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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耕地质量退化问题日益严重的现实背景下，以湖北省650户农户调查问卷数据为基础，对比分析不同类型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与偏向的差异，并运用Probit模型研究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户进行耕地质量保护投入的比例随着兼业程度的加深而降低：纯农户、I兼农户与II兼农户相应比例分别为58.99%、45.92%和44.44%。不同类型农户采取资金偏向型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的比例均高于劳动偏向型投入。回归结果显示，兼业分化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具有显著负向作用，但这种负向效应随兼业程度加深而减弱。I兼分化与II兼分化对农户不同偏向型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I兼分化仅对资金偏向型投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II兼分化仅对劳动偏向型投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此外，户主受教育程度、村干部身份、田间有机耕路、了解过量施用化肥的危害、意识到耕地质量退化问题、具有耕地质量保护责任意识以及接受过农业技术指导都对农户的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关键词 农户；耕地质量保护；劳动偏向；资金偏向；兼业分化
中图分类号 F301.2；F3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5）12-0105-08
“民以食为天，食以地为本”，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耕地质量对于以不足世界10%耕地养活世界22%人口的中国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高投入、高产出和高资源环境代价的农业增长模式导致中国耕地质量退化问题日益突出。其中，作为反映耕地质量的重要指标，中国耕地的土壤表层有机质含量已下降至欧美发达国家的25%-40%[1]。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地矛盾将愈发突出[2]，耕地数量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减少[3]。这意味着，在耕地资源持续减少而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如果不能解决耕地质量退化问题，势必将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但是，当前耕地保护整体效果不容乐观，尤其是耕地质量呈现了总体下降趋势[4]。因此，在资源环境硬约束的背景下，如何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遏制耕地质量下降势头，已成为中国保障口粮有效供给，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迫在眉睫的课题，也是理论界和政府部门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近年来，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问题展开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自然科学领域通过田间试验方法研究耕地质量改良技术应用及其对作物生长性状、产量等方面的影响[5-6]。二是农户耕地保护认知与意愿研究。例如，陈美球等[7]分析了农户有机肥投入意愿，以及水利建设和土壤改良资金投入意愿，发现农户家庭特征与耕地条件是主要影响因素。三是农户耕地质量保护特定技术或措施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例如，褚彩虹等[8]分析了农户施用有机肥与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信息可获得性相关因素是影响农户采纳相关技术的重要因素。还有较多学者就农地产权因素与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例如，马贤磊[9]、黄季焜、冀县卿[10]发现稳定的农地产权能显著激励农户进行土壤保护性投资。这些研究表明依靠耕地质量提升以保障粮食增产具有巨大潜力，但保护耕地质量是一项重大工程，仅有政府的参与不足以解决问题，因为农户才是耕地的直接使用者，在耕地质量保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7]。然而，现有文献往往将务农群体整体化研究，忽略了农户分化的现实。随着时代变迁与经济社会发展，农户兼业程度不断加深，兼业农户比例逐年上升[11]，农户禀赋差异性的自我积累与循环最终造成了农户分化的现实[12]。由于资源禀赋差异，不同类型农户对市场、政策等外部环境的响应以及由此引起的耕地利用方式也必然会有所差异[13]。在这种背景下，部分学者已基于农户分化视角对耕地利用问题展开大量研究，但主要集中在耕地利用效率与耕地流转等方面，而兼业分化视角下的农户耕地质量保护研究则鲜见报道。例如，许恒周等[2]发现农户的职业分化与经济分化对耕地利用效率具有正向影响。郭丽娟、李富忠[14]发现农户兼业程度与土地利用效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张学敏[15]研究了离农分化对农户承包地退出的影响。聂建亮、钟涨宝[16]则分析了农户分化程度对土地流转行为及规模的影响。
此外，以往文献大多是以特定的某项技术或措施为例，分析农户的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但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种技术或措施的配合，局限于个别技术或措施的需求意愿或使用行为分析，可能无法全面反映农户决策过程。不仅如此，不同耕地质量保护措施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例如修整农田水渠、使用农家肥等需要耗费大量劳工，具有较强的劳动偏向特点，而施用商品有机肥、使用机械化秸秆还田等则具有明显的资金偏向特点，据此可知不同类型农户投入决策可能会存在异质性，因为他们的劳动与资金禀赋状况不同。鉴于此，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粮食主产区农户调查数据，重点分析三个问题：第一，不同兼业分化程度下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与偏向是否存在差异？第二，兼业分化是否为影响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关键因素之一？第三，兼业分化的影响是否会因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偏向不同而存在异质性？
1 数据来源与样本情况
1.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课题组对湖北省粮食种植农户的随机抽样调查。具体调研区域主要集中在仙桃、公安、松滋、石首、宜城、南漳以及襄州，这七个县（市、区）粮食生产水平较高，但耕地过度利用情况也较为严重，同时这些地区农户兼业特征明显，具有较高代表性。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根据经济状况、距离县城远近在每个县市随机选择2-3个乡镇，在每个乡镇随机抽取2-3个村，最后在每个样本村随机调查8-10 户农户，由课题组成员进行一对一问卷调查与访谈以及后期对部分信息的补充调查。调查问卷主要涵盖了农户家庭劳动力结构情况、收入状况、农业生产情况以及耕地利用状况等内容。该调查分别于2013年和2014年分两期进行，共调查样本农户656户，剔除信息不足及问题答案前后不一致问卷后，本文采用的样本为650户。 1.2 概念界定
根据对耕地质量的影响，农户在耕地利用过程中的保护性投入行为是指有利于耕地质量保持或提升的生产行为，例如秸秆还田、种植绿肥、施用农家肥、商品有机肥、测土配方施肥与施用石灰、石膏等土壤调理剂等增加土壤有机质与改良土壤结构的措施，以及整修水渠、回收农膜、土地平整与深松耕地等提高土壤保水、保土和保肥能力，减少土壤板结的措施。其中，相较于维持基本生产的耕作措施，种植绿肥、施用农家肥、施用石灰等土壤调理剂、整修水渠、回收农膜等措施需要农户额外投工投劳，属于劳动偏向型措施。相对而言，秸秆还田在样本地区基本是通过大型农机在收割同时将秸秆粉碎直接还田进行，农户只需要购买相应服务即可，因此属于资金偏向型措施；类似地，购买使用商品有机肥、测土配方施肥、土地平整以及深松耕地等都属于资金偏向型措施。
