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后，中央明显加大了反腐力度，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即派出十个“中央巡视组”，到地方省市及部委现场办公，公开听取举报。为了应对愈演愈烈的党政官员特别是高官的贪腐渎职，早在1996年中央即部署“选派部级干部到地方和部门巡视”，十多年下来取得了很大成绩，一些大案如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案的线索，就是通过巡视发现的。此次派出的巡视组乃历年来规模最大，覆盖面更宽，显示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
　　社会各界对“中央巡视组”高度期待，学界对巡视制度予以高度评价，并希望将其常规化。有人称此制为“重要制度创新”，“填补了我国监督制度的一个空白”。然而，中央政府派专员巡视反腐，古已有之，并非新制度，其中的利弊优劣、经验教训，对我们现今反腐制度建设，不无借鉴意义。
　　上古时代有所谓“巡狩”制度，最高统治者“天子”名义上说到地方上打猎，实际是亲自出马监督地方诸侯“不修职贡”。但更多则是派遣使者，代表自己到地方上“采听风俗”。《汉书·艺文志》记：“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有考正也。”《诗经·硕鼠》即是采风使者向周天子汇报地方贪官情状：“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西汉时，中央政府派专使巡行地方反腐形成制度。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为从严打击贪官豪强，分派十三部州刺史刺察地方，专门制定了“六条诏书”即监察章程，无论遇到多大的官，只要“露章”，即可按劾。“巡行六条”等于为刺史佩上了“尚方宝剑”，使之具有无上权威，对于惩治贪官时效显著。以后历朝都有类似制度安排，如唐朝将全国分为十道监察区，由中央派遣巡按御史出巡，时人有云：“巡按御史出使，若不动山岳，震慴州县，诚为旷职耳”。明朝巡按“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对反贪维稳作用巨大。
　　但遣使巡视反腐却是非常规的监察制度。常规制度汉唐有御史台，一直拥有相当独立的监察事权，明清改称都察院，更加规范。常规监察之外临时加派特使，从重专责办案，往往出在吏治特别腐败之时，汉武帝外派刺史即如此。此前汉惠帝曾派遣“丞相使”监察诸郡，为加强京畿地区的反腐，汉武帝还专设司隶校尉，比刺史权位更重。这些御史之外临时派遣的专使，一时虽取得显著反腐成效，却也使政出多门，增加了行政成本。后临时性、非常规的专使逐渐常规化，权力也得以扩张，由监察官变成行政官，如东汉刺史改称州牧，自身却不受监督，终于引发动乱。明清巡按演变为巡抚、总督，也成为令中央头痛的“封疆大吏”。
　　现今中央巡视组由中紀委和中组部联合派出，直辖于政治局，主要稽查省部级干部违法乱纪问题，为期两个月，属临时性差遣。既属临时，则非常规，常规制度我国有中纪委和监察部。若按某些人说的将巡视组常规化，则显然是叠床架屋。临时加派巡视组只是常规制度的补充，原有监察机构的正常职能实不可取代。古时监督官异化为行政官的弊端应尽力避免，否则，巡视组常驻就有可能异化为凌驾于行省之上的新的“总督”、“巡抚”。要防止监察官拥有行政权力，对巡视组的职责时限要加以规范，对握有“尚方宝剑”的“巡按”也要加强监督。
　　中央巡视组到地方现场办公，成效显著，但民众由此可能会产生“清官情结”，期待“钦差”常驻，或越级上访，企盼能遇到“当代海瑞”，这令常规法制陷于弛懈，还是人治重于法治。应该看到，最关键的还是要解决体制机制的根本问题。我国自古至今的反腐监察体制，包括遣使巡视等方式，都是自上而下的层层监督，虽独具特色，却是一个单向度封闭的体制，是体制内的官治官，上级治下级，而非民治官，体制外民众自下而上的监督仍未彰显。反腐败的治本之策，就在于民治官，要发扬民主，放开社会监督。如何加强人民监督呢？最好的方式就是利用舆论监督的武器，使人民有更多说话的空间、监督的空间，政府施政公开透明，财务公开，官员财产公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资讯发达的当今社会，聚光灯下贪官硕鼠很难藏身。这样，也就用不着层层加码监察官外又设监察官了。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