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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的心灵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宁，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史沫特莱
“美国姑娘，赤色危险人物”
作为一位美国记者和作家，1892年出生的史沫特莱在她37岁那年写出了她最为优秀，也最为出名的小说《大地的女儿》。
早在童年，她和家人搬到科罗拉多州的特立尼达，并目睹了1903年至1904年美国煤矿工人的罢工事件。这时她的心中，已经埋下了激进的种子。17岁那年，史沫特莱通过了全县教师的考试，并在她家附近的农村学校任教一个学期。
后来她去了德国，她花了几年时间在那里研究涉及各种左翼的问题。1929年，她完成了她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然后踏上了去上海的路。
1936年，在中共地下党员刘鼎的安排下，史沫特莱到达西安，等待被邀请前往延安。在这期间，驻守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5天以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史沫特莱在与周恩来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之后，并开始每晚在张学良的司令部进行英语广播，以评述西安事变的发展状态。她的报道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从此她被永久贴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的标签。甚至有人认为她是无赖。
美国报纸说：“她背后有庞大的军队”，“美国姑娘，赤色危险人物”，“美国妇女帮助中国人叛乱”。美联社在一篇很长的背景介绍中，说“从前的一个美国农村姑娘将成为千万黄皮肤人的实际上的‘白肤女皇’”。
延安使她兴奋
1937年1月，史沫特莱正式接到共产党的邀请访问延安。她的公开身份是到前线去做战地救护工作。
到达延安的当天晚上，史沫特莱便与两位朋友一块去见朱德将军。史沫特莱在中国的几年里，从报纸上读到过太多有关朱德的消息。这些消息，对他的称谓，并不那么好听。因此，在史沫特莱最初的想象里，她将见到的朱德，一定是个“坚强英勇、脾气暴躁的革命者”。
但她见到的朱德却是“五十多岁了，相貌和蔼可亲，额角布满皱纹。他看起来确像红军之父。他满面春风，连连对我说欢迎，并向我伸出了双手；我用双臂抱住他的脖子，在他的脸颊左右亲了一下”。在后来，她与朱德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征得朱德的同意，撰写了他的传记。
在延安，史沫特莱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人进行了多次交谈，她的手提式打字机一直响到深夜。她给予毛泽东以高度评价；而她称周恩来是一位学识渊博、阅历深广、毫不计较个人的安福尊荣、权利地位的卓越领导人。
在采访和写作之外，史沫特莱还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图书管理员，负责扩展延安窑洞图书馆外文书籍。她努力工作以吸引外国记者来到延安，并发动过一场灭鼠运动。她的住处就出现了私人性质的娱乐晚会。有了留声机和唱片，当然就少不了要跳交际舞。
据史沫特莱回忆，“有时候，我给毛泽东写一个‘请即来一谈’的便条，他很快就来了，手里提着一袋花生米。于是外国朋友引吭高歌，中国主人拍掌击节，歌罢由中国主人们或唱歌或讲古，窑洞满座，谈笑风生，一时成为乐事。”
史沫特莱回忆：“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
延安使她兴奋，延安使她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她强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告诉她，她应该留在党外，以便与在外面和国外做更多的工作。她听后感到极为痛苦和伤心，放声大哭起来……
军旅中的史沫特莱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随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史沫特莱在准备随部队开赴前线时，不慎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背部受伤，推迟了行期。10月，史沫特莱养好了伤，随身携带了打字机、照相机和简单的行李，赴八路军抗敌前线采访。她很快赶上了驻扎在太原的八路军，然后到达北部山区的八路军总司令部，成为八路军中第一个随军外国记者。随八路军总部转战各地，史沫特莱与八路军战士同吃同住，她关心普通士兵的生活，增进了与他们的感情。史沫特莱与八路军相处不到半年，便深深地爱上了这支部队。她甚至说：“离开你们，就是要我去死，或者等于去死。”