本文所指兼业分化是指农户在从事农业的同时，参与非农生产活动并获得相应非农收入，造成农户收入结构产生分化。学者们一般用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来表示农户兼业分化程度，并据此将农户划分为不同类型，小于10%的农户为纯农户，10%-50%的农户为I兼农户，超过50%的农户为II兼农户[11]。本文同样参照此方法对样本农户进行划分。
1.3 样本农户兼业分化程度与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特征
兼业经营已成样本地区农户获取额外甚至主要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调查发现仅有约16%的农户无任何非农收入来源，其余84%的农户均表示具有非农收入。从兼业分化类型来看，纯农户为139户，占样本总体的21.38%；其次是I兼农户，为196户，占比30.15%；最多的是II兼农户，为315户，占比48.46%（见表1）。
调查发现，样本地区农户采用的耕地质量保护措施主要有秸秆还田、施用商品有机肥、整修水渠、施用农家肥、测土配方施肥、回收地膜与深松耕地等。整理后发现，样本农户进行耕地保护投入的比例随着兼业程度的加深而降低。具体而言，纯农户进行耕地保护性投入的比例最高，达到该类农户的58.99%，其次为I兼农户，比例为45.92%，II兼农户的比例最低，为44.44%（见表1）。
此外，调查还显示，各类农户均倾向于采取资金偏向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而较少采用劳动偏向型措施，这与当前农业生产实际是相符合的（见表1）。随着非农就业机会增多，农民的务农机会成本越来越高，农村“请工难”、“换工难”现象时有发生，农业生产大量环节逐渐被广泛应用的机械替代；与此同时，随着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农业劳动力体力资本逐渐弱化，劳动强度高的耕作措施逐渐被放弃，省工的耕作方式则成为农户的首选。不过，不同兼业程度农户对两类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投入行为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农户采取劳动偏向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比例随着兼业程度的提高而降低，分别占纯农户、I兼农户和II兼农户的28.78%、24.49%和15.87%。然而，尽管纯农户进行资金偏向型投入的比例依然最高，达到48.20%，但I兼农户的比例却最低，为35.20%，II兼农户的比例则居中，为42.54%。这种差异可能与I兼农户和II兼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资金对劳动可替代程度不同有关。
2 理论分析、模型设定与变量描述2.1 理论分析
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受到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除了兼业分化特征外，依据理性小农学派的农户行为理论，并借鉴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通过对样本农户的实地调研分析，本文将其它可能影响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的因素归纳为农户特征变量、耕作条件变量，以及信息认知变量三类。
2.1.1 兼业分化变量
作为农业生产的微观单元，农户的集体决策与行为实际上是农户充分利用其资源禀赋，进行生产、消费与闲暇决策，实现农户所有成员联合福利最大化的过程。农户分化是农户依据自身资源禀赋对家庭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与非农生产之间重新配置的结果。务农机会成本上涨，将不可避免导致农户减少其家庭成员的农业劳动投入时间。进一步地，这种务农劳动力减损效应会使得农户减少在耕地质量保护方面的劳动投入，而仅仅投入维持基本生产的必要劳动。除草剂的大量使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因为它会显著节省农户的劳动投入。因此，兼业分化对农户的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可能具有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非农经营活动的增加会大幅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即兼业分化具有收入增加效应。收入水平越高，农户对耕地保护的投入能力越高[17]，进行耕地保护可能性也越大，例如农作物秸秆的机械化还田与深松耕地都需要及时投入资金以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但农户的具体行为不仅与其能力有关，还取决于其主观意识。已有研究表明，在经济条件较差、耕地经营是农户主要收入来源的地区，农户的耕地保护意识相对更强些[18]。在农户分化之初，农业是农民收入的唯一来源，耕地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本，农民具有较高的耕地质量保护意识。但随着兼业分化程度加深，“种地不划算”使得农民逐渐不愿意对耕地进行保护性投入，农户虽更有能力进行保护性投入，但他们的积极性已不高，意识也相对淡薄。从这个角度看，兼业分化对农户的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具有不利影响。因此，兼业分化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的影响在理论上难以确定，尚待实证检验。
2.1.2 控制变量
（1）农户特征变量。该类变量包括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为村干部以及农户劳动力数量四个变量。一般认为，户主年龄低的农户对于耕地质量保护相关技术（例如测土配方施肥等新型技术）的接受程度要高于年龄稍长的农户[8]，但年龄高又意味着务农经验丰富，也耐于吃苦，对于采用施用农家肥这类“脏活、累活”的可能性反而更高，因此户主年龄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的影响方向不确定。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户往往更易于接受新知识，对耕地质量保护的认知度以及对相关技术的应用能力也高于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户，因而采取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可能性更高[9]。村干部往往担负着耕地质量保护的宣传、带头作用，因而预期村干部的身份会提高农户采取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可能性。最后，耕地保护措施采纳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农户是否有足够的劳动力，预期劳动力越多的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可能性越高[7]。 （2）耕作条件变量。该类变量包括人均经营耕地规模、地块数量以及田间是否有机耕路三个变量。人均经营耕地规模越大，地块数量越多，农户进行耕地质量保护投入的成本可能越大[8]，因而农户采取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可能性越小。但较大的耕地经营规模同时也意味着耕地质量保护投入容易获得规模效应，农户对耕地的重视程度以及采取保护性投入的积极性也更高，因此也存在提高农户进行保护性投入的可能性[7]。农田机耕路有利于农业机械的应用，便于农户进行机械化秸秆还田、土地平整、深松耕地以及运输耕地质量改良物资等，能节省农户的劳动投入，因而预期影响为正。
（3）信息认知变量。获得正确且充分的信息，是农户形成耕地质量保护意识并有效实施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重要前提。本文预期，农户认识到过量施用化肥对耕地质量的危害、感知到耕地质量退化问题，均有助于提高农户进行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的可能性；若农户认为自己是耕地质量保护主要责任人，则其进行保护性投入的可能性更大；曾经接受过农业技术指导的农户，往往了解更多科学种田知识，预期进行保护性投入的可能性更高。
