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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机遇期可以从建构社会风险防范机制入手。从社会主义思想史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对经济风险有若干思考，认为经济风险可以划分为生产风险和流通风险，商人可以使生产者免除交换的辛劳和风险；列宁对政治风险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错过政治契机会埋下政治隐患，革命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仍然存在风险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文化风险进行了解读，指出落后腐朽思想会威胁国家文化安全，文化风险来自封建思想残余与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不仅要有坚定的信心和攻坚克难的精神，还要建立具有实效性和针对性的风险防范机制。
[关键词]社会风险；社会主义思想史；经济风险；小康社会
[中图分类号]D0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87—（2013）03—0028—05
2012年7月23日在北京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同志在谈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指出：“在未来5年为到2020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由于“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我们必须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信心百倍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所以，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机遇期可以从建构社会风险防范机制人手。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经济风险的思考
（一）经济风险可以划分为生产风险和流通风险
就经济风险而言，马克思曾以资本主义生产为视角来论述这一问题。由于资本家要攫取剩余价值，必须经历彼此连接的两个环节，即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因此，经济风险也可以划分为生产风险和流通风险。
就生产风险而言，马克思曾以括号的形式对其进行了明确定义。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以前，剩余生产并不重要。因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都不太发达，剩余生产的最终目的是获取剩余产品和贮藏货币。同时，由于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下，存在各种各样的传统社会组织，因而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被花在了担任国家和宗教职务的非生产人员身上，这种情况在古代的亚洲和非洲极为普遍。但是，“在任何一种比较发达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这种剩余生产或积累都是再生产的内在因素”，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生产过程的继续扩大被人口的自然增长状况所决定；二是“因为必须建立准备金以防现有生产资料遭到危险、意外等情况（生产风险），生产资料不能自己补偿自己，而必须由追加的生产来补偿”。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指明生产风险是剩余生产重要性凸显的一个原因，而且以括号的形式定义了“生产风险”概念，即现有生产资料可能会遭到的危险和意外。
就流通风险而言，资本在由生产过程进入流通过程之后，往往第一个买者不是实际的消费者，而是牟利的商人。商人购买商品的目的是为了售卖，于是，商品在这里便会经历两次转化为货币的风险，第一次风险产生于商人是否会购买该商品，而在商人出售该商品时，“它现在要遭受商品第二次转化为货币的风险，遭受包含在商品使用价值中的价值转化为这同一价值的货币形式的风险”，尽管这种经济风险并不是所有社会形式都必然会经历的风险，但是“这是任何商品生产都会遭受的风险，而不管它是不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种任何商品生产所固有的风险”。紧接着，马克思还分析了流通风险的本质，他认为流通风险实质上是资本家的风险：“在这里实质上表现为资本的风险，因而表现为资本家的风险”。那么，为什么流通风险不是工人的风险呢？马克思这样认为：“因为工人自己的产品（及生产条件）作为资本和他相对立，从而工人所遭遇的偶然性必定表现为与他相异化的财产的偶然性，而且只表现为与他相异化的并不以他为转移的运动”。工人只能把握生产过程中的风险因素，例如按操作规程和工艺劳动以避免生产事故，于是，工人事实上承担了部分生产风险；但是，由于商品的流通已经完全交给了资本家，所以工人在这里事实上“不在场”。所以，资本家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攫取导致商品的流通风险完全落到了资本家的头上。只不过，由于流通风险可能转化为流通危机，商品卖不出去会造成生产的停滞，这种后果便导致资本家将流通风险部分转嫁给了工人。
（二）商人可以使生产者免除交换的辛劳和风险
在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并没有停止探索风险问题的脚步。在此之前，二人的研究主要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考察范围的，那么，在前资本主义或后资本主义时期，是否也存在风险因素呢？1884年3月底至5月26日，恩格斯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他在论述商人的产生历程时，认为生产者将风险转移给了商人，从而也将一部分利润分配给了商人，从而催生了一个新的寄生阶级。恩格斯指出，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中，农业和手工业发生了分离，这是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在这次大分工中，由于劳动产品的大量增加，他们中的一部分成为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产品，这样，单个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就被提升为社会生活的必要环节。到了文明时代，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又发生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城市和农村开始形成彼此对立的局面，出现了城乡二元化的萌芽。一个自己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交换的寄生阶级——商人阶级出现了。他们“在可以使生产者免除交换的辛劳和风险，可以使他们的产品的销路扩展到遥远的市场”的前提下，以“居民当中最有用的阶级”自诩。商人阶级不参与任何生产，但却以似乎合理的方式攫取了生产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于自身。他们从生产者那里夺来的“风险”最后酿成了日后资本主义的顽疾——商业危机的周期性爆发。