为了这支部队，史沫特莱甚至于1938年到了汉口，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和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身份，一面救护伤员和难民，一面报道中国抗战，并向世界性组织呼吁救援。
在汉口，史沫特莱多次访问美国大使馆，向大使和武官介绍八路军的活动。她多次接触约翰·戴维斯、佛兰克多恩、史迪威和陈纳德,这些人后来成为影响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人物。史沫特莱以她火热的心吸引着来华的外国人士，这些人虽然身份不同，政见不同，但都在史沫特莱的带动下，积极地为中国抗战出力。
史沫特莱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为中国红十字会募捐上，宣传中国伤兵的英勇事迹和所处困境上。史沫特莱最成功的一次募捐是在一个午餐会上，她使财政部长宋子文感到羞愧，捐出1万元中国法币支持她的工作。还有一次，在行政院长孔祥熙的晚宴上，她竟拿到了一张捐给山西游击队的巨额支票。史沫特莱从抗战初期就为救助伤员奔走呼吁，1938年3月，包括白求恩在内的援华医疗队来华，都是史沫特莱奔走呼吁的结果。
不过，她认为自己的真正使命，是向上海和香港宣传新四军医疗队。她私下还求助于一些英国朋友，以及美国红十字分会。到了春天，可观的援助从英国和红十字会纷至沓来，在史沫特莱的中国同事眼里，她简直是一位女英雄。
她的心在中国
1941年5月，因病回到美国的史沫特莱，仍然表现出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忠诚。她到处讲演，撰写文章，介绍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为中国的抗战募捐。她在《中国的战歌》一书出版后，又开始写作《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1945年8月，在美國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董必武拜访了她，并带给她撰写朱德传记所需要的材料。史沫特莱继续在贫困交加和政治迫害中奋笔疾书。1949年11月，她准备取道英国来华，在英国，她把完成朱德传记当作首要任务。但不久后，她的健康因患胃溃疡出血而恶化，仅靠牛奶维持生命。1950年4月，她在致友人的信中写到：“由于我的心灵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宁，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在伦敦病逝。次年，在北京为她举行了追悼大会和隆重的葬礼。在北京八宝山中国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间，一块大理石墓碑上用金字镌刻着朱德写的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美国姑娘，赤色危险人物”
作为一位美国记者和作家，1892年出生的史沫特莱在她37岁那年写出了她最为优秀，也最为出名的小说《大地的女儿》。
早在童年，她和家人搬到科罗拉多州的特立尼达，并目睹了1903年至1904年美国煤矿工人的罢工事件。这时她的心中，已经埋下了激进的种子。17岁那年，史沫特莱通过了全县教师的考试，并在她家附近的农村学校任教一个学期。
后来她去了德国，她花了几年时间在那里研究涉及各种左翼的问题。1929年，她完成了她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然后踏上了去上海的路。
1936年，在中共地下党员刘鼎的安排下，史沫特莱到达西安，等待被邀请前往延安。在这期间，驻守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5天以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史沫特莱在与周恩来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之后，并开始每晚在张学良的司令部进行英语广播，以评述西安事变的发展状态。她的报道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从此她被永久贴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的标签。甚至有人认为她是无赖。
美国报纸说：“她背后有庞大的军队”，“美国姑娘，赤色危险人物”，“美国妇女帮助中国人叛乱”。美联社在一篇很长的背景介绍中，说“从前的一个美国农村姑娘将成为千万黄皮肤人的实际上的‘白肤女皇’”。
延安使她兴奋
1937年1月，史沫特莱正式接到共产党的邀请访问延安。她的公开身份是到前线去做战地救护工作。
到达延安的当天晚上，史沫特莱便与两位朋友一块去见朱德将军。史沫特莱在中国的几年里，从报纸上读到过太多有关朱德的消息。这些消息，对他的称谓，并不那么好听。因此，在史沫特莱最初的想象里，她将见到的朱德，一定是个“坚强英勇、脾气暴躁的革命者”。
但她见到的朱德却是“五十多岁了，相貌和蔼可亲，额角布满皱纹。他看起来确像红军之父。他满面春风，连连对我说欢迎，并向我伸出了双手；我用双臂抱住他的脖子，在他的脸颊左右亲了一下”。在后来，她与朱德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征得朱德的同意，撰写了他的传记。
