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及其历史、文化和发展的浓厚兴趣贯穿我在维也纳大学的求学生涯并持续至今，驱使我在1974年至2019年间十余次访华。
　　我第一次访华是在1974年夏末，当时中国处于毛泽东时代和“文化大革命”的末期。作为一名在1971年中奥建交之年当选的年轻国民议会议员，我和夫人在没有陪同的情况下踏上了旅途。我至今都难忘首次访华的经历，此后更是见证了中国在过去近50年里翻天覆地的变化。天安门附近十几层高的北京饭店是当时全北京最现代的建筑，与我们会谈的多为各单位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在乘坐飞机和火车时，我们是唯一的外国旅客。大约几千辆自行车里才有一辆汽车，大多还是公务用车。而如今去长城参观，可以在不堵车的情况下经由高速公路快速到达，抵达后能看到长城上熙熙攘攘的游客和停车场上密密麻麻的车辆，还可以乘坐舒适的缆车俯瞰美景。在1974年，参观长城需要一整天的时间。当年我们乘坐的是奥地利驻华使馆的公务车，车上带着一个折叠桌、三个折叠椅和一个野餐篮。车辆行驶在狭窄的乡间小路，艰难地穿梭在若干牲畜拉车、少数破旧卡车和大量自行车之间，司机需不时鸣笛提醒。车开了几个小时，临近中午到达长城后我才明白，为什么奥地利驻华大使莱特纳让我们带着野餐装备。长城上游客寥寥，也没有饭店。我们就在长城脚下支起桌椅，惬意地享用午餐和热茶，顺便观察长城上孤独巡逻的军人和警察。饭后登上长城，在秋日暖阳中尽情欣赏壮丽景观，感叹长城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化遗产。返程途中还去了明十三陵，那里也几乎没有游人。参观结束后，我们赶在晚餐前回到了酒店。
　　访华的第二站是上海，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老城小路绿树成荫，两侧多为一两层高的房子，探出木质的阳台。当时的上海还留有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的印迹，他们曾在希特勒暴行和二战期间来到上海避难。后来，上海成立了犹太难民纪念馆，我在2019年访华时参观过。在访华的第三站广州，我穿街走巷寻访周恩来的足迹。周恩来曾于20世纪20年代主管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事务，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时任校长蒋介石共事。国共两党合作开办军校，对于如今的欧洲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离开广州后，我们赶往香港。出人意料的是，火车开到深圳河界就返回了，我们不得不拖着本次三周行（俄罗斯-朝鲜-中国-日本）的全部行李步行过桥，到达香港一侧后才坐上另一辆火车。
　　两年后的1976年，我原本要随奥地利司法部长布罗达率领的奥中友协代表团再次访华。但就在代表团启程前，中国发生唐山大地震，伤亡惨重。访问不得不推迟数月至1976年和1977年之交。那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我们虽然带了冬衣，但还是冻得瑟瑟发抖。中方邀请单位贴心地送了我们每人一件合身的军大衣和一顶暖和的皮帽。除了寒冷，中国在两年间发生的许多事情令我印象深刻。周恩来和毛泽东在几个月内相继离世，中国人民十分悲痛，这也给中国带来了深远影响。此外，我还惊叹于中国外交官的博学广闻。中方为人数众多的代表团安排了多名陪同人员，其中一位名为潘海峰的年轻外交官负责陪同我和夫人。他是一位德语讲得很好的满族人，十分熟悉奥地利的情况。几年后，潘海峰就被派往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工作。自此，我对中国外交官始终充满崇高的敬意。
　　我最近一次访华是在2019年9月，在中国驻奥地利大使李晓驷和奥地利驻华大使石迪福陪同下访问了西藏。我们从中国西北乘火车出发，经过24小时抵达海拔高达3600米的拉萨，旅途十分舒适。离开拉萨，我们又访问了上海和合肥。当年，有800万人口的合肥举办了世界制造业大会，邀请了法国前总统奥朗德、德国前总统武尔夫、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和我参加开幕式。各国嘉宾致辞后，共同参观了重点展区和高新技术产品，包括一个外形优雅的智能机器人女士，它能在短时间内回答嘉宾提出的各种复杂问题。轮到我时，我决定换个测试方式，问了一个相当简单的问题：“不好意思，请问可否告知您的年龄？”机器人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我是位女士，女士的年龄可不能问。”在场宾客都惊奇得说不出话。我至今也没弄明白，设计人员在给机器人编程时是如何兼顾人际关系的礼仪和感性的。

　　同历次中国之行一样，在奥地利接待中国领导人的经历也总是令人难忘。在接待中国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领导人时，奥方始终热情好客，力争展现最好的一面，同时寻求开放坦诚的对话。江泽民主席曾接受建议，在维也纳跳了一曲华尔兹。我曾邀请乔石委员长到家中喝茶，但不巧电梯坏了，只得安排人协助年事已高、不便爬楼梯的乔委员长来到我在5楼的家中。胡锦涛主席曾于2011年考察奥地利萨尔茨卡默古特地区的一个农庄，看到节省人力、干净卫生的自动挤奶设备，对奥地利现代农业赞赏有加。
　　我第一次与习近平主席会面既不是在中国，也不是在奥地利，而是在意大利首都罗马。2011年6月2日，意大利举行全国统一150周年庆典活动，邀请了各国领导人出席，其中包括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时任奥地利总统的我。庆典结束当晚，在严密的安保措施下，各国领导人按照礼宾顺序依次乘车离场，过程十分漫长。在等待中，我認出一位中国代表团成员，从而得以与习近平副主席进行一番愉快的交谈，直到我们不得不离场。2015年3月，我与已成为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再次会面，共同回忆起4年前在罗马首次见面的场景。 　　一晃6年过去了，2021年我们迎来了双庆年，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二是奥中建交50周年。新中国成立后面临十分艰难的处境。二战结束后国际形势依然动荡，朝鲜战争爆发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同时斯大林的对华政策充斥着自私和傲慢。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国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大跃进”未能达到预期目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也导致中国错过了一些发展机遇。
