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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次贷危机后,世界各国迅速启动了一系列的救市政策,有效地阻止了经济下滑趋势。中国政府也出台了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再配以2009年银行体系发放的9.69万亿贷款,这些应急性的政策举措一举扭转了我国因为出口下滑而放缓的经济增速。在世界经济普遍回暖、中国经济强劲复苏的情况下,对经济刺激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的预期也更为强烈,宏观经济刺激政策的适时退出已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在此背景下,需要正确把握退出时机和路径等关键因素,以便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
[关键词]宏观政策;经济刺激;退出;路径
[中图分类号]F81;F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9-0027-03
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政府抓住时机果断决策,推出4万亿元投资的经济刺激政策。实践证明,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经济刺激政策是中国政府在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取得的效果明显。但是也面临流通货币、通胀压力加大的风险,所以经济刺激不要过度,要适当控制刺激的力度,为未来的经济政策预留多一点空间。当前,全球经济企稳回升,但经济复苏的进程并不是那么顺利,再加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引发欧洲市场发生变化,世界经济的复苏还是存在许多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在宏观经济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前提下,经济刺激政策如何适时、择机、渐进退出。这是因为,综合各种因素,我国经济已经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支持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动力逐步恢复,经济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经济由危机状态真正恢复正常,关键在于市场机制的自我修复。市场机制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而政策推动只是外力,外力的作用只能是暂时的,经济的平稳发展最终还是要靠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因此,经济内生性增长动力是否恢复是我国经济刺激政策能否全面退出的关键。在退出政策的选择上,有很多问题需要处理。不仅仅是一个决策的问题,还需要艺术化地操作,这里面有很多技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哪个该先退出?财政政策应先退出哪些方面、后退出哪些方面,货币政策需要怎样协调和配合?货币政策该先退出哪些方面、后退出哪些方面,财政政策需要怎样协调和配合。
一、如何看待非常规经济刺激政策的负面影响
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蔓延,为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如何支撑新古典经济学的天空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实践机会,而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政府在此次金融危机大拯救中的作为得到了世人普遍的赞誉。毫无疑问,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之所以较世界各国率先复苏,主要得益于超出预期30%的银行信贷增长,以及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按照政府的政策逻辑,面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冲击下的巨大不确定性,使得经济刺激政策可能矫枉过正。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表明,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时间太长,便容易引发资产泡沫,过去几十年间这也在许多国家得到验证。以往的经验还表明,即便通胀相对稳定,产出实现增长,也不能防范资产泡沫破灭给经济带来的重大冲击。目前我国的资产泡沫问题已经有所抬头,价格指数也在节节走高,这对于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我国的经济刺激政策中,主要是拉动总需求的短期性货币财政政策,在实行了一年多的刺激政策,GDP增速已逐步改善前提下,但这些措施的实施,也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累积了相当的负面效应。
1.通胀预期对经济复苏步伐的挑战。当前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是货币供给的巨量扩张。货币扩张在成功制止了经济下滑和防止了信贷紧缩的同时,也埋下了未来通货膨胀的隐忧。一方面,流动性膨胀造成了大宗交易商品等基础原材料产品脱离实际需求的上涨,许多大宗交易商品由于存在期货市场而具有金融属性,价格变动在很长时间内可能发生偏离真实基本面供求状况的现象;另一方面,流动性加剧了资产泡沫,使得金融部门从实体领域中不断吸走资金,导致实体部门生产更加下降;资产泡沫造成的生产环节相对效益下降,反过来更进一步压制了生产,从而更进一步削弱了经济扩张的基础。上游原材料的涨价和资产泡沫,分别从成本和需求两方面强化了人们对一般价格水平上涨的预期,导致了人们重视资产甚于生产的行为偏好。
