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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一梅，著名戏剧编剧，代表作《恋爱的犀牛》从1999年首演风靡至今，被誉为“年轻一代的爱情圣经”，是中国小剧场戏剧史上最受欢迎的作品。
遭遇先锋话剧
1971年，廖一梅出生于北京一个艺术之家，父母均是北京舞蹈学院的老师。院里的孩子都会被送去学跳舞，她也不例外。“那个表现力对我来说太简单了，感觉到语言的魅力后，我对形体就没什么兴趣了。”
高三时，她听说在中央戏剧学院可以不学数学，还可以随便地看书写东西，就觉得挺合适。廖一梅顺利地考上了中戏。当时选戏剧专业，她就是感觉好玩，至于戏剧是什么样，能做成什么样，她都没想过。
所以，刚听了一堂课，廖一梅就傻眼了：老师讲的戏剧和自己理解的压根儿不是一回事。这种情况下，廖一梅没动力学习了，她白天坐在教室里凑数，晚上猫在宿舍里看小说，偶尔发一发“无可奈何进中戏，谁知日后会怎样”的牢骚，结果成了大伙儿戏谑的“忧郁黛玉”。
廖一梅上中戏那年，孟京辉正读研究生，两人是同校师兄妹。廖一梅第一次见到孟京辉，是在同学刁奕男排练的课堂小品上。那是一个颇为怪异的作品，演两个被关在监狱里的犯人的奇思妙想，他们明明蹲在便桶上，却说自己正騎着摩托车横冲直撞。刁奕男的课堂作业得分极低，老师看不懂，廖一梅却因此记住了演课堂小品的、“眼睛像小野兽一样，一点也不像研究生”的孟京辉。
那时，孟京辉扛起了先锋戏剧的大旗，拉拢了张一白、胡军、郭涛一帮人，鼓捣出中戏史无前例的“实验戏剧15天演出季”。廖一梅是这一切热闹的外围参与者。她的工作主要是贴海报、打扫剧场，演戏时按响闹钟制造音效，排练时用电炉子给大家煮东西吃。廖一梅看上去弱不禁风，干起活儿来却是麻利又细致，更难得的，是再苦再累也毫无怨言——在《等待戈多》一剧中，当排演结束时，大伙儿都累得或躺或坐在地上，唯独廖一梅一个人不肯休息，接着打扫全场的垃圾。这一切，孟京辉都看在眼里，因而格外爱怜这个身体羸弱的小师妹，亲热地喊她“宝儿”。就这样，日久生情，两人慢慢互相有了好感。
任情任性不爱束缚
大学毕业后，廖一梅被分配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下属的一个出版社，做编辑，每周就到单位上两天班，但这两天她也不想去，她不愿意受一丁点儿的束缚。她还害怕处理人际关系，周围人关心的事情她不关心，他们争夺的那些东西她觉得没意义。
为何不能老实守着一份糊口的工作，理想主义能当饭吃么？她说：“谁都有生存压力，这个完全不值一谈！可是，有多大意志力的人就会有多大成就。我知道人站在泥地上，这是一个根本，有的人喜欢烂泥，但我不喜欢。这是本质的差别。”
从单位出来后，廖一梅曾给报纸杂志写过专栏，后来作罢。“我没那么多话要说，对一些当时看似热闹、其实毫无意义的事情发表看法也实在没必要。我讨厌废话……别人的和自己的都讨厌，如果不是非说不可，我宁愿闭嘴。”
她还给电视栏目撰稿，做广告公司的策划文案，做MTV的创意，乃至写电视剧本，只要能挣钱，她几乎都写过。只可惜，稿费不高，勉强混个温饱而已。
第一个和她签约的是王朔。当时王朔成立了一家公司，签了好多作家，也找了好多刚从中戏毕业的学生。王朔主动跟她说，写一部电影给她一万五。她乐得傻掉了，从没想过能赚那么多钱。但是不久，那家公司就破产了，她写的剧本也没被拍成电影。而从此，廖一梅真正成了一名专职编剧。
接下来的几年里，廖一梅先后写了多部电影和电视剧剧本，像《中国机长》、《龙堂》以及《绝对隐私》等。这些剧本虽说都拍摄成片了，但由于种种原因，没得到期望的报酬，廖一梅心头酸楚不已。她尤其不喜欢写电视剧，要写无数次“他走进来”、“他坐下”、“他出去”类似的话。“这实际上妨碍了我的表达。我希望能把语言变成利剑，可随意在空中挥舞，说起话来带着刀剑的‘刷刷声’，用最锐利的方式表达。”
