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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久以来，马克思主义美学界关于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这封回信的讨论多集中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论。但少有人分析恩格斯对哈克奈斯的褒扬。其实，恩格斯称赞她“表现了真正艺术家的勇气”绝非客套话，而是在革命年代的背景下，具有特殊时代内涵的。一百多年过去了，“真正艺术家的勇气”对当今文艺工作者而言，仍是种不可或缺的品质。
关键词：恩格斯;真正艺术家的勇气;现实主义;社会问题
1888年4月初，晚年恩格斯读了女作家玛·哈克奈斯转寄来的小说《城市姑娘》，写下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致玛·哈克奈斯》。他当时也许未曾想到，这封信中所提到的关于现实主义创作的理论问题将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占据重要地位。迄今关于这封信的探讨主要还是围绕恩格斯那段经典的批评，即委婉地指出哈克奈斯未能“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艺术典型理论此后始终作为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核心问题，在百年间持续引起文艺评论界的讨论。
但在这段批评前，其实还有一段对哈克奈斯女士的褒奖，恩格斯说道：“您的小说，除了它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以外，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它表现了真正艺术家的勇气。”[1]682为了理解这段话中恩格斯为什么称《城市姑娘》展现了“真正艺术家的勇气”，这“勇气”又有何意指，我们就必须抛却当下的成见，回到1888年，站在时代的大背景中体悟。
一、“真正艺术家的勇气”之于玛·哈克奈斯
19世纪80年代写作《城市姑娘》的英国女作家玛·哈克奈斯虽属于小资产阶级，但却具有社会主义的倾向。她在80年代初就经常深入到伦敦东头工人区，调查了解工人的生活状况，并且写了一些有关工人问题的特写和评论文章[2]。在她的小说《城市姑娘》里，纺织女工耐丽幻想上流阶层的生活，因而被绅士格兰特所引诱导致怀孕，此后耐丽在救世军的救助下度日，产下一子后很快因病夭折。耐丽抱着死去的孩子在医院与格兰特相遇，受救世军队长洛布所感化的格兰特为其安葬了孩子。在结尾，作者暗示耐丽将与工人乔治结婚。这的确是“无产阶级姑娘被资产阶级男人所勾引这样一个老而又老的故事”。
但是，80年代的英国资产阶级评论界早在恩格斯作出评论之前，对这部小说就几乎一致抱持着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这是“自然主义”“左拉主义”的小说，对作者批判资产阶级角色阿瑟·格兰特的态度大为恼火。显然，哈克奈斯对英国生活现实的尖锐的揭露戳了他们的痛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恩格斯才会称赞哈克奈斯这部小说所表现出的勇气：“这种勇气不仅表现在您敢于冒犯傲慢的庸人们而对救世军所作的处理上……您觉得您有把握叙述一个老故事，因为您如实地叙述了它，使它变成新故事。”[1]682-683
可以看出，哈克奈斯的“勇气”首先在于她“敢于冒犯傲慢的庸人们”。虽然她自身也属于小资产阶级，但她对工人阶级的关切是真诚的。哪怕她对时代的革命潜流并不那么敏锐，哪怕她笔下的工人阶级消极迟钝、屈服于命运，她对苦难的伦敦东头工人的同情是真挚的，她对资产阶级自私、虚伪、冷酷本性的抨击也是实实在在的。她揭露自己目光所及的社会问题，并尝试进行解决。所以尽管恩格斯并不认同哈克奈斯为工人阶级安排的最终出路——救世军等慈善组织——本质上是利用资产阶级的支持进行宗教宣传、蛊惑苦难民众放弃反对剥削的斗争，他还是赞扬她敢于站在掌握话语权的阶级对面，实实在在为贫弱的无产阶级群众发声并为此切实遭受批评的勇气。
再者，她“如实地叙述”了资产阶级男人勾引无产阶级姑娘的题材，没有强行添加“一大堆生造的情节和曲意的修饰”来掩盖阶级对立的本质。阶级的尖锐对立就是真实存在的，在这一点上，简单朴素、不加修饰，勇于直面。这亦是一种勇气。她笔下的青年女工耐丽平日给刻薄的裁缝铺老板做手工，诚恳、善良、谦逊、笃信宗教的同时亦贪慕虚荣;幻想贵妇人的生活，结果被已婚资产阶级绅士诱骗产子，失业而走投无路时，就自然地为救世军所收容;甚至最后，她在孩子的墓地上想的也是孩子死去也好，否则活着也将和她一样一生不幸。耐丽的确是一个消极的、毫无自助能力的无产者，但像她这样的消极工人在当时的确存在，且并非少数。而那位“格兰特先生”呢？在哈克奈斯笔下，他“外貌挺漂亮”“性格倒也温顺善良”“热衷于政治”“善于辞令”。除此之外，他还有着当时的英国资产阶级鲜明的特点——自私、虚伪、冷酷、傲慢。