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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接受美学”是从西方传入的一种文艺理论研究方法，它强调的是读者在阅读中的主导性。由于读者的个性、爱好、美学观点、生活经历、思想修养等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阅读动机和接受心理。
关键词： 接受美学 中国古典文学 鉴赏方法
一
“接受美学”最早是由德国学者汗斯·罗伯特尧斯提出的，后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焦点。“接受美学”有意识地突出了读者这一角色，说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并不是被动接受，而是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性去发现美和创造美。这和传统的文学理论研究只重视作家、作品存在一定差异，可以说是从一个新的角度去解读作品。
中国古典文学诗文的鉴赏方法很多，如“披文入情”，“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每一种鉴赏方法都有各自的优点，但这些方法无一例外的都是强调作者，而忽略读者的接受。其实在古典文学中，读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古代的文学理论早已注意到这一点。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说：“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蕴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咀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1]这段话是说鉴赏因人而异，这已经涉及“接受美学”方面的问题了，只是还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说：“诗可以兴，……可以云者，随可以而皆可也。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贵于有诗。”[2]这说明，读者在鉴赏过程中，可以凭借自己的情致心绪去自由地触摸诗歌的内蕴，对作品文本作出各自不同的解说。读者之情决定着他们在阅读时与作品内蕴相遇和从作品所得，这必然会使阅读解说烙上读者个人的印记。王夫之的这段话，阐述的就是读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可惜并没有进行具体的论述。
二
鲁迅先生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一百个人眼中，就有一百个贾宝玉”。“接受美学”认为，由于读者的个性、爱好、美学观点、生活经历、思想修养等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阅读动机和接受心态。同一时代的读者，对同一文本会有不同的理解；同一读者，也可能因为年龄、环境的变化而对同一文本有理解的差异。同时，读者的接受活动还可能受到外界，如道德行为规范、社会风俗、审美习尚等因素的影响。读者在接受过程中的心理活动、认知方式除了受自身的天赋等先天因素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受后天的经历和修养影响。先天和后天的诸多因素，决定了接受主体之间的差异性，正如《易经》所说：“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
不同读者因气质、经历、修养的不同，对同一作家、作品的评价和理解也千差万别。宋李清照的《永遇乐》：“落日熔金，暮云合壁，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合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然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这是李清照晚年的作品，宋刘辰翁在谈到这首诗时说：“余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词情不及，而悲苦过之。”[3]因为词中包含着深沉的家国之思，才使须眉读之而感慨泪下。但词中也用了口语，将孤孀情怀直白道出，因此也有人谓其词俚俗不雅而加以指责。宋张炎在《词源》中说：“昔人咏节序，付之歌喉者，类是率俗，不过为时纳祜之声耳。所谓清明‘拆桐花烂漫’、端午‘梅霖初歇’、七夕‘炎光谢’，若律以词家调度，则皆未然。岂如美成《解花语》赋元夕，史邦卿《东风第一枝》赋立春、《喜迁莺》赋元夕，不独措词精粹，又且见时序风物之盛，人家宴乐之间，则绝无歌者。至如李易安《永遇乐》云：‘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此词亦自不恶，而以俚词歌于坐花醉月之际，似乎击缶韶外，良可叹也。”[4]
同一首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不同的鉴赏者眼中有这么大的差异，个中原因值得探究。刘辰翁的一番话，说于南宋灭亡前夕，且其词风，直承辛弃疾爱国忧国之豪放风格，多抒家国兴亡之慨，以彼时之胸怀，读李清照之《永遇乐》，自是心灵相通，感慨万千，以致为之泪下；而张炎写《词源》之时，距南宋灭亡已有几十年之久，原有的爱国义愤，也因时过境迁，变得淡薄，对李清照《永遇乐》的今昔之感与家国之思，只评“亦自不恶”而已，加上他一向主张词要“雅正”、“清空”，所以对柳永等能“付之歌喉”的通俗词篇皆不以为然，而完全推崇“绝无歌者”的“雅”词，如周邦彦、史达祖的词篇，对“雅不伤俗”的李清照的词也加以挑剔。
从接受主体来看，年龄、生活阅历、文化层次、道德修养、知识结构也造成迥异的接受方式。《世说新语》记载了谢安和谢玄的一段对话：“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汉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谢玄年轻，泄世未深，他是站在纯艺术的角度来鉴赏《诗经》的，而谢安年长又位居高官，有胸怀天下的大志，二者的鉴赏结果自是不同。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对此有这样一段评论：“……‘汉谟定命，远猷辰告，’观也；谢安欣赏，而增其暇心。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贵于有诗。”又说：“谢太傅于《毛诗》取‘汉谟定命，远猷辰告，’此八字如一串珠，将大臣经营国事之心曲，写出次节，故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同一达情之妙。”[5]王夫之的这一观点，已和接受美学的观点相吻合。年龄、身份、地位造成了接受的差异性。谢玄是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来欣赏的，他的看法带有普遍性。而谢安作为一个重臣，整天考虑的是国家大事，在阅读过程中，会把这种思想带到作品中。“汉谟定命，远猷辰告”，恰好引起他的共鸣。只有处于他这样地位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评价。
