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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L.布莱基(Michael L.Blakey)是获得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EH)资助的人类学教授，美国研究学教授，弗吉尼亚州威廉玛丽学院历史生物研究所所长。他同时也是美国人类学协会“种族：我们如此不同?”展览的资深顾问。史密森学会国立非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博物馆资深顾问。他曾经担任纽约市非裔公墓考古遗址科学指导，如今该遗址已经成为国家古迹。其著述涵括了生物文化人类学、生物考古学、博物馆与历史，以及科学哲学。
在18世纪工业革命遗留下的垃圾中，在20英尺厚的19世纪污物下，在我们脚底沥青的下方，留存着15，000位非裔美国人先驱的遗体，躺在那里已近300年之久。自从这片位于曼哈顿闹市的墓地被发现后，我们就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抉择：是认清自己的能力而无视这些残骸，还是将其神圣化，或者在记忆中重建他们的故事——每种观点都拥有很高的呼声。
几十年来，纽约人并未正视非裔美国人公墓的存在。我们的国家神话——美国北部是“自由”的发源地——吸引了太多的关注，致使纽约的非裔墓地几乎被完全忽视。当百老汇大街290号联邦大楼的建设工程令这些遗骸重见天日之时，许多目击者认为，“他们一定为数不多”，“他们一定是自由人”，或是“他们的遭遇总应当比南方的奴隶要好”，可事实绝非如此。各个阶层的非裔美国人，无论身为祖母或是孙辈，议员或是囚犯，都表达了强烈的愿望，想知道墓里葬的人是谁，想确切知道“我们”在死时是否还留有人的尊严。
非裔公墓的文化资源与潜在遗产价值受到1966年《国家历史保护法案》(National Historic Preservation Act)第106条与第110条的“保护”。这样的法律保护只能算是差强人意，因为该法律以允许参与制民主的存在，来填补模糊的法律表述留下的诸多空白。美国总务管理局(the US 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GSA)本拟在原址上建起一座34层高的大厦。该大厦系公共投资项目，要求它在单方面实施的同时必须听取民众的声音。随着公众关注度的提高，项目的投资属性意味着GSA不得不尽最大努力来顺应民众的集体决定。官方的策略是，一边加紧建设，一边与公众进行必须的会商，同时加快考古发掘以减缓对文化资源的彻底破坏。公众的策略则遵循民权运动的精神，在与GSA会商未能得出实质性成果后，组织起大规模抗议活动，以游说立法者终止挖掘与施工。
1991－1992年，美国的非裔活动家们战胜了GSA，尽管(或者部分的)事实是，该机构的官僚作风导致其违反了市民意见的合法诉求，同时它也缺乏细致的考古资源管理(考古学家的遗骸挖掘行为并无一个可接受的科研计划)。此情形下，对法律执行状况加以监督的相关机构包括：总统历史保护咨询委员会，纽约地标保护委员会，后者又包括国家历史保护办公室和考古学家历史保护委员会。尽管这些机构站在公众一边，但在缺乏国会支持的情况下，它们的“顾问”角色显得苍白无力，因为活动家们只愿意且只能够和国会保持一致。新的《美国原住民墓葬与赔偿法案》(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或类似法规)也涵盖了非裔美国人遗址与圣物，所以更显得没必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在纽约一案中，该市的非裔市长和负责监管GSA预算的非裔议员要求GSA必须立即组建一个为期两年的联邦咨询(指导)委员会，通过该委员会建议停止挖掘行为、审查考古计划，并为遗址策划纪念与阐释方案。GSA本可在已被拆除的一半墓地上继续盖楼，但鉴于此举将有损其公共政治立场，故将被迫接受咨询委员会的建议，而非如当初所想，直接给建筑物挂牌。
1993年，419具人体遗骸获准转移至主要的非裔美国人研究机构——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许多非裔美国人觉得，通过霍华德大学的研究，可以避免扭曲的欧洲中心论和历史的缺失。10年之后，这419具遗骸在经过6座城市、为期一周的祖先回归仪式后，被重新安葬于原址。又过了4年，非裔公墓和埃利斯岛、自由女神像～道，被宣布为美国国家纪念地，划归国家公园署管理。2010年，占地8,000平方英尺、拥有最先进设备的游客中心和教育空间(GSA原打算保留最终面积的四分之一)将对外开放，向公众提供长期展览，以及相关的艺术与建筑要素，包括GSA在部分原址上已打下的地基。