他诱骗、玩弄耐丽并把她抛弃之后，很欣赏自己的“忏悔”之意，“常常把自己的妻子比做德利丝;把自己比做卢梭”，“想起卢梭在陆德曼诺公寓巧遇德利丝后向她坦白的场面”;他为救世军队长洛布所感化，為耐丽尽义务——开了两张支票，以此施舍便可替自己的良心赎罪。此时，英国资产阶级狂傲又冷漠的形象跃然纸上。两人的矛盾无疑正是两个阶级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样如实地展现阶级间的矛盾对立亦是一种勇敢。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恩格斯称赞得更多的是哈克奈斯试图追求现实主义写作的勇气，至于她的小说最终所呈现出的，显然还有许多缺点，因为未能反映当时的典型环境，甚至“还不够现实主义”。所以，恩格斯称她“表现了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既是对她所作尝试的一种肯定，同时也是在鼓励她沿着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行，要更深入地了解工人阶级、了解科学的社会主义。这显然是“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50年之久的人”对初尝试现实主义写作的年轻文艺工作者的殷切期盼。
二、“真正艺术家的勇气”之于当今文艺工作者
需要注意的是，任何理论的产生都不可能绝对离开具体理论语境，正如卡冈所说：“风格的结构直接取决于时代的处世态度、时代社会意识的深刻需求，从而成为该文化精神内容的符号。”[3]在革命斗争的时代背景下，恩格斯对文艺作品的点评皆是由革命功利性的视角出发的，他更看重作品在政治、经济、社会层面所具有的价值，而不太在乎作品在艺术层面的价值。马克思、恩格斯所期待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其真实性应当是几乎可与生活真实相等同的。对于这一点，朱立元先生曾指出，马恩的现实主义理论与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理论是有偏离的：“首先，出发点不同，法国现实主义文学是为了真实地再现社会现实，马恩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功利需要着眼;其次，思想基础不同，法国现实主义奉行实证主义哲学，主张对客观世界以自然的精确性加以描写，马恩则坚持唯物史观;再次，理论侧重点有很大不同，法国现实主义强调艺术描写方面的真实性，逼真性和典型性，马恩更注重作品对社会关系的正确把握与表现，前者使真实性服从艺术和审美要求，后者使真实性服从于认识的真理性和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上的价值观念即倾向性，带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功利色彩，而美学色彩相对冲淡了。”[4] 一百多年过去，同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革命年代相比，当今社会早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真正艺术家的勇气”的理论内涵也当随时代而有所更新。这些年间，现实主义之内涵经历了繁复的衍变，衍生出许多的分类：“心理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意象现实主义”“现代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5]……但不论是哪一种现实主义写作，要成为一个有勇气的艺术家，都离不开对当前“典型环境”的持续关注，离不开揭露社会阴暗面的胆识，也离不开“如实地叙述”的能力和勇气。
遥想1920年代，现实主义在我国的启蒙阶段，那时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至今仍被当作现实主义文艺的典范。阿Q不是最早觉醒的那部分革命群众，然而在辛亥革命大环境的影响下，愚昧的阿Q竟也叫嚷着要参加革命了。显然鲁迅笔下的未庄与辛亥革命的典型环境是不曾分割的。鲁迅先生笔下的现实主义文学，字里行间透着当时最需要的、冲破一切黑暗的战斗精神。在那之后，现实主义文学经历起起落落，終于在当代拥有了更大的自由，能够包容多样的创作原则，“官场小说”“寻根文学”“底层文学”等，皆是从不同角度照见社会。譬如莫言的《蛙》，乡村里的妇科医生“姑姑”的身份随着计划生育政策三次起落，由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的“送子娘娘”到坚定执行政策、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再到晚年一心赎罪结果成为代孕行为的帮凶……这个形象非常复杂的典型人物亦是典型环境所造就的。莫言在写作中，也没有一味地歌颂或批判计划生育政策，尽管带着魔幻的色彩，但他终究还是给人一种“如实地叙述”的感觉。