她就去找孟京辉，看能否在老本行话剧业觅得一条出路。孟京辉虽说已在实验话剧中坚持了好几年，且小有名气，但也正为“空前的上座率，票房却不高”的难题而抓耳挠腮。很自然地，他们走到了一起。
我的剧本我作主
1998年和孟京辉新婚度蜜月归来后，廖一梅将自己关起来，准备写一部任情任性的作品，就是《恋爱的犀牛》。当时乃至现在，也没有人那样写剧本——整页的独白，拿掉了所有故事情节，人物的身份背景都是模糊的。
故事表达的，并不是生活中真的有那么一段爱情故事，而是一个寓言，一种超现实感。廖一梅不像传统剧本那样，写主人公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在哪里见面。她当时这样写的时候，不知道观众会不会接受。
“忘掉是一般人能做的唯一的事，但我决定不忘掉她。”“黄昏是我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 看到满街的犀牛。”类似的台词那么旺盛地燃烧、直接坦白，要炸开似的生命力，打动了孟京辉，他想把它搬到舞台上。
但他们要面对惨淡的话剧市场，以及资金筹措、演员遴选、剧场选择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在剧场选择上，求爷爷告奶奶地说了一大箩筐好话，他们才在鲜有人知的北兵马司小胡同里，找到了一个名叫老青艺的不起眼的剧场。在钱齐人齐马上要排练时，投资人却撤了。
廖一梅说，出于任何原因向任何人和事低头，都是怯懦的表现，都会让自己瞧不起。所以，开弓没有回头箭，孟京辉把自己的房子抵押了21万元，又跟朋友借了钱。他跟廖一梅约定，如果赔了，廖一梅写一年的电视剧还钱。
在演员遴选上，也勉强凑合着。1997年夏天，《恋爱的犀牛》总算摇摇晃晃出场了。结果，奇迹出现了：《恋爱的犀牛》火了，场场爆满，连过道都坐满了人。剧场售票窗口前的长龙沿着兵马司胡同，一路排到了安定大街，创下了首演连演四十场、场场上座率120%的业绩。至于票房，更是大赚特赚了整整50万元。该剧成为中国戏剧史上第一部靠票房赢利的小剧场话剧。
廖一梅和孟京辉用十年时间拯救了戏剧，并将前卫变成经典，把边缘变为主流。从此，写作对廖一梅来说，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内心需要。
2000年，廖一梅写了电影剧本《像鸡毛一样飞》，那是一个关于诗人的故事——面对周遭翻天覆地的变化，理想主义者感到不适和无能为力，不知该固守自我，还是审时度势，站在风口浪尖。
一年多时间里，剧本一直在反复修改，和一个个投资人交涉。当时，一个风头正劲的外国制片人要廖一梅夫妇做出选择：或者按照他的意思再写一稿，或者另换一个题材。
廖一梅考虑了两天，给了一个他没有想到的回答：既不再写，也不换题材，再见。这可能是这个制片人到中国后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他特意请廖一梅吃饭，希望再聊聊。饭桌上是尴尬的沉默，沉默地吃，沉默地分手。
2001年夏天，《像鸡毛一样飞》终于找到一个不要求任何修改的投资人。后来，这部由孟京辉导演的电影获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关注奖，以及香港国际电影节费比西影评人奖。
廖一梅如此倔强，撞遍南墙也不懂变通。在她看来，大多数人被伤害后，疼一下就缩起来了，像海葵一样，再也不张开了，那最后只有变成一块石头。要是一直张着，自由地表达、期望，自由地做自己，就会有不断的伤害、不断的疼痛，但还是像花一样开着。这就是后来她《悲观主义的花朵》一书的名称由来。
柔软是一把刀
作为编剧，廖一梅并不多产，她说自己“不到非说不可不写戏，说废话一点意义都没有”。
《恋爱的犀牛》是廖一梅夫妇首度合作的作品，一炮而红。又过了五六年，两人二度合作的《琥珀》在香港艺术节首演，再度震撼亚洲剧坛。与《琥珀》一起降生的，是他们的儿子孟子由。为了这个小生命，一向持悲观主义的廖一梅把《琥珀》的结局改成了光明的，让“小优”给了“高辕”奇迹，沉迷吸毒的“高辕”对“小优”说：“因为你，我害怕死去。”
