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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月底，全国有17个省市公布了确切的查处厅级官员数，其中广东力度最大，查处了38名厅级官员，贵州可能最少，两年查处了7名厅级官员。
新年伊始，江苏省纪委亮出了自己的“成绩单”：2013年立案10387件，查处地厅级官员13人。
2013年的前5年，江苏才查办17名厅级以上官员。所以，在1月13日江苏省委首场新闻发布会上，江苏省纪委不吝给自己一个赞——“近年来力度最大”。
这几个字不仅适合江苏，也适合很多地区。2013年，在中央纪委“打虎”的示范、带动下，各省纪委加大了查办案件的力度，查处厅级官员明显增加。
廉政瞭望记者收集统计各省纪委通报发现，截止1月底，全国有17个省市公布了确切的查处厅级官员数，其中广东力度最大，查处了38名厅级官员，贵州可能最少，两年查办了7名厅级官员。
这些落马的厅级官员，除一把手或者实权部门任职者外，部分在政协乃至一些协会任职、接近退休，“平安着陆”的官场期许被打破；大部分落马厅官涉及土地案件，金额较大。
力度与区域无关
17个省市中，落马厅官在个位数的除贵州之外，还有福建、浙江、海南、江西4地，全为东中部省份。安徽仅公布称其巡视组发现4名厅官违纪违法问题，
这并不意味东中部省份反腐力度就小。除广东查处最多厅级官员外，江苏查处了13名厅级官员、河南查处了18名。
总体来看，各地查处厅官数，基本上延续了以往的基数：贵州、福建、浙江等地多年来查处厅官基本在个位数，而山西、河南、广东等地多年均有十余名廳官落马。
这种延续一定程度上与区域腐败程度有关。有一些发达的地区，如果其产权保护程度和合同履行程度好，那么腐败的空间就会相应变少。但另一方面，“制度落后于增长，在快速发展的经济体非常普遍。因此，我们会看到一些经济水平比较靠前的省份腐败程度更严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聂辉华称。
当然，也有些地方落马厅官数变化很大，这正是反腐力度的直接表现。2013年，17个省市中重庆、湖北、江苏、四川等地查处厅官数增加的幅度最大。其中，四川省纪委查处的厅级干部有20名，同比上升26.7%。
这些地区的一个共同点是，在中央纪委“打虎”中，均有省部级官员落马。以湖北为例，2013年落马的19名省部级官员中，有2名是湖北的。相应湖北在去年上半年就查处了17名厅官，超过了2012年全年查处数。
从湖北省纪委公布的信息来看，这17名厅官绝大多数与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并无直接关系。不过，“中央纪委的反腐指向，让这些地方纪委感到了压力，需要加大查案的力度以与中央保持一致。”相关专家分析称。
广东2013年刮起的反腐风暴虽然落马厅官数与往年持平——广东省纪委连续四年均查处了38名厅官——但作风更凌厉。
从2013年11月26日至12月1日短短一周时间，广东省纪委连续公布原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吕英明、原揭阳市委书记陈弘平、原深圳市副市长梁道行等3名厅官被调查，极为罕见。
这与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重拳治粤、“严打老虎”不无关系——2013年年初，胡春华在他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广东省委常委会上就明言，对腐败零容忍。有媒体继而分析称，广东过去一俊遮百丑，以经济发展总量冠绝全国掩盖了腐败问题。此次胡春华在掀起反腐风暴，已下定决心要揭开一些盖子。
多数为高学历人群
记者收集、梳理了去年落马的近百名厅官简历，发现其中大部分为高学历人群。
以广东省查处的厅官为例，除了部分学历不详之外，原广东揭阳市委书记陈弘平，原广东省云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冯湘勇，原增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荣照等十余名厅官均为研究生以上学历，占比接近一半。
2013年4月被调查的广东韶关市副市长尚伟，一路攻读至博士，8月被调查的广东省原科技厅厅长李兴华不仅拿到管理学博士学位，还数次到美国的大学做访问学者。
这既与许多官员将高学历作为仕途晋升的砝码、在职博士泛滥有关，也与前几年大批博士进入党政机关有关。
不过显然学历的高低，与道德情操、法律修养的高低，没有直接关联。
就年龄分布而言，这些落马厅官身上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60后官员占绝大多数。他们大多在改革开放后走上领导岗位，经过层层选拔主政一方，或为所在部门“一把手”，或为分管一摊的“二把手”。
他们在行政审批、政策奖励、国有资产拍卖等几乎每个环节都在权力寻租。
广东省国土厅原副厅长吕英明落马，就与采沙审批权有关。据广东检察院披露，2008年至2012年，吕英明违法为商人盗采河沙提供保护伞，致使国有资产流失8个多亿，其受贿所得不低于2000万。