我们在《蛙》里，既能看到作者对于政治压抑生命的探讨和反思，更能看到主人公蝌蚪和“姑姑”以赎罪的方式酿造罪恶、以阻止悲剧的方式造成更大的悲剧，而作者对这样沉浸于反思却不关心当下的行径做了不动声色的质疑与批判。再譬如去年热播的家庭电视剧《都挺好》的原著小说，“大女主”苏明玉精明能干，可背后却是她一地鸡毛的原生家庭：苏母精明强势、苏父懦弱自私、苏明哲“圣母”老好人、苏明成巨婴不治，一家人矛盾不断……网络作家阿耐的文笔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相比，自然相去甚远，但小说引起讨论的重男轻女、啃老、养老难等话题无一不是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仅从观照现实、揭露社会问题、引起反思的角度看，可以说两部小说同样都体现着“真正艺术家的勇气”。
三、结语
革命年代虽然远去，但任何一个时代都呼唤“真正艺术家的勇气”。孔子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6]。文学是具有功利性的，它要求作家和批评家永远以现实为依据来观照文学。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今社会，我们更加需要有“勇气”的文艺工作者，沉下来，深入体验生活，正确认识社会，关心人的命运，关注人的解放。笔者以为“真正艺术家的勇气”之内涵在当下合该如此——勇于肩负关心全人类的社会责任感、勇于发现问题、勇于如实地揭露、勇于剖析与反思。惟其如此，现实主义文艺作品的时代透视力与艺术生命力方可得以长存。
参考文献：
[1]恩格斯.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2.
[2]朱建良.科学的文艺批评的典范——重读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J].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2）：64-69.
[3]卡冈.文化系统中的艺术[C]//中国艺术研究院，《世界艺术与美学》编辑委员会，编.世界艺术与美学（第六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146.
[4]朱立元.偏离与错位——对马克思、恩格斯现实主义理论的历史反思[J].上海文论，1989（1）：45-74.
[5]徐芳.革命语境中的现实主义——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解读[J].咸宁师专学报，2000（1）：19-23.
[6]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208.
作者简介：林贺曦，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恩格斯;真正艺术家的勇气;现实主义;社会问题
1888年4月初，晚年恩格斯读了女作家玛·哈克奈斯转寄来的小说《城市姑娘》，写下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致玛·哈克奈斯》。他当时也许未曾想到，这封信中所提到的关于现实主义创作的理论问题将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占据重要地位。迄今关于这封信的探讨主要还是围绕恩格斯那段经典的批评，即委婉地指出哈克奈斯未能“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艺术典型理论此后始终作为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核心问题，在百年间持续引起文艺评论界的讨论。
但在这段批评前，其实还有一段对哈克奈斯女士的褒奖，恩格斯说道：“您的小说，除了它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以外，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它表现了真正艺术家的勇气。”[1]682为了理解这段话中恩格斯为什么称《城市姑娘》展现了“真正艺术家的勇气”，这“勇气”又有何意指，我们就必须抛却当下的成见，回到1888年，站在时代的大背景中体悟。
一、“真正艺术家的勇气”之于玛·哈克奈斯
19世纪80年代写作《城市姑娘》的英国女作家玛·哈克奈斯虽属于小资产阶级，但却具有社会主义的倾向。她在80年代初就经常深入到伦敦东头工人区，调查了解工人的生活状况，并且写了一些有关工人问题的特写和评论文章[2]。在她的小说《城市姑娘》里，纺织女工耐丽幻想上流阶层的生活，因而被绅士格兰特所引诱导致怀孕，此后耐丽在救世军的救助下度日，产下一子后很快因病夭折。耐丽抱着死去的孩子在医院与格兰特相遇，受救世军队长洛布所感化的格兰特为其安葬了孩子。在结尾，作者暗示耐丽将与工人乔治结婚。这的确是“无产阶级姑娘被资产阶级男人所勾引这样一个老而又老的故事”。
