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家每户的庭院、空地以及路边空着的地方都种植上了蔬菜和蓖麻。蓖麻的种子是用于飞机润滑剂的原料。”书信中这样的句子很形象地描绘出二战时日本“总体战”战略所能达到的程度。和中国相比，日本的国土面积很小，但是每家每户的庭院和路边的空地上都种着可用于制造飞机润滑剂的蓖麻，其产量也非常可观。
　　现代战争是一场资源大战。毫无疑问，中国比日本有着更丰富的自然和人力资源，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自然资源大部分都没开发，人口虽多，绝大多数都没有经过军事训练。更重要的是，这些资源无法组织起来为战争服务。国民政府喜欢把几次大的对日战役，命名为xx会战，“会战”这个词一方面是说和日本侵略者的遭遇战；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组织”战役。事实上，国民政府在组织战争资源方面，能力非常低下。即使是军队本身，由于前身多属于不同的军阀和派系，进行重组后，其相互的协同作战能力也很成问题，更不用说要动员整个社会资源了。
　　相反，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日本把二战称为“国民战争”，意思是战争不只是军人的事，而是全体人民的事。由于长期推行军国主义教育，日本人的思想高度统一。家庭妇女、工人和士兵，在战争中处在不同的位置，担负着不同的责任，但是其思想是一致的。战后，我们的历史教育，有意把日本侵略和普通日本人区别开来，强调那是少数日本人发动的侵略，这当然没错。就“发动”来说，肯定是少数人，但是绝大多数日本人，都以某种程度“参与”着战争。这种参与是无意识的，也可以说是被军国主义者欺骗和蒙蔽的，因此，这些日本工人、妇女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战争的受害者。但是，仍然有必要分析他们参与战争的机制，一方面，这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真实；另一方面，这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
　　“总体战”思想来源于德国战争狂人鲁登道夫。1904年，鲁登道夫开始在德国总参谋部负责训练和动员的第二处任职，1908年他任该处处长。作为德国军队的领导人之一，一战失败后，他基本上退出了政坛，致力于撰写关于战略和总体战的著作，这就是后来在1935年出版的《总体战》一书。这本书系统阐述了总体战理论，认为战争凌驾于政治之上，要求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平时就应服从战争准备的需要，主张采取一切手段甚至是极端残暴的手段进行战争。总的来说，这一理论建立在军国主义的基础上，要求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平时经济战时化，建立独裁式的战争指挥体制，集中全民族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打一场速决战。
　　鲁登道夫的总体战理论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和20世纪初工业生产、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发展水平提出的，对现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希特勒及其将军们更是将此理论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历史以巨大影响。在与德意结成轴心国后，日本就在军事上借鉴德国的战争经验，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依据鲁登道夫《总体战》理论的基本原理，提出了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综力战体制”，将其作为指导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根本思想指针。当然，其间出现了诸如石原莞尔之类的“军事理论家”，以及在战争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军事家”，比如山本五十六等。当然，日本“综力战体制”是依据本国实际国情所制订的军事理论，但其中也确实存在鲁登道夫《总体战》理论影响的痕迹。
　　总体战是动员的艺术，某种程度上说是现代性在战争中的体现。在现代社会，战争动员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性工程，包括媒体运作、财力支持等，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已经初步运用了这些动员手段。
　　本来日本所发动的战争是一场旨在吞并朝鲜并侵略中国的不义之战，但为了取得日本人民的支持，就必须以谎言欺骗与蒙蔽日本人民，使其误认为是为了维护朝鲜独立的正义之战，从而积极投身于这场战争之中。因此，日本政府及朝野人士通过新闻媒体和有关言论，向日本人民广为传播“朝鲜独立论”“文野之战论”和歧视中朝的“日本人”的优越感。
　　日本舆论界首先传播日本出兵是为了维护朝鲜独立主张的是《邮便报知新闻》。该报一向坚持海军扩张反对论和非战论，但当日本出兵朝鲜，甲午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却一变原来的立场，竟然在其6月6日（1894年）社论叫嚣：日本此次出兵朝鲜，“我帝国必须援助朝鲜，并有坚决维护其国体之决心”。以保障朝鲜的独立。随后，日本的各地报纸纷纷以社论形式发表类似言论，强调“朝鲜独立论”，并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诸如《芸备日日新闻》自6月12日开始连载《朝鲜变乱汇报》，石川县的《北国新闻》自6月10日开始连载《鸡林之风云》，制造“朝鲜独立”和对清强硬的舆论。
　　舆论界在传播“朝鲜独立论”同时，为了进一步欺骗日本人民又大力宣传所谓“义战论”的思想，既要美化军事侵略，又要诱导日本人民为所谓“正义”而战。战前日本的新闻界统一口径，几乎一致叫嚷：日本与中国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是“圣战”。《国民日报》于甲午战争前，高呼“义战即将开始！”《读卖新闻》发表文章称日本“首当正义”，“以显耀光荣，并宣扬国威。”并由此而导致所谓中日战争是“文野之战”，即：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文明的战争，中国战争是野蛮战争的论调。
　　日本舆论界在传播“义战论”和“文野之战论”同时，还传播了中国“愚昧落后论”以形成日本人的优越感和对中国的蔑视感。如《中央新闻》恶毒攻击中国人说：“中国人本非可轻视侮辱之人种，而是可怕之人种。彼等无国家理念”。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舆论气氛的营造，不只是国家控制的媒体所为，在军国主义的胁迫下，民间媒体也不同程度参与其中。
　　日本各界为动员民众筹措战费，于甲午战争前掀起了一个以筹措战费为主要内容的“军资献纳运动”和“义捐运动”。为动员日本民众投身于这场运动中来，日本的各家报纸首先进行了舆论动员。1894年7月23日，《每日新闻》以《慰问在韩军人》为题发表文章指出：“请赠送适当之物，一慰悬军远征之心，一为表示对我军人敬爱之情。”首先积极响应，且积极投入这场运动的是日本财界。日本财界基于推行“大陆政策”的考虑，其主要首脑纷纷发表声明，坚决支持这场侵略战争，并成立各种组织，发布广告，捐款捐物，筹措战费，召开会议动员财界、实业界以实际行动支持侵略战争，无偿或低价提供船只，保障运输，捐献大量前线急需物资。
　　日本财界支持侵略战争是通过“报国会”和其它各种社会团体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报国会”成立于1894年7月，它是由日本财界头面人物涩泽荣一、三井八郎右卫门、岩崎久弥等人发起的以响应日本政府侵华战争，动员国民募捐报国的全国性的财界组织。它在全面支持侵略战争，特别是在动员日本国民以忠君爱国精神，团结一致，为“战胜”中国而捐献一切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
　　在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根本没有这样的战争动员能力。中国的媒体还不发达，朝廷也没有这样的意识。这种情况，在抗战时的国民政府那里，也没有根本性的改观。蒋介石勉强把各派军阀的军队组合为政府军，但是各部队的协同仍存在问题，就更不用说广泛动员民间资源了。而日本则在甲午战争中尝到了战争动员的甜头，到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时候，整个国家已经全面军国主义化，整个国家的运转，都在为战争服务，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