　　但是，中国重新调整了路线方针，特别是在邓小平领导下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其惊人的发展成就得到全世界的瞩目和赞叹。2000—2019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为8.9%，社会保障事业实现巨大跨越，基础设施得到全面现代化。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始终大力推进扶贫工作，带领近亿人口脱离了贫困的苦海，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伟大成就。2017年，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21年3月，中国通过的“十四五”规划旨在维护社会稳定，提高综合国力，并推动经济增长模式更加绿色公正和可持续。根据该规划，中国将在未来5年保持经济年均增长5%—7%，并根据各年度实际形势确定具体目标。同时加大力度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确保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将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提高到8%以上。2020年，习近平主席宣布了充满雄心的环境保护目标，即二氧化碳排放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十四五”期間，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将分别降低13.5%和18%。今年，中国还计划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将城镇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

　　通往宏伟目标的道路总是崎岖的。德国作家布莱希特曾说：“历尽艰辛攀上高峰后，还要历尽艰险跨越平原”，即攀高充满困难和危险，而到达高处后，即使路途不再陡峭，继续前行仍面临巨大挑战。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是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国际多家知名经济研究机构预测，中国很可能在203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90周年之前，跃升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还需付出巨大努力，并应对更加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主要来自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来自欧盟和欧洲国家。中美博弈不仅限于经济，也延伸到了军事领域。当前美国以绝对优势保持全球第一军事大国地位。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报告，美国2019年军费支出约为7300亿美元，中国仅为2600亿美元，不足美国军费的36%。尽管美国的领先优势有可能缩小，但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其军事实力几乎难以被超越。放眼未来，中国将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美国仍稳坐军事领域第一把交椅，欧洲也将以和平方式努力维护其在多极格局中的地位。拜登上台后，欧美关系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领导人更替对中美博弈影响有限，因为两国的政治经济竞争涉及双方核心利益，有其内在逻辑。同时应看到，鼓吹“战争必然性”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只要相关国家有良好意愿、付出巨大努力并认识到，一旦付诸军事行动，竞争将大概率转化为冲突，这样战争便极有可能被避免。
　　欧盟和中国均愿维持良好的政治经济关系，但欧中既是合作伙伴也是竞争对手，公平和机会均等对双方意义重大。在过去50年里，欧中关系总体发展良好，但出现的一些问题不容忽视。一是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给欧洲带来与日俱增的压力，中方或许也能感受到来自欧洲的压力，双方竞争日益激烈。二是百年来欧美经济和政治利益紧密交织，中美博弈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欧洲。三是欧中政治和价值理念不完全一致，双方必须就此进行开放、坦诚和客观的讨论，这是寻求相互理解的重要路径。
　　在担任奥地利总统的12年间（2004—2016年），我曾见证联合国大会庄重而一致地宣布诸多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正式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一种“全球执政纲领”，希望包括欧盟在内的世界各国都能为之共同努力，并以此为基础解决其他复杂敏感难题。
　　总之，多极秩序优于两极格局，欧中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很高兴看到在过去50年里，奥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合作，希望两国关系变得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