二、列宁对政治风险的探索
（一）错过政治契机会埋下政治隐患
列宁曾对政治风险问题有一定论述，他在《给同志们的信》中认为开展政治活动是有风险的，比如错过重要的政治契机，就会埋下各种政治隐患。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提出迟疑“起义”的行为会引起士兵逃跑、反动势力勾结、经济遭受破坏等风险。在他看来，要缔结一个有效的停战协定，就必须有正式的国家政权作保障，而不起义显然是无法得到国家政权的。在这种情况下，“士兵们都会一跑了之”。因此，“等待不可能不冒这样的风险：如果士兵们（已经接近于绝望）完全绝望，丢下一切听凭命运摆布而大批逃跑，等待就会帮助罗将柯同威廉勾结起来，并且使经济遭到完全破坏”。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政治风险尚且会给经济带来毁灭性的打击，那么在当代的和平环境中，政治稳定更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保障。正因为如此，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既要充分发挥政治博弈的推动作用，又要控制改革节奏，维护政治稳定，抓好、用好战略机遇期。 同时，列宁还认为，机会主义者对布尔什维克的这种责难乃是最常见最“流行的”责难。究其根源，这种责难确实同广大劳动群众有关，因为知识相对贫乏的农民是很难懂得这一点的。无论进行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农民同样会受苦。关于这一点，列宁并不感到奇怪，他在农民中听到过这样的话语：“我们为沙皇打过仗，为孟什维克打过仗，现在又要为布尔什维克打仗”，“沙皇说，这是为了自由和解放；孟什维克说，这是为了自由和解放；而现在布尔什维克也这样说。大家都这样说，叫我们怎样分辨呢！”列宁可以充分理解农民的这种想法。确实，战争是残酷的，他注定会带来无穷无尽的惨重牺牲。农民们当然无法分辨，他们还需学习起码的政治常识。可是对于那些满口“革命”、“民主”、“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者，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呢？如果他们不想成为政治骗子，他们就不能使用这样的概念去骗人，“因为两个强盗集团所进行的战争和被压迫阶级起来反对一切掠夺行为的战争之间的差别，是起码的根本的主要的差别。问题不在于哪个政党、哪个阶级、哪个政府为战争辩护，而在于这个战争的内容是怎样的，它的阶级内容是怎样的，哪个阶级在进行战争，这个战争体现着什么样的政治”。列宁在这里点明了布尔什维克的战争同孟什维克、沙皇的战争的根本区别。由此证明，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而言，他们必须将真实的风险信息告诉人民群众。从而获得大众的认同，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顺利展开。
（二）革命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风险问题
列宁也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提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仍要冒着各种社会风险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继续进行夺取政权之前没有完成的任务。他认为，人类的全部历史，特别是历史上的各次革命，“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形式多样，更范围广阔，更生动活泼，‘更难以捉摸’”。因为即使是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体现几万人的意识与意志力、热情与想象力；而革命却是在人们的一切才能高度和集中调动起来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发起来的人们的意识与意志力、热情和想象力来实现的。于是，由此可以得出相应的结论：“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必须善于毫无例外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在夺取政权以后，有时还要冒着巨大的风险和危险去做它在夺取政权以前没有做完的工作。”在这里，列宁着重指出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高度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导致了社会风险的产生，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献出每个人的全部力量，迎接和战胜各种风险的挑战，推进党的事业。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文化风险的解读
（一）落后腐朽思想威胁国家文化安全
