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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访谈是在张玉卿的个人办公室进行的。刚进门，张玉卿就热情地请记者坐下，并展示了退休这十多年出的一系列书籍，都是关于WTO方面，令人叹服。最难能可贵的是，记者还看到了他珍藏的数本《WTO经济导刊》杂志，也回顾了那段渊源。聊起复关和入世谈判的往事，张玉卿向我们娓娓道来，感慨万千。
入世谈判过程曲折，结果喜人
张玉卿回顾了中国复关和入世的那段令人难忘的历史。实际上，中国一开始就是1948年1月1日生效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原始缔约方，只是签订GATT的是当时的民国政府。新中国成立后，台湾当局于1950年3月退出了GATT，但自1965年1月至1971年10月又在GATT中以“观察员”身份自居。
新中国成立之后，当时的中国由于注重国内的稳定与发展，加上对关贸总协定不是特别了解，因此出现了长达20多年的空缺。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纺织品出口受到了各种限制，这时中国才从《多边纺织品贸易协定》中了解到GATT的作用。1986年7月，我国开始正式提出“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席位。
当时，中国的外经贸部对GATT作了很多的调查和了解。中国提出三条标准：第一是恢复在GATT中的席位；第二是关税减让；第三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参加。之后便开始了漫长的复关和加入WTO的谈判。这三条在中国于1986年7月提交复关申请后，一直在争论探讨当中，缔约方对中国进行了长期的经济、贸易体制的审查，使复关和加入WTO进入了长期的马拉松谈判。当然，中国加入WTO也涉及到很多其他的政治因素。
张玉卿感慨道，当时的外经贸部以及谈判团承受着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国内不同产业部门有不同的利益考量，外面有来自不同WTO成员的要价以及WTO法律规则的要求。原外经贸部就像“三明治”，还好有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指引，有懂得WTO规则的专家、学者的支持。
入世15年的成果证明当时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中国入世以后，在经济贸易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成为了现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贸易国，国际地位有了巨大的提升。“现在国际上无论是哪方面的问题，没有中国的参与都没有办法决定，也不敢决定。这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作为中国入世的见证者、参与者，张玉卿也十分珍视这段历史，一个细节就是，至今他依然清楚地记得重大节点的具体时日。
中国入世“修法”的力度，世界少有
“变化是翻天覆地的。我经历了中国从复关到入世的整个过程，对此深有体会。”张玉卿感慨地说。为了履行《WTO协定》和入世承诺，虽然我国正式成为WTO组织成员的时间是2001年12月11日，但是启动大规模法律、法规立改废的工作在1999年就开始了。“因为1999年11月15日，我国与美国就我国加入WTO达成了双边协议。那时中国加入WTO已经指日可待了。”
1999年12月1日，外经贸部（商务部的前身）成立了“法律法规清理小组办公室”。张玉卿时任外经贸部条法司司长，当时任务很艰巨，要清理与对外贸易有关的所有内部文件、部门规章、行政法规等，然后逐步扩展至其他各部委。国务院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
对于入世前夕的一个细节，张玉卿仍然记忆犹新。他说，在加入WTO之前进行大规模的法律法规清理工作，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WTO秘书处法律司有位专门负责“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法律工作的官员哥特勒曾专程来到中国，向张玉卿了解中国法律以及法律法规的清理情况。哥特勒提出，中国政府完全可以向WTO提出给予两年过渡期的请求，也就是在入世两年后再使中国的法律法规与WTO规则相符，这样也会使中国清理法律法规的时间宽松一些。
虽然哥特勒的建议是出于好意，但“我们担心如果不进行法律法规的清理工作，有可能会使中国在过渡期内不能取得完全的WTO成员地位，不能完全享受WTO的权利。最终，我们还是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仍然继续进行庞大的法律法规清理工作，而且必须要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完成”。
据了解，到2005年底，我国制定、修改了30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覆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透明度、贸易政策的统一实施等各个方面。仅入世后3年内，地方政府就清理出19万件地方性法规和政策措施，并根据WTO的规则和入世承诺分别进行了修改或废止，与WTO成功配套。