人事任免上的腐败也不少。据媒体报道，包括陈弘平在内的三名揭阳厅官落马，均与此有关。“三人都是潮汕地区本土系官员，在当地浸淫多年，已经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
2013年，各地查处的厅官中还有一个群体值得注意——部分官员临近退休或退休后“晚节不保”，比如62岁的湖北省原财政厅副厅长周顺明，以及64岁的深圳市原副市长梁道行。
周顺明2011年已经因为年龄原因改任湖北省资产评估协会和省政府采购协会会长，梁道行也在2009年辞去深圳副市长职务，任深圳大运会执行局局长。两人按照“官场惯例”均算已经“平稳着陆”，但却先后被查处。
除了周、梁二人，另有多名50后官员也是临近退休被查处，他们大多在人大、政协工作。
也有年轻的。被重庆查处的原永川区副区长董乃軍就只有39岁，尚伟被查处时也才43岁，多名官员对其评价都是“工作能力突出”、“年轻有为”。
大部分涉及土地案件
尚伟任韶关市副市长时，分管的大部分工作都和土地开发相关，出事也与此有关。
据媒体报道，韶关市有个知名房地产开发项目，房产开发商找到尚伟求助。尚伟收了数百万元贿赂，但答应的事情却没有办成，结果东窗事发。
类似尚伟这样涉及土地开发的落马厅官，2013年不在少数。土地开发中，究竟有多少个环节存在贪腐可能，郭超案或许可资借鉴。这名合肥市人大原副主任在担任合肥高新区管委会主任期间，为他人在减免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出让、变更土地用途等方面谋利，受贿近600万。
翻开安徽省黄山市原政法委书记汪建设400余次受贿记录，共计500多万的受贿额中有八成来自房产开发、装修行业，几乎囊括了黄山市区主要房地产类企业。
放眼过去十年，中国GDP很大程度都靠固定资产投资拉动。除了卖地盖房，城市化过程中的大工程、大项目也居功至伟。这些动辄投资几十亿的项目在为官员政绩加分的同时，也给寻租提供了更大的温床。
广东省揭阳市原副市长郑松标操办的揭阳潮汕机场，为他日后的落马留下祸根。公开报道显示，广东纪委基本确认郑松标在机场建设中谋取巨额私利。颇为讽刺的是，2011年，郑松标因推进机场建设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994年，深圳宝安区政府先后投入40亿建造填海工程，时任宝安区区委书记的梁道行违反深圳市招投标规定，将约3亿元的工程指定给一名颜姓商人承包。其后，此人还当上宝安区政协常委、深圳市人大代表。
梳理2013年各地查处的厅官，巡视组的作用开始凸显。
重庆落马的24名厅官中，至少3名是由巡视组发现的。福建5个巡视组2013年移交案件线索63条，立案查处了1名厅级干部、5名县处级干部。
新年伊始，江苏省纪委亮出了自己的“成绩单”：2013年立案10387件，查处地厅级官员13人。
2013年的前5年，江苏才查办17名厅级以上官员。所以，在1月13日江苏省委首场新闻发布会上，江苏省纪委不吝给自己一个赞——“近年来力度最大”。
这几个字不仅适合江苏，也适合很多地区。2013年，在中央纪委“打虎”的示范、带动下，各省纪委加大了查办案件的力度，查处厅级官员明显增加。
廉政瞭望记者收集统计各省纪委通报发现，截止1月底，全国有17个省市公布了确切的查处厅级官员数，其中广东力度最大，查处了38名厅级官员，贵州可能最少，两年查办了7名厅级官员。
这些落马的厅级官员，除一把手或者实权部门任职者外，部分在政协乃至一些协会任职、接近退休，“平安着陆”的官场期许被打破；大部分落马厅官涉及土地案件，金额较大。
力度与区域无关
17个省市中，落马厅官在个位数的除贵州之外，还有福建、浙江、海南、江西4地，全为东中部省份。安徽仅公布称其巡视组发现4名厅官违纪违法问题，
这并不意味东中部省份反腐力度就小。除广东查处最多厅级官员外，江苏查处了13名厅级官员、河南查处了18名。
总体来看，各地查处厅官数，基本上延续了以往的基数：贵州、福建、浙江等地多年来查处厅官基本在个位数，而山西、河南、广东等地多年均有十余名廳官落马。
这种延续一定程度上与区域腐败程度有关。有一些发达的地区，如果其产权保护程度和合同履行程度好，那么腐败的空间就会相应变少。但另一方面，“制度落后于增长，在快速发展的经济体非常普遍。因此，我们会看到一些经济水平比较靠前的省份腐败程度更严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聂辉华称。
当然，也有些地方落马厅官数变化很大，这正是反腐力度的直接表现。2013年，17个省市中重庆、湖北、江苏、四川等地查处厅官数增加的幅度最大。其中，四川省纪委查处的厅级干部有20名，同比上升26.7%。
这些地区的一个共同点是，在中央纪委“打虎”中，均有省部级官员落马。以湖北为例，2013年落马的19名省部级官员中，有2名是湖北的。相应湖北在去年上半年就查处了17名厅官，超过了2012年全年查处数。
从湖北省纪委公布的信息来看，这17名厅官绝大多数与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并无直接关系。不过，“中央纪委的反腐指向，让这些地方纪委感到了压力，需要加大查案的力度以与中央保持一致。”相关专家分析称。
