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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37年，科斯首先提出了产权的概念，也导致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之后巴泽尔（1989）特别强调从法律上界定一项资产比在事实上界定它，花费的资源更多。国有企业在产权上的特殊性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对国有企业的效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多个方面对其低效率进行了阐述，本文将对此作详细的整理。
引 言
改革开放之初，国有工业企业资产总额占全部工业企业资产总额的90%以上。改革开放以后，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下降，私营经济分布领域不断扩张，外资企业也逐渐进入国内市场，形成现在多种所有制结构并存的局面。2008年底，国有、私营和外资工业企业总产值份额分别为33%、32%和35%，出现了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发展态势。
研究进展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高投入低效率类似东亚增长模式的特征，未来中国能否继续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在理论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尽管观点不尽相同，但普遍认为随着资本和劳动投入增长减速，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郑京海等，2008；张军，2012；蔡昉，2012）。自2009年以来，中国政府多次强调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是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途径。
相关的文献大多数有一个共识，就是国有企业效率较低，可以通过改制来提高企业的效率。刘小玄（2000）利用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数据研究也发现，国有企业在各种所有制企业低于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国外三资和港澳台三资企业。姚洋和章奇（2001）利用1995年第三次工业普查的企业资料，在对12个大类行业中的14670个企业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远远低于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国外三资和港澳台三资企业。刘小玄（2003）还进一步研究了经济改革中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对于产业绩效的影响，发现国有产权结构变量对产业绩效负相关，对产业集中率和规模变量正相关。胡一帆（2006）利用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研究了公司绩效和所有制的相关关系，发现在法人股中只有私有法人股和公司生产率正相关。吴延兵（2012）利用1998-2003年省级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得到了一致结论，吴延兵（2012）指出，公有产权属性特征作为由于国有企业的本质特征，国有企业不仅存在着生产效率损失，还存在着创新效率損失。
也有一些企业对国有股权对企业绩效的作用进行了检验。Zhang等（2001）对中国26个行业1996-1998年1838个企业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对资本结构、税收和福利负担效应调整后，国有企业依然出现较差的财务绩效。Sun和Tong（2003）研究了634家上市国有企业1994-1998年的数据，发现国有股对上市公司绩效的负面效应。Hovey（2005）运用逐年分析法和1997-2001年的3835个观测值的混合回归发现，企业所有权与企业绩效有着负相关的相关关系。Wei和Varela（2003），Xu和Wang也得出了类似的研究结论。杨记军等（2010）利用2003-2007年国有企业股权转让数据研究表明，民营化确实提高了企业经营业绩，但某些终极控制权扔保留在政府内部的名义控制权转让并不能显著改善企业的绩效。
此外，还有人从国有企业代理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平新乔等（2003）对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估计后发现，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使得企业效率只达到了30%-40%，显著低于民营企业。Zhou和Wang（2000）认为，国有企业绝对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导致了其高昂的代理成本。张维迎（1999）的观点是，高昂的代理成本应该归咎于庞杂冗长的委托代理关系。
也有一部分研究者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角度对国有企业进行了研究，张军等（2003）曾对其进行过细致的论述，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认为国有企业具有较高的TFP。周黎安等（2007）利用1998-2004年的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发现，尽管国有企业平均来看较其他所有制企业生产率偏低，但在1988年后新成立的国有企业具有明显的赶超效应。谢千里等（2008）利用1998和2005年的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数据研究发现，虽然国有企业的TFP仍然是各种所有制企业中最低的，但是它的增长率却是最快的，达到了15.63%。第二类认为中国的TFP几乎没有变化，甚至恶化。Huang和Meng（1999）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对国内27各省市967个国有企业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1986-1990年这些企业TFP增长为-2.2%。孔翔等（1999）利用1990-1994年的统计年鉴数据研究也发现，部分行业的国有企业出现了TFP负增长或者零增长。第三类认为，1985年后TFP的增长放缓。Jefferson等（1996）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TFP在20世纪80年代末有下降的趋势。李利英（2004）运用1980-1999年间对769家国有企业的样本调查数据，从长期变动趋势的角度，对这些企业的生产率进行测定，大多数样本企业的生产率一直保持增长态势，但 90年代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相比80年代有所下降。郑京海等（2002）利用1980-1994年的769个国有企业样本数据发现，这些样本企业的技术效率普遍较低。郑京海等（2008）进一步发现，改革的措施往往导致对TFP一次性的水平效应。因此，我国需要适当调制改革方案来重点促进生产率的持续增长。
理论分析
从理论上来看，目前比较被大家接受 的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效率差异进行解释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