2010年岁末，廖一梅推出了堪称先锋戏剧完美终结篇的《柔软》。
写这个剧本时，廖一梅快得抑郁症了。写作过程中，她把悲观悲伤、人的悲剧性看得特别清楚。
剧本中有一个易装癖的时装设计师，在舞台上男扮女装，调侃观众：“人生是没的选择的，我的命运便是一星期做两个小时的女人。可是，我比你们幸运，我的人生里至少有两个小时是属于我自己的，你们难道不偷偷地渴望能有这样的两个小时，卸下你们的面具，摆脱所谓的成功和正常，为所欲为，做一个真的自己，或者做一个幻想中的自己？你们没有这样的机会，你们真可怜！”
这角色的原型是廖一梅的一位朋友，樊其辉，一名著名的服装设计师，但宁愿称自己“女裁缝”。有几年，他每周二到某酒吧化身歌女“碧浪达”。廖一梅喜欢他和他的歌声，还有他那些尖刻辛酸的笑话。他是有勇气把真实的生命坦露给人们看的人，流着泪还自嘲地笑着。
在舞台上他一直笑到最后，但真实的结局，却是他在《柔软》新闻发布会的前两天，在家中自杀身亡。这突然的消息，对廖一梅是可怕的打击。生命真的很危险、很脆弱。这剧本是一把刀。它只有成为一把刀，才能扎入人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戏剧中，可以一再激发火花的廖一梅，私底下是个特别爱静的人，能不出门就不出门。每年会出去旅游一次。她特别喜欢意大利，阳光明媚，到处都是美景，人们都亲切随意。她也喜欢冰岛，蛮荒时代般的景象，茫然无际的火山岩，似乎从无人迹，让人震撼。也许，远离尘嚣是一种让心灵宁静的方式，从天地万物间收集重新出发的力量。
廖一梅对信息时代、时尚潮流的抗拒有点让人不可思议。她从不看电视，家里的电视是儿子看动画片用的。“那些时髦的词儿，知道它与你有什么相干？它使你更快乐了？更深刻了？更有洞见了？对于很多事都要敢于不知道。”这就是廖一梅的生存态度。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编辑 赵莹[email protected]）
遭遇先锋话剧
1971年，廖一梅出生于北京一个艺术之家，父母均是北京舞蹈学院的老师。院里的孩子都会被送去学跳舞，她也不例外。“那个表现力对我来说太简单了，感觉到语言的魅力后，我对形体就没什么兴趣了。”
高三时，她听说在中央戏剧学院可以不学数学，还可以随便地看书写东西，就觉得挺合适。廖一梅顺利地考上了中戏。当时选戏剧专业，她就是感觉好玩，至于戏剧是什么样，能做成什么样，她都没想过。
所以，刚听了一堂课，廖一梅就傻眼了：老师讲的戏剧和自己理解的压根儿不是一回事。这种情况下，廖一梅没动力学习了，她白天坐在教室里凑数，晚上猫在宿舍里看小说，偶尔发一发“无可奈何进中戏，谁知日后会怎样”的牢骚，结果成了大伙儿戏谑的“忧郁黛玉”。
廖一梅上中戏那年，孟京辉正读研究生，两人是同校师兄妹。廖一梅第一次见到孟京辉，是在同学刁奕男排练的课堂小品上。那是一个颇为怪异的作品，演两个被关在监狱里的犯人的奇思妙想，他们明明蹲在便桶上，却说自己正騎着摩托车横冲直撞。刁奕男的课堂作业得分极低，老师看不懂，廖一梅却因此记住了演课堂小品的、“眼睛像小野兽一样，一点也不像研究生”的孟京辉。
那时，孟京辉扛起了先锋戏剧的大旗，拉拢了张一白、胡军、郭涛一帮人，鼓捣出中戏史无前例的“实验戏剧15天演出季”。廖一梅是这一切热闹的外围参与者。她的工作主要是贴海报、打扫剧场，演戏时按响闹钟制造音效，排练时用电炉子给大家煮东西吃。廖一梅看上去弱不禁风，干起活儿来却是麻利又细致，更难得的，是再苦再累也毫无怨言——在《等待戈多》一剧中，当排演结束时，大伙儿都累得或躺或坐在地上，唯独廖一梅一个人不肯休息，接着打扫全场的垃圾。这一切，孟京辉都看在眼里，因而格外爱怜这个身体羸弱的小师妹，亲热地喊她“宝儿”。就这样，日久生情，两人慢慢互相有了好感。
任情任性不爱束缚
