉害吗？你为什么到现在连一个山药蛋还没有抛上去？”各国代表听到毛泽东的生动语言，气氛活跃。毛泽东又讲到，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我毛泽东这朵荷花不好，更要绿叶扶持。
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毛泽东着重指出，归根结底，我们要争取15年和平。但是，我们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
就在赫鲁晓夫讲话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同英共领导人波立特和高兰第二次谈话。毛泽东谈到了中国的未来目标：我国今年有了52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1000万到1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2000万到2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3500万到4000万吨钢……中国人是很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访问期间，毛泽东还对中国留苏学生发表了著名讲话。
最后一次会见斯诺
从1936年夏为揭开“红色中国”之谜并向世界报道解放区真相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冒险来到陕北苏区至1972年去世，毛泽东与他结下长达36载的真挚友谊。其间，斯诺数度来华，这生动体现着东西方文化在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战争和东西方尖锐对立的冷战期间如何相遇、相撞、相通、相融，同时也折射了新中国外交萌芽、发展和壮大，以及中美从敌对到友好、从互不往来到关系解冻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历程。毛泽东曾说：“斯诺先生是为建立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人。”斯诺几乎一生都在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人民艰巨、宏伟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促进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作出了独特的杰出贡献。
1960年7月，经过顽强斗争和努力，冲破了美国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与阻挠，斯诺终于以“作家”的身份实现了他重访中国的愿望。斯诺为能够首次访问新中国而感到无比欣慰，他成为第一位报道新中国真实情况的驻华美国记者。在中国，斯诺受到热情接待，他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见到了所有的老朋友。斯诺在中国的5个月间，行程几千里，到了14个省的19个城市，参观了人民公社、工厂、部队、学校、医院、监狱，与工、农、兵、学、商、前资本家、少数民族代表、末代皇帝和服刑人员等70余人交谈。斯诺表示，20年不见，中国完全变了样，变化之大、速度之快令他惊讶。他对一名解放军士兵说：“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完全没有仇恨。由于歪曲宣传，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不了解。但即使不了解，我能向你们保证，如果美国政府向中国发动非正义战争，美国人民决不支持也不会参加。”
1964年10月18日，为了亲眼实地了解中国人民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所取得的成就，斯诺以法国《新直言》周刊记者的身份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斯诺这次访华，意义十分重大。1964年10月，对中国来说，发生了两件轰动世界的大事。一件事是10月15日赫鲁晓夫下台，标志赫鲁晓夫反华活动的失败；第二件事是第二天即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由此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核讹诈，向世界显示了中国的实力。在经历了1958年以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在国际上，中国当时是一幅饥饿动乱的形象。而两件大事，则标志着中国已走出了低谷，奋发图强，重振国威。斯诺在中国一些地方进行调查采访，并与毛泽东等很多重要人物会面、畅谈。1965年1月19日，斯诺结束了这次访华，满载而归。