上述理论分析并未区分各变量对劳动偏向型与资金偏向型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的影响可能存在的差异。不过，可以预期的是，各变量对两类投入的影响差异与其对农户劳动力与资金可用程度的影响有关。
2.2 模型选择
针对3个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变量，本文设定了3个模型，分别为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y1）、劳动偏向型投入行为（y2）、资金偏向型投入行为（y3）的影响因素模型。由于农户是否采取某种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y）属于典型的二分类离散变量，较为常用的方法是运用Probit和Logistic等二元选择模型进行分析，两种方法在估计结果方面并无明显差异。本文选用了Probit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农户进行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y=1）的概率可表示为：
其中，β0为截距项，X为上文所讨论的各自变量向量，β为各自变量的待估系数向量，ε为随机扰动项。由于该模型为非线性模型，不能满足最小二乘法估计的前提条件，故采用最大似然法进行估计。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非线性模型中，第i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βi并非边际效应（Marginal effects），在估计出其参数值后还需进行如下转换，才可得到各因素对因变量影响的边际效应：
2.3 变量描述
上文理论分析中所选取的各自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3 实证分析结果与讨论3.1 估计结果 本部分基于调查数据，运用Stata12统计软件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Probit模型估计，参数估计结果与模型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总体来看，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各变量的系数符号基本符合预期。
3.2 估计结果分析与讨论
3.2.1 兼业分化的影响
模型I回归结果显示，I 兼分化与II兼分化均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兼业分化会显著降低农户进行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当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从农业生产转向非农活动后，他们经营耕地更多是以满足口粮自给自足为目的，而不再追求高产出，自然更不会关注耕地生产力与可持续利用，对耕地进行保护性投入的积极性也因此不高。当然，这也与农户内部劳动力在农业与非农之间重新配置有关，务农劳动力的缺乏显然会导致农户疏忽或放弃对耕地的管理。
不过，我们发现兼业分化的负向作用并未随兼业程度加深而增强，反而呈弱化趋势。这意味着，农户进行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的可能性并不必然随着兼业分化程度加深而降低。经测算，I 兼分化与II兼分化的边际效应分别为-0.169和-0.126，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I兼分化与II兼分化将分别使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的概率降低16.9%和12.6%。这与I兼分化和II兼分化带来的劳动力损失效应与收入增加效应程度不同有关。尽管II兼分化的劳动力损失效应大于I兼分化，但其收入增加效应同样也大于I兼分化。尤其在当前农业生产活动模型II与III结果显示，I 兼分化与II兼分化对劳动偏向型与资金偏向型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劳动偏向型投入方面，仅II兼分化的负向作用在5%水平上显著。边际效应结果显示，II兼分化将造成农户进行劳动偏向型投入的概率降低10.3%。在资金偏向型投入方面，仅I 兼分化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会导致农户投入概率降低14.5%。相对而言，II兼分化意味着农户会投入更多劳动至非农活动，获得更高比重非农收入，投资于资金偏向型措施的能力更高，但其农业劳动投入也相应更加缺乏，使得他们采取劳动偏向型投入的可能性要显著低于其他农户；I 兼分化的劳动力损失相对低一些，但其以资本替代劳动的能力同样弱一些，因此造成农户采取资金偏向型投入的可能性更低。
3.2.2 控制变量的影响
（1）农户特征中，仅户主受教育程度与村干部身份变量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的影响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具有正向影响，且在3个模型中均显著，与预期相符。这表明，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户进行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的概率越高。此外，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农户进行资金偏向型投入概率的正向效应要大于对劳动偏向型投入的影响，二者分别为2.5%与1.6%。这可能与资金偏向型投入对人力资本要求更高有关，譬如测土配方施肥则需要农户至少能了解氮磷钾配比知识。
村干部身份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具有正向影响，且在模型I 中通过显著性检验，与预期相符。边际效应结果显示，村干部身份将使农户进行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的概率提高11.1%。这是由村干部在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中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
此外，户主年龄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具有负向影响，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劳动力总数会提高农户进行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的可能性，但这种效应并不明显。不过，劳动力总数对劳动偏向型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具有正向作用，对资金偏向型投入却存在负向作用，这与预期是相符合的。劳动力数多的农户显然更乐于采用劳动偏向型投入措施，而较少考虑资金偏向型措施。 （2）耕作条件变量中，仅田间是否有机耕路变量在模型I中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I估计结果显示，田间有机耕路对农户的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有机耕路将使得农户进行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的可能性提高16.1%。这与一些耕地质量保护措施需要耗费大量劳工与体力，而劳动力缺乏与老龄化带来的体力资本下降使得这些措施对机械依赖性很高有关。
此外，人均经营耕地面积与地块数量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有负向影响，但在3个模型中均不显著。调查中发现，种植面积大一些的农户常常表示“种这么多地，施化肥都忙不过来，哪里顾得上再去弄农家肥”。由此可见，在机械化程度一定的前提下，土地经营面积扩大后，劳动力数量不足的制约将凸显，进而影响到农户的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决策。而地块数量越多，农户的劳动边际成本就越高，自然会降低他们进行投入的可能性。