认识论和伦理学
公众需要更好地理解遗址的考古价值，为回应此要求，我们的霍华德大学研究团队早在1992年便投入工作。1992－1994年间，咨询委员会审查了研究计划并予以批准。我们的生物考古学研究方法是独一无二的，它由激进学派提出的非裔散居传统(Drake，1980)，以及关于公众参与的新型动态理念构成，我和原住民及研究其生活的文化人类学家一起参加了相关讨论，此方法在讨论中得以发展。(Blakey et al,，1994；Blakey，2001)。
一开始，我们的研究团队就承认，非裔美国人有权决定如何安置祖先的遗骸。然而，我们的考古学家和生物人类学家并不普遍认可这一原则，直到1990年《美国原住民墓葬与赔偿法案》做出强制要求。该法案规定，美国原住民有权决定如何安置其祖先遗骸与圣物。GSA及代表其利益的人类学家对遗骸采取违背人情的处理方式，此举令以咨询委员会为代表的、新近获得权利的非裔美国人不满，故他们起初更倾向于不分析遗骸就立即将其下葬。我们充分认可他们这样做的权利，同时我们也要承担自身的职业责任，就人类学研究的潜在价值与他们相商。正如我在《美国原住民墓葬与赔偿法案》通过之前与美国原住民权利基金(Native American Rights Fund)合作过的那样，我们团队表示，只在社区赞同的情况下进行研究——这一理念已经为双方接受——且只限于和研究有密切利益关系的最主要社区。因此，与其他“自上而下”的考古学不同，公众不再是仅仅被通知研究成果，而是自始至终地参与到整个研究设计过程中来。
我们从道德上承认社区已获得的控制力，这意味着社区并不被视为某种利益关系中的“合作伙伴”。我们把社区看作客户，受道德约束不对其进行伤害。我们为“道德客户”工作，而非与他们或GSA建立伙伴关系。我认为，这一区分将最终明确考古学家和其他专业人士是否尽了最大努力对社区负责。曾经不断游说保护遗址的非裔美国人需要的是一种群体权利的分类，比如《美国原住民墓葬与赔偿法案》中提到的“文化关联体”(‘culturally affiliated group’)。而我开始使用“后裔社区”(‘descendant community’)一词，并几乎立即发现其兼具相关性与实用性。
我们的研究可能给一些承担责任的实体造成损 害，人类学家应对此做出道德上的反应。GSA也是我们的客户，我们对其负有的责任主要是经济和法律上的，所以称之为“商业客户”。我们的研究计划为上述两类客户服务，而非与之合作。当然，如果这些客户的利益发生冲突，我们更偏向于“道德客户”，在此案例中，意味着将主要以联邦咨询委员会的诉求为主，制定规划时也将更多考虑“道德客户”而非“商业客户”的意见。像咨询委员会这样的机构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如若不然，则要求后裔社区讨论并解决自身的歧见。我们努力维持自己技术顾问的角色，避免重蹈人类学家的覆辙，即替文化关联体选择领导者或代为决策。我们的承诺是，尊重后裔社区已形成的研究与纪念方案，只要它们遵循既有的学术准则，为追寻真理开展诚实研究，且不违背科学标准，对物证进行系统地分析。
最终，研究项目因有了后裔社区的参与而获益甚多。其参与使研究摆脱了伦理困境，因为受影响程度最高的群体可以为自己拿主意。我们的工作因涉及公众利益而受到广泛关注，为此，新设的公众教育和项目阐释办公室通过新闻通讯、教育专家拓展活动及月度特别活动等方式，与公众共享研究成果。这一项目是为广大公众服务的，这也意味着公众会不断对立法者施压，以确保GSA在这一各方认可的项目上遵守给予财力支持的承诺。(Blakey，2008)
研究成果
我受聘组织并领导研究项目，包括设计和指导生物、考古与历史学研究，对象便是这18世纪纽约“黑人公墓”里的419具人体遗骸。非裔美国人和美国政府均同意将项目交由霍华德大学的w，蒙太古·科布(W.Montague Cobb)生物人类学实验室执行。为完成项目，共动用了200多名研究人员、30位拥有博士学位的专家、9所实验室与合作大学、12年时间和600万美元，其成果为发表于2004－2006年的大量在线报告，以及2009年出版的三卷学术文集。在已发表成果的基础上，又取得了若干成果(Blakey and Rankin-Hill，2009；Perry,Howson and Bianco，2009，Medford，2009)。今天，我们的研究数据作为非裔公墓国家纪念地游客中心常设展的一部分，面向所有人开放。