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让远在瑞士的斯诺很不理解，他急切盼望重访中国，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1970年6月，中央决定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邀请埃德加·斯诺夫妇访华。经过一番波折，斯诺于同年8月10日第三次访华。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热情接见。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家中同斯诺再一次作了长达5个小时畅谈。他们一边吃早餐一边谈话。斯诺说：“现在中国的农业情况很好。”毛泽东实实在在地说：“中国的农业还是靠两只手，靠锄头和牛耕种。”吃完饭，斯诺跟随毛泽东来到他的书房，继续进行谈话。
“斯诺先生，我不喜欢进行接见记者式的谈话。今天我们进行的是一次交谈，老朋友式的谈心。我不反对你在写文章时用我的话发表我的一些意见，但最好不要直接引用。今天，我们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人民的。我寄很大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人民将是一支有益于世界的潜在力量。”
斯诺说：“据说中美之间已经在进行这方面的沟通和联系。”毛泽东说：“我们之间已经多次交换信件，美国早就说要派人来，我们也正在考虑怎么接待他们。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所以我说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我看我不会和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斯诺问：“主席先生，两个月前在天安门城楼上，您曾告诉我您不满意目前的情况，您能给我解释吗？”
毛泽东说：“其实我是非常讨厌个人崇拜的，但‘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有必要采取这一种讨人嫌的做法。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我记得在1965年我采访您以后写到了这个问题，有人批评我。那么现在呢？”斯诺问道。
毛泽东说：“现在不同的，崇拜得有些过分了，一些人在那里搞形式主义。搞所谓的‘四个伟大’，什么‘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是讨人嫌的，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Teacher这个词，这就是教员。我本来就是当教员出身的，在我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我就是湖南长沙的一个小学教员。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称号都是要一概去掉的。”
接下来，斯诺与毛泽东又谈到了中国与苏联的问题。
下午1点，斯诺起身告辞。毛泽东站起来和斯诺手拉着手一起走出家门，说：“斯诺先生，我跟你反复讲的一句话就是，35年前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这时，毛泽东又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在北京的那几位外国朋友是不是跟你谈起了个人崇拜问题呢？”斯诺说：“是谈了一些，但没有您这么坦率。”
“他们还有一点恐惧，怕说错了话，我不怕说错话。我是无法无天。”接着，毛泽东又补充了一句，“这叫和尚打伞——无发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大家都被毛泽东的幽默逗笑了。就这样，毛泽东结束了和斯诺的最后一次谈话。
一周后的1970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的通栏大标题刊载了毛泽东国庆节期间同斯诺夫妇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新闻照片。新华社的电讯报道说：“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最近会见了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先生，并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毛泽东通过斯诺巧妙地向尼克松政府传递了一个信息：中国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大门是敞开的。
最后一次会见美国现任和前任总统