（3）信息认知变量均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与预期相符，说明正确而全面的信息认知是农户采取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的重要前提。了解过量施肥对土壤危害以及意识到耕地质量存在退化问题的农户，往往已具有一定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因而他们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可能性更高。结果表明，这些农户进行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的概率分别比其他农户高13.4%和13.1%。认为自己是耕地保护主体的农户更具有保护耕地质量的责任意识，他们进行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的概率比其他农户高12.5%。农业技术指导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的正向效应在信息认知变量中最高。结果显示，技术指导将使得农户进行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的概率提高17%。农业技术指导不仅有助于提高农户对耕作技术、农业信息等知识的了解，在技术指导过程中的信息传播还能帮助农户形成正确的耕地利用观念，提高他们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可能性。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农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基于兼业分化视角对比分析了不同类型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与偏向的差异，在此基础上运用Probit模型研究了兼业分化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与偏向的影响，得出以下几点研究结论：①农户进行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的比例随着兼业程度的加深而降低：纯农户、I兼农户与II兼农户具有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的比例分别为58.99%、45.92%和44.44%。②不同类型农户中采取资金偏向型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的农户所占比例，均高于采取劳动偏向型投入的农户所占比例，且前者随着兼业程度加深而增加，后者则降低。③兼业分化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的影响显著且为负向，但这种负向影响随兼业程度加深而减弱。④I 兼分化与II兼分化对农户不同偏向型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I 兼分化仅对资金偏向型投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II兼分化仅对劳动偏向型投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⑤在其他影响因素中，户主受教育程度、村干部身份、田间有机耕路、了解过量施用化肥的危害、意识到耕地质量退化问题、具有耕地质量保护责任意识以及接受过农业技术指导都对农户的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农户不断分化的现实背景下，务农机会成本上涨与非农收入比重的提升，不可避免导致农户减少耕地质量保护方面的劳动投入，造成兼业分化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投入产生不利影响的局面。但必须指出的是，非农收入的增加以及资金偏向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推广应用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兼业分化造成的劳动力损失效应。不过，抵消程度的高低则取决于耕地质量保护中资本对劳动的替代程度。因此，应进一步松弛人力资本对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的约束，提高农业生产技术与创新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为形成资本对劳动进行有效替代创造条件，包括：优先发展与推广资金偏向型耕地质量保护性技术与措施，以实现技术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对接。培育耕地质量保护专业服务市场，将现有的生产“外包”服务范围扩大至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服务，改变传统“重生产”、“轻生态”观念，创新形式以填补耕地生态服务的市场空白。加快农田基础设施建设，降低耕地质量保护的劳动成本，为耕地质量保护技术的机械化应用创造条件。最后，采取多种措施，宣传与推广耕地可持续利用，改变耕地利用陋习，培养农民保护耕地质量的责任意识，提高农民对耕地质量保护的正确认知。
（编辑：尹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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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creasingly serious soil degradation， using a survey dataset from 650 households in Hubei Province， this paper comparatively analyzes soil conservation input behaviors of different types of farmers and their propensity， as well as the driving factors with a Probit model. Findings are that the soil conservation input ratio decreases with an increase in offfarm working. The input ratio of pure， Type I and Type II households are 58.99%， 45.92% and 44.44% respectively. Among those different types of households， the ratio of capitalbased soil conservation input tends to be higher than that of laborbased input. The regression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 differentiation of households in offfarm working ha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mpact on their soil conservation input behaviors， but this negative driving force weakens when farmers taking more offfarm jobs. Besides， there is heterogeneity in the influence of offfarm working on input behaviors： capitalbased input behavior is negatively influenced by Type I differentiation while laborbased behavior is negatively influenced by Type II differentiation. Additionally， households’ input behaviors of soil conservation are positively influenced by the following factors： education of household heads， whether they are village officials， whether there is a road for tractors leading to farmlands， the knowledge on the harm of fertilizer overuse， the awareness of soil degradation， the consciousness of soil conservation and the access to technological extension services.