就文化风险而言，在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中，这主要是指落后腐朽思想对社会主义国家思想文化领域安全稳定的可能性威胁与挑战。尽管这种挑战不一定会动摇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基，但是它给人民群众正常精神生活带来的危险却从未消除过，因此，应对和防范文化风险成为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分析和探讨的课题。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中，毛泽东首先指出外来腐朽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风险威胁：“外国文化也一样，其中有我们必须接受的、进步的好东西，而另一方面，也有我们必须摒弃的腐败的东西，如法西斯主义。”对待外来文化必须一分为二，采取“扬弃”的态度，在批判的基础上借鉴，达到繁荣中国文化的目的。在抗日战争的进程中，毛泽东还指明了文化风险的现实后果，那就是军心涣散，影响战争的结果：“鉴于目前抗战形势之危急，而国内一般情况远未走上适合抗战需要之轨道，不论在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到处都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政府与人民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军官与兵士之间、军官与军官之间、军队与军队之间无一不发生异常严重的脱节现象”，这种由经济、文化等风险导致的危机使得“全国人民惶惶不可终日，烦闷、苦恼与怨恨的情绪与日俱增，大家感觉没有出路，在此种种情况下，以致军心动摇，民心离异，以致不能停止敌人的进攻，不能配合盟国的反攻”。如果不能及时化解包括文化在内的各方面的危机，就无法阻止日寇的进攻，实现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在解放战争时期，邓颖超也曾论述由文化风险、政治风险等风险因素所引发的社会危机：“因为美国反动派支持中国反动派打内战，于是更鼓励了中国反动的好战分子，使内战日益扩大下去，同时便利中国反动派坚持一党独裁，给予中国人民更大更重的灾难，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使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危机愈加严重恶化，毫无和平民主可言。”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造成的，要走出危机、化解风险，必须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
（二）文化风险来自封建思想残余与资本主义腐朽思想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多年的风险实践，认识到社会主义文化面临的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封建社会思想残余与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正如江泽民所说：“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科技文化水平还不高，法制和各方面的具体制度还不完善，再加上我国历史上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残余思想仍然存在，对外开放也容易使国外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乘隙而入。”这些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通过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和分化政治策略进入中国社会，从而试图腐蚀某些意志较为薄弱的领导干部。丁关根早在1996年1月26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就指出：“对国际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图谋，要有应有的警觉和正确的态度，自觉抵制腐朽思想文化的渗透。”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渗透企图是其“西化”和“分化”中国社会的具体策略之一。罗干也认为，文化风险问题的时代背景在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宗教与文化冲突同经济与政治领域的利益纠葛相互作用，从而给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创造了机会，“从国际上看，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等因素相互交织，地缘、宗教和文化冲突同政治、经济矛盾相互作用，国际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都有可能对我国社会稳定产生影响”。这一状况使得中国与西方国家除了在综合国力、经济、科技等方面展开激烈竞争之外，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也被凸显出来。并且，经济全球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样的竞争。胡锦涛说：“由于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挑战和风险，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信息、军事等方面面临着严峻压力。”文化竞争已经与其他领域的竞争交织在一起，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较量成为相辅相成、互为依赖的竞争形式。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风险的防范问题就越为重要。胡锦涛提出，政治、军事、文化方面的风险与安全问题从未像现在一样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对世界各国繁荣稳定的整体性挑战，“在人类历史上，各国安全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安全内涵不断扩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对各国构成共同挑战……安全不是孤立的、零和的、绝对的，没有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就没有一国安全稳定”。于是，世界各国应当联起手来应对包括文化风险在内的整体风险问题，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
四、结语
从社会主义思想史来看，要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机遇期，必须重视社会风险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经济风险有若干思考，认为经济风险可以划分为生产风险和流通风险，商人可以使生产者免除交换的辛劳和风险；列宁对政治风险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错过政治契机会埋下政治隐患，革命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仍然存在风险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文化风险进行了解读，指出落后腐朽思想会威胁国家文化安全，文化风险来自封建思想残余与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总之，要像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不但要有坚定的信心和攻坚克难的精神，还需要防范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社会风险，建立具有实效性和针对性的风险防范机制。