通常，我们通过实验发现的一些故事会出人意料。1626年，第一批非洲人被强行带至荷兰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即纽约的前身。新阿姆斯特丹是个商业城镇，这里大约40％的人口为被奴役的非洲人，1664年英国接管此地，一些非洲奴隶通过谈判获得了部分自由和土地所有权。尽管英国治下的纽约市存在自由黑人，但在18世纪中期，其数量大概不会超过日益增长的非裔人口(多数为奴隶)的5％。我们发现，多数情况下这些人口的来源并不奇怪。历史文献、文物和遗传信息显示，纽约的非裔人口主要来自西非和中西非社区，也有一个短暂的时期集中来源于东非的马达加斯加。我们还发现，在判断这些非洲人的出生地方面铅元素是个有效指标，因为殖民地的欧洲人会用这种独特的材料焊接水管和制作锡铅合金水杯。牙齿中铅和其他化学元素的含量可以帮助我们鉴别成人与儿童的出生地——含铅量极高的儿童死者一般生于纽约，含铅量最低的成人死者往往生于非洲(研究样本显示，成人也有锯齿)。而锯齿几乎成了生于非洲的美洲移民的独特装饰。(Good-man et al.，2009)
在美国奴隶制度下出生的儿童比在非洲生长的儿童更容易出现发育缺陷。约5％的遗骸存在密螺旋体疾病迹象，我们怀疑这是由一种热带皮肤病——雅司病所致。另一种与欧洲殖民地密切相关的密螺旋体疾病——梅毒，其迹象显然未见于非裔公墓中的人群。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发现均与当时非裔的生存状况相符：他们刚遭遇欧洲的奴隶制度，在气候温和的北半球过着更为艰辛的生活。
西非人通常将死者放人棺材下葬，而用白色亚麻布裹尸也是一种传统。棺首是否朝西并非判断死者基督徒身份的关键，尽管历史证据表明，大西洋两岸的非洲社区中确实存在不同的信仰。这些是我们取得的有关18世纪纽约非裔出身、出现及变化的部分结论。
这些非洲人被迫接受了加勒比地区修订过的英国奴隶法典，其人权遭到进一步剥夺。到了18世纪，大西洋地区奴隶经济勃兴，纽约市成为熙来攘往的贸易中心。华尔街上奴隶贸易公司林立，遭掳掠的人们被直接从非洲运来交易，或通过像巴巴多斯、牙买加和查尔斯顿那样更大的交易中心中转。由长岛、哈德逊谷、康涅狄格州和新泽西州的非裔种植园劳工生产出的粮食、木材、手工制品和烟草，通过这个港口城市(纽约)售出并运往英国和加勒比地区(Med-ford，2009)。纽约是这张经济大网中的重要一环，该网络依赖免费劳动力——就像后来的工农业机器一样——创造出作为西方世界基础的惊人财富。然而，人并非机器。
非洲社会可以被视为奴隶的主要来源地，奴隶一般为战争俘虏或从村落中非法掠来的村民，而美洲市场、贪婪与混乱是这些战争和掠夺行为的背后推手。看似取之不尽的奴隶资源，以及奴隶在美国的非人待遇，这两点在把人变成一次性商品的过程中，将人力成本降至最低。奴隶被迫在达到、甚至超越生理与心理极限的状态下工作，这固然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却也消耗了人的生命。
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看，很明显的一点是，非人待遇导致妇女生育率及人口增长率的下降。生育率的下降通常被认为是加勒比及路易斯安那州种植园社区未能呈现“自然增长”的原因。而新生人口的增长在数量上无法等同或超过上一代人。
纽约当时的情形也差不多。据对奴隶人口的统计，平均每个育龄妇女只有0.5－1.5个孩子。而为了实现新老交替，每对父母至少应该有两个孩子；若要实现人口自然增长，生育数字还应更大。纽约非裔人口的持续缓慢增长归功于不断输入的成人与儿童，而非自然生育。事实上，历史文献表明，纽约的奴隶主更乐于购买已经断奶、可以上工的孩子。奴隶主不鼓励那些被隔离起来、为白人提供家庭服务的妇女生育子女。奴隶主破坏了非裔家庭的结构，非裔劳工与之谈判、斗争，甚至发起了1741年起义(即“黑奴阴谋”)，此案中非裔被指控焚烧村镇。如果逝去的祖先确实被视为家庭的一部分，那么1788年的“医生暴乱”——场旨在终止18世纪末盗墓行为的动乱，也构成非裔对家庭破坏行为的反抗。我们发现，在奴隶制发展到最残酷的时期，纽约非裔的人口统计学数据或人口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与加勒比地区保持一致，那时，跨洋奴隶贸易及奴隶劳工创造出的巨额利润使人的生命格外廉价。
我们的数据也清晰显示了人口持续繁殖力(受孕的生理能力)和生育力，但非裔公墓里埋葬的1／3以上儿童是在生命的头两年中夭折。加勒比地区的情况可能与此不同，那里少数女性或男性的生育能力更为低下。
