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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5月21日，蔡元培先生在英国爱丁堡中国学生会宴会上作演讲时说：“学术可以分为两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这番话从说出到现在，已经过了接近一个世纪，这90多年来，尤其是近些年来，“学”与“术”齐头并进了吗？我们所能观察到的现状是，蔡先生所言的“术”大行其道，令“学”望尘莫及；尤其是社会科学中那些以“实证”和“模型”为时髦的研究领域（如经济学和会计学），更是硬生生挤压了学理性研究的本已狭小的生存空间。更有此类的“术”，挟“科学”之名而来，以“公开发表”为鹄，大有横扫一切之势。君不见，奇谈怪论，漫天飞舞；论文专著，汗牛充栋。真让人悲夫学理之不存，今世谬其义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
“学”与“术”，类于“源”与“流”；尽管源头之水看上去难解近渴，但没有源头活水的“流”会陷入怎样一种干涸的境地呢？我们并不是要刻意地拔高“学”的重要性，也不是要武断地否定“术”的必要性。我们所要提倡的，是“学”与“术”的均衡；我们所要反对的，是“术”或者说当今所谓“实证”研究之定于一尊。殊不知“一尊定而百弊生”。尽管那些严肃的“实证”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具有重要价值与积极意义，但所谓“主流”的“实证”研究定于一尊后，就导致了一个极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在权威主义的主导下，在“一刀切”式的科研考核机制的驱使下，形成了一股盲目跟风、避重就轻、粗制滥造、自欺欺人的学术逆流。毫不客气地说，这一学术逆流，毁灭了学术兴趣、扼杀了批判精神、摧折了学人气节。
我们完全可以说，“学术”问题，实为一个人格问题。“什么是人格？”胡适先生解释说，“人格只是已养成的行为习惯的总和。”具体到学术研究，这种习惯或许就是，个人在好奇心的驱策下去努力探究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并得出自己认为比较满意的答案。这就促使我们：一要寻回学术兴趣，二要复活批判精神，三要重树学人气节。而所有这些，显然都要靠自觉主动的求知方能实现。
大概是亚里士多德说过，求知是人的本能。胡适先生也说，求知是人类天生的精神上的最大需求。求知当然首先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如果没有现成的或让人感到满意的答案，那就必须自己去探究。比如，在会计学领域，“利润”显然是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然而，这个概念却不是从来就有的。那么，它产生于何时？它的含义经历了哪些变化？曾经有哪些计算利润的方法？不同时期的利润计算方法对于当时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不同方法经历过哪些争论？又是怎样统一的？……弄清此类问题，不但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未来的某种交代。但是，很显然，目前似乎并没有人能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因此，我们需要一部“利润史”，或者至少是一部“会计利润概念的演进史”。
如果没有对“利润史”的兴趣，是不可能有长期而深入的探究的。这种兴趣，实际上源于一种好奇心。始终心存好奇，才会有刨根究底的不竭动力，才有可能不惜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来弄明白“事物为什么要那样”。古语说，“性之所近，力之所能”；“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显然，学术研究不能不以兴趣为中心。
然而，在探究问题的过程中，我们的认识往往为某些既有的权威的论断所阻碍，这时，就须“于不疑处有疑”，坚持自己的看法。顾准先生说：“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学说或工艺制度，但大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唯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所以，权威是不可以没有的，权威主义则必须打倒。”对学理的自由追求以及随之自然生出的怀疑和批判态度，是知识进步的首要前提。古今中外的大学问家，没有不以捍卫学术自由为使命的。陈寅恪先生不也讲过：“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不用说，我们要做的这几件事，首先不是为了他人，而是为了我们自己。在学术研究中，如果对于一个问题，尚不能得出让自己稍觉满意的答案，又如何去与他人论辩？更如何让他人信服呢？胡适先生在论及学术的“为己”与“为人”时，曾有一段极精彩的概括。他引用王荆公论杨墨的一段话说：“为人，学者之末也。是以学者之事，必先为己，其为己有余，而天下之势可以为人矣，则不可以不为人。故学者之学也，始不在于为人，而卒所以能为人也。”他指出，“凡学术的训练方面皆是‘为己’；至于把自己的心得公开告人，才可以说是‘为人’。”又说，“‘为己’之学，是做学问的根本途径。这是治学的最可乐的部分。正因为此皆是训练自己，故事事求精，求完善，苛求无厌，终不自觉满意。等到你自己认为勉强满意了，把结果公开于世，使世人同享我自己辛苦得来的一点成绩，使人人因我的辛苦而减少他们的辛苦，这就是‘为人’。”可见，严肃的学术研究，实际上是一个习惯养成与人格塑造的过程；重树学人气节，不能不始于“为己”。
