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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其庸先生的宅号有好几个，其中以“宽堂”最为著名，而“瓜饭楼”则是最早的，它与“宽堂”齐名，见证了他年轻时缺衣少饭，只能拿南瓜、金花菜充饥的日子。最早的“瓜饭楼”位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铁狮子胡同里，即后来的张自忠路，这也是冯老在北京的第一个住所。当时，冯老的身体与庞大的书群都占地，使得狭窄的“瓜饭楼”又万分的狭窄了，而冯老似乎也与很多鸿儒大哲一样—在对社会生活不满时，又在无力改变或回避的情况下，喜欢用幽默来嘲讽现状。“宽堂”也就与狭窄的“瓜饭楼”交替频繁的出现，此后，也就一直沿用到今天。“宽堂”这一堂名所体现出的堂主的乐观，与“一年夜抄红楼”所表现出的坚韧，则一起尽显冯老“意”的深厚，以至罗振玉先生提笔赞到“隰拥具实如得，厄远宽堂实意宽也”。 而这“意宽”虽经“宽堂”几经变迁却始终没有消退。
1990年，冯老搬到了他北京的第二处住所—红庙的一处大了些的楼房里，这里“隰”没了，可是“拥”依然还在—同张自忠路的房子同样的“狭窄”。为什么？书、书、书、书。我认为有的时候，人尤其是一个学者、一个求知者所拥有的知识同渴求知识之间的关系，就如同两个敌对的国家进行军备竞赛的关系一样。一方多，则另一方就一定要更多更好，于是，冯老的书也就随着知识的积累而越来越多、越来越精，这也就使得房子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来愈小，最后还是拥挤。
但不管是“隰”，还是“拥”，我认为这不可能长时间的伴随着一个勤奋、乐观的人。六年后，红庙的“宽堂”继张自忠路的“宽堂”之后也退休了，而与此同时，冯老也在这一年退休并搬进了位于通州区张家湾的新居。今天，与家严同去张家湾的“宽堂”去拜望冯老，在这一路上，虽不能说是风景秀丽，但连绵的春雨，对于像冯老这样的久居北方的南方人来说，心情一定会非常舒畅，至少笔者心里挺舒服的，有一种故乡的感觉。
抵达目的地，跨入大门，我站在门口，看着冯老的这占地一亩、布局甚是简单的宅子—一栋两层很中式的白墙黑瓦的小楼。楼前是种有花草、竹梅的园子，显得庄重而又有意趣，有一种江南文人精心营造的感觉，使我觉得“看样子这房子还是比较宽的”。楼房经十余年的吹打，稍显得有些旧，并在今天早春的阴湿之下，园子同楼房一起显得有些灰蒙蒙的。走过中间的两侧是篱笆相伴的砖路，穿过还没有发绿的园地，进到屋内，光线很暗，即使开灯后也不太光亮，但地板磨出的一块块白色斑驳，在屋内倒是很明显。环顾四周，门前所对的是通往二楼的楼梯，两侧的过道两旁各是一间屋子，左房是会客厅。在过道内的十余步的路让我觉得很是拥挤—只要是能两个人走过的地方，就有大小不同、造型不一的各代石碑、佛像摆着。它们有的立着，有的躺着，还有的靠在墙上。这让我不时地左顾右盼，生怕一步不慎碰坏了某个宝贝。会客厅不大，除了一个书柜满满的之外，还算宽敞。
些许，家严与冯老说事聊天，这不细表。之后我们参观冯老的各个书房，我在这里想说：一直以来，我认为只要是人所为的事，再奇怪，再不可思议，都没必要惊讶。秦始皇兵马俑、金字塔用不着惊讶，因为这些不是秦始皇或某个法老的成果，而是无数人民的成果，而人民的力量本来就是无限的，不用惊奇，所以，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可让我惊讶的。但今天，冯老的书房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书，无数的书，楼上楼下几个书房，除了天花板，能放书的地方都放了，甚至光是冯老著的有关红学的书就有一两个书柜。房间，书；房间，书⋯⋯最后停步于楼下的画室。此时，我的惊奇之心停止了，不为走路磕碰而留心了，站在那，看，听。
冯老的画室好似只有一半是为他准备的，两个书柜与画桌一起拥挤在不大画室内，三面墙有两面是装满画册的书柜，另一面也只有中间的位置是画板，一侧挂有文学家钱仲联先生（1908-2003，原名萼孙，号梦苕）作于1947年的书法条幅，裱绫上并有钱先生92岁时的题跋。画室内有几把椅子，古玩陈设也不少，从书柜到画桌再到地上，满满当当的。两扇窗户中间有朱屺瞻先生题写的“宽堂”，暖气管道上还挂着几串葫芦，大概是自家所产。画桌上有个大号笔架，上面没有挂一支毛笔，却晾着两幅冯老所书的墨迹未干的“玄奘取经”，这可能是冯老应他人所约之书。冯老在他很大但拥挤的画桌前，向我们展示了乾隆时期的纸、嘉庆时期的墨块，以及正在进行的每天只能画十数厘米的长卷。冯老说，这一手卷完成后可达十好几米长。冯老画画都是自己研墨，用多少研多少。砚台上用一块圆形的玻璃作盖，比较特别。
此时我才觉得之前的看、听，确乎是真的。于是便不再惊讶，我在想：