一些学者进一步评价了梅毒对加勒比地区人口持续繁殖力的破坏，而非洲人的梅毒史始自他们在 运奴船上和船下受到的性剥削。事实上，非洲人称梅毒为“白人病”。在苏里南的滑铁卢种植园，库达布克斯(Khudabux，1991)研究了54具骨架，其中约一半存在罹患晚期梅毒的迹象(阴沟肠杆菌和星状病灶)；而在研究纽约的419具遗骸时，只发现一具骨架有阴沟肠杆菌，且无星状病灶。此外，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纽约的非裔女性人数超过男性，这是1712年和1741年两次起义后新贸易政策的反映，当时英国人试图通过减少男性、增加女性和儿童输入量的方式平息奴隶斗争。这一对社会人口结构的控制，导致直接进口自非洲的女性数量增加，奴隶在加勒比中转的环节被取消，而买家不用再支付其中途“休整”的费用。这些非裔女性也被要求从事与男性一样的工作，得到的补偿却少于男性，因为高强度的工作，她们患有贫血和营养不足的比例很高(遗骸中有24％显示有多孔骨肥厚)，也极可能削弱其生育能力。我们还发现，在纽约，为自身的生育权而奋斗的人较加勒比地区的要少。不过，她们需要抚养的、活到两岁以上的孩子也不多。
非裔女性往往死于生育年龄的早期(15－25岁)。男性、女性及较年长儿童的骨架上都留有繁重劳作的印记，表明其负荷已接近人类生物力学的极限。如果再考虑到欧洲奴隶主称老年非裔为“老朽无能”，对其晚年生活漠不关心，迫使其在暮色将尽时流落街头，那么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过分：奴隶主只把黑人视为劳工，视为可随用随丢的财产。今天，只有借助生物考古学方法，才能了解到这样的死亡率数据，而将此方法与历史学研究结合起来，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非裔奴隶的死亡率和生育率背后隐藏着的政治与经济力量。
在1808年开放的跨洋奴隶贸易终结以前，非裔劳力可被轻易更替。此后，美国的“蓄奴州”(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逐步加大保护孕妇和儿童的力度，以提高奴隶群体生育率，目的是在国内贩卖童奴。18世纪初，纽约殖民地10％的人口为非裔。到了独立战争时期，该比例上升至20％。这些被奴役的人建设城市、种植粮食、驾驶船只、挖掘煤矿、抚养孩子、生产原料、装卸到港货物，他们自身便是一种财产，由其在欧洲和欧属美洲创造出巨额利润。独立战争中，许多非裔帮助英国人坚守纽约，使之成为殖民地的最后堡垒。非裔选择为自由而战，而英国人愿意以解放奴隶为条件，换取其武力支持。我们比较了18世纪纽约市内主要的英国圣公会教堂(三一堂)的墓地记录，结果显示，英国男女殖民者活过55岁的比率大约是非裔奴隶的9倍。
遗体骨骼研究的数据表明，战争期间，非裔人群在身体上遭受的创伤并未明显减少，但对战后人群的考古调查发现，人棺下葬的数量减少了，这意味着家庭的瓦解和社区凝聚力的下降。战争结束前夕，成千上万被解放的非裔奴隶不顾新成立的美国政府的抗议(它试图重新奴役这些人)，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前往新斯科舍省，不少人最终回到了非洲，回到了塞拉利昂。而那些留在美国的非裔，他们直到1827年才亲历了纽约的奴隶解放。
结论
今天，我们不是要把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这处纪念地呈献给无名的非裔奠基人，而是要让来此参观的人们，有机会探索、争论并认同这段历史。它不仅讲述了过去，也集中展现了20世纪后期人们为获得尊严而进行的斗争。政府的最初计划只是在新建大楼的外墙上镶嵌纪念牌，并在检测骨骼时进行人种差异研究。然而，非裔美国人坚持他们的群体权利，坚持他们拥有对那段被奴役历史的知情权，他们把纪念历史的责任视为一项人权，以及不让历史重演的警示。如果考古学家、生物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漠视这些公众目的，而非参与进来，他们并不会显得更加客观。我们确信，与象牙塔内的专家同行相比，我们研究的许多问题更有意义。在人为建构的历史中，后裔社区是受影响程度最大的人群，如果我们把漠视这一人群的需求当作客观，那么这种客观只是在为其他人群的需求服务。一群人的自我定义或其他人用讲述自身故事进行干扰，这么做会造成什么伤害?在日益多元化的都市社会里，群体的权利和遗产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在形成知识的过程中承认人类固有的主观性，此举要求人们在使用一贯的或超越了的科学方法时，恪守道德准则。知识的民主化包容不同国家的不同观点，这既是道德上的升华，也是认识上的发展。我们提供的范例并不局限于非裔美国人或公墓遗址，而是一种合作模式，以更合理的方式充分听取更自由的声音。如果做到这一点有困难，至少还可以讨论，“我们”是谁，“我们”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