关键词： 接受美学 中国古典文学 鉴赏方法
一
“接受美学”最早是由德国学者汗斯·罗伯特尧斯提出的，后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焦点。“接受美学”有意识地突出了读者这一角色，说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并不是被动接受，而是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性去发现美和创造美。这和传统的文学理论研究只重视作家、作品存在一定差异，可以说是从一个新的角度去解读作品。
中国古典文学诗文的鉴赏方法很多，如“披文入情”，“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每一种鉴赏方法都有各自的优点，但这些方法无一例外的都是强调作者，而忽略读者的接受。其实在古典文学中，读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古代的文学理论早已注意到这一点。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说：“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蕴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咀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1]这段话是说鉴赏因人而异，这已经涉及“接受美学”方面的问题了，只是还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说：“诗可以兴，……可以云者，随可以而皆可也。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贵于有诗。”[2]这说明，读者在鉴赏过程中，可以凭借自己的情致心绪去自由地触摸诗歌的内蕴，对作品文本作出各自不同的解说。读者之情决定着他们在阅读时与作品内蕴相遇和从作品所得，这必然会使阅读解说烙上读者个人的印记。王夫之的这段话，阐述的就是读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可惜并没有进行具体的论述。
二
鲁迅先生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一百个人眼中，就有一百个贾宝玉”。“接受美学”认为，由于读者的个性、爱好、美学观点、生活经历、思想修养等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阅读动机和接受心态。同一时代的读者，对同一文本会有不同的理解；同一读者，也可能因为年龄、环境的变化而对同一文本有理解的差异。同时，读者的接受活动还可能受到外界，如道德行为规范、社会风俗、审美习尚等因素的影响。读者在接受过程中的心理活动、认知方式除了受自身的天赋等先天因素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受后天的经历和修养影响。先天和后天的诸多因素，决定了接受主体之间的差异性，正如《易经》所说：“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
不同读者因气质、经历、修养的不同，对同一作家、作品的评价和理解也千差万别。宋李清照的《永遇乐》：“落日熔金，暮云合壁，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合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然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这是李清照晚年的作品，宋刘辰翁在谈到这首诗时说：“余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词情不及，而悲苦过之。”[3]因为词中包含着深沉的家国之思，才使须眉读之而感慨泪下。但词中也用了口语，将孤孀情怀直白道出，因此也有人谓其词俚俗不雅而加以指责。宋张炎在《词源》中说：“昔人咏节序，付之歌喉者，类是率俗，不过为时纳祜之声耳。所谓清明‘拆桐花烂漫’、端午‘梅霖初歇’、七夕‘炎光谢’，若律以词家调度，则皆未然。岂如美成《解花语》赋元夕，史邦卿《东风第一枝》赋立春、《喜迁莺》赋元夕，不独措词精粹，又且见时序风物之盛，人家宴乐之间，则绝无歌者。至如李易安《永遇乐》云：‘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此词亦自不恶，而以俚词歌于坐花醉月之际，似乎击缶韶外，良可叹也。”[4]
同一首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不同的鉴赏者眼中有这么大的差异，个中原因值得探究。刘辰翁的一番话，说于南宋灭亡前夕，且其词风，直承辛弃疾爱国忧国之豪放风格，多抒家国兴亡之慨，以彼时之胸怀，读李清照之《永遇乐》，自是心灵相通，感慨万千，以致为之泪下；而张炎写《词源》之时，距南宋灭亡已有几十年之久，原有的爱国义愤，也因时过境迁，变得淡薄，对李清照《永遇乐》的今昔之感与家国之思，只评“亦自不恶”而已，加上他一向主张词要“雅正”、“清空”，所以对柳永等能“付之歌喉”的通俗词篇皆不以为然，而完全推崇“绝无歌者”的“雅”词，如周邦彦、史达祖的词篇，对“雅不伤俗”的李清照的词也加以挑剔。
从接受主体来看，年龄、生活阅历、文化层次、道德修养、知识结构也造成迥异的接受方式。《世说新语》记载了谢安和谢玄的一段对话：“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汉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谢玄年轻，泄世未深，他是站在纯艺术的角度来鉴赏《诗经》的，而谢安年长又位居高官，有胸怀天下的大志，二者的鉴赏结果自是不同。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对此有这样一段评论：“……‘汉谟定命，远猷辰告，’观也；谢安欣赏，而增其暇心。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贵于有诗。”又说：“谢太傅于《毛诗》取‘汉谟定命，远猷辰告，’此八字如一串珠，将大臣经营国事之心曲，写出次节，故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同一达情之妙。”[5]王夫之的这一观点，已和接受美学的观点相吻合。年龄、身份、地位造成了接受的差异性。谢玄是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来欣赏的，他的看法带有普遍性。而谢安作为一个重臣，整天考虑的是国家大事，在阅读过程中，会把这种思想带到作品中。“汉谟定命，远猷辰告”，恰好引起他的共鸣。只有处于他这样地位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