在延安，史沫特莱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人进行了多次交谈，她的手提式打字机一直响到深夜。她给予毛泽东以高度评价；而她称周恩来是一位学识渊博、阅历深广、毫不计较个人的安福尊荣、权利地位的卓越领导人。
在采访和写作之外，史沫特莱还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图书管理员，负责扩展延安窑洞图书馆外文书籍。她努力工作以吸引外国记者来到延安，并发动过一场灭鼠运动。她的住处就出现了私人性质的娱乐晚会。有了留声机和唱片，当然就少不了要跳交际舞。
据史沫特莱回忆，“有时候，我给毛泽东写一个‘请即来一谈’的便条，他很快就来了，手里提着一袋花生米。于是外国朋友引吭高歌，中国主人拍掌击节，歌罢由中国主人们或唱歌或讲古，窑洞满座，谈笑风生，一时成为乐事。”
史沫特莱回忆：“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
延安使她兴奋，延安使她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她强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告诉她，她应该留在党外，以便与在外面和国外做更多的工作。她听后感到极为痛苦和伤心，放声大哭起来……
军旅中的史沫特莱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随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史沫特莱在准备随部队开赴前线时，不慎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背部受伤，推迟了行期。10月，史沫特莱养好了伤，随身携带了打字机、照相机和简单的行李，赴八路军抗敌前线采访。她很快赶上了驻扎在太原的八路军，然后到达北部山区的八路军总司令部，成为八路军中第一个随军外国记者。随八路军总部转战各地，史沫特莱与八路军战士同吃同住，她关心普通士兵的生活，增进了与他们的感情。史沫特莱与八路军相处不到半年，便深深地爱上了这支部队。她甚至说：“离开你们，就是要我去死，或者等于去死。”
为了这支部队，史沫特莱甚至于1938年到了汉口，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和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身份，一面救护伤员和难民，一面报道中国抗战，并向世界性组织呼吁救援。
在汉口，史沫特莱多次访问美国大使馆，向大使和武官介绍八路军的活动。她多次接触约翰·戴维斯、佛兰克多恩、史迪威和陈纳德,这些人后来成为影响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人物。史沫特莱以她火热的心吸引着来华的外国人士，这些人虽然身份不同，政见不同，但都在史沫特莱的带动下，积极地为中国抗战出力。
史沫特莱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为中国红十字会募捐上，宣传中国伤兵的英勇事迹和所处困境上。史沫特莱最成功的一次募捐是在一个午餐会上，她使财政部长宋子文感到羞愧，捐出1万元中国法币支持她的工作。还有一次，在行政院长孔祥熙的晚宴上，她竟拿到了一张捐给山西游击队的巨额支票。史沫特莱从抗战初期就为救助伤员奔走呼吁，1938年3月，包括白求恩在内的援华医疗队来华，都是史沫特莱奔走呼吁的结果。
不过，她认为自己的真正使命，是向上海和香港宣传新四军医疗队。她私下还求助于一些英国朋友，以及美国红十字分会。到了春天，可观的援助从英国和红十字会纷至沓来，在史沫特莱的中国同事眼里，她简直是一位女英雄。
她的心在中国
1941年5月，因病回到美国的史沫特莱，仍然表现出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忠诚。她到处讲演，撰写文章，介绍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为中国的抗战募捐。她在《中国的战歌》一书出版后，又开始写作《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1945年8月，在美國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董必武拜访了她，并带给她撰写朱德传记所需要的材料。史沫特莱继续在贫困交加和政治迫害中奋笔疾书。1949年11月，她准备取道英国来华，在英国，她把完成朱德传记当作首要任务。但不久后，她的健康因患胃溃疡出血而恶化，仅靠牛奶维持生命。1950年4月，她在致友人的信中写到：“由于我的心灵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宁，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在伦敦病逝。次年，在北京为她举行了追悼大会和隆重的葬礼。在北京八宝山中国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间，一块大理石墓碑上用金字镌刻着朱德写的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