对我们而言，首要问题在于：学术能否与人生相统一？学术能否与时代课题相联系？有人谓“百无一用是书生”，也有人说“莫道书生无所施”。何去何从，决定权在我们自己。梁任公在论及学术时说：“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穷。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又说：“我有耳目，我有心思。生今日文明灿烂之世界，罗列中外古今之学术，坐于堂上而判其曲直，可者取之，否者弃之，斯宁非丈夫第一快意事耶？”那么，我们，现时代的学人，既已投身“学术”，是否应检视自己，身在何方？是否更应首先问自己：为谁“学术”为谁忙？
“学”与“术”，类于“源”与“流”；尽管源头之水看上去难解近渴，但没有源头活水的“流”会陷入怎样一种干涸的境地呢？我们并不是要刻意地拔高“学”的重要性，也不是要武断地否定“术”的必要性。我们所要提倡的，是“学”与“术”的均衡；我们所要反对的，是“术”或者说当今所谓“实证”研究之定于一尊。殊不知“一尊定而百弊生”。尽管那些严肃的“实证”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具有重要价值与积极意义，但所谓“主流”的“实证”研究定于一尊后，就导致了一个极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在权威主义的主导下，在“一刀切”式的科研考核机制的驱使下，形成了一股盲目跟风、避重就轻、粗制滥造、自欺欺人的学术逆流。毫不客气地说，这一学术逆流，毁灭了学术兴趣、扼杀了批判精神、摧折了学人气节。
我们完全可以说，“学术”问题，实为一个人格问题。“什么是人格？”胡适先生解释说，“人格只是已养成的行为习惯的总和。”具体到学术研究，这种习惯或许就是，个人在好奇心的驱策下去努力探究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并得出自己认为比较满意的答案。这就促使我们：一要寻回学术兴趣，二要复活批判精神，三要重树学人气节。而所有这些，显然都要靠自觉主动的求知方能实现。
大概是亚里士多德说过，求知是人的本能。胡适先生也说，求知是人类天生的精神上的最大需求。求知当然首先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如果没有现成的或让人感到满意的答案，那就必须自己去探究。比如，在会计学领域，“利润”显然是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然而，这个概念却不是从来就有的。那么，它产生于何时？它的含义经历了哪些变化？曾经有哪些计算利润的方法？不同时期的利润计算方法对于当时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不同方法经历过哪些争论？又是怎样统一的？……弄清此类问题，不但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未来的某种交代。但是，很显然，目前似乎并没有人能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因此，我们需要一部“利润史”，或者至少是一部“会计利润概念的演进史”。
如果没有对“利润史”的兴趣，是不可能有长期而深入的探究的。这种兴趣，实际上源于一种好奇心。始终心存好奇，才会有刨根究底的不竭动力，才有可能不惜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来弄明白“事物为什么要那样”。古语说，“性之所近，力之所能”；“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显然，学术研究不能不以兴趣为中心。
然而，在探究问题的过程中，我们的认识往往为某些既有的权威的论断所阻碍，这时，就须“于不疑处有疑”，坚持自己的看法。顾准先生说：“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学说或工艺制度，但大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唯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所以，权威是不可以没有的，权威主义则必须打倒。”对学理的自由追求以及随之自然生出的怀疑和批判态度，是知识进步的首要前提。古今中外的大学问家，没有不以捍卫学术自由为使命的。陈寅恪先生不也讲过：“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不用说，我们要做的这几件事，首先不是为了他人，而是为了我们自己。在学术研究中，如果对于一个问题，尚不能得出让自己稍觉满意的答案，又如何去与他人论辩？更如何让他人信服呢？胡适先生在论及学术的“为己”与“为人”时，曾有一段极精彩的概括。他引用王荆公论杨墨的一段话说：“为人，学者之末也。是以学者之事，必先为己，其为己有余，而天下之势可以为人矣，则不可以不为人。故学者之学也，始不在于为人，而卒所以能为人也。”他指出，“凡学术的训练方面皆是‘为己’；至于把自己的心得公开告人，才可以说是‘为人’。”又说，“‘为己’之学，是做学问的根本途径。这是治学的最可乐的部分。正因为此皆是训练自己，故事事求精，求完善，苛求无厌，终不自觉满意。等到你自己认为勉强满意了，把结果公开于世，使世人同享我自己辛苦得来的一点成绩，使人人因我的辛苦而减少他们的辛苦，这就是‘为人’。”可见，严肃的学术研究，实际上是一个习惯养成与人格塑造的过程；重树学人气节，不能不始于“为己”。
对我们而言，首要问题在于：学术能否与人生相统一？学术能否与时代课题相联系？有人谓“百无一用是书生”，也有人说“莫道书生无所施”。何去何从，决定权在我们自己。梁任公在论及学术时说：“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穷。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又说：“我有耳目，我有心思。生今日文明灿烂之世界，罗列中外古今之学术，坐于堂上而判其曲直，可者取之，否者弃之，斯宁非丈夫第一快意事耶？”那么，我们，现时代的学人，既已投身“学术”，是否应检视自己，身在何方？是否更应首先问自己：为谁“学术”为谁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