广东2013年刮起的反腐风暴虽然落马厅官数与往年持平——广东省纪委连续四年均查处了38名厅官——但作风更凌厉。
从2013年11月26日至12月1日短短一周时间，广东省纪委连续公布原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吕英明、原揭阳市委书记陈弘平、原深圳市副市长梁道行等3名厅官被调查，极为罕见。
这与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重拳治粤、“严打老虎”不无关系——2013年年初，胡春华在他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广东省委常委会上就明言，对腐败零容忍。有媒体继而分析称，广东过去一俊遮百丑，以经济发展总量冠绝全国掩盖了腐败问题。此次胡春华在掀起反腐风暴，已下定决心要揭开一些盖子。
多数为高学历人群
记者收集、梳理了去年落马的近百名厅官简历，发现其中大部分为高学历人群。
以广东省查处的厅官为例，除了部分学历不详之外，原广东揭阳市委书记陈弘平，原广东省云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冯湘勇，原增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荣照等十余名厅官均为研究生以上学历，占比接近一半。
2013年4月被调查的广东韶关市副市长尚伟，一路攻读至博士，8月被调查的广东省原科技厅厅长李兴华不仅拿到管理学博士学位，还数次到美国的大学做访问学者。
这既与许多官员将高学历作为仕途晋升的砝码、在职博士泛滥有关，也与前几年大批博士进入党政机关有关。
不过显然学历的高低，与道德情操、法律修养的高低，没有直接关联。
就年龄分布而言，这些落马厅官身上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60后官员占绝大多数。他们大多在改革开放后走上领导岗位，经过层层选拔主政一方，或为所在部门“一把手”，或为分管一摊的“二把手”。
他们在行政审批、政策奖励、国有资产拍卖等几乎每个环节都在权力寻租。
广东省国土厅原副厅长吕英明落马，就与采沙审批权有关。据广东检察院披露，2008年至2012年，吕英明违法为商人盗采河沙提供保护伞，致使国有资产流失8个多亿，其受贿所得不低于2000万。
人事任免上的腐败也不少。据媒体报道，包括陈弘平在内的三名揭阳厅官落马，均与此有关。“三人都是潮汕地区本土系官员，在当地浸淫多年，已经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
2013年，各地查处的厅官中还有一个群体值得注意——部分官员临近退休或退休后“晚节不保”，比如62岁的湖北省原财政厅副厅长周顺明，以及64岁的深圳市原副市长梁道行。
周顺明2011年已经因为年龄原因改任湖北省资产评估协会和省政府采购协会会长，梁道行也在2009年辞去深圳副市长职务，任深圳大运会执行局局长。两人按照“官场惯例”均算已经“平稳着陆”，但却先后被查处。
除了周、梁二人，另有多名50后官员也是临近退休被查处，他们大多在人大、政协工作。
也有年轻的。被重庆查处的原永川区副区长董乃軍就只有39岁，尚伟被查处时也才43岁，多名官员对其评价都是“工作能力突出”、“年轻有为”。
大部分涉及土地案件
尚伟任韶关市副市长时，分管的大部分工作都和土地开发相关，出事也与此有关。
据媒体报道，韶关市有个知名房地产开发项目，房产开发商找到尚伟求助。尚伟收了数百万元贿赂，但答应的事情却没有办成，结果东窗事发。
类似尚伟这样涉及土地开发的落马厅官，2013年不在少数。土地开发中，究竟有多少个环节存在贪腐可能，郭超案或许可资借鉴。这名合肥市人大原副主任在担任合肥高新区管委会主任期间，为他人在减免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出让、变更土地用途等方面谋利，受贿近600万。
翻开安徽省黄山市原政法委书记汪建设400余次受贿记录，共计500多万的受贿额中有八成来自房产开发、装修行业，几乎囊括了黄山市区主要房地产类企业。
放眼过去十年，中国GDP很大程度都靠固定资产投资拉动。除了卖地盖房，城市化过程中的大工程、大项目也居功至伟。这些动辄投资几十亿的项目在为官员政绩加分的同时，也给寻租提供了更大的温床。
广东省揭阳市原副市长郑松标操办的揭阳潮汕机场，为他日后的落马留下祸根。公开报道显示，广东纪委基本确认郑松标在机场建设中谋取巨额私利。颇为讽刺的是，2011年，郑松标因推进机场建设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994年，深圳宝安区政府先后投入40亿建造填海工程，时任宝安区区委书记的梁道行违反深圳市招投标规定，将约3亿元的工程指定给一名颜姓商人承包。其后，此人还当上宝安区政协常委、深圳市人大代表。
梳理2013年各地查处的厅官，巡视组的作用开始凸显。
重庆落马的24名厅官中，至少3名是由巡视组发现的。福建5个巡视组2013年移交案件线索63条，立案查处了1名厅级干部、5名县处级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