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读史，可以知晓人性的弱点，可以吸取历史的教训。然而，道理似乎人人都懂，类似事件却层出不穷：才高位重者因为手握权力而被人盘算，“围猎”者先攻破外围亲信，随即步步接近，用利益和情感，投其所好，百般逢迎，令“猎物”无法自拔，任其摆布。助其成事后，“猎物”大多逃不过东窗事发、身败名裂的结局，而昔日的“哥们儿”则作鸟兽散。那么，究竟如何才能不陷入圈套，使“围猎”者无处下手，更使自己免于从赌徒沦为筹码的命运呢？
　　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面包和马戏”是群众的需要。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马戏”之一——赌博，爱好者的范围，无疑不仅限于群众。古往今来，无论中外，众多名人显达都对赌博兴致勃勃乐此不疲，有的甚至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就连号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皇帝，也有不少痴迷于此。例如，南朝宋武帝刘裕早年流迹民间时就曾因为赌博负债差点丢了性命，至于唐玄宗因为杨国忠赌博算计精明而赏识于他、唐中宗为武三思和韦后赌博计算筹码，更是成为千古笑谈。
　　俗话說，“十赌九输”，莫说平民百姓，任是皇亲国戚，一旦身入此道便将追悔莫及，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告诫莫沾赌的原因。不过也有一些人似乎鸿运上身，在赌桌上无往而不利，不费吹灰之力便能日进斗金。殊不知，当他们自以为是赌局上的“幸运儿”时，自己已然成为别人局中之局的筹码了。
　　孔熙先诱范晔上钩
　　南朝宋文帝时期，彭城王刘义康密谋造反，谋士孔熙先认为需在朝廷中寻找一名重臣作为内应，为此他盯上了深得宋文帝器重的范晔（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后汉书》的著者）。然而范、孔二人地位相差悬殊，孔熙先甚至连接近范晔的机会都没有，于是他决定从范晔的外甥谢综身上突破。他探知谢综酷爱赌博，便设下赌局相邀。自然，孔熙先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谢综则是逢赌必赢、财源滚滚。几个回合下来，谢综喜出望外，不禁引孔熙先为知己。毫不意外，当孔熙先趁势提出请谢综为其引见范晔时，谢综自然是满口答应。范晔才华横溢，但却和谢综一样贪爱钱财。孔熙先与范晔结识后，故技重施，“故为拙行，以物输之”，同样让范晔赢得盆满钵满、心花怒放，并不失时机地送上自己的诗文请范晔过目，使范晔更对他刮目相看。就这样，孔熙先成功地获取了范晔的信任，之后又屡以言语相激，终于诱使范晔参与谋反，走上了家破人亡的不归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谋反事败之后，宋文帝命人审问范晔，范晔一开始还试图隐瞒狡辩，孔熙先得知后，大笑道：“一切谋划、檄文、书信，皆为范晔所撰，如今再抵赖又有何用呢？”并嘲笑范晔当初跃马顾盼，自以为一世之雄，如今却贪生怕死如此，颜面何存。宋文帝后来果然将范晔所写文书拿给他对质，范晔这才哑口无言，老实供述。
　　孔熙先博学多才，有纵横之志，但因为长期担任员外散骑侍郎（为七品官员）而郁郁不得志，竟铤而走险参与谋反，最终身首异处。史称孔熙先“望风吐款，辞气不挠”，宋文帝奇其才，感慨道：“以你的才华而长期不得重用，理应有异志。这是我身为皇帝有负于你啊！”并责问吏部尚书：“孔熙先年将三十才做这么一个小官，岂能不谋反！”
　　隋炀帝拉杨素下水
　　隋炀帝杨广在历史上以荒淫无道著称，不过，在他还没有成为皇帝的时候，光看表象，委实称得上是难得的贤明君子和仁孝之子。为了当上皇帝，当时还是晋王的杨广可谓费尽心思，也花了不少钱财。他先是以伪装赢得隋文帝皇后独孤伽罗的信任，又密谋除掉其兄太子杨勇。亲信寿州刺史宇文述献策：“废立者，国家大事，诚未易谋也。如今能使今上改变主意的，就是右仆射（副相）杨素了。而杨素最为看重和听从的，唯有其弟杨约。我素知杨约为人，可以先从此人着手。”杨广闻言大悦，当即大出金宝，供宇文述依计行事。宇文述也果然约得杨约，“好友”相见，酒酣耳热之后，自然少不了赌上几把。如此这般几次下来，宇文述将杨广所给金宝“输”得一干二净，杨约则“赢”得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扭扭捏捏地对宇文述的豪绰大方表示感谢。宇文述这才笑眯眯地说：“这不是我的钱，此乃晋王所赐，为的就是让您图个高兴罢了。”接着便请杨约向杨素转达杨广意图上位的心思。杨约果然也“不负使命”，成功说服了杨素，使杨素上了杨广这条贼船，并在隋文帝废立太子以及杨广继位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盛极一时的隋朝因为隋炀帝轰然倒塌，隋炀帝的上位，独孤皇后与杨素二人出力最多。然而，事实上隋炀帝对二人并无感激，遑论感情。独孤皇后死后，杨广人前痛不欲生，私底下却“饮食言笑如平常”；对于杨素，杨广更是特为猜忌，“外示殊礼，内情甚薄”，杨素病危时他虽然派人殷勤探问，但实际上却“密问医人，恒恐不死”。这也说明，假意攀附也好，虚情结交也罢，无非一个“利”字在作祟，利尽则散，又复何言！
　　李世民为裴寂设套
　　隋炀帝拉杨素下水的时候，不会想到，也有人会以赌作局，以此来对付自己。这个人就是李世民。