Key words farm households； land conservation； laborbased； capitalbased； household differentiation
关键词 农户；耕地质量保护；劳动偏向；资金偏向；兼业分化
中图分类号 F301.2；F3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5）12-0105-08
“民以食为天，食以地为本”，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耕地质量对于以不足世界10%耕地养活世界22%人口的中国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高投入、高产出和高资源环境代价的农业增长模式导致中国耕地质量退化问题日益突出。其中，作为反映耕地质量的重要指标，中国耕地的土壤表层有机质含量已下降至欧美发达国家的25%-40%[1]。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地矛盾将愈发突出[2]，耕地数量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减少[3]。这意味着，在耕地资源持续减少而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如果不能解决耕地质量退化问题，势必将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但是，当前耕地保护整体效果不容乐观，尤其是耕地质量呈现了总体下降趋势[4]。因此，在资源环境硬约束的背景下，如何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遏制耕地质量下降势头，已成为中国保障口粮有效供给，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迫在眉睫的课题，也是理论界和政府部门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近年来，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问题展开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自然科学领域通过田间试验方法研究耕地质量改良技术应用及其对作物生长性状、产量等方面的影响[5-6]。二是农户耕地保护认知与意愿研究。例如，陈美球等[7]分析了农户有机肥投入意愿，以及水利建设和土壤改良资金投入意愿，发现农户家庭特征与耕地条件是主要影响因素。三是农户耕地质量保护特定技术或措施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例如，褚彩虹等[8]分析了农户施用有机肥与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信息可获得性相关因素是影响农户采纳相关技术的重要因素。还有较多学者就农地产权因素与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例如，马贤磊[9]、黄季焜、冀县卿[10]发现稳定的农地产权能显著激励农户进行土壤保护性投资。这些研究表明依靠耕地质量提升以保障粮食增产具有巨大潜力，但保护耕地质量是一项重大工程，仅有政府的参与不足以解决问题，因为农户才是耕地的直接使用者，在耕地质量保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7]。然而，现有文献往往将务农群体整体化研究，忽略了农户分化的现实。随着时代变迁与经济社会发展，农户兼业程度不断加深，兼业农户比例逐年上升[11]，农户禀赋差异性的自我积累与循环最终造成了农户分化的现实[12]。由于资源禀赋差异，不同类型农户对市场、政策等外部环境的响应以及由此引起的耕地利用方式也必然会有所差异[13]。在这种背景下，部分学者已基于农户分化视角对耕地利用问题展开大量研究，但主要集中在耕地利用效率与耕地流转等方面，而兼业分化视角下的农户耕地质量保护研究则鲜见报道。例如，许恒周等[2]发现农户的职业分化与经济分化对耕地利用效率具有正向影响。郭丽娟、李富忠[14]发现农户兼业程度与土地利用效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张学敏[15]研究了离农分化对农户承包地退出的影响。聂建亮、钟涨宝[16]则分析了农户分化程度对土地流转行为及规模的影响。
此外，以往文献大多是以特定的某项技术或措施为例，分析农户的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但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种技术或措施的配合，局限于个别技术或措施的需求意愿或使用行为分析，可能无法全面反映农户决策过程。不仅如此，不同耕地质量保护措施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例如修整农田水渠、使用农家肥等需要耗费大量劳工，具有较强的劳动偏向特点，而施用商品有机肥、使用机械化秸秆还田等则具有明显的资金偏向特点，据此可知不同类型农户投入决策可能会存在异质性，因为他们的劳动与资金禀赋状况不同。鉴于此，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粮食主产区农户调查数据，重点分析三个问题：第一，不同兼业分化程度下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与偏向是否存在差异？第二，兼业分化是否为影响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关键因素之一？第三，兼业分化的影响是否会因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偏向不同而存在异质性？
1 数据来源与样本情况
1.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课题组对湖北省粮食种植农户的随机抽样调查。具体调研区域主要集中在仙桃、公安、松滋、石首、宜城、南漳以及襄州，这七个县（市、区）粮食生产水平较高，但耕地过度利用情况也较为严重，同时这些地区农户兼业特征明显，具有较高代表性。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根据经济状况、距离县城远近在每个县市随机选择2-3个乡镇，在每个乡镇随机抽取2-3个村，最后在每个样本村随机调查8-10 户农户，由课题组成员进行一对一问卷调查与访谈以及后期对部分信息的补充调查。调查问卷主要涵盖了农户家庭劳动力结构情况、收入状况、农业生产情况以及耕地利用状况等内容。该调查分别于2013年和2014年分两期进行，共调查样本农户656户，剔除信息不足及问题答案前后不一致问卷后，本文采用的样本为650户。 1.2 概念界定
根据对耕地质量的影响，农户在耕地利用过程中的保护性投入行为是指有利于耕地质量保持或提升的生产行为，例如秸秆还田、种植绿肥、施用农家肥、商品有机肥、测土配方施肥与施用石灰、石膏等土壤调理剂等增加土壤有机质与改良土壤结构的措施，以及整修水渠、回收农膜、土地平整与深松耕地等提高土壤保水、保土和保肥能力，减少土壤板结的措施。其中，相较于维持基本生产的耕作措施，种植绿肥、施用农家肥、施用石灰等土壤调理剂、整修水渠、回收农膜等措施需要农户额外投工投劳，属于劳动偏向型措施。相对而言，秸秆还田在样本地区基本是通过大型农机在收割同时将秸秆粉碎直接还田进行，农户只需要购买相应服务即可，因此属于资金偏向型措施；类似地，购买使用商品有机肥、测土配方施肥、土地平整以及深松耕地等都属于资金偏向型措施。
本文所指兼业分化是指农户在从事农业的同时，参与非农生产活动并获得相应非农收入，造成农户收入结构产生分化。学者们一般用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来表示农户兼业分化程度，并据此将农户划分为不同类型，小于10%的农户为纯农户，10%-50%的农户为I兼农户，超过50%的农户为II兼农户[11]。本文同样参照此方法对样本农户进行划分。
1.3 样本农户兼业分化程度与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特征
兼业经营已成样本地区农户获取额外甚至主要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调查发现仅有约16%的农户无任何非农收入来源，其余84%的农户均表示具有非农收入。从兼业分化类型来看，纯农户为139户，占样本总体的21.38%；其次是I兼农户，为196户，占比30.15%；最多的是II兼农户，为315户，占比48.46%（见表1）。
