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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前后，上海的环龙路和霞飞路建有两条里弄石库门建筑，被称为“渔阳里”。当年同属法租界的环龙路渔阳里（现南昌路100弄，习惯称为“老渔阳里”）与霞飞路渔阳里（现淮海中路567弄，习惯称为“新渔阳里”），相隔不远。这两条石库门弄堂分别有幢小楼，即老渔阳里2号与新渔阳里6号。这两处看似寻常的石库门建筑，却与中共的筹建及青年团的诞生紧紧地维系在一起，隐藏着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与中国第一个共青团组织在这里成立，第一个同建党有关的无产阶级通讯社中俄通讯社在这里建立，最早向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刊物《劳动界》周刊、上海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内部机关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与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建立的中共第一个出版机构新青年社在这里创办，《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这里出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培养青年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在这里创建，全国第一个由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的工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在这里组建……中共历史上的多个“第一”或“最”，与这里紧紧联系在一起。因此，渔阳里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诞生地，一定意义上说是中国共产党展演“开天辟地”精彩序幕的历史舞台，也是中国红色基因的孕育地。从这里播撒出去的点点星火，汇聚成革命的火种，点亮中国。
陈独秀与李大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渔阳里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图为上海复刊的《新青年》杂志）
1920年2月，《新青年》的创始人陈独秀经化装成商人的李大钊秘密护送至天津，乘船悄然来到上海。在护送的路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独秀到上海不久，入住老朋友、安徽都督柏文蔚位于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的寓所（人称“柏公馆”）。
这幢始建于1912年的两层楼砖木结构的石库门建筑，如今有着斑驳的乌木大门、典雅的红漆窗檐，依稀可见早年的雕梁画栋。在这里，陈独秀开始了筹建一个新型先进政党的政治实践。
当时的陈独秀既是“思想界的明星”，又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以在思想、文化、政治等多领域的巨大影响力吸引了一批朝气蓬勃、富有理想的年青人。一到上海，陈独秀就邀请在上海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几位同道，《星期评论》、《民国日報》副刊《觉悟》的编辑李汉俊、邵力子、沈玄庐等商量《新青年》复刊，编辑部就设在楼下客堂间。不久，李达从日本回国，也被邀协助编辑，并入住楼上亭子间。后又邀请陈望道加入编辑部。毛泽东亦于此际途经上海，曾到老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多年后，毛泽东在与斯诺交谈时回忆：“在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我和陈独秀讨论着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这一转变的时候，可以说他对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与陈独秀在渔阳里的这次会谈，对毛泽东后来的革命思想与革命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聚集在陈独秀周围的精英群体是“那批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他们构成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主要成员，其共同特点是，文化程度较高，年纪较轻，对新兴事物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富有革命朝气。
4月3日，俄共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在华期间化名吴廷康）以俄文报纸《生活报》记者的身份来华，经北京来沪，在老渔阳里2号会见陈独秀。陈独秀约了李达、陈望道、俞秀松、李汉俊等人，就建立中国共产党事宜同维经斯基展开了讨论。在了解到中国工人阶级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后，维经斯基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
5月，陈独秀与沈雁冰、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人在老渔阳里2号发起和建立了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以该研究会为基础，加快建党工作的步伐。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5人在老渔阳里2号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
此后不久，围绕着是用“社会党”还是用“共产党”命名的问题，陈独秀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8月，陈独秀与李大钊商议决定，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定名为“中国共产党”，最初成员有陈独秀、杨明斋、李达、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等8人。因其在党的创建中发挥了组织发起的作用，史称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
青春理想伴随团员青年们开启更加壮阔的人生
中共上海发起组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仅用大半年的时间，武汉、北京、长沙、广州、济南各大城市，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纷起成立了早期共产党组织。各地共产党组织尽管叫法各不相同，但都具有政党的特征。