但是，80年代的英国资产阶级评论界早在恩格斯作出评论之前，对这部小说就几乎一致抱持着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这是“自然主义”“左拉主义”的小说，对作者批判资产阶级角色阿瑟·格兰特的态度大为恼火。显然，哈克奈斯对英国生活现实的尖锐的揭露戳了他们的痛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恩格斯才会称赞哈克奈斯这部小说所表现出的勇气：“这种勇气不仅表现在您敢于冒犯傲慢的庸人们而对救世军所作的处理上……您觉得您有把握叙述一个老故事，因为您如实地叙述了它，使它变成新故事。”[1]682-683
可以看出，哈克奈斯的“勇气”首先在于她“敢于冒犯傲慢的庸人们”。虽然她自身也属于小资产阶级，但她对工人阶级的关切是真诚的。哪怕她对时代的革命潜流并不那么敏锐，哪怕她笔下的工人阶级消极迟钝、屈服于命运，她对苦难的伦敦东头工人的同情是真挚的，她对资产阶级自私、虚伪、冷酷本性的抨击也是实实在在的。她揭露自己目光所及的社会问题，并尝试进行解决。所以尽管恩格斯并不认同哈克奈斯为工人阶级安排的最终出路——救世军等慈善组织——本质上是利用资产阶级的支持进行宗教宣传、蛊惑苦难民众放弃反对剥削的斗争，他还是赞扬她敢于站在掌握话语权的阶级对面，实实在在为贫弱的无产阶级群众发声并为此切实遭受批评的勇气。
再者，她“如实地叙述”了资产阶级男人勾引无产阶级姑娘的题材，没有强行添加“一大堆生造的情节和曲意的修饰”来掩盖阶级对立的本质。阶级的尖锐对立就是真实存在的，在这一点上，简单朴素、不加修饰，勇于直面。这亦是一种勇气。她笔下的青年女工耐丽平日给刻薄的裁缝铺老板做手工，诚恳、善良、谦逊、笃信宗教的同时亦贪慕虚荣;幻想贵妇人的生活，结果被已婚资产阶级绅士诱骗产子，失业而走投无路时，就自然地为救世军所收容;甚至最后，她在孩子的墓地上想的也是孩子死去也好，否则活着也将和她一样一生不幸。耐丽的确是一个消极的、毫无自助能力的无产者，但像她这样的消极工人在当时的确存在，且并非少数。而那位“格兰特先生”呢？在哈克奈斯笔下，他“外貌挺漂亮”“性格倒也温顺善良”“热衷于政治”“善于辞令”。除此之外，他还有着当时的英国资产阶级鲜明的特点——自私、虚伪、冷酷、傲慢。他诱骗、玩弄耐丽并把她抛弃之后，很欣赏自己的“忏悔”之意，“常常把自己的妻子比做德利丝;把自己比做卢梭”，“想起卢梭在陆德曼诺公寓巧遇德利丝后向她坦白的场面”;他为救世军队长洛布所感化，為耐丽尽义务——开了两张支票，以此施舍便可替自己的良心赎罪。此时，英国资产阶级狂傲又冷漠的形象跃然纸上。两人的矛盾无疑正是两个阶级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样如实地展现阶级间的矛盾对立亦是一种勇敢。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恩格斯称赞得更多的是哈克奈斯试图追求现实主义写作的勇气，至于她的小说最终所呈现出的，显然还有许多缺点，因为未能反映当时的典型环境，甚至“还不够现实主义”。所以，恩格斯称她“表现了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既是对她所作尝试的一种肯定，同时也是在鼓励她沿着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行，要更深入地了解工人阶级、了解科学的社会主义。这显然是“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50年之久的人”对初尝试现实主义写作的年轻文艺工作者的殷切期盼。
二、“真正艺术家的勇气”之于当今文艺工作者
需要注意的是，任何理论的产生都不可能绝对离开具体理论语境，正如卡冈所说：“风格的结构直接取决于时代的处世态度、时代社会意识的深刻需求，从而成为该文化精神内容的符号。”[3]在革命斗争的时代背景下，恩格斯对文艺作品的点评皆是由革命功利性的视角出发的，他更看重作品在政治、经济、社会层面所具有的价值，而不太在乎作品在艺术层面的价值。马克思、恩格斯所期待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其真实性应当是几乎可与生活真实相等同的。对于这一点，朱立元先生曾指出，马恩的现实主义理论与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理论是有偏离的：“首先，出发点不同，法国现实主义文学是为了真实地再现社会现实，马恩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功利需要着眼;其次，思想基础不同，法国现实主义奉行实证主义哲学，主张对客观世界以自然的精确性加以描写，马恩则坚持唯物史观;再次，理论侧重点有很大不同，法国现实主义强调艺术描写方面的真实性，逼真性和典型性，马恩更注重作品对社会关系的正确把握与表现，前者使真实性服从艺术和审美要求，后者使真实性服从于认识的真理性和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上的价值观念即倾向性，带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功利色彩，而美学色彩相对冲淡了。”