(兰宇 译)
在18世纪工业革命遗留下的垃圾中，在20英尺厚的19世纪污物下，在我们脚底沥青的下方，留存着15，000位非裔美国人先驱的遗体，躺在那里已近300年之久。自从这片位于曼哈顿闹市的墓地被发现后，我们就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抉择：是认清自己的能力而无视这些残骸，还是将其神圣化，或者在记忆中重建他们的故事——每种观点都拥有很高的呼声。
几十年来，纽约人并未正视非裔美国人公墓的存在。我们的国家神话——美国北部是“自由”的发源地——吸引了太多的关注，致使纽约的非裔墓地几乎被完全忽视。当百老汇大街290号联邦大楼的建设工程令这些遗骸重见天日之时，许多目击者认为，“他们一定为数不多”，“他们一定是自由人”，或是“他们的遭遇总应当比南方的奴隶要好”，可事实绝非如此。各个阶层的非裔美国人，无论身为祖母或是孙辈，议员或是囚犯，都表达了强烈的愿望，想知道墓里葬的人是谁，想确切知道“我们”在死时是否还留有人的尊严。
非裔公墓的文化资源与潜在遗产价值受到1966年《国家历史保护法案》(National Historic Preservation Act)第106条与第110条的“保护”。这样的法律保护只能算是差强人意，因为该法律以允许参与制民主的存在，来填补模糊的法律表述留下的诸多空白。美国总务管理局(the US 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GSA)本拟在原址上建起一座34层高的大厦。该大厦系公共投资项目，要求它在单方面实施的同时必须听取民众的声音。随着公众关注度的提高，项目的投资属性意味着GSA不得不尽最大努力来顺应民众的集体决定。官方的策略是，一边加紧建设，一边与公众进行必须的会商，同时加快考古发掘以减缓对文化资源的彻底破坏。公众的策略则遵循民权运动的精神，在与GSA会商未能得出实质性成果后，组织起大规模抗议活动，以游说立法者终止挖掘与施工。
1991－1992年，美国的非裔活动家们战胜了GSA，尽管(或者部分的)事实是，该机构的官僚作风导致其违反了市民意见的合法诉求，同时它也缺乏细致的考古资源管理(考古学家的遗骸挖掘行为并无一个可接受的科研计划)。此情形下，对法律执行状况加以监督的相关机构包括：总统历史保护咨询委员会，纽约地标保护委员会，后者又包括国家历史保护办公室和考古学家历史保护委员会。尽管这些机构站在公众一边，但在缺乏国会支持的情况下，它们的“顾问”角色显得苍白无力，因为活动家们只愿意且只能够和国会保持一致。新的《美国原住民墓葬与赔偿法案》(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或类似法规)也涵盖了非裔美国人遗址与圣物，所以更显得没必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在纽约一案中，该市的非裔市长和负责监管GSA预算的非裔议员要求GSA必须立即组建一个为期两年的联邦咨询(指导)委员会，通过该委员会建议停止挖掘行为、审查考古计划，并为遗址策划纪念与阐释方案。GSA本可在已被拆除的一半墓地上继续盖楼，但鉴于此举将有损其公共政治立场，故将被迫接受咨询委员会的建议，而非如当初所想，直接给建筑物挂牌。
1993年，419具人体遗骸获准转移至主要的非裔美国人研究机构——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许多非裔美国人觉得，通过霍华德大学的研究，可以避免扭曲的欧洲中心论和历史的缺失。10年之后，这419具遗骸在经过6座城市、为期一周的祖先回归仪式后，被重新安葬于原址。又过了4年，非裔公墓和埃利斯岛、自由女神像～道，被宣布为美国国家纪念地，划归国家公园署管理。2010年，占地8,000平方英尺、拥有最先进设备的游客中心和教育空间(GSA原打算保留最终面积的四分之一)将对外开放，向公众提供长期展览，以及相关的艺术与建筑要素，包括GSA在部分原址上已打下的地基。
认识论和伦理学
公众需要更好地理解遗址的考古价值，为回应此要求，我们的霍华德大学研究团队早在1992年便投入工作。1992－1994年间，咨询委员会审查了研究计划并予以批准。我们的生物考古学研究方法是独一无二的，它由激进学派提出的非裔散居传统(Drake，1980)，以及关于公众参与的新型动态理念构成，我和原住民及研究其生活的文化人类学家一起参加了相关讨论，此方法在讨论中得以发展。(Blakey et al,，1994；Blakey，2001)。