随着各地早期党组织创建工作的相继完成，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维经斯基也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使命，在中国驻留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后，于1921年春离开上海回国。接替他的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俄共（布）远东局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他们在老渔阳里2号与李汉俊、李达进行了几次磋商，认为中国已具备召开会议的条件，建议尽快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由于上海早期党组织起到了发起组的作用，老渔阳里2号即成为代表大会的筹备联络处，他们承担起大会的筹划、通联和会务等工作。6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安排由李汉俊、李达出面进行具体的筹备，确定会议地点和日程、代表食宿，致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通知分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起草并刻印有关文件。各地党组织接到邀请信后，积极响应上海党组织的建议，并以各自的方式选出各地的代表。 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称望志路106号，现改兴业路76号）李书诚和李汉俊的寓所（人称“李公馆”）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会议期间，老渔阳里2号和博文女校都是与会代表们讨论问题、修改文件、处理会务的场所，如沈雁冰翻译了《俄国共产党党章》供大会代表参考，李达、李汉俊、张国焘等多在老渔阳里2号与有关人员研究会务。
7月30日，中共一大会议因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闯入而不得不被中断。当夜，李达、毛泽东、周佛海等部分代表随即在老渔阳里2号研究对策，决定派李达的妻子王会悟第二天清早乘早班车去嘉兴南湖安排继续开会，使会议得以完满完成。中共一大选举成立了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
鉴于当时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中共一大决定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而是以中央局作为领导机构。中共一大决定成立中央工作部，领导党的日常工作，中央工作部办公地点就设在老渔阳里2号。因此，老渔阳里2号实为中共创建初期的决策中心和党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
出席中共一大南湖会议的代表从嘉兴回到上海后，留在老渔阳里2号工作的只有张国焘、李达、周佛海和包惠僧。1921年9月后，陈独秀由广东回到上海，专事党中央工作，居住在老渔阳里2号。当时，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常在此商议工作。在这里，陈独秀多次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进行会谈，他们在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问题上存在分歧。尽管存在分歧，但陈独秀还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央局的工作中。中央局会议、各地来沪的同志的会晤，在老渔阳里2号举行。
由于党的中央局办公地处在法租界，巡捕房已掌握中央局主要负责人陈独秀的行踪，正寻找时机对其采取行动。10月4日，法租界巡捕房以《新青年》宣传赤化为名，闯入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寓所，将其逮捕。经过多方营救，法租界巡捕房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以《新青年》有过激言论为由罚款放人。通过这次营救也使陈独秀和马林的分歧缩小，两人之间的关系出现缓和，并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后，陈独秀继续主持党中央的工作，仍住在老渔阳里2号，在这里他写了大量的文章。8月9日，上海法租界又逮捕了陈独秀，其罪名是家中藏有违禁书籍，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陈独秀被捕后，党组织发动社会各界进步团体和各阶层群众展开营救，几天后交保获释。由于陈独秀两年时间内两次在同一地方被捕，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視，中央出于对陈独秀个人安全与党的工作机构进一步隐蔽化的考虑，10月中旬中央局搬离了老渔阳里2号，迁往北京。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地老渔阳里2号作为中共中央办公机构的历史使命也就此结束，但它在中共党史中的历史地位却是无可替代的。如果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比作中国共产党的“胚胎”，那么老渔阳里2号石库门建筑就是党的“十月怀胎”之地，中共一大会址只是党诞生的“产房”，老渔阳里2号就像是在漫漫长夜里升起的一道璀璨霞光。
在筹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过程中，陈独秀、李大钊等意识到青年是革命的主力，主张参考苏俄少年共产党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重要后备力量，遂在上海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不久，委派俞秀松着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工作，“收罗左倾及有革命性质的青年”。新渔阳里也因此成为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培养青年人才的基地。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原为戴季陶寓所，后来为中俄通讯社（后名华俄通讯社）社址，这里对外挂“外国语学社”的牌子。
外国语学社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的第一个培养青年干部的学校，由杨明斋任校长、俞秀松任秘书。外国语学社表面上公开办学，并在报上刊登招生广告，实则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培养党团干部，学员都由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推荐进来的。学社内所开课程主要是俄语及马克思主义著作，目的是为学生们赴苏俄做准备。
在如今的新渔阳里6号，仍保留着当时的情景：一楼厢房排着长凳和课桌，挂着黑板。当年，10多平方的教室内最多时要挤进50余人。二楼东面的亭子间为俞秀松卧室，西面的亭子间为杨明斋卧室，都仅一床、一椅、一桌，全然没有“校长”的派头。厢房、客堂间，架起了棕绷和铺板，学员们多的时候床铺不够，就打起地铺。学社为党培养了大批年轻革命骨干，其中许多团员青年成为了中共事业的中坚力量，还包括后来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的刘少奇、任弼时。