1975年底和1976年，毛泽东几乎不能再走路了，有时全身颤抖得十分厉害。尽管这样，毛泽还是坚持会见了最后一批美国客人。因为他知道中美关系还很不坚实，“台湾当局”对他们的外交失败并不甘心。继尼克松访华后，他的后任福特总统也将手伸向了毛泽东，尽管毛泽东的身体同尼克松来华时相比差劲得很，时已82岁高龄，但记忆力和思维却是惊人的，不仅记得尼克松来华的细节小事，而且对全球的形势、美国的时事有精辟的见解。
1975年12月1日，福特飞抵中国，开始了为期4天的访华之行。
12月2日晚6时半，基辛格和总统福特来到了毛泽东的书房。基辛格询问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毛泽东非常幽默地用手指着自己的头说：“这部分工作很正常，我能吃能睡。”接着又用手拍拍大腿说：“这部分不太好使，走路时有些站不住。肺也有点毛病。”停顿一下又说：“一句话，我的身体状况不好。”然后笑着补充说：“我是为来访者准备的一件陈列品。”毛泽东还泰然自若地对来自大洋彼岸的西方政治家说：“我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我已经收到了上帝的请柬。”
毛泽东谈笑风生地说出这些话之后，基辛格笑着回答道：“不要急于接受。”毛泽东听了基辛格的话，由于当时不能连贯说话，就随手在一张纸上费力地写了几个字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我接受Doctor的命令。”这是一句双关语，意思是既指医生，又指基辛格博士。基辛格点了点头，然后改换了话题。
毛泽东说：“我非常重视我们之间的关系。”接着，毛泽东举起一个拳头，又竖起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指着拳头对基辛格说：“你们是这个。”又竖起小拇指说：“我们是这个。”基辛格说：“中国方面说军事力量不能决定一切，中美双方有着共同的对手。”毛泽东在一张纸上用英文写着：“对。”
对福特此行，中国政府方面在欢迎的同时也表现出些许冷淡。因为中美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进度缓慢，福特对苏联的态度值得玩味，尤其是不久前福特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紧紧拥抱，更反衬出当时仍处于冰冻期的中苏关系。新上任的副总理邓小平警告福特不要想念苏联人。邓小平说：“关于缓和的花言巧语掩盖不了战争危险不断增长的严酷现实。”所以，尽快邀请1972年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前总统尼克松访华，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早在1974年7月，福特政府曾去芬兰签署赫尔辛基协议，这使中国政府大为恼火。为了和尼克松交流，并且通过尼克松的访华来传递某些信息，中国政府更加迫切希望尼克松尽早来访。8月中旬，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又给尼克松带来了毛泽东语气更为迫切的邀请：如果尼克松的身体状况允许的话，毛泽东希望尽早见到他。这个邀请使尼克松的中国之行的愿望更加强烈起来。 有趣的是，其间还发生了一件小插曲。在尼克松尚不能立即动身的情况下，中方邀请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访华。戴维是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孙子，和朱莉都是总统的后代。这对夫妇早有到中国旅行的打算。福特访华返回美国几天后，中方给朱莉夫妇打电话，告诉他们，到中国后他们会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这令戴维夫妇激动不已。
春节前夕，12月29日凌晨，朱莉和戴维飞抵北京。他们带来了尼克松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1976年新年来临前不到1小时之际，毛泽东在书斋里召见朱莉和戴维夫妇。后来朱莉回忆说：“他的下颚下垂——显然是中风留下的后遗症。他的黄皮肤有一种腊质的半透明感，几乎没有皱纹。一尘不染的灰色中山装宽松地下坠着，硕长的手臂和宽大的手掌也了无生息地垂在身体两侧。他说话很慢，又有些吃力，发出了一种简单的粗糙的咕哝声。”
但此时毛泽东的头脑依然是清楚的。在寒暄的时候，毛泽东端详着他俩，问：“总统先生的腿怎么样了？”“好多了。”朱莉回答。“好好保养他的腿，他说过还要爬长城呢！把这个话转告总统先生。”戴维插话：“他已经不是总统了。”“我乐意这么叫他。”毛泽东转而对朱莉说：“马上写封信给你爸爸，说我想念他。”“我这句话，可以登报。”他补充说。“现在，在美国，”戴维沉吟道，“反对我岳父的人很多，还有人强烈要求审判他。”“好，”毛泽东说，“我马上邀请他到中国来访问。”然后加重语气说：“马上。”毛泽东又转向朱莉：“信里再加上一笔，说我等待你父亲再次来中国。”