书，看很多很精的书；画，画很长很慢的画。以前我认为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把“乐观”说的太过神乎其神的—在正常情况下，人可以想得很远，但只有乐观才能让人走出，从“想”成为现实的一步。的确如此啊！无数的人也想有很多的书，画很长的画，但成真了几个？客观因素是一，但既使客观皆全，我想问，有人能把这些书看一遍的把握吗？或许有人能每天以厘米为单位的速度画十好几米长的画，但是，能画得像冯老那样文气勃发吗？我也可以这样问，有人能有将“想”变成现实的精神吗？“宽堂”从起名之日起就是代表着乐观，而且实体是拥挤的，张自忠路这样，红庙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1990年，冯老搬到了他北京的第二处住所—红庙的一处大了些的楼房里，这里“隰”没了，可是“拥”依然还在—同张自忠路的房子同样的“狭窄”。为什么？书、书、书、书。我认为有的时候，人尤其是一个学者、一个求知者所拥有的知识同渴求知识之间的关系，就如同两个敌对的国家进行军备竞赛的关系一样。一方多，则另一方就一定要更多更好，于是，冯老的书也就随着知识的积累而越来越多、越来越精，这也就使得房子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来愈小，最后还是拥挤。
但不管是“隰”，还是“拥”，我认为这不可能长时间的伴随着一个勤奋、乐观的人。六年后，红庙的“宽堂”继张自忠路的“宽堂”之后也退休了，而与此同时，冯老也在这一年退休并搬进了位于通州区张家湾的新居。今天，与家严同去张家湾的“宽堂”去拜望冯老，在这一路上，虽不能说是风景秀丽，但连绵的春雨，对于像冯老这样的久居北方的南方人来说，心情一定会非常舒畅，至少笔者心里挺舒服的，有一种故乡的感觉。
抵达目的地，跨入大门，我站在门口，看着冯老的这占地一亩、布局甚是简单的宅子—一栋两层很中式的白墙黑瓦的小楼。楼前是种有花草、竹梅的园子，显得庄重而又有意趣，有一种江南文人精心营造的感觉，使我觉得“看样子这房子还是比较宽的”。楼房经十余年的吹打，稍显得有些旧，并在今天早春的阴湿之下，园子同楼房一起显得有些灰蒙蒙的。走过中间的两侧是篱笆相伴的砖路，穿过还没有发绿的园地，进到屋内，光线很暗，即使开灯后也不太光亮，但地板磨出的一块块白色斑驳，在屋内倒是很明显。环顾四周，门前所对的是通往二楼的楼梯，两侧的过道两旁各是一间屋子，左房是会客厅。在过道内的十余步的路让我觉得很是拥挤—只要是能两个人走过的地方，就有大小不同、造型不一的各代石碑、佛像摆着。它们有的立着，有的躺着，还有的靠在墙上。这让我不时地左顾右盼，生怕一步不慎碰坏了某个宝贝。会客厅不大，除了一个书柜满满的之外，还算宽敞。
些许，家严与冯老说事聊天，这不细表。之后我们参观冯老的各个书房，我在这里想说：一直以来，我认为只要是人所为的事，再奇怪，再不可思议，都没必要惊讶。秦始皇兵马俑、金字塔用不着惊讶，因为这些不是秦始皇或某个法老的成果，而是无数人民的成果，而人民的力量本来就是无限的，不用惊奇，所以，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可让我惊讶的。但今天，冯老的书房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书，无数的书，楼上楼下几个书房，除了天花板，能放书的地方都放了，甚至光是冯老著的有关红学的书就有一两个书柜。房间，书；房间，书⋯⋯最后停步于楼下的画室。此时，我的惊奇之心停止了，不为走路磕碰而留心了，站在那，看，听。
冯老的画室好似只有一半是为他准备的，两个书柜与画桌一起拥挤在不大画室内，三面墙有两面是装满画册的书柜，另一面也只有中间的位置是画板，一侧挂有文学家钱仲联先生（1908-2003，原名萼孙，号梦苕）作于1947年的书法条幅，裱绫上并有钱先生92岁时的题跋。画室内有几把椅子，古玩陈设也不少，从书柜到画桌再到地上，满满当当的。两扇窗户中间有朱屺瞻先生题写的“宽堂”，暖气管道上还挂着几串葫芦，大概是自家所产。画桌上有个大号笔架，上面没有挂一支毛笔，却晾着两幅冯老所书的墨迹未干的“玄奘取经”，这可能是冯老应他人所约之书。冯老在他很大但拥挤的画桌前，向我们展示了乾隆时期的纸、嘉庆时期的墨块，以及正在进行的每天只能画十数厘米的长卷。冯老说，这一手卷完成后可达十好几米长。冯老画画都是自己研墨，用多少研多少。砚台上用一块圆形的玻璃作盖，比较特别。
此时我才觉得之前的看、听，确乎是真的。于是便不再惊讶，我在想：
书，看很多很精的书；画，画很长很慢的画。以前我认为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把“乐观”说的太过神乎其神的—在正常情况下，人可以想得很远，但只有乐观才能让人走出，从“想”成为现实的一步。的确如此啊！无数的人也想有很多的书，画很长的画，但成真了几个？客观因素是一，但既使客观皆全，我想问，有人能把这些书看一遍的把握吗？或许有人能每天以厘米为单位的速度画十好几米长的画，但是，能画得像冯老那样文气勃发吗？我也可以这样问，有人能有将“想”变成现实的精神吗？“宽堂”从起名之日起就是代表着乐观，而且实体是拥挤的，张自忠路这样，红庙这样，现在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