2.赤字上升对政府的可持续债务管理提出了挑战。为应付金融危机的冲击,各国无不加大了财政刺激的力度,财政赤字迅速蹿升。因为此次金融危机是百年一遇,因此各国财政扩张力度规模也普遍达到了空前地步,因而也普遍地造成了赤字规模的激增。对当前的赤字状况,各国普遍是作为例外原则处理的。各国政府都心知肚明,当前的赤字规模无论是从激励需求,还是未来的融资偿还方式上,都不能平常化。显然,当前的赤字状况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刺激计划的延长,拉长了巨额赤字的时间,通胀、利率上升和政府融资成本上升的压力不可避免。一旦这种压力上升到一定地步,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就会大大提高,私人的投资和消费会更加让位于政府的投资和消费,经济的活力会被进一步削弱,更为重要的是,政策的效应会逐渐衰减。此外,为解决投资资金来源不足的约束,近两年大量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应运而生,部分融资平台负债率较高,其潜在风险值得关注。
3.投资增长与产能过剩的挑战。随着投资的高速增长,国内产能过剩风险有所加大。不仅以钢铁、水泥、煤化工、多晶硅等为代表的中上游工业制造业存在产能过剩现象,以部分机械制造行业为代表的中、下游工业制造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同时,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为代表的基础设施行业也出现了类似于产能过剩的问题。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效率不高,企业经营效益较低。
二、积极财政政策与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时序
我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时机的选择需要考虑四个因素,即世界经济的复苏情况、国内私人投资的启动情况、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上涨情况和世界各国经济政策退出情况。从世界经济复苏趋势和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来看,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在具体实施上可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个阶段是采取措施使政策从过度刺激向正常刺激转化。在这个阶段,财政政策暂且可以按兵不动,但应考虑调整政府支出结构,进行适度的减税等。对于货币政策,这个阶段可以将“管理通胀预期,控制资产泡沫”作为核心内容。对于这个核心内容需要切实贯彻有关的具体要求情况。如强调管理通胀预期和控制资产泡沫需要清晰的政策目标,这有助于市场形成稳定的政策预期,否则可能导致预期的紊乱以及对市场的冲击。考虑到操作层面,当前货币政策应当设定一个清晰的信贷增长目标和货币供应量目标。目前看来,要观察宏观政策的退出,关键的指标还在于信贷增长。综合各方考虑,可以将信贷增长仍然维持在20%左右,稍微高过此前正常年份的15%～18%。我国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需要避免一个问题,即由于政策目标不清晰,导致金融机构为了防止可能的信贷紧缩而大规模提前发放贷款,引起信贷在不同季度和月份之间的分布更为不均衡。此外,提及控制资产泡沫,要求货币政策从操作上不仅要紧盯住CPI指标,还应考虑资产价格的变化情况。尤其是对于资产价格泡沫,可从此次危机中的美国、英国、冰岛、阿联酋等国得到一些启示。即货币政策不仅仅应该关注通货膨胀,还需要对股市和房市的资产泡沫作出足够反应。尤其在抵押贷款市场较为发达,“金融加速机制”效应较为明显的经济体中,货币决策应更为重视房价变量。因为资产价格对经济运行和公众预期变化更为敏感,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可以作为一种判断流动性过剩的早期和直观预警。需要提及的是,目前货币当局对于资产价格是否纳入货币政策目标有不同看法,似乎倾向于暂时不予考虑的态度。这种格林斯潘式的“事后救助”思维,意味着资产价格上涨时中央银行对其放任自流,泡沫破裂后再进行救援。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破坏力,就印证了“事后救助”策略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目前我国中央银行需要重新定位货币政策的角色,应将资产价格纳入政策范围之内,使货币政策更加关注资产价格和初级产品价格变动的影响。从操作的可行性上看,可以编制广义的包含资产价格在内的价格指数。考虑到房地产价格的变动趋势相对稳定,且与经济周期变化较为吻合,可首先探索将房地产价格变动纳入整体物价指数中,央行加以监测并定期反映到货币政策操作中。
第二阶段则要考虑经济刺激政策的最终退出。在未来一段时间里,经济运行有望逐渐回归正常化,与之相伴随的是宏观政策的中性化,以保证有内生性的增长动力跟进。在这个阶段,可以将“调结构”作为核心内容,逐渐从政策支持上体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要求。货币政策方面可以将信贷增量回归历史正常水平,并同时启动存款准备金和利率等工具,实现政策风向的真正转变。而对于财政刺激政策的调整,重点是控制投资的结构和增长的节奏。为了防止政策彻底退出过程中经济二次下探,经济政策的退出必须强调与结构调整相配合的方针。如引导银行将资金投入中小企业,支出和发展低碳经济和新兴产业,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和服务业发展等。宏观经济政策基本导向定位为以增量补存量,通过逐渐培育新的增长点来取代原有发展模式。
三、财政政策:中央政府投资逐渐退出,民间资本能否顺利接棒
2009年的经济快速复苏主要受益于政府政策的拉动,而政策拉动不可持续。从目前的情形看,财政投资,包括国有企业在内,其投资增速在下降,在信贷规模控制和地方融资平台规范的背景下,这种趋势预计还将持续。而民间投资能否顺利接过国有投资手中的“棒”仍然需要进一步确认。