朱莉递上了尼克松写给毛泽东的信，由担任译员的唐闻生翻译。毛泽东伸手从唐闻生手中将信拿了过来，他竟然能用英语清楚而准确地念出信中的日期：1975年12月23日。在听完对信的翻译后，毛泽东对朱莉说：“你坐的沙发就是四年前你父亲坐的那张。”朱莉拍了拍扶手，环顾了一下这张沙发，站了起来，对毛泽东说：“主席，我想同戴维换换座位，这样，他就可以说也坐过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座位了。”毛泽东点了点头，看着这两个可爱的年轻人动作迅速地交换座位，就爽朗地哈哈大笑。毛泽东和年轻的美国客人交谈了近1个小时。当朱莉夫妇起身告辞时，毛泽东主席重复了他对尼克松的邀请。他说，我等待着你们父亲的来访，并将手沉重地往沙发旁边一挥以示强调。当中方陪同领着这两个青年走向门口的时候，毛泽东同他俩一道走了几步。这是他近来接见外宾时都没有做出过的行动。毛泽东在同朱莉和戴维握手告别时说：“你们是年轻的，再到中国来访问吧。十年以后它将是了不起的。”临走时，中国政府送给朱莉夫妇礼物要他们转交给尼克松。这个礼物是一只装在精美丝盒里的生日蛋糕。
1976年2月21日至29日，几乎与四年前同一时间（尼克松有意选择了这一天），尼克松夫妇受邀终于圆了访华的梦。尽管尼克松已非总统，但毛泽东仍按总统的规格会见了他。毛泽东不顾重病，与这位老友长谈达1小时40分钟。尼克松引用了毛泽东的名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展望未来的中美关系。毛泽东虽步履维艰，说话也困难，但精神集中、思想活跃，纵论国际问题。
此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了。他的话语听起来就像是一些单音字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尼克松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话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抓起笔记本，写出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尼克松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息了。但毛泽东依然沉浸在和这位前总统风趣、诙谐的唇枪舌战中。谈兴大增，大病未愈的毛泽东，这时脸颊上浮动着兴奋的光晕。
毛泽东喜欢争论，特别是和隔海相互敌视了几十年的“头号敌人”同室争论，这更增加了毛泽东的兴致和激情。美国总统和他的随员们也被毛泽东的语言魅力倾倒，笑声一阵阵地挤出门缝。
来宾将要告别时，毛泽东颤巍巍端起茶几上的青瓷茶杯举了举，示意尼克松也端起茶杯。开始，尼克松没有明白毛泽东这个奇怪的举动，愕然地望着青瓷茶杯，但他很快反应过来，随之热烈响应，也端起了青瓷茶杯，高高举起。两只茶杯“乓”地碰在了一起。
毛泽东风趣地说：“我们是几十年的隔海老冤家啦！不是冤家不聚头，不打不成交嘛！我们应该为冤家干一杯！我不会喝酒……”他耸耸肩，做出无可奈何的模样，“不过不要紧，中国有句老话‘君子之交淡如水’，没有酒有水，以水代酒——干杯！”
这个奇特之举将交谈的气氛推到了高潮，在场的人都乐不可支地哈哈大笑。
会见结束时，尼克松送给毛泽东一只由已故美国烧瓷大师博姆烧制的瓷熊猫。看上去消瘦虚弱的毛泽东则以绿茶代酒再次与他干杯。
2月23日下午，新华社发表消息说：“毛泽东主席今天会见了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约翰·布伦南。”“会见时，毛主席和美国客人一一握手，对他们前来我国访问表示欢迎，并且同尼克松先生就广泛的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交谈。谈话结束后，毛主席请尼克松先生回国以后向福特总统转达他的问候。”新华社还发表了毛主席同尼克松握手时的照片。按多年惯例，毛主席会见外宾时不让外国记者在场。他们立即根据新华社的上述消息发出电讯，并转发了照片。美联社称：“毛泽东主席今天中午会见了理查德·尼克松，使这位前总统重温担任总统极盛时期的情景。”合众国际社称：“这是尼克松和这位82岁高龄的中国领导人的第二次会见，第一次会见是在四年前他抵达中国后不久。”路透社称：尼克松同毛主席“进行了1小时40分钟会谈”，“只比福特总统去年12月同毛的会谈少10分钟”。美国三大电视网迅速播放了中国摄影师拍摄的《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彩色电影。
会见后，尼克松回到宾馆，向接待人员兴奋地说：今天能同毛主席就当前国际重大问题进行长时间的广泛的交谈，感到非常愉快。他说：使我惊讶的是，毛主席如此高龄，思想仍如此明晰敏锐，对当前国际重大问题仍如此关切注意。……毛主席就是充满思想活力的伟人。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会见一位前外国元首了。仅仅半年之后，毛泽东溘然长逝。尼克松为之洒泪。他于9月9日当天发表声明说：“1972年在北京会见时，我们两个作为代表完全不同的哲学观点的领导人都认识到，中美友谊已成为对我们两国利益同样是必不可少的了。”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客观现实也有深刻的了解”，中美两国“自那时起所建立的新关系应当归功于他的这种高瞻远瞩”。这不是溢美之词，而是发自内心的话。