大学毕业后，廖一梅被分配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下属的一个出版社，做编辑，每周就到单位上两天班，但这两天她也不想去，她不愿意受一丁点儿的束缚。她还害怕处理人际关系，周围人关心的事情她不关心，他们争夺的那些东西她觉得没意义。
为何不能老实守着一份糊口的工作，理想主义能当饭吃么？她说：“谁都有生存压力，这个完全不值一谈！可是，有多大意志力的人就会有多大成就。我知道人站在泥地上，这是一个根本，有的人喜欢烂泥，但我不喜欢。这是本质的差别。”
从单位出来后，廖一梅曾给报纸杂志写过专栏，后来作罢。“我没那么多话要说，对一些当时看似热闹、其实毫无意义的事情发表看法也实在没必要。我讨厌废话……别人的和自己的都讨厌，如果不是非说不可，我宁愿闭嘴。”
她还给电视栏目撰稿，做广告公司的策划文案，做MTV的创意，乃至写电视剧本，只要能挣钱，她几乎都写过。只可惜，稿费不高，勉强混个温饱而已。
第一个和她签约的是王朔。当时王朔成立了一家公司，签了好多作家，也找了好多刚从中戏毕业的学生。王朔主动跟她说，写一部电影给她一万五。她乐得傻掉了，从没想过能赚那么多钱。但是不久，那家公司就破产了，她写的剧本也没被拍成电影。而从此，廖一梅真正成了一名专职编剧。
接下来的几年里，廖一梅先后写了多部电影和电视剧剧本，像《中国机长》、《龙堂》以及《绝对隐私》等。这些剧本虽说都拍摄成片了，但由于种种原因，没得到期望的报酬，廖一梅心头酸楚不已。她尤其不喜欢写电视剧，要写无数次“他走进来”、“他坐下”、“他出去”类似的话。“这实际上妨碍了我的表达。我希望能把语言变成利剑，可随意在空中挥舞，说起话来带着刀剑的‘刷刷声’，用最锐利的方式表达。”
她就去找孟京辉，看能否在老本行话剧业觅得一条出路。孟京辉虽说已在实验话剧中坚持了好几年，且小有名气，但也正为“空前的上座率，票房却不高”的难题而抓耳挠腮。很自然地，他们走到了一起。
我的剧本我作主
1998年和孟京辉新婚度蜜月归来后，廖一梅将自己关起来，准备写一部任情任性的作品，就是《恋爱的犀牛》。当时乃至现在，也没有人那样写剧本——整页的独白，拿掉了所有故事情节，人物的身份背景都是模糊的。
故事表达的，并不是生活中真的有那么一段爱情故事，而是一个寓言，一种超现实感。廖一梅不像传统剧本那样，写主人公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在哪里见面。她当时这样写的时候，不知道观众会不会接受。
“忘掉是一般人能做的唯一的事，但我决定不忘掉她。”“黄昏是我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 看到满街的犀牛。”类似的台词那么旺盛地燃烧、直接坦白，要炸开似的生命力，打动了孟京辉，他想把它搬到舞台上。
但他们要面对惨淡的话剧市场，以及资金筹措、演员遴选、剧场选择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在剧场选择上，求爷爷告奶奶地说了一大箩筐好话，他们才在鲜有人知的北兵马司小胡同里，找到了一个名叫老青艺的不起眼的剧场。在钱齐人齐马上要排练时，投资人却撤了。
廖一梅说，出于任何原因向任何人和事低头，都是怯懦的表现，都会让自己瞧不起。所以，开弓没有回头箭，孟京辉把自己的房子抵押了21万元，又跟朋友借了钱。他跟廖一梅约定，如果赔了，廖一梅写一年的电视剧还钱。
在演员遴选上，也勉强凑合着。1997年夏天，《恋爱的犀牛》总算摇摇晃晃出场了。结果，奇迹出现了：《恋爱的犀牛》火了，场场爆满，连过道都坐满了人。剧场售票窗口前的长龙沿着兵马司胡同，一路排到了安定大街，创下了首演连演四十场、场场上座率120%的业绩。至于票房，更是大赚特赚了整整50万元。该剧成为中国戏剧史上第一部靠票房赢利的小剧场话剧。
廖一梅和孟京辉用十年时间拯救了戏剧，并将前卫变成经典，把边缘变为主流。从此，写作对廖一梅来说，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内心需要。