1920年8月22日，在新渔阳里6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有共产主义色彩的青年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担任书记，李汉俊、陈望道、叶天底、施存统、袁振英、金家凤、沈玄庐为成员，这8人的平均年龄是24.5岁。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不论年龄大小，都加入青年团，开展工人运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建立后，向各地分发团章和信件，指导各地组建青年团组织，并经常与北京、广州、武汉等地互通情况，交流经验。
那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个秘密组织，而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半公开的组织。青年团成立后，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虽然没有独立的刊物，但团员们为共产党早期组织主办的《共产党》《劳动界》等刊物撰写文章，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主张。在党的安排下，团员们每周举办一次学习或报告会。党的各种思想和政策，也通过青年团的努力得以在群众中广泛传播。作为党的助手，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思想上、组织上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20年秋至1921年春，在党的领导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影响下，北京、武汉、天津、广州、长沙、济南等地纷纷建立起本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年运动的蓬勃开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充分的组织准备，上海在此过程中客观上起到了发起与指导的核心作用。 1921年3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新渔阳里6号成立，团中央机关就设在这里。由于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出色的领导工作，俞秀松于1921年3月29日应共产国际邀请，作为代表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俞秀松在苏联逗留了近一年，其间还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联系国内的进步青年赴苏学习。这时，国内各地的青年团出现了发展停滞的现象。在他留苏期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自此，中国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有了真正的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共一大决定在各地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把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从团员中提拔进步分子入党。一大后，中央和各地党组织派大批党员去恢复或加强团的工作。
1921年8月，张太雷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受党组织的委托，负责恢复和发展青年团组织的工作。由张太雷主持制定的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明确规定：“正式中央机关未组成时，以上海机关代理中央职权。”
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园开幕，宣告青年团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6个决议。青年团又回到了发展的正轨。
作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旧址的新渔阳里6号，于1961年3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中共上海市委和团中央决定对旧址全面修缮并扩建，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并将6号楼恢复原貌。2004年4月，纪念馆建成开放。许多年轻人驻足这里，回味传奇故事，感受红色精神。
建于1912年的老渔阳里，房屋坐北朝南两层砖木结构，共8幢。与环龙路老渔阳里相通、坐落在其北面的是霞飞路新渔阳里，于1916年建成，此处建筑规模较大，有住宅33幢。1921年，新老渔阳里产权易归陈铭德，同时改名“铭德里”，于是又以南北相区别，俗称为南铭德里和北铭德里。 1957年，两弄按原貌进行了修复，又复称渔阳里。
这两处建筑均由比利时、法国合资的义品放款银行投资兴建。该银行于1907年在天津成立本部，1910年又将本部迁至比利时的布鲁塞尔。1912年，义品放款银行在上海设立远东总公司，天津则成了上海总公司的分公司。老渔阳里便是义品放款银行1912年进入上海后投资兴建的首批里弄住宅。“渔阳”乃是天津古地名，义品放款银行的投资人之所以将其所建住宅取名“渔阳里”，或是因为意在纪念他们起始于天津的创业史。令投资者们绝对不曾想到的是，他们依次建成的两处渔阳里，不久便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入住其中的一批批神秘租客深刻影响和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在这片街区内，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完成了精英集聚、理论宣传、阶级动员、人才培养、筹建中共、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等项工作，新老渔阳里当年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酝酿、筹备到组织诞生前的过程，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青团孕育初心之地、红色征程起点，也是历史无声的档案。
七律《渔阳里》（刘晓/诗 徐宜胜/书）
作为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源地或发祥地，渔阳里是20世纪中国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救国图强之梦开始落地生根的地方，可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的落脚地。老渔阳里2号原先与新渔阳里6號有弄堂相通，两处相隔数十米。想来当年上海霞飞路附近，每天傍晚能看到一位中等身材、身着条子西服的中年男子，手里夹着一叠讲义，穿过老渔阳里走到百步之遥的渔阳里6号外国语学社上课。他就是陈独秀，听着他浓浓地方口音演讲的有萧劲光、刘少奇、任弼时等。这条通道也被称为“共产主义小道”，许多热血青年也曾常在此出入。可惜的是，现在这两条弄堂已被封闭，不再相通。