【责任编辑：李绍华】
[关键词]社会风险；社会主义思想史；经济风险；小康社会
[中图分类号]D0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87—（2013）03—0028—05
2012年7月23日在北京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同志在谈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指出：“在未来5年为到2020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由于“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我们必须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信心百倍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所以，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机遇期可以从建构社会风险防范机制人手。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经济风险的思考
（一）经济风险可以划分为生产风险和流通风险
就经济风险而言，马克思曾以资本主义生产为视角来论述这一问题。由于资本家要攫取剩余价值，必须经历彼此连接的两个环节，即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因此，经济风险也可以划分为生产风险和流通风险。
就生产风险而言，马克思曾以括号的形式对其进行了明确定义。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以前，剩余生产并不重要。因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都不太发达，剩余生产的最终目的是获取剩余产品和贮藏货币。同时，由于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下，存在各种各样的传统社会组织，因而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被花在了担任国家和宗教职务的非生产人员身上，这种情况在古代的亚洲和非洲极为普遍。但是，“在任何一种比较发达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这种剩余生产或积累都是再生产的内在因素”，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生产过程的继续扩大被人口的自然增长状况所决定；二是“因为必须建立准备金以防现有生产资料遭到危险、意外等情况（生产风险），生产资料不能自己补偿自己，而必须由追加的生产来补偿”。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指明生产风险是剩余生产重要性凸显的一个原因，而且以括号的形式定义了“生产风险”概念，即现有生产资料可能会遭到的危险和意外。
就流通风险而言，资本在由生产过程进入流通过程之后，往往第一个买者不是实际的消费者，而是牟利的商人。商人购买商品的目的是为了售卖，于是，商品在这里便会经历两次转化为货币的风险，第一次风险产生于商人是否会购买该商品，而在商人出售该商品时，“它现在要遭受商品第二次转化为货币的风险，遭受包含在商品使用价值中的价值转化为这同一价值的货币形式的风险”，尽管这种经济风险并不是所有社会形式都必然会经历的风险，但是“这是任何商品生产都会遭受的风险，而不管它是不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种任何商品生产所固有的风险”。紧接着，马克思还分析了流通风险的本质，他认为流通风险实质上是资本家的风险：“在这里实质上表现为资本的风险，因而表现为资本家的风险”。那么，为什么流通风险不是工人的风险呢？马克思这样认为：“因为工人自己的产品（及生产条件）作为资本和他相对立，从而工人所遭遇的偶然性必定表现为与他相异化的财产的偶然性，而且只表现为与他相异化的并不以他为转移的运动”。工人只能把握生产过程中的风险因素，例如按操作规程和工艺劳动以避免生产事故，于是，工人事实上承担了部分生产风险；但是，由于商品的流通已经完全交给了资本家，所以工人在这里事实上“不在场”。所以，资本家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攫取导致商品的流通风险完全落到了资本家的头上。只不过，由于流通风险可能转化为流通危机，商品卖不出去会造成生产的停滞，这种后果便导致资本家将流通风险部分转嫁给了工人。
（二）商人可以使生产者免除交换的辛劳和风险
在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并没有停止探索风险问题的脚步。在此之前，二人的研究主要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考察范围的，那么，在前资本主义或后资本主义时期，是否也存在风险因素呢？1884年3月底至5月26日，恩格斯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他在论述商人的产生历程时，认为生产者将风险转移给了商人，从而也将一部分利润分配给了商人，从而催生了一个新的寄生阶级。恩格斯指出，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中，农业和手工业发生了分离，这是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在这次大分工中，由于劳动产品的大量增加，他们中的一部分成为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产品，这样，单个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就被提升为社会生活的必要环节。到了文明时代，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又发生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城市和农村开始形成彼此对立的局面，出现了城乡二元化的萌芽。一个自己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交换的寄生阶级——商人阶级出现了。他们“在可以使生产者免除交换的辛劳和风险，可以使他们的产品的销路扩展到遥远的市场”的前提下，以“居民当中最有用的阶级”自诩。商人阶级不参与任何生产，但却以似乎合理的方式攫取了生产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于自身。他们从生产者那里夺来的“风险”最后酿成了日后资本主义的顽疾——商业危机的周期性爆发。
