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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大国关系缓和、各方支持以及保持战略自主性与平衡性为东盟中心地位的确立提供了重要外部条件。但当下美国推动实施“印太战略”，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日印澳“四边对话”等机制更多参与地区事务，这些均对东盟中心地位构成挑战。东盟推出《东盟印太展望》，试图通过概念、规则与合作领域等的重构，维护自身地区主导地位。但受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缅甸政局变动和拜登政府继续加大对华战略竞争的影响，东盟努力的成效有限。中国-东盟对话伙伴关系30年的发展经验表明，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对于中国妥处大国关系、推进区域合作以及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国应正面回应《东盟印太展望》，加强与东盟的战略对接，支持东盟在一些具体议题上发挥中心作用。
〔关 键 词〕中国-东盟关系、东盟中心地位、印太战略
〔作者简介〕张洁，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D822.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1）3期0118-18
近年来，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引发地区秩序的重构。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乃至英国、法国、欧盟等都出台了不同的“印太”方案，其中均重申支持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的中心地位，认可其在“印太”地区作为一个运行良好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区域架构所发挥的作用。然而，各方对东盟中心地位的认可并未能减少东盟的不安，其战略焦虑反而显著增强。一些东盟国家表示，大国竞争已经成为当前地区秩序的主要特征，东盟的中心地位受到威胁，面临着被迫“选边站”的困境。为此，东盟在2019年发布《东盟印太展望》（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下称《展望》），意在以此维护自身的统一性，在地区秩序重构中保持中心地位。
在对地区秩序变迁与东盟中心地位形成进行简要历史回顾的基础上，本文重点分析美国“印太战略”与中美战略竞争对东盟中心地位的影响，研判东盟对重构中心地位内涵的外交努力及其成效，以期为中国筹划地区政策、更好地与东盟开展各领域合作提供参考和启示。
一、中美战略竞争推动地区秩序的深刻变革
冷战结束后，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在亚太地区瓦解，中美关系处于相对缓和与不断探索合作的阶段。美国同盟体系在亚太安全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以美日同盟为核心，并基于此巩固与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同盟关系。在东南亞地区，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加强了东盟的“地区意识”并为最终实现“大东盟”创造了条件。1999年，东盟已成为一个囊括东南亚十国的区域组织。此后，随着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以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的举行，“东盟规范”逐渐被区域内外主要国家所认可和接受，而东盟在区域合作框架中的中心地位（centrality）也得以确立。这一时期，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客观上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但是美国没有意愿建立更大范围的“亚太版北约”，而东盟主导的地区安全合作框架则在形成地区安全规范与建设安全机制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二者互为补充，没有产生主导权之争。同期，亚太政治与经济秩序的多元化特征突出。20世纪90年代，中日韩三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迅速。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浪潮，区域合作方兴未艾，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10+1”和“10+3”等共同形成了多层级的地区经济秩序。
中国的周边秩序观和秩序构建实践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重大转变，中国开始积极学习和践行地区多边主义，以协商合作为基础规范，形成了务实多边主义的特色和风格。1991年中国-东盟对话伙伴关系建立，1994年中国加入东盟地区论坛，此后中国逐渐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
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末，亚太地区形成了以美国军事同盟体系占据主导地位的地区安全秩序以及多元化、多层级的地区经济与政治秩序，而整个亚太地区由于长期保持和平以及经济的高速发展，成为了区域合作的典范。