从2010年前6个月的投资构成看,民间投资有所恢复,港澳台资和外资企业完成的投资额正逐步增加,而非国有企业投资增速虽有下滑,但幅度较小,并且其增速自危机后首次超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增速。但是,非国有企业等民间投资的持续增长依赖于投资机会和投资收益。从投资机会来看,我国仍需进一步放开行业准入限制。而从投资收益看,当前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收益远未回到危机前的盈利水平,截止2009年底,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都恢复了利润的正增长,但离危机前的高达20%-55%的增长率尚有很大的距离。显然,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仍需鼓励。
四、保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适度性、针对性与灵活性
在经济刺激政策退出过程中,尽管中央银行仍维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不变,但着重强调政策的针对性与灵活性以及相应的政策安排,实际上已经勾勒出了政策退出的路径,大致可以划分为:从反危机的超常规扩张政策,转向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其次的阶段才是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中性;只有出现显著的通胀压力时,才可能从中性转向紧缩。这个转换的时机、力度以及对市场预期的引导都十分重要,如果力度把握不当,很可能导致市场的大幅波动。
中央银行实施前瞻性的货币政策操作,一方面能够借助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影响货币供应量或市场利率,通过投资、储蓄、消费等渠道传导于实体经济。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前瞻性的货币政策操作发出了政策导向信号,引导公众预期,影响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进而影响实体经济走向。
1.保持货币政策的适度性。从理论上讲,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应对经济严重快速下滑而采取的货币政策措施。适度性是针对政策实施后的市场主体的反应程度而需要采取的货币供应扩张或收缩的量度。当资金流动性充裕时,适时收缩;当资金流动性不足时,适时扩张,以保证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它反映的是货币政策主体对于政策调控的客观性和合理性。2009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总体上更侧重于宽松,货币存量相当高;2010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将更侧重于适度性,央行安排7.5万亿元贷款增加计划较2009年收缩2.2万亿元以及1月18日央行决定实施上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都是明显的信号。
2.着力提高货币政策的针对性,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2010年,我国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其针对性指向非常明确。一是通过对经济领域和各项项目的有促有控,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二是根据CPI,管理通胀预期。具体而言,2010年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就是要加大对低碳经济、新能源、新科技、“三农”、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节能环保、中小企业、居民消费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支持重点领域改革;保持投资适度增长,重点用于完成在建项目,严格控制新上项目;加大信贷政策对经济社会薄弱环节、就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转移等方面的支持;有效缓解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保证重点建设项目贷款需要,严格控制好对“两高一剩”行业的贷款,着重提高信贷质量和效益;要积极扩大直接融资,引导和规范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3.要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组合。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应侧重于体现货币政策的操作上。一是体现在实施货币政策在力度、节奏和重点的把握上;二是体现在使用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的灵活上。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物价变化,注重运用市场化手段进行动态微调,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和结构满足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需要。根据经济变化和银行体系流动性状况,灵活安排公开市场工具组合、期限结构和操作力度,加强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的协调配合,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维护货币市场利率平稳运行,引导货币信贷适度增长;有效发挥再贷款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元春.经济“止跌-复苏”进程中的宏观风险[J].中国金融,2009,(16).
[2]周学.宏观经济理论创新:从事后调控到事前调控——兼论主要调控工具的转变[J].经济学动态,2009,(6).
[3]李稻葵,张双.V型反弹,资产泡沫与新宏观分析框架[J].经济学动态,2009,(9).
[4]董小君.本轮全球通胀预期演绎链条、对中国的影响路径及解决对策[J].经济学动态,2009,(10).