百年前在这里发生的一切，如惊雷、似闪电，划破漫漫长夜，唤醒沉睡的人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此翻开新的一页！如今，渔阳里俨然已化作青春与梦想的符号，迎接着来自各地的中华儿女踊跃瞻仰。徜徉渔阳里深处，仿佛看见先辈为国家命运舍生忘死的忙碌身影，还很可能与当年他们的脚印重叠。进入人们视线的百年老弄堂，宛如穿越历史的宝石，静静地放射着光华。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与中国第一个共青团组织在这里成立，第一个同建党有关的无产阶级通讯社中俄通讯社在这里建立，最早向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刊物《劳动界》周刊、上海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内部机关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与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建立的中共第一个出版机构新青年社在这里创办，《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这里出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培养青年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在这里创建，全国第一个由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的工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在这里组建……中共历史上的多个“第一”或“最”，与这里紧紧联系在一起。因此，渔阳里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诞生地，一定意义上说是中国共产党展演“开天辟地”精彩序幕的历史舞台，也是中国红色基因的孕育地。从这里播撒出去的点点星火，汇聚成革命的火种，点亮中国。
老渔阳里2号里的建党风云
1920年2月，《新青年》的创始人陈独秀经化装成商人的李大钊秘密护送至天津，乘船悄然来到上海。在护送的路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独秀到上海不久，入住老朋友、安徽都督柏文蔚位于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的寓所（人称“柏公馆”）。
这幢始建于1912年的两层楼砖木结构的石库门建筑，如今有着斑驳的乌木大门、典雅的红漆窗檐，依稀可见早年的雕梁画栋。在这里，陈独秀开始了筹建一个新型先进政党的政治实践。
当时的陈独秀既是“思想界的明星”，又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以在思想、文化、政治等多领域的巨大影响力吸引了一批朝气蓬勃、富有理想的年青人。一到上海，陈独秀就邀请在上海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几位同道，《星期评论》、《民国日報》副刊《觉悟》的编辑李汉俊、邵力子、沈玄庐等商量《新青年》复刊，编辑部就设在楼下客堂间。不久，李达从日本回国，也被邀协助编辑，并入住楼上亭子间。后又邀请陈望道加入编辑部。毛泽东亦于此际途经上海，曾到老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多年后，毛泽东在与斯诺交谈时回忆：“在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我和陈独秀讨论着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这一转变的时候，可以说他对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与陈独秀在渔阳里的这次会谈，对毛泽东后来的革命思想与革命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聚集在陈独秀周围的精英群体是“那批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他们构成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主要成员，其共同特点是，文化程度较高，年纪较轻，对新兴事物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富有革命朝气。
4月3日，俄共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在华期间化名吴廷康）以俄文报纸《生活报》记者的身份来华，经北京来沪，在老渔阳里2号会见陈独秀。陈独秀约了李达、陈望道、俞秀松、李汉俊等人，就建立中国共产党事宜同维经斯基展开了讨论。在了解到中国工人阶级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后，维经斯基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
5月，陈独秀与沈雁冰、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人在老渔阳里2号发起和建立了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以该研究会为基础，加快建党工作的步伐。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5人在老渔阳里2号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
此后不久，围绕着是用“社会党”还是用“共产党”命名的问题，陈独秀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8月，陈独秀与李大钊商议决定，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定名为“中国共产党”，最初成员有陈独秀、杨明斋、李达、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等8人。因其在党的创建中发挥了组织发起的作用，史称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
中共上海发起组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仅用大半年的时间，武汉、北京、长沙、广州、济南各大城市，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纷起成立了早期共产党组织。各地共产党组织尽管叫法各不相同，但都具有政党的特征。