调查发现，样本地区农户采用的耕地质量保护措施主要有秸秆还田、施用商品有机肥、整修水渠、施用农家肥、测土配方施肥、回收地膜与深松耕地等。整理后发现，样本农户进行耕地保护投入的比例随着兼业程度的加深而降低。具体而言，纯农户进行耕地保护性投入的比例最高，达到该类农户的58.99%，其次为I兼农户，比例为45.92%，II兼农户的比例最低，为44.44%（见表1）。
此外，调查还显示，各类农户均倾向于采取资金偏向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而较少采用劳动偏向型措施，这与当前农业生产实际是相符合的（见表1）。随着非农就业机会增多，农民的务农机会成本越来越高，农村“请工难”、“换工难”现象时有发生，农业生产大量环节逐渐被广泛应用的机械替代；与此同时，随着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农业劳动力体力资本逐渐弱化，劳动强度高的耕作措施逐渐被放弃，省工的耕作方式则成为农户的首选。不过，不同兼业程度农户对两类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投入行为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农户采取劳动偏向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比例随着兼业程度的提高而降低，分别占纯农户、I兼农户和II兼农户的28.78%、24.49%和15.87%。然而，尽管纯农户进行资金偏向型投入的比例依然最高，达到48.20%，但I兼农户的比例却最低，为35.20%，II兼农户的比例则居中，为42.54%。这种差异可能与I兼农户和II兼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资金对劳动可替代程度不同有关。
2 理论分析、模型设定与变量描述2.1 理论分析
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受到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除了兼业分化特征外，依据理性小农学派的农户行为理论，并借鉴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通过对样本农户的实地调研分析，本文将其它可能影响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的因素归纳为农户特征变量、耕作条件变量，以及信息认知变量三类。
2.1.1 兼业分化变量
作为农业生产的微观单元，农户的集体决策与行为实际上是农户充分利用其资源禀赋，进行生产、消费与闲暇决策，实现农户所有成员联合福利最大化的过程。农户分化是农户依据自身资源禀赋对家庭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与非农生产之间重新配置的结果。务农机会成本上涨，将不可避免导致农户减少其家庭成员的农业劳动投入时间。进一步地，这种务农劳动力减损效应会使得农户减少在耕地质量保护方面的劳动投入，而仅仅投入维持基本生产的必要劳动。除草剂的大量使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因为它会显著节省农户的劳动投入。因此，兼业分化对农户的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可能具有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非农经营活动的增加会大幅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即兼业分化具有收入增加效应。收入水平越高，农户对耕地保护的投入能力越高[17]，进行耕地保护可能性也越大，例如农作物秸秆的机械化还田与深松耕地都需要及时投入资金以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但农户的具体行为不仅与其能力有关，还取决于其主观意识。已有研究表明，在经济条件较差、耕地经营是农户主要收入来源的地区，农户的耕地保护意识相对更强些[18]。在农户分化之初，农业是农民收入的唯一来源，耕地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本，农民具有较高的耕地质量保护意识。但随着兼业分化程度加深，“种地不划算”使得农民逐渐不愿意对耕地进行保护性投入，农户虽更有能力进行保护性投入，但他们的积极性已不高，意识也相对淡薄。从这个角度看，兼业分化对农户的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具有不利影响。因此，兼业分化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的影响在理论上难以确定，尚待实证检验。
2.1.2 控制变量
（1）农户特征变量。该类变量包括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为村干部以及农户劳动力数量四个变量。一般认为，户主年龄低的农户对于耕地质量保护相关技术（例如测土配方施肥等新型技术）的接受程度要高于年龄稍长的农户[8]，但年龄高又意味着务农经验丰富，也耐于吃苦，对于采用施用农家肥这类“脏活、累活”的可能性反而更高，因此户主年龄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的影响方向不确定。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户往往更易于接受新知识，对耕地质量保护的认知度以及对相关技术的应用能力也高于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户，因而采取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可能性更高[9]。村干部往往担负着耕地质量保护的宣传、带头作用，因而预期村干部的身份会提高农户采取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可能性。最后，耕地保护措施采纳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农户是否有足够的劳动力，预期劳动力越多的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可能性越高[7]。 （2）耕作条件变量。该类变量包括人均经营耕地规模、地块数量以及田间是否有机耕路三个变量。人均经营耕地规模越大，地块数量越多，农户进行耕地质量保护投入的成本可能越大[8]，因而农户采取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可能性越小。但较大的耕地经营规模同时也意味着耕地质量保护投入容易获得规模效应，农户对耕地的重视程度以及采取保护性投入的积极性也更高，因此也存在提高农户进行保护性投入的可能性[7]。农田机耕路有利于农业机械的应用，便于农户进行机械化秸秆还田、土地平整、深松耕地以及运输耕地质量改良物资等，能节省农户的劳动投入，因而预期影响为正。
（3）信息认知变量。获得正确且充分的信息，是农户形成耕地质量保护意识并有效实施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重要前提。本文预期，农户认识到过量施用化肥对耕地质量的危害、感知到耕地质量退化问题，均有助于提高农户进行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的可能性；若农户认为自己是耕地质量保护主要责任人，则其进行保护性投入的可能性更大；曾经接受过农业技术指导的农户，往往了解更多科学种田知识，预期进行保护性投入的可能性更高。
上述理论分析并未区分各变量对劳动偏向型与资金偏向型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的影响可能存在的差异。不过，可以预期的是，各变量对两类投入的影响差异与其对农户劳动力与资金可用程度的影响有关。
2.2 模型选择
针对3个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变量，本文设定了3个模型，分别为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y1）、劳动偏向型投入行为（y2）、资金偏向型投入行为（y3）的影响因素模型。由于农户是否采取某种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y）属于典型的二分类离散变量，较为常用的方法是运用Probit和Logistic等二元选择模型进行分析，两种方法在估计结果方面并无明显差异。本文选用了Probit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农户进行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y=1）的概率可表示为：