[5]巴曙松.2010年我国经济走势的三条主线[J].半月谈,2010,(3).
[6]金三林.2010年我国经济运行环境及发展趋势[J].经济纵横,2010,(2).
责任编辑宫秀芬
[关键词]宏观政策;经济刺激;退出;路径
[中图分类号]F81;F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9-0027-03
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政府抓住时机果断决策,推出4万亿元投资的经济刺激政策。实践证明,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经济刺激政策是中国政府在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取得的效果明显。但是也面临流通货币、通胀压力加大的风险,所以经济刺激不要过度,要适当控制刺激的力度,为未来的经济政策预留多一点空间。当前,全球经济企稳回升,但经济复苏的进程并不是那么顺利,再加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引发欧洲市场发生变化,世界经济的复苏还是存在许多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在宏观经济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前提下,经济刺激政策如何适时、择机、渐进退出。这是因为,综合各种因素,我国经济已经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支持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动力逐步恢复,经济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经济由危机状态真正恢复正常,关键在于市场机制的自我修复。市场机制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而政策推动只是外力,外力的作用只能是暂时的,经济的平稳发展最终还是要靠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因此,经济内生性增长动力是否恢复是我国经济刺激政策能否全面退出的关键。在退出政策的选择上,有很多问题需要处理。不仅仅是一个决策的问题,还需要艺术化地操作,这里面有很多技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哪个该先退出?财政政策应先退出哪些方面、后退出哪些方面,货币政策需要怎样协调和配合?货币政策该先退出哪些方面、后退出哪些方面,财政政策需要怎样协调和配合。
一、如何看待非常规经济刺激政策的负面影响
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蔓延,为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如何支撑新古典经济学的天空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实践机会,而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政府在此次金融危机大拯救中的作为得到了世人普遍的赞誉。毫无疑问,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之所以较世界各国率先复苏,主要得益于超出预期30%的银行信贷增长,以及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按照政府的政策逻辑,面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冲击下的巨大不确定性,使得经济刺激政策可能矫枉过正。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表明,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时间太长,便容易引发资产泡沫,过去几十年间这也在许多国家得到验证。以往的经验还表明,即便通胀相对稳定,产出实现增长,也不能防范资产泡沫破灭给经济带来的重大冲击。目前我国的资产泡沫问题已经有所抬头,价格指数也在节节走高,这对于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我国的经济刺激政策中,主要是拉动总需求的短期性货币财政政策,在实行了一年多的刺激政策,GDP增速已逐步改善前提下,但这些措施的实施,也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累积了相当的负面效应。
1.通胀预期对经济复苏步伐的挑战。当前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是货币供给的巨量扩张。货币扩张在成功制止了经济下滑和防止了信贷紧缩的同时,也埋下了未来通货膨胀的隐忧。一方面,流动性膨胀造成了大宗交易商品等基础原材料产品脱离实际需求的上涨,许多大宗交易商品由于存在期货市场而具有金融属性,价格变动在很长时间内可能发生偏离真实基本面供求状况的现象;另一方面,流动性加剧了资产泡沫,使得金融部门从实体领域中不断吸走资金,导致实体部门生产更加下降;资产泡沫造成的生产环节相对效益下降,反过来更进一步压制了生产,从而更进一步削弱了经济扩张的基础。上游原材料的涨价和资产泡沫,分别从成本和需求两方面强化了人们对一般价格水平上涨的预期,导致了人们重视资产甚于生产的行为偏好。
2.赤字上升对政府的可持续债务管理提出了挑战。为应付金融危机的冲击,各国无不加大了财政刺激的力度,财政赤字迅速蹿升。因为此次金融危机是百年一遇,因此各国财政扩张力度规模也普遍达到了空前地步,因而也普遍地造成了赤字规模的激增。对当前的赤字状况,各国普遍是作为例外原则处理的。各国政府都心知肚明,当前的赤字规模无论是从激励需求,还是未来的融资偿还方式上,都不能平常化。显然,当前的赤字状况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刺激计划的延长,拉长了巨额赤字的时间,通胀、利率上升和政府融资成本上升的压力不可避免。一旦这种压力上升到一定地步,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就会大大提高,私人的投资和消费会更加让位于政府的投资和消费,经济的活力会被进一步削弱,更为重要的是,政策的效应会逐渐衰减。此外,为解决投资资金来源不足的约束,近两年大量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应运而生,部分融资平台负债率较高,其潜在风险值得关注。