最后一次接见外宾
1976年，毛泽东83岁高龄，垂暮之年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但是永不服输的他即使在最后日子里，还是坚持做他觉得应该做的工作，包括会见外宾。只要秘书转告他，外宾请求接见，毛泽东从不拒绝。
1976年5月12日，毛泽东会见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会见时，毛泽东由他的贴身秘书张玉凤和孟锦云搀扶着，走到接见大厅坐在沙发上。当李光耀来到大厅，张玉凤和孟锦云把主席扶起来，她俩赶紧隐退到屏风后面。毛泽东刚站起来与李光耀握完手，就“扑通”一声坐下了，小张和小孟在屏风后看得清清楚楚，惊讶得差点喊出声来。她俩最清楚毛泽东的病情，经常两腿发软，无法站立，这次突然坐下，是主席实在无法支撑，不由自主坐下的。毛泽东接见李光耀，仅寒暄几句，前后只有几分钟就迅速结束。
距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之后仅半个月，毛泽东又硬支撑着病老衰弱的身体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原来，1976年的5月下旬，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来访中国，提出要会见毛泽东，当时布托已经来中国好几天了，一直等待毛泽东的会见，但由于主席身体状况不允许，所以一直没有安排。因为自进入1976年以来毛主席显得越来越苍老、憔悴。由于长年累月地躺卧在床上办公、看书，特别是晚年活动量减少，导致身上的肌肉都有所萎缩，两条腿膝关节不能伸直。如果没有人搀扶，站起来是相当困难的，走路就更不用说了。不仅行动不便，说话也很费劲，只能从喉咙里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词语。肺心病不时地困扰他，常常处于严重缺氧状态。
5月27日，布托即将离开中国而再次提出见毛泽东时，毛泽东的秘书便不得不把这种要求向毛泽东报告。当时，毛泽东刚吃了安眠药，但依旧毫不犹豫地点头同意安排接见。
红墙摄影师杜修贤走进毛泽东的书房，只见毛泽东坐在沙发里，头无力地靠在沙发背上。面容憔悴，双目微睁，缺乏表情，嘴微微地张着，似乎都能听见他艰难的喘息声。他一见，心里又凉了半截，今天保准又拍不到好镜头了。
布托笑容满面由华国锋陪同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前两年和他见过，这次相逢，毛泽东的神情好像比以前精神些。
毛泽东坐在自己的沙发上，已明显地行动不便，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因此只是坐着与布托会面、握手。
毛泽东的双手被布托的双手紧紧地握住，面部略带微笑，显得和蔼可亲，古铜色的肤色显得光洁。
就在毛泽东用双手紧紧握住布托的双手的一霎间，脸上浮现了慈和的笑容。
杜修贤被这难得的表情激动坏了，成败在此一瞬，连忙按下快门。当照片冲洗出来，连杜修贤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会拍出这么好的镜头！毛泽东和布托紧紧地握手。他面如满月，显得光亮、健康。
这时，杜修贤意识到他捕捉到的一瞬间不可多得的表情，是为毛泽东留下了的最后一张、也是非常成功的照片。
毛泽东问布托：“你好吗？”布托回答说：“我很好，谢谢你。”毛泽东说：“我不大好，腿不大好，讲话也不好。”布托说：“主席创造了伟大的历史，你高举着人民革命的斗争旗帜。”毛泽东谦虚地说：“没有做出多少成绩。”
毛泽东会见布托，前后不过几分钟，然而，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此后，中国政府对外发布公告，宣布毛泽东今后不再在外交场合露面。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在巴基斯坦举行的悼念毛泽东的仪式上，布托发表了极高的评价：“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他们占领了舞台，以天才的灵感写下了历史的篇章。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历史显得渺小。他的强有力的影响在全世界亿万男女的心中留下了印记。毛泽东是革命的儿子，是革命的精髓，确实是革命的旋律和传奇，是震动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缔造者。毛泽东没有死，他永垂不朽。他的思想将继续指导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命运，一直到太阳永远不再升起。如果仅仅是从中国的范围来衡量他的划时代的功绩，那将有损于对这位非凡人物的纪念。当然，他为中国及其八亿人民做了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毛泽东也是一位崇高的世界领袖。他对当代局势发展的贡献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