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全球化所营造的激烈竞争环境,1990年代以来西方城市治理发生了重大转型,普遍从福利型政府向企业型政府转向,大力实施了营销型城市增长策略。在国内、国际环境转变的双重压力下,以土地储备为重点的城市经营和以大事件为载体的城市营销正被中国诸多城市政府所积极采用,因而城市治理表现出显著的企业化倾向。在实施营销型城市增长策略的过程中,官商利益联盟共同推进了城市的增长,并各自产生了明显的利益寻租行为。文章基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透过城市增长机器理论的视角,剖析了营销型城市增长策略的形成机制和利益格局,并以南京市土地储备和奥体新城建设的案例,揭示了其所导致的经济、社会与空间负效应。文章认为,城市内生竞争力的提高必须摈弃营销型增长策略的功利模式,推进城市政府从单一目标的"增长型政府"向综合目标的"发展型政府"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