3.投资增长与产能过剩的挑战。随着投资的高速增长,国内产能过剩风险有所加大。不仅以钢铁、水泥、煤化工、多晶硅等为代表的中上游工业制造业存在产能过剩现象,以部分机械制造行业为代表的中、下游工业制造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同时,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为代表的基础设施行业也出现了类似于产能过剩的问题。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效率不高,企业经营效益较低。
二、积极财政政策与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时序
我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时机的选择需要考虑四个因素,即世界经济的复苏情况、国内私人投资的启动情况、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上涨情况和世界各国经济政策退出情况。从世界经济复苏趋势和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来看,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在具体实施上可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个阶段是采取措施使政策从过度刺激向正常刺激转化。在这个阶段,财政政策暂且可以按兵不动,但应考虑调整政府支出结构,进行适度的减税等。对于货币政策,这个阶段可以将“管理通胀预期,控制资产泡沫”作为核心内容。对于这个核心内容需要切实贯彻有关的具体要求情况。如强调管理通胀预期和控制资产泡沫需要清晰的政策目标,这有助于市场形成稳定的政策预期,否则可能导致预期的紊乱以及对市场的冲击。考虑到操作层面,当前货币政策应当设定一个清晰的信贷增长目标和货币供应量目标。目前看来,要观察宏观政策的退出,关键的指标还在于信贷增长。综合各方考虑,可以将信贷增长仍然维持在20%左右,稍微高过此前正常年份的15%～18%。我国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需要避免一个问题,即由于政策目标不清晰,导致金融机构为了防止可能的信贷紧缩而大规模提前发放贷款,引起信贷在不同季度和月份之间的分布更为不均衡。此外,提及控制资产泡沫,要求货币政策从操作上不仅要紧盯住CPI指标,还应考虑资产价格的变化情况。尤其是对于资产价格泡沫,可从此次危机中的美国、英国、冰岛、阿联酋等国得到一些启示。即货币政策不仅仅应该关注通货膨胀,还需要对股市和房市的资产泡沫作出足够反应。尤其在抵押贷款市场较为发达,“金融加速机制”效应较为明显的经济体中,货币决策应更为重视房价变量。因为资产价格对经济运行和公众预期变化更为敏感,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可以作为一种判断流动性过剩的早期和直观预警。需要提及的是,目前货币当局对于资产价格是否纳入货币政策目标有不同看法,似乎倾向于暂时不予考虑的态度。这种格林斯潘式的“事后救助”思维,意味着资产价格上涨时中央银行对其放任自流,泡沫破裂后再进行救援。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破坏力,就印证了“事后救助”策略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目前我国中央银行需要重新定位货币政策的角色,应将资产价格纳入政策范围之内,使货币政策更加关注资产价格和初级产品价格变动的影响。从操作的可行性上看,可以编制广义的包含资产价格在内的价格指数。考虑到房地产价格的变动趋势相对稳定,且与经济周期变化较为吻合,可首先探索将房地产价格变动纳入整体物价指数中,央行加以监测并定期反映到货币政策操作中。
第二阶段则要考虑经济刺激政策的最终退出。在未来一段时间里,经济运行有望逐渐回归正常化,与之相伴随的是宏观政策的中性化,以保证有内生性的增长动力跟进。在这个阶段,可以将“调结构”作为核心内容,逐渐从政策支持上体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要求。货币政策方面可以将信贷增量回归历史正常水平,并同时启动存款准备金和利率等工具,实现政策风向的真正转变。而对于财政刺激政策的调整,重点是控制投资的结构和增长的节奏。为了防止政策彻底退出过程中经济二次下探,经济政策的退出必须强调与结构调整相配合的方针。如引导银行将资金投入中小企业,支出和发展低碳经济和新兴产业,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和服务业发展等。宏观经济政策基本导向定位为以增量补存量,通过逐渐培育新的增长点来取代原有发展模式。
三、财政政策:中央政府投资逐渐退出,民间资本能否顺利接棒
2009年的经济快速复苏主要受益于政府政策的拉动,而政策拉动不可持续。从目前的情形看,财政投资,包括国有企业在内,其投资增速在下降,在信贷规模控制和地方融资平台规范的背景下,这种趋势预计还将持续。而民间投资能否顺利接过国有投资手中的“棒”仍然需要进一步确认。
从2010年前6个月的投资构成看,民间投资有所恢复,港澳台资和外资企业完成的投资额正逐步增加,而非国有企业投资增速虽有下滑,但幅度较小,并且其增速自危机后首次超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增速。但是,非国有企业等民间投资的持续增长依赖于投资机会和投资收益。从投资机会来看,我国仍需进一步放开行业准入限制。而从投资收益看,当前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收益远未回到危机前的盈利水平,截止2009年底,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都恢复了利润的正增长,但离危机前的高达20%-55%的增长率尚有很大的距离。显然,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仍需鼓励。