一开始，我们的研究团队就承认，非裔美国人有权决定如何安置祖先的遗骸。然而，我们的考古学家和生物人类学家并不普遍认可这一原则，直到1990年《美国原住民墓葬与赔偿法案》做出强制要求。该法案规定，美国原住民有权决定如何安置其祖先遗骸与圣物。GSA及代表其利益的人类学家对遗骸采取违背人情的处理方式，此举令以咨询委员会为代表的、新近获得权利的非裔美国人不满，故他们起初更倾向于不分析遗骸就立即将其下葬。我们充分认可他们这样做的权利，同时我们也要承担自身的职业责任，就人类学研究的潜在价值与他们相商。正如我在《美国原住民墓葬与赔偿法案》通过之前与美国原住民权利基金(Native American Rights Fund)合作过的那样，我们团队表示，只在社区赞同的情况下进行研究——这一理念已经为双方接受——且只限于和研究有密切利益关系的最主要社区。因此，与其他“自上而下”的考古学不同，公众不再是仅仅被通知研究成果，而是自始至终地参与到整个研究设计过程中来。
我们从道德上承认社区已获得的控制力，这意味着社区并不被视为某种利益关系中的“合作伙伴”。我们把社区看作客户，受道德约束不对其进行伤害。我们为“道德客户”工作，而非与他们或GSA建立伙伴关系。我认为，这一区分将最终明确考古学家和其他专业人士是否尽了最大努力对社区负责。曾经不断游说保护遗址的非裔美国人需要的是一种群体权利的分类，比如《美国原住民墓葬与赔偿法案》中提到的“文化关联体”(‘culturally affiliated group’)。而我开始使用“后裔社区”(‘descendant community’)一词，并几乎立即发现其兼具相关性与实用性。
我们的研究可能给一些承担责任的实体造成损 害，人类学家应对此做出道德上的反应。GSA也是我们的客户，我们对其负有的责任主要是经济和法律上的，所以称之为“商业客户”。我们的研究计划为上述两类客户服务，而非与之合作。当然，如果这些客户的利益发生冲突，我们更偏向于“道德客户”，在此案例中，意味着将主要以联邦咨询委员会的诉求为主，制定规划时也将更多考虑“道德客户”而非“商业客户”的意见。像咨询委员会这样的机构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如若不然，则要求后裔社区讨论并解决自身的歧见。我们努力维持自己技术顾问的角色，避免重蹈人类学家的覆辙，即替文化关联体选择领导者或代为决策。我们的承诺是，尊重后裔社区已形成的研究与纪念方案，只要它们遵循既有的学术准则，为追寻真理开展诚实研究，且不违背科学标准，对物证进行系统地分析。
最终，研究项目因有了后裔社区的参与而获益甚多。其参与使研究摆脱了伦理困境，因为受影响程度最高的群体可以为自己拿主意。我们的工作因涉及公众利益而受到广泛关注，为此，新设的公众教育和项目阐释办公室通过新闻通讯、教育专家拓展活动及月度特别活动等方式，与公众共享研究成果。这一项目是为广大公众服务的，这也意味着公众会不断对立法者施压，以确保GSA在这一各方认可的项目上遵守给予财力支持的承诺。(Blakey，2008)
研究成果
我受聘组织并领导研究项目，包括设计和指导生物、考古与历史学研究，对象便是这18世纪纽约“黑人公墓”里的419具人体遗骸。非裔美国人和美国政府均同意将项目交由霍华德大学的w，蒙太古·科布(W.Montague Cobb)生物人类学实验室执行。为完成项目，共动用了200多名研究人员、30位拥有博士学位的专家、9所实验室与合作大学、12年时间和600万美元，其成果为发表于2004－2006年的大量在线报告，以及2009年出版的三卷学术文集。在已发表成果的基础上，又取得了若干成果(Blakey and Rankin-Hill，2009；Perry,Howson and Bianco，2009，Medford，2009)。今天，我们的研究数据作为非裔公墓国家纪念地游客中心常设展的一部分，面向所有人开放。
通常，我们通过实验发现的一些故事会出人意料。1626年，第一批非洲人被强行带至荷兰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即纽约的前身。新阿姆斯特丹是个商业城镇，这里大约40％的人口为被奴役的非洲人，1664年英国接管此地，一些非洲奴隶通过谈判获得了部分自由和土地所有权。尽管英国治下的纽约市存在自由黑人，但在18世纪中期，其数量大概不会超过日益增长的非裔人口(多数为奴隶)的5％。我们发现，多数情况下这些人口的来源并不奇怪。历史文献、文物和遗传信息显示，纽约的非裔人口主要来自西非和中西非社区，也有一个短暂的时期集中来源于东非的马达加斯加。我们还发现，在判断这些非洲人的出生地方面铅元素是个有效指标，因为殖民地的欧洲人会用这种独特的材料焊接水管和制作锡铅合金水杯。牙齿中铅和其他化学元素的含量可以帮助我们鉴别成人与儿童的出生地——含铅量极高的儿童死者一般生于纽约，含铅量最低的成人死者往往生于非洲(研究样本显示，成人也有锯齿)。而锯齿几乎成了生于非洲的美洲移民的独特装饰。(Good-man et al.，2009)