其中，β0为截距项，X为上文所讨论的各自变量向量，β为各自变量的待估系数向量，ε为随机扰动项。由于该模型为非线性模型，不能满足最小二乘法估计的前提条件，故采用最大似然法进行估计。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非线性模型中，第i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βi并非边际效应（Marginal effects），在估计出其参数值后还需进行如下转换，才可得到各因素对因变量影响的边际效应：
2.3 变量描述
上文理论分析中所选取的各自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3 实证分析结果与讨论3.1 估计结果 本部分基于调查数据，运用Stata12统计软件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Probit模型估计，参数估计结果与模型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总体来看，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各变量的系数符号基本符合预期。
3.2 估计结果分析与讨论
3.2.1 兼业分化的影响
模型I回归结果显示，I 兼分化与II兼分化均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兼业分化会显著降低农户进行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当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从农业生产转向非农活动后，他们经营耕地更多是以满足口粮自给自足为目的，而不再追求高产出，自然更不会关注耕地生产力与可持续利用，对耕地进行保护性投入的积极性也因此不高。当然，这也与农户内部劳动力在农业与非农之间重新配置有关，务农劳动力的缺乏显然会导致农户疏忽或放弃对耕地的管理。
不过，我们发现兼业分化的负向作用并未随兼业程度加深而增强，反而呈弱化趋势。这意味着，农户进行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的可能性并不必然随着兼业分化程度加深而降低。经测算，I 兼分化与II兼分化的边际效应分别为-0.169和-0.126，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I兼分化与II兼分化将分别使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的概率降低16.9%和12.6%。这与I兼分化和II兼分化带来的劳动力损失效应与收入增加效应程度不同有关。尽管II兼分化的劳动力损失效应大于I兼分化，但其收入增加效应同样也大于I兼分化。尤其在当前农业生产活动模型II与III结果显示，I 兼分化与II兼分化对劳动偏向型与资金偏向型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劳动偏向型投入方面，仅II兼分化的负向作用在5%水平上显著。边际效应结果显示，II兼分化将造成农户进行劳动偏向型投入的概率降低10.3%。在资金偏向型投入方面，仅I 兼分化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会导致农户投入概率降低14.5%。相对而言，II兼分化意味着农户会投入更多劳动至非农活动，获得更高比重非农收入，投资于资金偏向型措施的能力更高，但其农业劳动投入也相应更加缺乏，使得他们采取劳动偏向型投入的可能性要显著低于其他农户；I 兼分化的劳动力损失相对低一些，但其以资本替代劳动的能力同样弱一些，因此造成农户采取资金偏向型投入的可能性更低。
3.2.2 控制变量的影响
（1）农户特征中，仅户主受教育程度与村干部身份变量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的影响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具有正向影响，且在3个模型中均显著，与预期相符。这表明，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户进行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的概率越高。此外，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农户进行资金偏向型投入概率的正向效应要大于对劳动偏向型投入的影响，二者分别为2.5%与1.6%。这可能与资金偏向型投入对人力资本要求更高有关，譬如测土配方施肥则需要农户至少能了解氮磷钾配比知识。
村干部身份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具有正向影响，且在模型I 中通过显著性检验，与预期相符。边际效应结果显示，村干部身份将使农户进行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的概率提高11.1%。这是由村干部在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中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
此外，户主年龄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具有负向影响，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劳动力总数会提高农户进行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的可能性，但这种效应并不明显。不过，劳动力总数对劳动偏向型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具有正向作用，对资金偏向型投入却存在负向作用，这与预期是相符合的。劳动力数多的农户显然更乐于采用劳动偏向型投入措施，而较少考虑资金偏向型措施。 （2）耕作条件变量中，仅田间是否有机耕路变量在模型I中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I估计结果显示，田间有机耕路对农户的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有机耕路将使得农户进行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的可能性提高16.1%。这与一些耕地质量保护措施需要耗费大量劳工与体力，而劳动力缺乏与老龄化带来的体力资本下降使得这些措施对机械依赖性很高有关。
此外，人均经营耕地面积与地块数量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有负向影响，但在3个模型中均不显著。调查中发现，种植面积大一些的农户常常表示“种这么多地，施化肥都忙不过来，哪里顾得上再去弄农家肥”。由此可见，在机械化程度一定的前提下，土地经营面积扩大后，劳动力数量不足的制约将凸显，进而影响到农户的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决策。而地块数量越多，农户的劳动边际成本就越高，自然会降低他们进行投入的可能性。