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初开始，亚太地区秩序发生重大变化。2010年前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这标志着亚太地区主要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随着中日力量对比历史性的逆转以及中美实力对比差距的缩小，美国放弃了长期实施的离岸平衡战略，启动“亚太再平衡”战略，并着手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进程。美国“回归”亚太，目的是维护自身的地区主导权，“推回”中国在地区影响力的“扩张”。
这一时期，中国构建地区秩序的实践活动开始在多领域展开，但其并不是一个整体设计在先、逐层落实到位的过程，而是根据自身实力与地区环境的变化，不断提出新理念、新方案、新倡议，进而通过实践积累成形的进程。2013年，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同时提出，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这可以被理解为确立了中国周边战略的总体目标。在实践层面，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并以东南亚作为优先推进方向;中国与东盟国家还启动了“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并将其作为制定地区安全规则的一部分。
尽管“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制衡中国为目标，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仍处于竞争与合作共存的阶段。因此，东盟的中心地位并没有受到严重冲击，反而因为美国“重返”亚太，中美双方更重视和参与地区多边对话，东盟在地区事务中更为活跃。
到奥巴马执政后期，美国外交与战略分析人士对中国的失望感和对美国对华战略的挫败感显著上升，多数意见认为中国外交日益“咄咄逼人”，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未能有效阻止中国力量的上升，主张采取更为强硬的对华政策。特朗普执政后，经过短暂的战略“休眠”，在国内力量与日澳等盟友的推动下，出台了“印太战略”。这是一套具有鲜明地缘政治特征的设计，试图通过运用“印太”这一地缘政治概念设定新的经济与安全规则、打造以“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简称“四边对话”）为支柱的地区机制，最终构建美国主导下的地区新秩序方案。在经济领域，该战略强调“通过为促进整个地区基础设施的私营投资而采取行动，在‘自由、公平和对等’原则的基础上重新打造贸易和经济交流关系”。这有别于奥巴马政府时期重视推进以TPP为代表的区域贸易安排，更强调在基础设施领域提供“透明的、可替代性的”投资，凸显了针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 安全议程是“印太战略”的核心，其要义是强化以美国为中心、以规则为基础、多层次的安全网络。美国认为，中俄正在削弱美国的军事优势和破坏“印太”地区的繁荣与稳定，为维护国家利益与国防战略目标，美国将采取多种措施构建网络化的安全架构，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实际操作层面，除了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外，“印太战略”的许多做法延续了“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内容，可谓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2.0版。
到2019年底，“印太战略”的安全议程基本完成了实心化、机制化与多边化建设，并以“全政府”方式推进。但是，经济议程的落实相对落后，并无大型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落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特朗普政府借助疫情因素加大对华施压，从经济、技术、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深化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较之以前更具对抗色彩，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着力推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与中国“脱钩”，借助“经济繁荣网络”（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打造排斥中国的国际经贸阵营。
拜登政府基本全面接盘特朗普的“印太战略”。从百日执政的表现看，竞争仍是拜登政府对华思维的核心概念、对华政策的组织原则以及处理对华关系的基调。不过，在竞争方式上，拜登政府更重视自身竞争力的提升以及加强多边主义的运用，更多关注盟友的利益，注重与盟友协商，在经贸规则、技术管制、投资限制、价值观、安全等领域争取盟友的配合与支持。2021年3月12日，美日印澳“四边对话”以线上形式举行首次峰会，这是该机制创立以来举办的最高级别会晤，也是拜登就任总统后着力推动的结果，表明美国虽然暂时搁置了将“四边对话”打造为“印太版北约”的提议，但是未来会加大对其投入，更多以集体方式参与和主导地区事务。需要强调的是，拜登政府的多边主义是排他性的多边主义，主要是在排斥中国，这将使中国面临更大的国际压力，同时也将使不愿意“选边站”的国家面临更大压力。
美国加大对华竞争态势破坏了原有地区秩序的存在基础，“印太战略”更是将打造美国主导下的地区新秩序作为主要目标。在地区秩序重构的进程中，中小国家与地区组织的态度与政策值得高度关注，它们的战略自主性将使地区新秩序的发展具有很大不确定性，这也是中国加强对美博弈、推动构建更有利于本地区国家共同发展的新型地区秩序的重要外交空间。
二、地区秩序冲击下的东盟：《展望》重构中心地位
除了美国之外，日本、印度、澳大利亚、英国、法国、欧盟等国家或地区组织先后公布了各自的“印太”方案，它们都重申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支持其在地区事务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这是因为东盟是亚太地区最有影响力、最成功的地区组织。但是，东盟的战略焦虑未减反增，担心中美战略竞争将冲击其统一性和中心地位。不仅如此，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以及2021年初缅甸政局的变化也都给东盟带来严峻考验。