[4] 一百多年过去，同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革命年代相比，当今社会早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真正艺术家的勇气”的理论内涵也当随时代而有所更新。这些年间，现实主义之内涵经历了繁复的衍变，衍生出许多的分类：“心理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意象现实主义”“现代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5]……但不论是哪一种现实主义写作，要成为一个有勇气的艺术家，都离不开对当前“典型环境”的持续关注，离不开揭露社会阴暗面的胆识，也离不开“如实地叙述”的能力和勇气。
遥想1920年代，现实主义在我国的启蒙阶段，那时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至今仍被当作现实主义文艺的典范。阿Q不是最早觉醒的那部分革命群众，然而在辛亥革命大环境的影响下，愚昧的阿Q竟也叫嚷着要参加革命了。显然鲁迅笔下的未庄与辛亥革命的典型环境是不曾分割的。鲁迅先生笔下的现实主义文学，字里行间透着当时最需要的、冲破一切黑暗的战斗精神。在那之后，现实主义文学经历起起落落，終于在当代拥有了更大的自由，能够包容多样的创作原则，“官场小说”“寻根文学”“底层文学”等，皆是从不同角度照见社会。譬如莫言的《蛙》，乡村里的妇科医生“姑姑”的身份随着计划生育政策三次起落，由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的“送子娘娘”到坚定执行政策、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再到晚年一心赎罪结果成为代孕行为的帮凶……这个形象非常复杂的典型人物亦是典型环境所造就的。莫言在写作中，也没有一味地歌颂或批判计划生育政策，尽管带着魔幻的色彩，但他终究还是给人一种“如实地叙述”的感觉。我们在《蛙》里，既能看到作者对于政治压抑生命的探讨和反思，更能看到主人公蝌蚪和“姑姑”以赎罪的方式酿造罪恶、以阻止悲剧的方式造成更大的悲剧，而作者对这样沉浸于反思却不关心当下的行径做了不动声色的质疑与批判。再譬如去年热播的家庭电视剧《都挺好》的原著小说，“大女主”苏明玉精明能干，可背后却是她一地鸡毛的原生家庭：苏母精明强势、苏父懦弱自私、苏明哲“圣母”老好人、苏明成巨婴不治，一家人矛盾不断……网络作家阿耐的文笔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相比，自然相去甚远，但小说引起讨论的重男轻女、啃老、养老难等话题无一不是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仅从观照现实、揭露社会问题、引起反思的角度看，可以说两部小说同样都体现着“真正艺术家的勇气”。
三、结语
革命年代虽然远去，但任何一个时代都呼唤“真正艺术家的勇气”。孔子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6]。文学是具有功利性的，它要求作家和批评家永远以现实为依据来观照文学。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今社会，我们更加需要有“勇气”的文艺工作者，沉下来，深入体验生活，正确认识社会，关心人的命运，关注人的解放。笔者以为“真正艺术家的勇气”之内涵在当下合该如此——勇于肩负关心全人类的社会责任感、勇于发现问题、勇于如实地揭露、勇于剖析与反思。惟其如此，现实主义文艺作品的时代透视力与艺术生命力方可得以长存。
参考文献：
[1]恩格斯.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2.
[2]朱建良.科学的文艺批评的典范——重读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J].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2）：64-69.
[3]卡冈.文化系统中的艺术[C]//中国艺术研究院，《世界艺术与美学》编辑委员会，编.世界艺术与美学（第六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146.
[4]朱立元.偏离与错位——对马克思、恩格斯现实主义理论的历史反思[J].上海文论，1989（1）：45-74.
[5]徐芳.革命语境中的现实主义——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解读[J].咸宁师专学报，2000（1）：19-23.
[6]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208.
作者简介：林贺曦，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