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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经济上半年成绩单，新动能表现“亮眼”。有专家测算，新动能对我国经济的支撑力已达30%。以分享经济、平台经济、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新动能，激活了消费，支撑了新增就业，促进了传统产业的升级，成为牵引中国经济未来的火车头。
当下，中国经济正从新旧动能转换的胶着期，步入新动能加速扩张的关键期。国务院研究室综合经济司原司长范必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总体来讲，新经济、新动能还没有能够对冲投资增速下降和中美贸易摩擦所带来的影响。”
新形势下，如何深层次分析和观察新动能？新旧动能转换的路径是什么？约束新旧动能进一步转换的障碍又在哪里？
什么是“新经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解释。概况地讲，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大格局下，由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产生的现代经济，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绿色经济、开放经济、共享经济和数字经济。
“原来的工业体系或组织方式，正在逐渐被一个网络化、数字化的体系替换、转换和迁移，这个迁移的速度在加快。”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高红兵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在他看来，移动互联网出现以后，智能终端、云计算、大数据兴起以后，技术开始变成一个经济社会的基础设施，“当它变成基础设施的时候，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不断生产数据、沉淀数据，变成了推动经济变革、转型、升级的一个巨大的发动机。”
小狗电器互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瑞章说，过去传统的3C卖场，效率低、成本高，“从2007年转到线上以后，通过海外B2C的模式，目前我们把产品卖向全球大概80个国家，通过阿里巴巴的数据，了解俄罗斯、西班牙、法国等市场，现在我们在当地可以和飞利浦、伊莱克斯等世界顶级对手竞争。”
新经济也有老问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马晓河关注到新经济“走捷径”的问题，“比如，我们新经济也是加工组装，像机器人、无人机几乎都是加工组装，处于低端。再比如，许多的互联网信息化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平台，平台不是创造新增长，创造的是一个更加便捷的销售平台。”
他认为，首先应该是对传统的替代，然后才是做效益，使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使经济增长效率提高，再从旧经济变成新经济。
马晓河表示，新动能是在新的供求基础上形成的新的供求动态平衡，不是单方面的供给增加，“单方面的供给增加不会带来新动能，只有新动能跟新需求相对接才是新动能，没有新需求，新供给只是一个库存。”
发展新动能，并不局限于发展新产业。
“新动能真正能夠对整个经济增长起到带动作用，有两层意思，一是基于新经济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这点大家都有共识。还有一点，传统产业中新形成的先进产能，也是新动能。”马晓河说。
“如果我们只考虑新产业，不考虑传统产业中新的生产能力，是有极大的局限性的。”马晓河认为，我们国家目前传统产业与新兴业态、传统动能与新动能将长期并存，“不同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也不可能同步转向新经济、新动能”。
对目前各地在发展新经济、新动能中存在的盲目发展、一哄而上或一哄而下的现象，马晓河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我们过去的产业发展趋同现象非常严重，现在看各个省的产业指导目录，新的一轮产业结构仍旧趋同，而且这种趋同还是低水平的。”
而一些地区急于把很多传统产业关闭、淘汰，造成的损失新业态又无法弥补。马晓河举例说，传统的电解铝企业，是“两高一资”即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企业，一概都被看作是旧动能关掉，“我们国家是全世界少有的、有完整国民经济体系的国家，要看到它在整个供应链条中是不可缺少的。虽然这个行业存在高污染、高耗能的现象，但是经过改造，能耗比较低、排放比较少、环保能力比原来旧的项目要好很多，这是传统产能中焕发出来的新的生产能力。”
范必对此也持相同观点，“我们现在的新经济真正能够与世界比肩的原创性产业，还比较弱小，而传统产业中更新改造的先进产能，可能将来占的比重还是会比较高。”
“新动能主要来自改革。”杨伟民在瞭望智库主办的未来新经济高峰论坛上说，约束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是遇到了一些体制机制的障碍。
“我们一方面喊新动能，另一方面当新的业态、新的商业模式出现，出台的法律法规或是监管并不是给它动力，使它能够发展壮大，而是使它能迅速地消灭或者是被重创或者是被打击，这需要深刻的思考。”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说。
高红兵也认为，新经济发展最大的一个障碍来自于治理层面，政府监管的手段和方式需要改变。“工业经济转型到数字经济上来，基于原来工业经济的治理方式、治理体系并没有同步移过来，是滞后的。”高红兵认为，电子商务这个领域能够快速成长起来，因为国家采取了包容的、开放的政策，也是改革开放的一个结果。
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是范必关心的一个问题。“首先是规划，现在各地各部门审批项目，都是要以规划和产业政策为依据，没有纳入规划的不批。各种规划、政策的水平是不一样的，有的是有前瞻性的，也有很多制定的时间比较短、质量不太高、预见性比较差。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大量先进的产能、引领行业发展的新项目，因为僵化的执行规划和产业政策没有办法获得批准。”
为此，范必建议，发展新动能，应少规划、多扶持，减少不必要的规划，“总体上这些规划是指导性的，不应当是约束性的”。
马晓河则建议，第一要深化改革，继续大幅度减少审批事项，要真减少，不能转移，要彻底取消。第二要大幅度减税。此外，国家产业政策要转型，由过去选择性产业政策转向功能性产业政策，对所有的企业提供公共服务，营造一个大家共同竞争的环境。
培育新动能不是靠一两项政策可以解决的。“培育新动能需要突破条块分割体制，构建新的政策体系。”范必认为，这个体系应当包括财政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投资政策、土地政策和行业政策等一揽子政策，这些政策又需要各地有针对性地制定配套措施。
