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青铜文化；大盂鼎；审美特点；篆引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5-6009（2016）15-0037-02
　　青铜器的铸造究竟诞生于何时，学界迄今尚无定论。据1950年以来的郑州商城遗址发掘报告来看，在殷商早期已经出现了高度文明的青铜文化，而整个殷商的青铜器锻造工艺、纹饰表现等都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可谓世界一大奇观。西周绍继殷商，青铜器的品类、形制、纹饰、铭文、锻造等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
　　我国对青铜器进行成组织、成规模的鉴赏与研究是发生在宋代，商周青铜器的名称诸如觚、斝、爵、斗、角、匜、卣、簋等也大都是宋人命名的。诚如王国维在《宋代之金石学》一文中所指出的：“金石之学，创自宋代，不及百年，已达完成之领域。原其进步所以如是速者，缘宋自仁宗以后，海内无事，士大夫政事之暇，得以肆力学问。……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因此，自宋代以来，历史学家、书法家、工艺美术家、收藏家等对青铜器的研究与赏玩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对其文化生态、历史风貌、政治制度、制作工艺、书法特点、装饰纹理等做出了深入的研究。我们在这里主要谈其书法的欣赏与学习。
　　青铜器上的铭文有数种名称，如钟鼎文、金文、吉金等。殷商时期的铭文一般寥寥数言，很少有长文巨跋，西周初期的金文与商末有一定的继承性，自周成王、康王之后，西周的金文逐渐发展出一条自己的路子，钟鼎铭文出现了大量的鸿篇巨制（如《毛公鼎》铭文竟接近五百字），“篆引”的发展愈来愈明晰，即早期的团块状的肥笔逐渐削弱，笔画的修饰越来越少，字形的发展越来越秩序化，整体上呈现出肃穆、匀净、典正、平实等审美特点。
　　《大盂鼎》，器型通高102.1cm，耳高21.3cm，耳宽26.4cm，口径83cm，腹围258cm，重达153.5公斤。此鼎于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岐山，为周雨樵所得，后来被左宗棠重资购取。光绪年间，潘祖荫听闻此鼎在左氏那里，于是向其致函乞求拓本，左宗棠随即派人将此鼎赠送给了潘祖荫，足见君子之风。此鼎是一个名为盂的周朝大臣铸造的，他一共铸造了两鼎，有大小之别，内容之别，这件器形较大，故命名为大盂鼎。此鼎制作十分精美，其工艺采取分范锻造的方式，经郭沫若、陈梦家等学者考证为周康王时期的器物，是康王向盂讲述了殷商之所以灭亡而周之所以兴盛是因为商纣王与周武王二人对待酒的放纵与节制有所区别。因此，在研究周朝社会风气、文化礼制等方面，大盂鼎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故而陈梦家才会评其为“所见铜器中的重器，此鼎应为第一瑰宝。”
　　《大盂鼎》（见图1）铭文凡19行，长达291字，其款式分为两段，前后有一定的间隔，这是由于此鼎制范时是分范锻造的。其书法在用笔上还有一定的装饰性修补，出现了很多团块、肥笔，比如“王”字的最后一横肥硕无比、“正”第一笔呈扁方的团块，这些笔画并非一挥而就，而是修补装饰的效果，这可以看作是殷商遗意。抛开这些特殊的笔画来看，《大盂鼎》的用笔已经具有“篆引”的特点，引笔画线的意味已经比较浓厚，笔画基本比较平实均匀，线条精劲，反映出这一时期的书写能力具有了十分高超的技艺。其结字方面，整体上呈现出锻造者试图将文字书写得大小一致化的倾向，因此形成了纵向基本成列、横向基本成行的章法形态，由于文字笔画的繁简不一，其章法上也呈现出一定的穿插辉映，如第二列第十一行的“嗣”字与左下三字字的嵌合，使得“嗣”“玫”“在”“雩”四字浑然一体，具有一定的艺术魅力。
　　《大盂鼎》自出土以来极受艺林的重视，其浑穆威严之风、典正端庄之态、卓荦款曲之姿，无不深深吸引艺术家从中汲取营养。此鼎也是初学金文的重要范本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