（1）公司治理结构论。现代企业的一大特征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Berle和Means，1932），形成了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委托-代理关系。正是因为这一特征，如何使经营者按照所有者的权益来行动构成了现代企业的核心问题。依照现代企业理论和产权理论（Grossman和Hart，1986；张维迎，1995）的认知，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使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相对应，从而降低代理成本，保证股东利益的最大化，防止经营者与所有者利益的背离。在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国有企业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表现出重大缺陷。石磊（1995），郑红亮和王凤彬（2000）、Clarke（2003）等发现中国国有企业存在着：第一，“所有者缺位”和“虚委托人”问题，国有企业名义属于国家，但实际运行中不存在真正的委托人。第二，由于不存在真正的委托人，从而没有人为选拔经营者负责，有效的经营者选拔机制无法实现。第三，委托-代理层次太多导致效率损失，这样就导致了国有企业的高昂代理成本。第四，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未建立起董事会、经理层、股东和其他相互制衡的机制，或者名不副实。第五，股权结构不合理，国有股一家独大使得公司治理名存实亡。 （2）产权论。认为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根源于国家所有制下引发的一系列委托-代理问题，从产权制度入手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从产权角度着手（张维迎，1999，2010）。张维迎（1999）指出，企业制度要解决激励机制和经营者选择机制两个问题，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并不能解决经营者的长期激励和选择问题，因为国有企业的经理是由政府官员而非真正承担风险的资产所有者，从而必须对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进行民营化改革。
（3）政策性负担。林毅夫等（1997）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是由于国家实施赶超战略，国有企业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负担，导致了逆向选择和软预算约束问题，从而产生了低效率，目前国有企业面临一系列政策性负担，缺乏公平而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不能产生企业绩效的充分信息，因而，国有企业的低效率难以避免。
研究結论
总之，前面的研究者对国企改革对于企业效率和绩效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且大都得到了基本相似的结论——国企改革与企业的效率和绩效显著正相关，但国企改革对企业TFP和技术效率的影响尚没有一致的结论。
【参考文献】
[1] 吴敬琏，1994。《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
[2] 张维迎，1995.《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三联出版社。
[3] 周其仁，1996。“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经济研究》第6期，第71-80页。
[4] 郑京海， 胡鞍钢. 《2005 中国改革时期省际生产率增长变化的实证分析（1979-2001年）》 经济学：263-296。
作者简介：1.金则杨，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学。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4YJA790080），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13NDJC012Z）和浙江理工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资助（YCX15038）。2.张海洋：浙江理工大学经管学院，邮政编码：310018；金则杨（通讯作者）：浙江理工大学经管学院，本文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47322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4YJA790080），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13NDJC012Z），浙江理工大学“521人才培养计划”、人才引进项目（1209812-Y）
引 言
改革开放之初，国有工业企业资产总额占全部工业企业资产总额的90%以上。改革开放以后，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下降，私营经济分布领域不断扩张，外资企业也逐渐进入国内市场，形成现在多种所有制结构并存的局面。2008年底，国有、私营和外资工业企业总产值份额分别为33%、32%和35%，出现了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发展态势。
研究进展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高投入低效率类似东亚增长模式的特征，未来中国能否继续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在理论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尽管观点不尽相同，但普遍认为随着资本和劳动投入增长减速，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郑京海等，2008；张军，2012；蔡昉，2012）。自2009年以来，中国政府多次强调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是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途径。
相关的文献大多数有一个共识，就是国有企业效率较低，可以通过改制来提高企业的效率。刘小玄（2000）利用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数据研究也发现，国有企业在各种所有制企业低于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国外三资和港澳台三资企业。姚洋和章奇（2001）利用1995年第三次工业普查的企业资料，在对12个大类行业中的14670个企业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远远低于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国外三资和港澳台三资企业。刘小玄（2003）还进一步研究了经济改革中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对于产业绩效的影响，发现国有产权结构变量对产业绩效负相关，对产业集中率和规模变量正相关。胡一帆（2006）利用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研究了公司绩效和所有制的相关关系，发现在法人股中只有私有法人股和公司生产率正相关。吴延兵（2012）利用1998-2003年省级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得到了一致结论，吴延兵（2012）指出，公有产权属性特征作为由于国有企业的本质特征，国有企业不仅存在着生产效率损失，还存在着创新效率損失。
也有一些企业对国有股权对企业绩效的作用进行了检验。Zhang等（2001）对中国26个行业1996-1998年1838个企业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对资本结构、税收和福利负担效应调整后，国有企业依然出现较差的财务绩效。Sun和Tong（2003）研究了634家上市国有企业1994-1998年的数据，发现国有股对上市公司绩效的负面效应。Hovey（2005）运用逐年分析法和1997-2001年的3835个观测值的混合回归发现，企业所有权与企业绩效有着负相关的相关关系。Wei和Varela（2003），Xu和Wang也得出了类似的研究结论。杨记军等（2010）利用2003-2007年国有企业股权转让数据研究表明，民营化确实提高了企业经营业绩，但某些终极控制权扔保留在政府内部的名义控制权转让并不能显著改善企业的绩效。