当下，中国经济正从新旧动能转换的胶着期，步入新动能加速扩张的关键期。国务院研究室综合经济司原司长范必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总体来讲，新经济、新动能还没有能够对冲投资增速下降和中美贸易摩擦所带来的影响。”
新形势下，如何深层次分析和观察新动能？新旧动能转换的路径是什么？约束新旧动能进一步转换的障碍又在哪里？
对接新需求
什么是“新经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解释。概况地讲，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大格局下，由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产生的现代经济，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绿色经济、开放经济、共享经济和数字经济。
“原来的工业体系或组织方式，正在逐渐被一个网络化、数字化的体系替换、转换和迁移，这个迁移的速度在加快。”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高红兵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在他看来，移动互联网出现以后，智能终端、云计算、大数据兴起以后，技术开始变成一个经济社会的基础设施，“当它变成基础设施的时候，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不断生产数据、沉淀数据，变成了推动经济变革、转型、升级的一个巨大的发动机。”
小狗电器互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瑞章说，过去传统的3C卖场，效率低、成本高，“从2007年转到线上以后，通过海外B2C的模式，目前我们把产品卖向全球大概80个国家，通过阿里巴巴的数据，了解俄罗斯、西班牙、法国等市场，现在我们在当地可以和飞利浦、伊莱克斯等世界顶级对手竞争。”
新经济也有老问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马晓河关注到新经济“走捷径”的问题，“比如，我们新经济也是加工组装，像机器人、无人机几乎都是加工组装，处于低端。再比如，许多的互联网信息化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平台，平台不是创造新增长，创造的是一个更加便捷的销售平台。”
他认为，首先应该是对传统的替代，然后才是做效益，使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使经济增长效率提高，再从旧经济变成新经济。
马晓河表示，新动能是在新的供求基础上形成的新的供求动态平衡，不是单方面的供给增加，“单方面的供给增加不会带来新动能，只有新动能跟新需求相对接才是新动能，没有新需求，新供给只是一个库存。”
传统动能与新动能将长期并存
发展新动能，并不局限于发展新产业。
“新动能真正能夠对整个经济增长起到带动作用，有两层意思，一是基于新经济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这点大家都有共识。还有一点，传统产业中新形成的先进产能，也是新动能。”马晓河说。
“如果我们只考虑新产业，不考虑传统产业中新的生产能力，是有极大的局限性的。”马晓河认为，我们国家目前传统产业与新兴业态、传统动能与新动能将长期并存，“不同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也不可能同步转向新经济、新动能”。
对目前各地在发展新经济、新动能中存在的盲目发展、一哄而上或一哄而下的现象，马晓河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我们过去的产业发展趋同现象非常严重，现在看各个省的产业指导目录，新的一轮产业结构仍旧趋同，而且这种趋同还是低水平的。”
而一些地区急于把很多传统产业关闭、淘汰，造成的损失新业态又无法弥补。马晓河举例说，传统的电解铝企业，是“两高一资”即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企业，一概都被看作是旧动能关掉，“我们国家是全世界少有的、有完整国民经济体系的国家，要看到它在整个供应链条中是不可缺少的。虽然这个行业存在高污染、高耗能的现象，但是经过改造，能耗比较低、排放比较少、环保能力比原来旧的项目要好很多，这是传统产能中焕发出来的新的生产能力。”
范必对此也持相同观点，“我们现在的新经济真正能够与世界比肩的原创性产业，还比较弱小，而传统产业中更新改造的先进产能，可能将来占的比重还是会比较高。”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新动能主要来自改革。”杨伟民在瞭望智库主办的未来新经济高峰论坛上说，约束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是遇到了一些体制机制的障碍。
“我们一方面喊新动能，另一方面当新的业态、新的商业模式出现，出台的法律法规或是监管并不是给它动力，使它能够发展壮大，而是使它能迅速地消灭或者是被重创或者是被打击，这需要深刻的思考。”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说。
高红兵也认为，新经济发展最大的一个障碍来自于治理层面，政府监管的手段和方式需要改变。“工业经济转型到数字经济上来，基于原来工业经济的治理方式、治理体系并没有同步移过来，是滞后的。”高红兵认为，电子商务这个领域能够快速成长起来，因为国家采取了包容的、开放的政策，也是改革开放的一个结果。
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是范必关心的一个问题。“首先是规划，现在各地各部门审批项目，都是要以规划和产业政策为依据，没有纳入规划的不批。各种规划、政策的水平是不一样的，有的是有前瞻性的，也有很多制定的时间比较短、质量不太高、预见性比较差。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大量先进的产能、引领行业发展的新项目，因为僵化的执行规划和产业政策没有办法获得批准。”
为此，范必建议，发展新动能，应少规划、多扶持，减少不必要的规划，“总体上这些规划是指导性的，不应当是约束性的”。
马晓河则建议，第一要深化改革，继续大幅度减少审批事项，要真减少，不能转移，要彻底取消。第二要大幅度减税。此外，国家产业政策要转型，由过去选择性产业政策转向功能性产业政策，对所有的企业提供公共服务，营造一个大家共同竞争的环境。
培育新动能不是靠一两项政策可以解决的。“培育新动能需要突破条块分割体制，构建新的政策体系。”范必认为，这个体系应当包括财政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投资政策、土地政策和行业政策等一揽子政策，这些政策又需要各地有针对性地制定配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