2000年，廖一梅写了电影剧本《像鸡毛一样飞》，那是一个关于诗人的故事——面对周遭翻天覆地的变化，理想主义者感到不适和无能为力，不知该固守自我，还是审时度势，站在风口浪尖。
一年多时间里，剧本一直在反复修改，和一个个投资人交涉。当时，一个风头正劲的外国制片人要廖一梅夫妇做出选择：或者按照他的意思再写一稿，或者另换一个题材。
廖一梅考虑了两天，给了一个他没有想到的回答：既不再写，也不换题材，再见。这可能是这个制片人到中国后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他特意请廖一梅吃饭，希望再聊聊。饭桌上是尴尬的沉默，沉默地吃，沉默地分手。
2001年夏天，《像鸡毛一样飞》终于找到一个不要求任何修改的投资人。后来，这部由孟京辉导演的电影获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关注奖，以及香港国际电影节费比西影评人奖。
廖一梅如此倔强，撞遍南墙也不懂变通。在她看来，大多数人被伤害后，疼一下就缩起来了，像海葵一样，再也不张开了，那最后只有变成一块石头。要是一直张着，自由地表达、期望，自由地做自己，就会有不断的伤害、不断的疼痛，但还是像花一样开着。这就是后来她《悲观主义的花朵》一书的名称由来。
柔软是一把刀
作为编剧，廖一梅并不多产，她说自己“不到非说不可不写戏，说废话一点意义都没有”。
《恋爱的犀牛》是廖一梅夫妇首度合作的作品，一炮而红。又过了五六年，两人二度合作的《琥珀》在香港艺术节首演，再度震撼亚洲剧坛。与《琥珀》一起降生的，是他们的儿子孟子由。为了这个小生命，一向持悲观主义的廖一梅把《琥珀》的结局改成了光明的，让“小优”给了“高辕”奇迹，沉迷吸毒的“高辕”对“小优”说：“因为你，我害怕死去。”
2010年岁末，廖一梅推出了堪称先锋戏剧完美终结篇的《柔软》。
写这个剧本时，廖一梅快得抑郁症了。写作过程中，她把悲观悲伤、人的悲剧性看得特别清楚。
剧本中有一个易装癖的时装设计师，在舞台上男扮女装，调侃观众：“人生是没的选择的，我的命运便是一星期做两个小时的女人。可是，我比你们幸运，我的人生里至少有两个小时是属于我自己的，你们难道不偷偷地渴望能有这样的两个小时，卸下你们的面具，摆脱所谓的成功和正常，为所欲为，做一个真的自己，或者做一个幻想中的自己？你们没有这样的机会，你们真可怜！”
这角色的原型是廖一梅的一位朋友，樊其辉，一名著名的服装设计师，但宁愿称自己“女裁缝”。有几年，他每周二到某酒吧化身歌女“碧浪达”。廖一梅喜欢他和他的歌声，还有他那些尖刻辛酸的笑话。他是有勇气把真实的生命坦露给人们看的人，流着泪还自嘲地笑着。
在舞台上他一直笑到最后，但真实的结局，却是他在《柔软》新闻发布会的前两天，在家中自杀身亡。这突然的消息，对廖一梅是可怕的打击。生命真的很危险、很脆弱。这剧本是一把刀。它只有成为一把刀，才能扎入人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戏剧中，可以一再激发火花的廖一梅，私底下是个特别爱静的人，能不出门就不出门。每年会出去旅游一次。她特别喜欢意大利，阳光明媚，到处都是美景，人们都亲切随意。她也喜欢冰岛，蛮荒时代般的景象，茫然无际的火山岩，似乎从无人迹，让人震撼。也许，远离尘嚣是一种让心灵宁静的方式，从天地万物间收集重新出发的力量。
廖一梅对信息时代、时尚潮流的抗拒有点让人不可思议。她从不看电视，家里的电视是儿子看动画片用的。“那些时髦的词儿，知道它与你有什么相干？它使你更快乐了？更深刻了？更有洞见了？对于很多事都要敢于不知道。”这就是廖一梅的生存态度。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编辑 赵莹[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