此外，还有人从国有企业代理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平新乔等（2003）对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估计后发现，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使得企业效率只达到了30%-40%，显著低于民营企业。Zhou和Wang（2000）认为，国有企业绝对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导致了其高昂的代理成本。张维迎（1999）的观点是，高昂的代理成本应该归咎于庞杂冗长的委托代理关系。
也有一部分研究者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角度对国有企业进行了研究，张军等（2003）曾对其进行过细致的论述，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认为国有企业具有较高的TFP。周黎安等（2007）利用1998-2004年的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发现，尽管国有企业平均来看较其他所有制企业生产率偏低，但在1988年后新成立的国有企业具有明显的赶超效应。谢千里等（2008）利用1998和2005年的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数据研究发现，虽然国有企业的TFP仍然是各种所有制企业中最低的，但是它的增长率却是最快的，达到了15.63%。第二类认为中国的TFP几乎没有变化，甚至恶化。Huang和Meng（1999）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对国内27各省市967个国有企业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1986-1990年这些企业TFP增长为-2.2%。孔翔等（1999）利用1990-1994年的统计年鉴数据研究也发现，部分行业的国有企业出现了TFP负增长或者零增长。第三类认为，1985年后TFP的增长放缓。Jefferson等（1996）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TFP在20世纪80年代末有下降的趋势。李利英（2004）运用1980-1999年间对769家国有企业的样本调查数据，从长期变动趋势的角度，对这些企业的生产率进行测定，大多数样本企业的生产率一直保持增长态势，但 90年代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相比80年代有所下降。郑京海等（2002）利用1980-1994年的769个国有企业样本数据发现，这些样本企业的技术效率普遍较低。郑京海等（2008）进一步发现，改革的措施往往导致对TFP一次性的水平效应。因此，我国需要适当调制改革方案来重点促进生产率的持续增长。
理论分析
从理论上来看，目前比较被大家接受 的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效率差异进行解释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
（1）公司治理结构论。现代企业的一大特征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Berle和Means，1932），形成了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委托-代理关系。正是因为这一特征，如何使经营者按照所有者的权益来行动构成了现代企业的核心问题。依照现代企业理论和产权理论（Grossman和Hart，1986；张维迎，1995）的认知，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使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相对应，从而降低代理成本，保证股东利益的最大化，防止经营者与所有者利益的背离。在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国有企业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表现出重大缺陷。石磊（1995），郑红亮和王凤彬（2000）、Clarke（2003）等发现中国国有企业存在着：第一，“所有者缺位”和“虚委托人”问题，国有企业名义属于国家，但实际运行中不存在真正的委托人。第二，由于不存在真正的委托人，从而没有人为选拔经营者负责，有效的经营者选拔机制无法实现。第三，委托-代理层次太多导致效率损失，这样就导致了国有企业的高昂代理成本。第四，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未建立起董事会、经理层、股东和其他相互制衡的机制，或者名不副实。第五，股权结构不合理，国有股一家独大使得公司治理名存实亡。 （2）产权论。认为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根源于国家所有制下引发的一系列委托-代理问题，从产权制度入手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从产权角度着手（张维迎，1999，2010）。张维迎（1999）指出，企业制度要解决激励机制和经营者选择机制两个问题，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并不能解决经营者的长期激励和选择问题，因为国有企业的经理是由政府官员而非真正承担风险的资产所有者，从而必须对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进行民营化改革。
（3）政策性负担。林毅夫等（1997）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是由于国家实施赶超战略，国有企业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负担，导致了逆向选择和软预算约束问题，从而产生了低效率，目前国有企业面临一系列政策性负担，缺乏公平而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不能产生企业绩效的充分信息，因而，国有企业的低效率难以避免。
研究結论
总之，前面的研究者对国企改革对于企业效率和绩效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且大都得到了基本相似的结论——国企改革与企业的效率和绩效显著正相关，但国企改革对企业TFP和技术效率的影响尚没有一致的结论。
【参考文献】
[1] 吴敬琏，1994。《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
[2] 张维迎，1995.《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三联出版社。
[3] 周其仁，1996。“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经济研究》第6期，第71-80页。
[4] 郑京海， 胡鞍钢. 《2005 中国改革时期省际生产率增长变化的实证分析（1979-2001年）》 经济学：263-296。
作者简介：1.金则杨，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学。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4YJA790080），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13NDJC012Z）和浙江理工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资助（YCX15038）。2.张海洋：浙江理工大学经管学院，邮政编码：310018；金则杨（通讯作者）：浙江理工大学经管学院，本文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47322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4YJA790080），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13NDJC012Z），浙江理工大学“521人才培养计划”、人才引进项目（1209812-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