在美国奴隶制度下出生的儿童比在非洲生长的儿童更容易出现发育缺陷。约5％的遗骸存在密螺旋体疾病迹象，我们怀疑这是由一种热带皮肤病——雅司病所致。另一种与欧洲殖民地密切相关的密螺旋体疾病——梅毒，其迹象显然未见于非裔公墓中的人群。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发现均与当时非裔的生存状况相符：他们刚遭遇欧洲的奴隶制度，在气候温和的北半球过着更为艰辛的生活。
西非人通常将死者放人棺材下葬，而用白色亚麻布裹尸也是一种传统。棺首是否朝西并非判断死者基督徒身份的关键，尽管历史证据表明，大西洋两岸的非洲社区中确实存在不同的信仰。这些是我们取得的有关18世纪纽约非裔出身、出现及变化的部分结论。
这些非洲人被迫接受了加勒比地区修订过的英国奴隶法典，其人权遭到进一步剥夺。到了18世纪，大西洋地区奴隶经济勃兴，纽约市成为熙来攘往的贸易中心。华尔街上奴隶贸易公司林立，遭掳掠的人们被直接从非洲运来交易，或通过像巴巴多斯、牙买加和查尔斯顿那样更大的交易中心中转。由长岛、哈德逊谷、康涅狄格州和新泽西州的非裔种植园劳工生产出的粮食、木材、手工制品和烟草，通过这个港口城市(纽约)售出并运往英国和加勒比地区(Med-ford，2009)。纽约是这张经济大网中的重要一环，该网络依赖免费劳动力——就像后来的工农业机器一样——创造出作为西方世界基础的惊人财富。然而，人并非机器。
非洲社会可以被视为奴隶的主要来源地，奴隶一般为战争俘虏或从村落中非法掠来的村民，而美洲市场、贪婪与混乱是这些战争和掠夺行为的背后推手。看似取之不尽的奴隶资源，以及奴隶在美国的非人待遇，这两点在把人变成一次性商品的过程中，将人力成本降至最低。奴隶被迫在达到、甚至超越生理与心理极限的状态下工作，这固然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却也消耗了人的生命。
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看，很明显的一点是，非人待遇导致妇女生育率及人口增长率的下降。生育率的下降通常被认为是加勒比及路易斯安那州种植园社区未能呈现“自然增长”的原因。而新生人口的增长在数量上无法等同或超过上一代人。
纽约当时的情形也差不多。据对奴隶人口的统计，平均每个育龄妇女只有0.5－1.5个孩子。而为了实现新老交替，每对父母至少应该有两个孩子；若要实现人口自然增长，生育数字还应更大。纽约非裔人口的持续缓慢增长归功于不断输入的成人与儿童，而非自然生育。事实上，历史文献表明，纽约的奴隶主更乐于购买已经断奶、可以上工的孩子。奴隶主不鼓励那些被隔离起来、为白人提供家庭服务的妇女生育子女。奴隶主破坏了非裔家庭的结构，非裔劳工与之谈判、斗争，甚至发起了1741年起义(即“黑奴阴谋”)，此案中非裔被指控焚烧村镇。如果逝去的祖先确实被视为家庭的一部分，那么1788年的“医生暴乱”——场旨在终止18世纪末盗墓行为的动乱，也构成非裔对家庭破坏行为的反抗。我们发现，在奴隶制发展到最残酷的时期，纽约非裔的人口统计学数据或人口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与加勒比地区保持一致，那时，跨洋奴隶贸易及奴隶劳工创造出的巨额利润使人的生命格外廉价。
我们的数据也清晰显示了人口持续繁殖力(受孕的生理能力)和生育力，但非裔公墓里埋葬的1／3以上儿童是在生命的头两年中夭折。加勒比地区的情况可能与此不同，那里少数女性或男性的生育能力更为低下。
一些学者进一步评价了梅毒对加勒比地区人口持续繁殖力的破坏，而非洲人的梅毒史始自他们在 运奴船上和船下受到的性剥削。事实上，非洲人称梅毒为“白人病”。在苏里南的滑铁卢种植园，库达布克斯(Khudabux，1991)研究了54具骨架，其中约一半存在罹患晚期梅毒的迹象(阴沟肠杆菌和星状病灶)；而在研究纽约的419具遗骸时，只发现一具骨架有阴沟肠杆菌，且无星状病灶。此外，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纽约的非裔女性人数超过男性，这是1712年和1741年两次起义后新贸易政策的反映，当时英国人试图通过减少男性、增加女性和儿童输入量的方式平息奴隶斗争。这一对社会人口结构的控制，导致直接进口自非洲的女性数量增加，奴隶在加勒比中转的环节被取消，而买家不用再支付其中途“休整”的费用。这些非裔女性也被要求从事与男性一样的工作，得到的补偿却少于男性，因为高强度的工作，她们患有贫血和营养不足的比例很高(遗骸中有24％显示有多孔骨肥厚)，也极可能削弱其生育能力。我们还发现，在纽约，为自身的生育权而奋斗的人较加勒比地区的要少。不过，她们需要抚养的、活到两岁以上的孩子也不多。