随着各地早期党组织创建工作的相继完成，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维经斯基也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使命，在中国驻留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后，于1921年春离开上海回国。接替他的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俄共（布）远东局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他们在老渔阳里2号与李汉俊、李达进行了几次磋商，认为中国已具备召开会议的条件，建议尽快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由于上海早期党组织起到了发起组的作用，老渔阳里2号即成为代表大会的筹备联络处，他们承担起大会的筹划、通联和会务等工作。6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安排由李汉俊、李达出面进行具体的筹备，确定会议地点和日程、代表食宿，致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通知分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起草并刻印有关文件。各地党组织接到邀请信后，积极响应上海党组织的建议，并以各自的方式选出各地的代表。 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称望志路106号，现改兴业路76号）李书诚和李汉俊的寓所（人称“李公馆”）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会议期间，老渔阳里2号和博文女校都是与会代表们讨论问题、修改文件、处理会务的场所，如沈雁冰翻译了《俄国共产党党章》供大会代表参考，李达、李汉俊、张国焘等多在老渔阳里2号与有关人员研究会务。
7月30日，中共一大会议因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闯入而不得不被中断。当夜，李达、毛泽东、周佛海等部分代表随即在老渔阳里2号研究对策，决定派李达的妻子王会悟第二天清早乘早班车去嘉兴南湖安排继续开会，使会议得以完满完成。中共一大选举成立了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
鉴于当时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中共一大决定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而是以中央局作为领导机构。中共一大决定成立中央工作部，领导党的日常工作，中央工作部办公地点就设在老渔阳里2号。因此，老渔阳里2号实为中共创建初期的决策中心和党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
出席中共一大南湖会议的代表从嘉兴回到上海后，留在老渔阳里2号工作的只有张国焘、李达、周佛海和包惠僧。1921年9月后，陈独秀由广东回到上海，专事党中央工作，居住在老渔阳里2号。当时，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常在此商议工作。在这里，陈独秀多次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进行会谈，他们在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问题上存在分歧。尽管存在分歧，但陈独秀还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央局的工作中。中央局会议、各地来沪的同志的会晤，在老渔阳里2号举行。
由于党的中央局办公地处在法租界，巡捕房已掌握中央局主要负责人陈独秀的行踪，正寻找时机对其采取行动。10月4日，法租界巡捕房以《新青年》宣传赤化为名，闯入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寓所，将其逮捕。经过多方营救，法租界巡捕房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以《新青年》有过激言论为由罚款放人。通过这次营救也使陈独秀和马林的分歧缩小，两人之间的关系出现缓和，并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后，陈独秀继续主持党中央的工作，仍住在老渔阳里2号，在这里他写了大量的文章。8月9日，上海法租界又逮捕了陈独秀，其罪名是家中藏有违禁书籍，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陈独秀被捕后，党组织发动社会各界进步团体和各阶层群众展开营救，几天后交保获释。由于陈独秀两年时间内两次在同一地方被捕，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視，中央出于对陈独秀个人安全与党的工作机构进一步隐蔽化的考虑，10月中旬中央局搬离了老渔阳里2号，迁往北京。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地老渔阳里2号作为中共中央办公机构的历史使命也就此结束，但它在中共党史中的历史地位却是无可替代的。如果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比作中国共产党的“胚胎”，那么老渔阳里2号石库门建筑就是党的“十月怀胎”之地，中共一大会址只是党诞生的“产房”，老渔阳里2号就像是在漫漫长夜里升起的一道璀璨霞光。
新渔阳里6号见证青年团的发轫
在筹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过程中，陈独秀、李大钊等意识到青年是革命的主力，主张参考苏俄少年共产党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重要后备力量，遂在上海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不久，委派俞秀松着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工作，“收罗左倾及有革命性质的青年”。新渔阳里也因此成为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培养青年人才的基地。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原为戴季陶寓所，后来为中俄通讯社（后名华俄通讯社）社址，这里对外挂“外国语学社”的牌子。
外国语学社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的第一个培养青年干部的学校，由杨明斋任校长、俞秀松任秘书。外国语学社表面上公开办学，并在报上刊登招生广告，实则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培养党团干部，学员都由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推荐进来的。学社内所开课程主要是俄语及马克思主义著作，目的是为学生们赴苏俄做准备。
在如今的新渔阳里6号，仍保留着当时的情景：一楼厢房排着长凳和课桌，挂着黑板。当年，10多平方的教室内最多时要挤进50余人。二楼东面的亭子间为俞秀松卧室，西面的亭子间为杨明斋卧室，都仅一床、一椅、一桌，全然没有“校长”的派头。厢房、客堂间，架起了棕绷和铺板，学员们多的时候床铺不够，就打起地铺。学社为党培养了大批年轻革命骨干，其中许多团员青年成为了中共事业的中坚力量，还包括后来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的刘少奇、任弼时。
1920年8月22日，在新渔阳里6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有共产主义色彩的青年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担任书记，李汉俊、陈望道、叶天底、施存统、袁振英、金家凤、沈玄庐为成员，这8人的平均年龄是24.5岁。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不论年龄大小，都加入青年团，开展工人运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建立后，向各地分发团章和信件，指导各地组建青年团组织，并经常与北京、广州、武汉等地互通情况，交流经验。