（一）东盟中心主义的历史形成
东盟中心地位是亚太地区发展的特定产物。东盟从内部扩容开始，就非常重视通过制度设计确保中心地位。1995年8月第二届东盟地区论坛通过的《东盟地区论坛：概念文件》明确指出，东盟在论坛中拥有核心角色。文件提出，新的加入申请需要提交论坛主席国，由成员国共同协商决定;论坛主席国只能由东盟轮值主席国担任，且论坛的高官会议将安排在东盟外长会议与部长级会议之后，等等。这些规定的目的是保证东盟的中心地位，保证由东盟国家决定论坛的发展方向、进程和讨论议题。泰国副外长素林·皮差旺将此形容为东盟处在“驾驶员”的位置。此后，“10+3”、东亚峰会的制度设计也基本承袭了这种思路并有所发展。2005年首届东亚峰会举行，由东盟提出的、参加东亚峰会的三项条件是：应是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已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有实质性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既为东盟与合作伙伴的关系提供了法律保障，也促使合作伙伴接受“东盟规范”，使“东盟规范”成为本地区合作机制的基本准则，这同样是对东盟中心地位的认可。
2009年7月，美国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同年11月，美国-东盟峰会首次召开，这表明奥巴马政府将加强与东盟的关系作为“重返亚洲”具体举措的一部分。2015年东盟和美国正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在基于规则的亚太地区架构演进中，（美国）致力于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双方）将通过由东盟领导的重要机制继续合作，诸如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特朗普执政時期，尽管特朗普本人对东亚合作缺乏兴趣，但是在形成“印太战略”的一系列文件与重要讲话中，美国多次重申对东盟中心地位的认可，强调东盟是美国在该地区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战略伙伴。2020年时值美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建立五周年之际，美国更是表示双方伙伴关系以“印太战略”与《展望》的共同原则为基础，包括东盟的中心性、对主权和法治的尊重、善治、透明、包容性、以规则为依据的框架和开放性。
欧盟是最早认可东盟中心地位的域外合作者。其在2001年就发布文件，将东盟视为核心的经济、政治伙伴;2003年7月，欧盟又发布《与东南亚的新伙伴关系》文件，进一步确认东盟的核心角色。2021年4月，欧盟出台了关于“印太”事务的集体立场文件，强调以促进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为目标，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计划通过欧盟-东盟峰会和亚欧会议机制，实现欧盟-东盟战略伙伴关系。为了保持全球影响力，英国从2016年启动“脱欧”公决后就同步制定了“全球英国”（Global Britain）议程，并重点关注“印太”事务。为此，英国迅速向东盟派遣使团，推动英国-东盟对话伙伴关系的建立。
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也发布了各自的“印太”方案，均对东盟的“中心地位”加以认可。它们在“四边对话”框架下也多次重申这一共识。在首次“四边对话”峰会上，美日印澳四国再次联合发声，支持东盟的统一性、中心作用以及《展望》，并宣布将通过四国合作，到2022年底为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印太”国家提供10亿支新冠疫苗。
〔关 键 词〕中国-东盟关系、东盟中心地位、印太战略
〔作者简介〕张洁，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D822.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1）3期0118-18
近年来，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引发地区秩序的重构。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乃至英国、法国、欧盟等都出台了不同的“印太”方案，其中均重申支持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的中心地位，认可其在“印太”地区作为一个运行良好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区域架构所发挥的作用。然而，各方对东盟中心地位的认可并未能减少东盟的不安，其战略焦虑反而显著增强。一些东盟国家表示，大国竞争已经成为当前地区秩序的主要特征，东盟的中心地位受到威胁，面临着被迫“选边站”的困境。为此，东盟在2019年发布《东盟印太展望》（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下称《展望》），意在以此维护自身的统一性，在地区秩序重构中保持中心地位。
在对地区秩序变迁与东盟中心地位形成进行简要历史回顾的基础上，本文重点分析美国“印太战略”与中美战略竞争对东盟中心地位的影响，研判东盟对重构中心地位内涵的外交努力及其成效，以期为中国筹划地区政策、更好地与东盟开展各领域合作提供参考和启示。
一、中美战略竞争推动地区秩序的深刻变革
