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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教育的人如果不知道“立德树人”这一理念,那肯定是“桃花源”中人了;但是有多少人能够准确说出这一理念所为何事,所说何人呢?
笔者听过或者查阅过国内多位专家和行政官员的演讲报告,凡涉及这一概念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将“立德”与“树人”的重心确定为教育的对象——学生。“树人”自是培养造就学生。有一篇文章写道:“立德树人,既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也是一个时代的主題。说它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因为树人是教育的根本,只有立德,才能成人;只有在‘以人为本’的时代,教育才能回归人。”
引文在论及“立德树人”时,立足点都是从被教育者的角度而言的。所谓“立德”是指“立”学生之“德”;“树人”,当然也是将学生“树”成优秀之人。不仅本文,查阅大量的有关论及“立德树人”的专家学者的大作,几乎都是这样的言说,都是这样的视角,都是这样的风格。不论及教师,只涉及学生。
这样的理解是否精准呢?
先说“立德”。《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颖达疏:“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所谓“立德”,就是树立道德,给后人做榜样。
再说何为“树人”?树,培植,培养。树人,是培养人才的意思。《管子·权修》:“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所谓“树人”,即是培养人才。
合言之,“立德树人”就是(自身)树立德业,给后代做榜样,培养人才。
这是一个连动式短语,其主语是实施教育的主体,比如学校,比如校长和教师,也比如家庭、社会和与教育相关联的任何个人、团体甚或环境等。对于今天的教育而言,所谓“立德树人”,就是所有涉及教育的主体,从人、物到环境,无一例外的,都应该是首先树立德业,都应该为后代做榜样,都应该以此为基础、为前提条件,进而培养人才。
这几乎是一个从古至今几乎没有什么异议的通行的解释。但是,就是这样的“定论”,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几乎约定俗成的“别解”呢?
看教育实践领域,重智轻德,重教轻育的“应试”,导致学校教育愈演愈烈的功利追求,学生的“学习”,教师的“教学”,校长的“办学”,教育行政乃至地方党委政府的教育“决策”和管理,与家长和社会,达成“高度共识”。
教育研究领域呢,对教育现实的见怪不怪,或者明明知之而不闻不问,不愿为之发声,也或者尽管发声,却“顾左右而言他”,已成为现实教育理论界的基本事实。对“德育”的如此实实在在的淡漠,出现对于“立德树人”的解读的“随心所欲”“轻描淡写”,就顺理成章了。
当然,将“立德树人”这样的教育要求,指向学生一方,对学生道德的树立提出严格的规约,这本身并没有错,而且也是教育的应有之义。因为即便是将“立德”强调为立人者之先行树立道德,最终的指向还是要落到学生的身上。但问题的关键是,这样的解读,隐含的现实信息和社会意义令人无论如何高兴不起来。
问题是,将“立德”从教育主体立意,从学校与教师方面立意,就当下之中国教育现实而言,就现实教育转型的需要而言,可能更具针对性和教育价值。
2016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信道。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要引导教师把教书育人和自我修养结合起来,做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这样的解读,带给我们教育工作者怎样的启迪呢?
(严华银,教授,江苏省特级教师,江苏省师干训中心常务副主任)
笔者听过或者查阅过国内多位专家和行政官员的演讲报告,凡涉及这一概念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将“立德”与“树人”的重心确定为教育的对象——学生。“树人”自是培养造就学生。有一篇文章写道:“立德树人,既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也是一个时代的主題。说它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因为树人是教育的根本,只有立德,才能成人;只有在‘以人为本’的时代,教育才能回归人。”
引文在论及“立德树人”时,立足点都是从被教育者的角度而言的。所谓“立德”是指“立”学生之“德”;“树人”,当然也是将学生“树”成优秀之人。不仅本文,查阅大量的有关论及“立德树人”的专家学者的大作,几乎都是这样的言说,都是这样的视角,都是这样的风格。不论及教师,只涉及学生。
这样的理解是否精准呢?
先说“立德”。《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颖达疏:“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所谓“立德”,就是树立道德,给后人做榜样。
再说何为“树人”?树,培植,培养。树人,是培养人才的意思。《管子·权修》:“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所谓“树人”,即是培养人才。
合言之,“立德树人”就是(自身)树立德业,给后代做榜样,培养人才。
这是一个连动式短语,其主语是实施教育的主体,比如学校,比如校长和教师,也比如家庭、社会和与教育相关联的任何个人、团体甚或环境等。对于今天的教育而言,所谓“立德树人”,就是所有涉及教育的主体,从人、物到环境,无一例外的,都应该是首先树立德业,都应该为后代做榜样,都应该以此为基础、为前提条件,进而培养人才。
这几乎是一个从古至今几乎没有什么异议的通行的解释。但是,就是这样的“定论”,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几乎约定俗成的“别解”呢?
看教育实践领域,重智轻德,重教轻育的“应试”,导致学校教育愈演愈烈的功利追求,学生的“学习”,教师的“教学”,校长的“办学”,教育行政乃至地方党委政府的教育“决策”和管理,与家长和社会,达成“高度共识”。
教育研究领域呢,对教育现实的见怪不怪,或者明明知之而不闻不问,不愿为之发声,也或者尽管发声,却“顾左右而言他”,已成为现实教育理论界的基本事实。对“德育”的如此实实在在的淡漠,出现对于“立德树人”的解读的“随心所欲”“轻描淡写”,就顺理成章了。
当然,将“立德树人”这样的教育要求,指向学生一方,对学生道德的树立提出严格的规约,这本身并没有错,而且也是教育的应有之义。因为即便是将“立德”强调为立人者之先行树立道德,最终的指向还是要落到学生的身上。但问题的关键是,这样的解读,隐含的现实信息和社会意义令人无论如何高兴不起来。
问题是,将“立德”从教育主体立意,从学校与教师方面立意,就当下之中国教育现实而言,就现实教育转型的需要而言,可能更具针对性和教育价值。
2016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信道。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要引导教师把教书育人和自我修养结合起来,做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这样的解读,带给我们教育工作者怎样的启迪呢?
(严华银,教授,江苏省特级教师,江苏省师干训中心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