“从这个角度说，WTO对中国法治的影响是最明显和突出的。它确保了中国经济法律制度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入世承诺的一致性、协调性，一个符合WTO原则和市场经济总体要求的统一、公正、透明的经济法律体系得以建立，为中国成为当今世界上的经济大国、贸易大国打下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张玉卿总结说。
加入WTO加速开放，促进内部改革
提及当时中国加入WTO时修改法律遭遇的阻力和质疑，张玉卿诚实相告：“说实在的，当时法律的修改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比如《对外贸易法》的制定首先得走基层，听取中央各部门、地方部门的意见。而其中是涉及到部门利益、企业利益的，要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并不容易。”
张玉卿表示，这些相关利益部门当初是反对加入WTO采取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的。比如外贸经营权，就有人反对放开。而如今我国外贸大发展，成为全世界第一，如果当初没有外贸经营权的开放，不会有今天的发展。
与当初的阻力相比，今日之成就显得更加珍贵。张玉卿认为，当时就是要以开放促改革，通过加入WTO加速开放，促进内部改革。中国如果不加入WTO，还是过去那套模式，是不会有目前世界经济第二、贸易第一的地位。所以，加入WTO，虽然当初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阻力，但是在党中央的推动和决策下，我们成功入世，并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进程。
“中国过去15年在WTO的表现应该说相当不错，可圈可点的”。比如参与多哈回合的谈判，运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派驻强大的中国常驻WTO代表团，积极参与各种会议、项目活动，发表意见，特别是在巴厘协定谈判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促使贸易便利化协议的达成。 未来中国要为WTO做奉献
张玉卿退休后这些年忙着研究和出书，是想让更多人学习和了解WTO规则。
如今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面临更大的挑战，而国际规则对中国的要求将更加严格或者挑剔。张玉卿说，未来考验中国的不是过去15年已经取得的辉煌骄人的成绩，而是今后在长期的发展中能否保住已经取得的地位。现在中国的硬实力位居世界前列，但是软实力有待提升。未来如何把中国的经验、理念传导出去，让世界认可，产生共鸣，这是个大问题。“在当前WTO谈判停滞不前的情况下，作为全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中国必须有所作为。但是，我国目前还缺乏这方面的视野和动力”。
“我们要对WTO充满信心。中国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多边的贸易体制上，因为这是我们重点的所在。当前，我们应积极推动多哈回合的谈判进程，敢于发挥一个贸易大国的主导作用。市场准入的扩大、补贴的减少或取消，这无疑都会使中国受益。同时，我们要意识到，WTO是维持国际贸易秩序的根本保证，中国应积极主动地维护WTO多边体制和规则”。
对待WTO的态度取决于对WTO规则执行的程度。中国不但要从WTO得到利益，还要为WTO做奉献。如何联合国际上主要的贸易成员国，就WTO今后的发展商量对策，推动WTO往前发展，这是很大的课题。
这也是现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和要求。张玉卿打了一个比方：“中国的块头太大了，就跟一个大人跟一个小孩子似的，小孩子有时候说一句错话、淘气一点，大家可以视之不理，无所谓。但是如果一个大人做了不规范的事情，大家就会感觉到他有点差劲，要求他改。”
张玉卿建议，我国对WTO规则的认知应该持之以恒，拿出当初入世时的精神和劲头认真地学习和践行WTO规则。否则，将来会受到国际的挑战和质疑。在积极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的同时，中国也要特别防止在区域或双边优惠贸易方面被边缘化，丢失可持续发展的机会。
而在这其中，张玉卿认为核心的是人才。“其实，我国现在有一些对WTO十分了解、经验丰富、语言出色的人才，应该充分发挥这些人的作用和影响力，让他们能够继续发挥余光余热，为中国人在WTO方面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他还建议，WTO研究也需要深入，每个研究者要专注一个领域，有所成就才好。简而言之，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不能一蹴而就，而要从教育这个根本入手，把这些理念贯彻到教育中，培养既熟悉国内法律，又有国际视野和素质的人才，才能为我国未来在WTO的表现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这也是中国提升软实力的必由之路。