　　隋朝末年，经过隋炀帝的大肆折腾，天下大乱，群雄逐鹿，年纪尚轻的李世民也跃跃欲试，为此“倾身下士，散财结客”，暗暗招兵买马，只待东风。但起兵必须得到父亲太原留守、晋阳宫监（古时在国都之外为皇帝修建的宫殿称为离宫，晋阳宫即为离宫，隋唐时离宫设有宫监、副监二职）李渊的同意。由于事关重大，李世民担心李渊反对，“犹豫久之，不敢言”。这时晋阳县令刘文静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晋阳宫副监裴寂与李渊有旧，常在一起从早到晚宴乐长聊，可以请他来做李渊的工作。李世民深以为然，通过刘文静结交裴寂后，又拿出私钱数百万，不时组局让龙山县令高斌廉和裴寂赌上两手。早已得到李世民授意的高斌廉自然是“溃不成军”，而裴寂当然是战无不胜。裴寂大喜，“由是日从世民游，情款益狎”，天天跟着李世民游玩，天天赢钱，“感情”也是与日俱增。不出意料，当李世民终于把自己的计划抛出来时，早已深陷局中的裴寂又怎会有一丝反对？满口答应下来的裴寂不仅按照李世民的指示说动李渊同意起兵，而且在李渊后来发生动摇时还不断促其下定决心，可以说，李世民这钱真是没白“输”。 　　不过，和隋炀帝对独孤皇后和杨素的态度一样，李世民对这位赌局上赚来的伙伴也没有什么好感，特别是在裴寂后来谗杀刘文静后，更对他心怀厌恶。贞观三年（629），唐太宗找了个理由将裴寂免官削邑、放归原籍，随后又流放静州。裴寂当年即凄然客死他乡。
　　赌局与“围猎”
　　2017年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领导干部严格自律，要注重防范被利益集团“围猎”。所谓“围猎”，就是对猎物四面合围，在不知不觉中布下罗网，待其惊觉时已无力回天，再从容捕杀之。回看上面这三场赌局，可谓典型的“围猎”。简单地說，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钓者所谋都是凶险之事，甚至是诛杀九族的叛逆之事；二是被钓者之所以被盯上，都是由于其有着别人所没有的权力、资源或关系；三是充当鱼钩的都是被钓者的亲旧好友，使被钓者在不设防间一步步走向陷阱；四是诱饵或是钱财，或是名利，都是被钓者贪爱之物，当其以为甘之如饴时，触碰的却是国法重刑，最后醒悟时已无计可施；五是被钓者虽为钓者所利用，但后者却并不领情，甚至随时做好弃若敝屣的准备。再来看如今一些落马官员的轨迹，真是与之何其相似：因为手握权力被人盘算，利用身边之人设法接近，投其所好百般逢迎，东窗事发人财两失，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昔日“哥们儿”作鸟兽散。历史犹如千百年来的轮回，怎不令人扼腕叹息。
　　既然作局的玄机、“围猎”的伎俩古今同一，那么，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又如何提防抵挡呢？
　　首先，要练就“火眼金睛”，谨慎交友。人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都会有一些社会交往，这就要求在纷纭复杂的环境中要善于识人，谁是益友诤友，谁是逐利之徒，心中都要有数。还要识得花招，看清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套路”，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
　　其次，要练就“不坏金身”，百毒不侵。人都是有所好的，也都是有弱点的，承认这一点，并不表示就可以纵容天性，相反更要注重修身养性，注意控制欲望，做到经得住诱惑，筑得牢防线，守得住底线。一句话，就是要管得住自己，不给人设局作套的机会。
　　再次，要修得“定海神针”，守住原则。人都有亲朋故旧，都是有感情的，但讲亲情、讲人情不等于可以违反原则。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头脑清醒、立场明确、态度坚决，明白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心如止水、坚如磐石，万不可越雷池半步。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要修得“菩提明镜”，保持敬畏。领导干部之所以被“围猎”，无非是因为手中有权力，因为权力能带来利益。要深刻认识到，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也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必须始终怀有对权力、对人民的敬畏之心，做到手中有权、心中有民、行止有戒，若不能秉公用权、廉洁用权，则终将受到权力这把双刃剑的反噬。此外，还要注重加强制度建设，用制度规范和监督权力的运行，同时进一步简政放权，从源头上铲除权钱交易的土壤，使“围猎”者无处下手、无利可围。
　　总之，领导干部防范被“围猎”，不是说就不能有社会交往，而是要在“亲”“清”二字的原则下，恪守君子之交淡如水，把握分寸，把握界限，营造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生活圈、朋友圈，远离“围猎”，防止入局，努力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
　　明代冯梦龙《醒世恒言》中有一篇《薛录事鱼服证仙》，说是有一个人在梦中化身为鱼，闻到垂钓饵香，心中想：“我明知他饵上有个钩子。若是吞了这饵，可不被他钓了去？”然而四处游转，却只闻得那饵香“酷烈”，“恰似钻入鼻孔里的一般，肚中又饥，怎么再忍得住”，于是终于在掩耳盗铃般的自我安慰下，一头扑将过去，“方才把口就饵上一合，还不曾吞下肚子”，早被人一把钓了上去。冯梦龙为此点评道：“这便叫作眼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一句“眼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也说明自律之难，非有坚强意志、如石定力不可战胜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