那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个秘密组织，而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半公开的组织。青年团成立后，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虽然没有独立的刊物，但团员们为共产党早期组织主办的《共产党》《劳动界》等刊物撰写文章，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主张。在党的安排下，团员们每周举办一次学习或报告会。党的各种思想和政策，也通过青年团的努力得以在群众中广泛传播。作为党的助手，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思想上、组织上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20年秋至1921年春，在党的领导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影响下，北京、武汉、天津、广州、长沙、济南等地纷纷建立起本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年运动的蓬勃开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充分的组织准备，上海在此过程中客观上起到了发起与指导的核心作用。 1921年3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新渔阳里6号成立，团中央机关就设在这里。由于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出色的领导工作，俞秀松于1921年3月29日应共产国际邀请，作为代表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俞秀松在苏联逗留了近一年，其间还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联系国内的进步青年赴苏学习。这时，国内各地的青年团出现了发展停滞的现象。在他留苏期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自此，中国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有了真正的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共一大决定在各地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把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从团员中提拔进步分子入党。一大后，中央和各地党组织派大批党员去恢复或加强团的工作。
1921年8月，张太雷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受党组织的委托，负责恢复和发展青年团组织的工作。由张太雷主持制定的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明确规定：“正式中央机关未组成时，以上海机关代理中央职权。”
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园开幕，宣告青年团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6个决议。青年团又回到了发展的正轨。
作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旧址的新渔阳里6号，于1961年3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中共上海市委和团中央决定对旧址全面修缮并扩建，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并将6号楼恢复原貌。2004年4月，纪念馆建成开放。许多年轻人驻足这里，回味传奇故事，感受红色精神。
青春与梦想在峥嵘岁月里邂逅
建于1912年的老渔阳里，房屋坐北朝南两层砖木结构，共8幢。与环龙路老渔阳里相通、坐落在其北面的是霞飞路新渔阳里，于1916年建成，此处建筑规模较大，有住宅33幢。1921年，新老渔阳里产权易归陈铭德，同时改名“铭德里”，于是又以南北相区别，俗称为南铭德里和北铭德里。 1957年，两弄按原貌进行了修复，又复称渔阳里。
这两处建筑均由比利时、法国合资的义品放款银行投资兴建。该银行于1907年在天津成立本部，1910年又将本部迁至比利时的布鲁塞尔。1912年，义品放款银行在上海设立远东总公司，天津则成了上海总公司的分公司。老渔阳里便是义品放款银行1912年进入上海后投资兴建的首批里弄住宅。“渔阳”乃是天津古地名，义品放款银行的投资人之所以将其所建住宅取名“渔阳里”，或是因为意在纪念他们起始于天津的创业史。令投资者们绝对不曾想到的是，他们依次建成的两处渔阳里，不久便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入住其中的一批批神秘租客深刻影响和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在这片街区内，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完成了精英集聚、理论宣传、阶级动员、人才培养、筹建中共、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等项工作，新老渔阳里当年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酝酿、筹备到组织诞生前的过程，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青团孕育初心之地、红色征程起点，也是历史无声的档案。
作为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源地或发祥地，渔阳里是20世纪中国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救国图强之梦开始落地生根的地方，可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的落脚地。老渔阳里2号原先与新渔阳里6號有弄堂相通，两处相隔数十米。想来当年上海霞飞路附近，每天傍晚能看到一位中等身材、身着条子西服的中年男子，手里夹着一叠讲义，穿过老渔阳里走到百步之遥的渔阳里6号外国语学社上课。他就是陈独秀，听着他浓浓地方口音演讲的有萧劲光、刘少奇、任弼时等。这条通道也被称为“共产主义小道”，许多热血青年也曾常在此出入。可惜的是，现在这两条弄堂已被封闭，不再相通。
百年前在这里发生的一切，如惊雷、似闪电，划破漫漫长夜，唤醒沉睡的人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此翻开新的一页！如今，渔阳里俨然已化作青春与梦想的符号，迎接着来自各地的中华儿女踊跃瞻仰。徜徉渔阳里深处，仿佛看见先辈为国家命运舍生忘死的忙碌身影，还很可能与当年他们的脚印重叠。进入人们视线的百年老弄堂，宛如穿越历史的宝石，静静地放射着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