冷战结束后，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在亚太地区瓦解，中美关系处于相对缓和与不断探索合作的阶段。美国同盟体系在亚太安全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以美日同盟为核心，并基于此巩固与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同盟关系。在东南亞地区，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加强了东盟的“地区意识”并为最终实现“大东盟”创造了条件。1999年，东盟已成为一个囊括东南亚十国的区域组织。此后，随着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以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的举行，“东盟规范”逐渐被区域内外主要国家所认可和接受，而东盟在区域合作框架中的中心地位（centrality）也得以确立。这一时期，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客观上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但是美国没有意愿建立更大范围的“亚太版北约”，而东盟主导的地区安全合作框架则在形成地区安全规范与建设安全机制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二者互为补充，没有产生主导权之争。同期，亚太政治与经济秩序的多元化特征突出。20世纪90年代，中日韩三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迅速。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浪潮，区域合作方兴未艾，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10+1”和“10+3”等共同形成了多层级的地区经济秩序。
中国的周边秩序观和秩序构建实践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重大转变，中国开始积极学习和践行地区多边主义，以协商合作为基础规范，形成了务实多边主义的特色和风格。1991年中国-东盟对话伙伴关系建立，1994年中国加入东盟地区论坛，此后中国逐渐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
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末，亚太地区形成了以美国军事同盟体系占据主导地位的地区安全秩序以及多元化、多层级的地区经济与政治秩序，而整个亚太地区由于长期保持和平以及经济的高速发展，成为了区域合作的典范。
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初开始，亚太地区秩序发生重大变化。2010年前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这标志着亚太地区主要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随着中日力量对比历史性的逆转以及中美实力对比差距的缩小，美国放弃了长期实施的离岸平衡战略，启动“亚太再平衡”战略，并着手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进程。美国“回归”亚太，目的是维护自身的地区主导权，“推回”中国在地区影响力的“扩张”。
这一时期，中国构建地区秩序的实践活动开始在多领域展开，但其并不是一个整体设计在先、逐层落实到位的过程，而是根据自身实力与地区环境的变化，不断提出新理念、新方案、新倡议，进而通过实践积累成形的进程。2013年，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同时提出，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这可以被理解为确立了中国周边战略的总体目标。在实践层面，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并以东南亚作为优先推进方向;中国与东盟国家还启动了“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并将其作为制定地区安全规则的一部分。
尽管“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制衡中国为目标，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仍处于竞争与合作共存的阶段。因此，东盟的中心地位并没有受到严重冲击，反而因为美国“重返”亚太，中美双方更重视和参与地区多边对话，东盟在地区事务中更为活跃。
到奥巴马执政后期，美国外交与战略分析人士对中国的失望感和对美国对华战略的挫败感显著上升，多数意见认为中国外交日益“咄咄逼人”，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未能有效阻止中国力量的上升，主张采取更为强硬的对华政策。特朗普执政后，经过短暂的战略“休眠”，在国内力量与日澳等盟友的推动下，出台了“印太战略”。这是一套具有鲜明地缘政治特征的设计，试图通过运用“印太”这一地缘政治概念设定新的经济与安全规则、打造以“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简称“四边对话”）为支柱的地区机制，最终构建美国主导下的地区新秩序方案。在经济领域，该战略强调“通过为促进整个地区基础设施的私营投资而采取行动，在‘自由、公平和对等’原则的基础上重新打造贸易和经济交流关系”。这有别于奥巴马政府时期重视推进以TPP为代表的区域贸易安排，更强调在基础设施领域提供“透明的、可替代性的”投资，凸显了针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 安全议程是“印太战略”的核心，其要义是强化以美国为中心、以规则为基础、多层次的安全网络。美国认为，中俄正在削弱美国的军事优势和破坏“印太”地区的繁荣与稳定，为维护国家利益与国防战略目标，美国将采取多种措施构建网络化的安全架构，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实际操作层面，除了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外，“印太战略”的许多做法延续了“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内容，可谓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2.0版。