四、保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适度性、针对性与灵活性
在经济刺激政策退出过程中,尽管中央银行仍维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不变,但着重强调政策的针对性与灵活性以及相应的政策安排,实际上已经勾勒出了政策退出的路径,大致可以划分为:从反危机的超常规扩张政策,转向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其次的阶段才是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中性;只有出现显著的通胀压力时,才可能从中性转向紧缩。这个转换的时机、力度以及对市场预期的引导都十分重要,如果力度把握不当,很可能导致市场的大幅波动。
中央银行实施前瞻性的货币政策操作,一方面能够借助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影响货币供应量或市场利率,通过投资、储蓄、消费等渠道传导于实体经济。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前瞻性的货币政策操作发出了政策导向信号,引导公众预期,影响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进而影响实体经济走向。
1.保持货币政策的适度性。从理论上讲,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应对经济严重快速下滑而采取的货币政策措施。适度性是针对政策实施后的市场主体的反应程度而需要采取的货币供应扩张或收缩的量度。当资金流动性充裕时,适时收缩;当资金流动性不足时,适时扩张,以保证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它反映的是货币政策主体对于政策调控的客观性和合理性。2009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总体上更侧重于宽松,货币存量相当高;2010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将更侧重于适度性,央行安排7.5万亿元贷款增加计划较2009年收缩2.2万亿元以及1月18日央行决定实施上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都是明显的信号。
2.着力提高货币政策的针对性,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2010年,我国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其针对性指向非常明确。一是通过对经济领域和各项项目的有促有控,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二是根据CPI,管理通胀预期。具体而言,2010年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就是要加大对低碳经济、新能源、新科技、“三农”、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节能环保、中小企业、居民消费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支持重点领域改革;保持投资适度增长,重点用于完成在建项目,严格控制新上项目;加大信贷政策对经济社会薄弱环节、就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转移等方面的支持;有效缓解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保证重点建设项目贷款需要,严格控制好对“两高一剩”行业的贷款,着重提高信贷质量和效益;要积极扩大直接融资,引导和规范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3.要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组合。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应侧重于体现货币政策的操作上。一是体现在实施货币政策在力度、节奏和重点的把握上;二是体现在使用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的灵活上。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物价变化,注重运用市场化手段进行动态微调,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和结构满足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需要。根据经济变化和银行体系流动性状况,灵活安排公开市场工具组合、期限结构和操作力度,加强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的协调配合,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维护货币市场利率平稳运行,引导货币信贷适度增长;有效发挥再贷款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元春.经济“止跌-复苏”进程中的宏观风险[J].中国金融,2009,(16).
[2]周学.宏观经济理论创新:从事后调控到事前调控——兼论主要调控工具的转变[J].经济学动态,2009,(6).
[3]李稻葵,张双.V型反弹,资产泡沫与新宏观分析框架[J].经济学动态,2009,(9).
[4]董小君.本轮全球通胀预期演绎链条、对中国的影响路径及解决对策[J].经济学动态,2009,(10).
[5]巴曙松.2010年我国经济走势的三条主线[J].半月谈,2010,(3).
[6]金三林.2010年我国经济运行环境及发展趋势[J].经济纵横,2010,(2).
责任编辑宫秀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