（3）信息认知变量均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与预期相符，说明正确而全面的信息认知是农户采取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的重要前提。了解过量施肥对土壤危害以及意识到耕地质量存在退化问题的农户，往往已具有一定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因而他们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可能性更高。结果表明，这些农户进行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的概率分别比其他农户高13.4%和13.1%。认为自己是耕地保护主体的农户更具有保护耕地质量的责任意识，他们进行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的概率比其他农户高12.5%。农业技术指导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的正向效应在信息认知变量中最高。结果显示，技术指导将使得农户进行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的概率提高17%。农业技术指导不仅有助于提高农户对耕作技术、农业信息等知识的了解，在技术指导过程中的信息传播还能帮助农户形成正确的耕地利用观念，提高他们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可能性。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农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基于兼业分化视角对比分析了不同类型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与偏向的差异，在此基础上运用Probit模型研究了兼业分化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与偏向的影响，得出以下几点研究结论：①农户进行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的比例随着兼业程度的加深而降低：纯农户、I兼农户与II兼农户具有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的比例分别为58.99%、45.92%和44.44%。②不同类型农户中采取资金偏向型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的农户所占比例，均高于采取劳动偏向型投入的农户所占比例，且前者随着兼业程度加深而增加，后者则降低。③兼业分化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的影响显著且为负向，但这种负向影响随兼业程度加深而减弱。④I 兼分化与II兼分化对农户不同偏向型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I 兼分化仅对资金偏向型投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II兼分化仅对劳动偏向型投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⑤在其他影响因素中，户主受教育程度、村干部身份、田间有机耕路、了解过量施用化肥的危害、意识到耕地质量退化问题、具有耕地质量保护责任意识以及接受过农业技术指导都对农户的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农户不断分化的现实背景下，务农机会成本上涨与非农收入比重的提升，不可避免导致农户减少耕地质量保护方面的劳动投入，造成兼业分化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投入产生不利影响的局面。但必须指出的是，非农收入的增加以及资金偏向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推广应用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兼业分化造成的劳动力损失效应。不过，抵消程度的高低则取决于耕地质量保护中资本对劳动的替代程度。因此，应进一步松弛人力资本对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的约束，提高农业生产技术与创新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为形成资本对劳动进行有效替代创造条件，包括：优先发展与推广资金偏向型耕地质量保护性技术与措施，以实现技术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对接。培育耕地质量保护专业服务市场，将现有的生产“外包”服务范围扩大至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服务，改变传统“重生产”、“轻生态”观念，创新形式以填补耕地生态服务的市场空白。加快农田基础设施建设，降低耕地质量保护的劳动成本，为耕地质量保护技术的机械化应用创造条件。最后，采取多种措施，宣传与推广耕地可持续利用，改变耕地利用陋习，培养农民保护耕地质量的责任意识，提高农民对耕地质量保护的正确认知。
（编辑：尹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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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creasingly serious soil degradation， using a survey dataset from 650 households in Hubei Province， this paper comparatively analyzes soil conservation input behaviors of different types of farmers and their propensity， as well as the driving factors with a Probit model. Findings are that the soil conservation input ratio decreases with an increase in offfarm working. The input ratio of pure， Type I and Type II households are 58.99%， 45.92% and 44.44% respectively. Among those different types of households， the ratio of capitalbased soil conservation input tends to be higher than that of laborbased input. The regression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 differentiation of households in offfarm working ha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mpact on their soil conservation input behaviors， but this negative driving force weakens when farmers taking more offfarm jobs. Besides， there is heterogeneity in the influence of offfarm working on input behaviors： capitalbased input behavior is negatively influenced by Type I differentiation while laborbased behavior is negatively influenced by Type II differentiation. Additionally， households’ input behaviors of soil conservation are positively influenced by the following factors： education of household heads， whether they are village officials， whether there is a road for tractors leading to farmlands， the knowledge on the harm of fertilizer overuse， the awareness of soil degradation， the consciousness of soil conservation and the access to technological extension services.
Key words farm households； land conservation； laborbased； capitalbased； household differenti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