非裔女性往往死于生育年龄的早期(15－25岁)。男性、女性及较年长儿童的骨架上都留有繁重劳作的印记，表明其负荷已接近人类生物力学的极限。如果再考虑到欧洲奴隶主称老年非裔为“老朽无能”，对其晚年生活漠不关心，迫使其在暮色将尽时流落街头，那么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过分：奴隶主只把黑人视为劳工，视为可随用随丢的财产。今天，只有借助生物考古学方法，才能了解到这样的死亡率数据，而将此方法与历史学研究结合起来，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非裔奴隶的死亡率和生育率背后隐藏着的政治与经济力量。
在1808年开放的跨洋奴隶贸易终结以前，非裔劳力可被轻易更替。此后，美国的“蓄奴州”(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逐步加大保护孕妇和儿童的力度，以提高奴隶群体生育率，目的是在国内贩卖童奴。18世纪初，纽约殖民地10％的人口为非裔。到了独立战争时期，该比例上升至20％。这些被奴役的人建设城市、种植粮食、驾驶船只、挖掘煤矿、抚养孩子、生产原料、装卸到港货物，他们自身便是一种财产，由其在欧洲和欧属美洲创造出巨额利润。独立战争中，许多非裔帮助英国人坚守纽约，使之成为殖民地的最后堡垒。非裔选择为自由而战，而英国人愿意以解放奴隶为条件，换取其武力支持。我们比较了18世纪纽约市内主要的英国圣公会教堂(三一堂)的墓地记录，结果显示，英国男女殖民者活过55岁的比率大约是非裔奴隶的9倍。
遗体骨骼研究的数据表明，战争期间，非裔人群在身体上遭受的创伤并未明显减少，但对战后人群的考古调查发现，人棺下葬的数量减少了，这意味着家庭的瓦解和社区凝聚力的下降。战争结束前夕，成千上万被解放的非裔奴隶不顾新成立的美国政府的抗议(它试图重新奴役这些人)，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前往新斯科舍省，不少人最终回到了非洲，回到了塞拉利昂。而那些留在美国的非裔，他们直到1827年才亲历了纽约的奴隶解放。
结论
今天，我们不是要把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这处纪念地呈献给无名的非裔奠基人，而是要让来此参观的人们，有机会探索、争论并认同这段历史。它不仅讲述了过去，也集中展现了20世纪后期人们为获得尊严而进行的斗争。政府的最初计划只是在新建大楼的外墙上镶嵌纪念牌，并在检测骨骼时进行人种差异研究。然而，非裔美国人坚持他们的群体权利，坚持他们拥有对那段被奴役历史的知情权，他们把纪念历史的责任视为一项人权，以及不让历史重演的警示。如果考古学家、生物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漠视这些公众目的，而非参与进来，他们并不会显得更加客观。我们确信，与象牙塔内的专家同行相比，我们研究的许多问题更有意义。在人为建构的历史中，后裔社区是受影响程度最大的人群，如果我们把漠视这一人群的需求当作客观，那么这种客观只是在为其他人群的需求服务。一群人的自我定义或其他人用讲述自身故事进行干扰，这么做会造成什么伤害?在日益多元化的都市社会里，群体的权利和遗产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在形成知识的过程中承认人类固有的主观性，此举要求人们在使用一贯的或超越了的科学方法时，恪守道德准则。知识的民主化包容不同国家的不同观点，这既是道德上的升华，也是认识上的发展。我们提供的范例并不局限于非裔美国人或公墓遗址，而是一种合作模式，以更合理的方式充分听取更自由的声音。如果做到这一点有困难，至少还可以讨论，“我们”是谁，“我们”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
(兰宇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