二、列宁对政治风险的探索
（一）错过政治契机会埋下政治隐患
列宁曾对政治风险问题有一定论述，他在《给同志们的信》中认为开展政治活动是有风险的，比如错过重要的政治契机，就会埋下各种政治隐患。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提出迟疑“起义”的行为会引起士兵逃跑、反动势力勾结、经济遭受破坏等风险。在他看来，要缔结一个有效的停战协定，就必须有正式的国家政权作保障，而不起义显然是无法得到国家政权的。在这种情况下，“士兵们都会一跑了之”。因此，“等待不可能不冒这样的风险：如果士兵们（已经接近于绝望）完全绝望，丢下一切听凭命运摆布而大批逃跑，等待就会帮助罗将柯同威廉勾结起来，并且使经济遭到完全破坏”。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政治风险尚且会给经济带来毁灭性的打击，那么在当代的和平环境中，政治稳定更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保障。正因为如此，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既要充分发挥政治博弈的推动作用，又要控制改革节奏，维护政治稳定，抓好、用好战略机遇期。 同时，列宁还认为，机会主义者对布尔什维克的这种责难乃是最常见最“流行的”责难。究其根源，这种责难确实同广大劳动群众有关，因为知识相对贫乏的农民是很难懂得这一点的。无论进行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农民同样会受苦。关于这一点，列宁并不感到奇怪，他在农民中听到过这样的话语：“我们为沙皇打过仗，为孟什维克打过仗，现在又要为布尔什维克打仗”，“沙皇说，这是为了自由和解放；孟什维克说，这是为了自由和解放；而现在布尔什维克也这样说。大家都这样说，叫我们怎样分辨呢！”列宁可以充分理解农民的这种想法。确实，战争是残酷的，他注定会带来无穷无尽的惨重牺牲。农民们当然无法分辨，他们还需学习起码的政治常识。可是对于那些满口“革命”、“民主”、“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者，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呢？如果他们不想成为政治骗子，他们就不能使用这样的概念去骗人，“因为两个强盗集团所进行的战争和被压迫阶级起来反对一切掠夺行为的战争之间的差别，是起码的根本的主要的差别。问题不在于哪个政党、哪个阶级、哪个政府为战争辩护，而在于这个战争的内容是怎样的，它的阶级内容是怎样的，哪个阶级在进行战争，这个战争体现着什么样的政治”。列宁在这里点明了布尔什维克的战争同孟什维克、沙皇的战争的根本区别。由此证明，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而言，他们必须将真实的风险信息告诉人民群众。从而获得大众的认同，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顺利展开。
（二）革命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风险问题
列宁也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提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仍要冒着各种社会风险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继续进行夺取政权之前没有完成的任务。他认为，人类的全部历史，特别是历史上的各次革命，“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形式多样，更范围广阔，更生动活泼，‘更难以捉摸’”。因为即使是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体现几万人的意识与意志力、热情与想象力；而革命却是在人们的一切才能高度和集中调动起来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发起来的人们的意识与意志力、热情和想象力来实现的。于是，由此可以得出相应的结论：“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必须善于毫无例外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在夺取政权以后，有时还要冒着巨大的风险和危险去做它在夺取政权以前没有做完的工作。”在这里，列宁着重指出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高度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导致了社会风险的产生，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献出每个人的全部力量，迎接和战胜各种风险的挑战，推进党的事业。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文化风险的解读
（一）落后腐朽思想威胁国家文化安全
就文化风险而言，在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中，这主要是指落后腐朽思想对社会主义国家思想文化领域安全稳定的可能性威胁与挑战。尽管这种挑战不一定会动摇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基，但是它给人民群众正常精神生活带来的危险却从未消除过，因此，应对和防范文化风险成为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分析和探讨的课题。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中，毛泽东首先指出外来腐朽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风险威胁：“外国文化也一样，其中有我们必须接受的、进步的好东西，而另一方面，也有我们必须摒弃的腐败的东西，如法西斯主义。”对待外来文化必须一分为二，采取“扬弃”的态度，在批判的基础上借鉴，达到繁荣中国文化的目的。在抗日战争的进程中，毛泽东还指明了文化风险的现实后果，那就是军心涣散，影响战争的结果：“鉴于目前抗战形势之危急，而国内一般情况远未走上适合抗战需要之轨道，不论在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到处都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政府与人民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军官与兵士之间、军官与军官之间、军队与军队之间无一不发生异常严重的脱节现象”，这种由经济、文化等风险导致的危机使得“全国人民惶惶不可终日，烦闷、苦恼与怨恨的情绪与日俱增，大家感觉没有出路，在此种种情况下，以致军心动摇，民心离异，以致不能停止敌人的进攻，不能配合盟国的反攻”。