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是达到圣人的境界,有了心物交融的无上感觉,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己的教主,还是有心慌处
　　
　　教育的不平等,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让人人都受教育,一种是让人人都不受教育。第二个办法闻着馊,做起来却容易些,而且记性好的人都知道,它并不是不曾施行过。处于中间的,还有一种办法,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中,陶冶出精神的平等;只是在中国的传统中,并无高于人的别一种精神存在——“天”早先还有点高,后来也和人“合一”了。那么,明儒倡导的精神平等和师心自用,分别也很小了。
　　
　　黄宗羲对泰州学派的批评很严厉,说他们是小人之无忌惮者,即一群无知无识之人在瞎搞。泰州学派的创立人王艮主张安身先于安天下,黄宗羲便认为这样的主张,给临难苟免开了后门。后来甚至有一种见解,以为明朝亡于内部的人心离散,人心离散应该由王学负责;而泰州学派,作为王学中的极端,格外地不得辞其咎。
　　
　　泰州学派中的韩贞是江苏兴化人,家中几代人都以烧砖窑为业。韩贞小时候爱念书,但没有机会。他十五岁失怙,四年后又丧母,没牵挂了,这才跑出去求学,遇到的第一个老师,是樵夫出身。窑工向樵夫问学,近乎一团糊涂,后来这位老师便引荐他到王艮那里。韩贞年纪既轻,穿得又破,人家听讲,他在外面扫地,如此扫了几年,终得王艮欢心,学成而归了。韩贞回到家中,穿戴着王艮送的深衣高冠,众人看了都笑,以为一个烧窑的,装束得儒不儒道不道,多半是失心疯了;便是想冒充学里的相公,也没有这么打扮的。韩贞不为所动,在乡间传授泰州之学。他天天高谈阔论,不治产业,日子过得很窘,曾穷到把房子也卖掉,而不以为苦。
　　
　　韩贞以弘道化俗为己任,渐渐地,跟随者有上千人之多,声势耸动州县。到了秋闲,坐着小船,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聚徒讲学,弦诵之声洋溢江浦,十分动人。他的思想,从王艮出来,大致总是教人觉悟,悟到自己也可以成贤做圣,用不着读书,甚至也用不着思索,只需正视本心,一切便好。有一個老汉,问韩贞什么是良心,韩贞让他脱衣服。老汉脱到只剩一条裤子,不好意思地说,实在不能再脱了。韩贞说,这便是良心了。
　　
　　这一套不是他自己的发明。他的祖师爷王阳明,曾见乡农吵架,一个骂对方无天理,一个骂对方欺心。王阳明说,听,他们在讲学呢,又是天理又是心的,非讲学而何?王艮更进一步,说“百姓日用是道”。比如端起茶来,送到口中,而不会送向鼻孔;放下茶杯,放到盏中,而不会掷在地上,这便是道了。莫里哀笔下有个土财主,某日忽聆大道,喜不自胜:“这就是散文!原来我已经说了四十多年的散文了,自己还不知道呢。”假如我是明代的一个乡下人,听到王艮或韩贞讲的道理,大概也有这种欢喜。原来做圣贤并不需要做一身长袍穿起,也不用进学,做大老官,甚至不需要研读大册子上的“死老汉语”,果然“天下之学,唯有圣人之学好学,不费些子力气”。
　　
　　
　　有了这入门知识,容易做到的,是不再以为那些大人物有什么了不起;不容易做到的,是让自己也了不起起来。一旦启发良知,江鱼可以化龙,野老可以成圣,只是成圣之后,照旧担粪灌园,岂不气闷?那么,到底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呢?或者说,精神平等之后,如何导向社会上的平等呢?若按韩贞的解释,一旦悟得天机,别的事可以不用管了,“且饮三杯欢喜酒,不争一个皱眉钱”。比如他自己,把房子卖了,也不沮丧,高高兴兴地吟道:“三间茅屋归新主,一片烟霞是故人。”
　　
　　高妙是高妙的,普通人很难做到。毕竟,就是欢喜酒,也得拿皱眉钱去换。泰州学派的他人,并不都像韩贞这么退让,如何心隐等人,结社自济,算是解决社会平等问题的一种试验。韩贞也在乡下力行互助,但规模小,不济得什么事,只换来个“东海贤人”的牌匾,和他的初衷,差得远了。王学的致命处,在于证得良知、本心归仁之后,又怎么样?便是达到圣人的境界,有了心物交融的无上感觉,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己的教主,还是有心慌处。何况外面的社会,不会因此发生一点变化呢。王门后学,都喜欢招聚徒众,大约是聚在一起,彼此支持,精神便安定一些,一旦离散,未免惶惶然。
　　
　　明朝自有其不得不亡处,王学的影响,至多是使其亡得难看些。但王学在中国社会中加强了一种潜流,一有机会,便会涌动一次。论其好处,是撒了一点精神上求自立的种子;论其不好处,便是对秩序的厌恶了。耿定向曾说,何天非我,何地非我,何我非天地哉?这种豪气,降落到当年的革命青年或今天的土财主那里,便有了我们都听说过的各种古怪故事。■
　　
　　刀尔登: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