编辑|王秋蓉 [email protected]
入世谈判过程曲折，结果喜人
张玉卿回顾了中国复关和入世的那段令人难忘的历史。实际上，中国一开始就是1948年1月1日生效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原始缔约方，只是签订GATT的是当时的民国政府。新中国成立后，台湾当局于1950年3月退出了GATT，但自1965年1月至1971年10月又在GATT中以“观察员”身份自居。
新中国成立之后，当时的中国由于注重国内的稳定与发展，加上对关贸总协定不是特别了解，因此出现了长达20多年的空缺。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纺织品出口受到了各种限制，这时中国才从《多边纺织品贸易协定》中了解到GATT的作用。1986年7月，我国开始正式提出“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席位。
当时，中国的外经贸部对GATT作了很多的调查和了解。中国提出三条标准：第一是恢复在GATT中的席位；第二是关税减让；第三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参加。之后便开始了漫长的复关和加入WTO的谈判。这三条在中国于1986年7月提交复关申请后，一直在争论探讨当中，缔约方对中国进行了长期的经济、贸易体制的审查，使复关和加入WTO进入了长期的马拉松谈判。当然，中国加入WTO也涉及到很多其他的政治因素。
张玉卿感慨道，当时的外经贸部以及谈判团承受着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国内不同产业部门有不同的利益考量，外面有来自不同WTO成员的要价以及WTO法律规则的要求。原外经贸部就像“三明治”，还好有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指引，有懂得WTO规则的专家、学者的支持。
入世15年的成果证明当时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中国入世以后，在经济贸易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成为了现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贸易国，国际地位有了巨大的提升。“现在国际上无论是哪方面的问题，没有中国的参与都没有办法决定，也不敢决定。这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作为中国入世的见证者、参与者，张玉卿也十分珍视这段历史，一个细节就是，至今他依然清楚地记得重大节点的具体时日。
中国入世“修法”的力度，世界少有
“变化是翻天覆地的。我经历了中国从复关到入世的整个过程，对此深有体会。”张玉卿感慨地说。为了履行《WTO协定》和入世承诺，虽然我国正式成为WTO组织成员的时间是2001年12月11日，但是启动大规模法律、法规立改废的工作在1999年就开始了。“因为1999年11月15日，我国与美国就我国加入WTO达成了双边协议。那时中国加入WTO已经指日可待了。”
1999年12月1日，外经贸部（商务部的前身）成立了“法律法规清理小组办公室”。张玉卿时任外经贸部条法司司长，当时任务很艰巨，要清理与对外贸易有关的所有内部文件、部门规章、行政法规等，然后逐步扩展至其他各部委。国务院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
对于入世前夕的一个细节，张玉卿仍然记忆犹新。他说，在加入WTO之前进行大规模的法律法规清理工作，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WTO秘书处法律司有位专门负责“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法律工作的官员哥特勒曾专程来到中国，向张玉卿了解中国法律以及法律法规的清理情况。哥特勒提出，中国政府完全可以向WTO提出给予两年过渡期的请求，也就是在入世两年后再使中国的法律法规与WTO规则相符，这样也会使中国清理法律法规的时间宽松一些。
虽然哥特勒的建议是出于好意，但“我们担心如果不进行法律法规的清理工作，有可能会使中国在过渡期内不能取得完全的WTO成员地位，不能完全享受WTO的权利。最终，我们还是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仍然继续进行庞大的法律法规清理工作，而且必须要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完成”。
据了解，到2005年底，我国制定、修改了30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覆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透明度、贸易政策的统一实施等各个方面。仅入世后3年内，地方政府就清理出19万件地方性法规和政策措施，并根据WTO的规则和入世承诺分别进行了修改或废止，与WTO成功配套。