如果不能及时化解包括文化在内的各方面的危机，就无法阻止日寇的进攻，实现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在解放战争时期，邓颖超也曾论述由文化风险、政治风险等风险因素所引发的社会危机：“因为美国反动派支持中国反动派打内战，于是更鼓励了中国反动的好战分子，使内战日益扩大下去，同时便利中国反动派坚持一党独裁，给予中国人民更大更重的灾难，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使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危机愈加严重恶化，毫无和平民主可言。”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造成的，要走出危机、化解风险，必须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
（二）文化风险来自封建思想残余与资本主义腐朽思想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多年的风险实践，认识到社会主义文化面临的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封建社会思想残余与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正如江泽民所说：“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科技文化水平还不高，法制和各方面的具体制度还不完善，再加上我国历史上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残余思想仍然存在，对外开放也容易使国外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乘隙而入。”这些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通过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和分化政治策略进入中国社会，从而试图腐蚀某些意志较为薄弱的领导干部。丁关根早在1996年1月26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就指出：“对国际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图谋，要有应有的警觉和正确的态度，自觉抵制腐朽思想文化的渗透。”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渗透企图是其“西化”和“分化”中国社会的具体策略之一。罗干也认为，文化风险问题的时代背景在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宗教与文化冲突同经济与政治领域的利益纠葛相互作用，从而给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创造了机会，“从国际上看，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等因素相互交织，地缘、宗教和文化冲突同政治、经济矛盾相互作用，国际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都有可能对我国社会稳定产生影响”。这一状况使得中国与西方国家除了在综合国力、经济、科技等方面展开激烈竞争之外，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也被凸显出来。并且，经济全球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样的竞争。胡锦涛说：“由于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挑战和风险，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信息、军事等方面面临着严峻压力。”文化竞争已经与其他领域的竞争交织在一起，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较量成为相辅相成、互为依赖的竞争形式。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风险的防范问题就越为重要。胡锦涛提出，政治、军事、文化方面的风险与安全问题从未像现在一样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对世界各国繁荣稳定的整体性挑战，“在人类历史上，各国安全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安全内涵不断扩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对各国构成共同挑战……安全不是孤立的、零和的、绝对的，没有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就没有一国安全稳定”。于是，世界各国应当联起手来应对包括文化风险在内的整体风险问题，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
四、结语
从社会主义思想史来看，要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机遇期，必须重视社会风险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经济风险有若干思考，认为经济风险可以划分为生产风险和流通风险，商人可以使生产者免除交换的辛劳和风险；列宁对政治风险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错过政治契机会埋下政治隐患，革命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仍然存在风险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文化风险进行了解读，指出落后腐朽思想会威胁国家文化安全，文化风险来自封建思想残余与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总之，要像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不但要有坚定的信心和攻坚克难的精神，还需要防范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社会风险，建立具有实效性和针对性的风险防范机制。
【责任编辑：李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