“从这个角度说，WTO对中国法治的影响是最明显和突出的。它确保了中国经济法律制度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入世承诺的一致性、协调性，一个符合WTO原则和市场经济总体要求的统一、公正、透明的经济法律体系得以建立，为中国成为当今世界上的经济大国、贸易大国打下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张玉卿总结说。
加入WTO加速开放，促进内部改革
提及当时中国加入WTO时修改法律遭遇的阻力和质疑，张玉卿诚实相告：“说实在的，当时法律的修改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比如《对外贸易法》的制定首先得走基层，听取中央各部门、地方部门的意见。而其中是涉及到部门利益、企业利益的，要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并不容易。”
张玉卿表示，这些相关利益部门当初是反对加入WTO采取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的。比如外贸经营权，就有人反对放开。而如今我国外贸大发展，成为全世界第一，如果当初没有外贸经营权的开放，不会有今天的发展。
与当初的阻力相比，今日之成就显得更加珍贵。张玉卿认为，当时就是要以开放促改革，通过加入WTO加速开放，促进内部改革。中国如果不加入WTO，还是过去那套模式，是不会有目前世界经济第二、贸易第一的地位。所以，加入WTO，虽然当初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阻力，但是在党中央的推动和决策下，我们成功入世，并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进程。
“中国过去15年在WTO的表现应该说相当不错，可圈可点的”。比如参与多哈回合的谈判，运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派驻强大的中国常驻WTO代表团，积极参与各种会议、项目活动，发表意见，特别是在巴厘协定谈判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促使贸易便利化协议的达成。 未来中国要为WTO做奉献
张玉卿退休后这些年忙着研究和出书，是想让更多人学习和了解WTO规则。
如今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面临更大的挑战，而国际规则对中国的要求将更加严格或者挑剔。张玉卿说，未来考验中国的不是过去15年已经取得的辉煌骄人的成绩，而是今后在长期的发展中能否保住已经取得的地位。现在中国的硬实力位居世界前列，但是软实力有待提升。未来如何把中国的经验、理念传导出去，让世界认可，产生共鸣，这是个大问题。“在当前WTO谈判停滞不前的情况下，作为全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中国必须有所作为。但是，我国目前还缺乏这方面的视野和动力”。
“我们要对WTO充满信心。中国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多边的贸易体制上，因为这是我们重点的所在。当前，我们应积极推动多哈回合的谈判进程，敢于发挥一个贸易大国的主导作用。市场准入的扩大、补贴的减少或取消，这无疑都会使中国受益。同时，我们要意识到，WTO是维持国际贸易秩序的根本保证，中国应积极主动地维护WTO多边体制和规则”。
对待WTO的态度取决于对WTO规则执行的程度。中国不但要从WTO得到利益，还要为WTO做奉献。如何联合国际上主要的贸易成员国，就WTO今后的发展商量对策，推动WTO往前发展，这是很大的课题。
这也是现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和要求。张玉卿打了一个比方：“中国的块头太大了，就跟一个大人跟一个小孩子似的，小孩子有时候说一句错话、淘气一点，大家可以视之不理，无所谓。但是如果一个大人做了不规范的事情，大家就会感觉到他有点差劲，要求他改。”
张玉卿建议，我国对WTO规则的认知应该持之以恒，拿出当初入世时的精神和劲头认真地学习和践行WTO规则。否则，将来会受到国际的挑战和质疑。在积极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的同时，中国也要特别防止在区域或双边优惠贸易方面被边缘化，丢失可持续发展的机会。
而在这其中，张玉卿认为核心的是人才。“其实，我国现在有一些对WTO十分了解、经验丰富、语言出色的人才，应该充分发挥这些人的作用和影响力，让他们能够继续发挥余光余热，为中国人在WTO方面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他还建议，WTO研究也需要深入，每个研究者要专注一个领域，有所成就才好。简而言之，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不能一蹴而就，而要从教育这个根本入手，把这些理念贯彻到教育中，培养既熟悉国内法律，又有国际视野和素质的人才，才能为我国未来在WTO的表现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这也是中国提升软实力的必由之路。
编辑|王秋蓉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