到2019年底，“印太战略”的安全议程基本完成了实心化、机制化与多边化建设，并以“全政府”方式推进。但是，经济议程的落实相对落后，并无大型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落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特朗普政府借助疫情因素加大对华施压，从经济、技术、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深化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较之以前更具对抗色彩，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着力推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与中国“脱钩”，借助“经济繁荣网络”（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打造排斥中国的国际经贸阵营。
拜登政府基本全面接盘特朗普的“印太战略”。从百日执政的表现看，竞争仍是拜登政府对华思维的核心概念、对华政策的组织原则以及处理对华关系的基调。不过，在竞争方式上，拜登政府更重视自身竞争力的提升以及加强多边主义的运用，更多关注盟友的利益，注重与盟友协商，在经贸规则、技术管制、投资限制、价值观、安全等领域争取盟友的配合与支持。2021年3月12日，美日印澳“四边对话”以线上形式举行首次峰会，这是该机制创立以来举办的最高级别会晤，也是拜登就任总统后着力推动的结果，表明美国虽然暂时搁置了将“四边对话”打造为“印太版北约”的提议，但是未来会加大对其投入，更多以集体方式参与和主导地区事务。需要强调的是，拜登政府的多边主义是排他性的多边主义，主要是在排斥中国，这将使中国面临更大的国际压力，同时也将使不愿意“选边站”的国家面临更大压力。
美国加大对华竞争态势破坏了原有地区秩序的存在基础，“印太战略”更是将打造美国主导下的地区新秩序作为主要目标。在地区秩序重构的进程中，中小国家与地区组织的态度与政策值得高度关注，它们的战略自主性将使地区新秩序的发展具有很大不确定性，这也是中国加强对美博弈、推动构建更有利于本地区国家共同发展的新型地区秩序的重要外交空间。
二、地区秩序冲击下的东盟：《展望》重构中心地位
除了美国之外，日本、印度、澳大利亚、英国、法国、欧盟等国家或地区组织先后公布了各自的“印太”方案，它们都重申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支持其在地区事务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这是因为东盟是亚太地区最有影响力、最成功的地区组织。但是，东盟的战略焦虑未减反增，担心中美战略竞争将冲击其统一性和中心地位。不仅如此，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以及2021年初缅甸政局的变化也都给东盟带来严峻考验。
（一）东盟中心主义的历史形成
东盟中心地位是亚太地区发展的特定产物。东盟从内部扩容开始，就非常重视通过制度设计确保中心地位。1995年8月第二届东盟地区论坛通过的《东盟地区论坛：概念文件》明确指出，东盟在论坛中拥有核心角色。文件提出，新的加入申请需要提交论坛主席国，由成员国共同协商决定;论坛主席国只能由东盟轮值主席国担任，且论坛的高官会议将安排在东盟外长会议与部长级会议之后，等等。这些规定的目的是保证东盟的中心地位，保证由东盟国家决定论坛的发展方向、进程和讨论议题。泰国副外长素林·皮差旺将此形容为东盟处在“驾驶员”的位置。此后，“10+3”、东亚峰会的制度设计也基本承袭了这种思路并有所发展。2005年首届东亚峰会举行，由东盟提出的、参加东亚峰会的三项条件是：应是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已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有实质性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既为东盟与合作伙伴的关系提供了法律保障，也促使合作伙伴接受“东盟规范”，使“东盟规范”成为本地区合作机制的基本准则，这同样是对东盟中心地位的认可。
2009年7月，美国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同年11月，美国-东盟峰会首次召开，这表明奥巴马政府将加强与东盟的关系作为“重返亚洲”具体举措的一部分。2015年东盟和美国正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在基于规则的亚太地区架构演进中，（美国）致力于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双方）将通过由东盟领导的重要机制继续合作，诸如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特朗普执政時期，尽管特朗普本人对东亚合作缺乏兴趣，但是在形成“印太战略”的一系列文件与重要讲话中，美国多次重申对东盟中心地位的认可，强调东盟是美国在该地区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战略伙伴。2020年时值美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建立五周年之际，美国更是表示双方伙伴关系以“印太战略”与《展望》的共同原则为基础，包括东盟的中心性、对主权和法治的尊重、善治、透明、包容性、以规则为依据的框架和开放性。
欧盟是最早认可东盟中心地位的域外合作者。其在2001年就发布文件，将东盟视为核心的经济、政治伙伴;2003年7月，欧盟又发布《与东南亚的新伙伴关系》文件，进一步确认东盟的核心角色。2021年4月，欧盟出台了关于“印太”事务的集体立场文件，强调以促进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为目标，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计划通过欧盟-东盟峰会和亚欧会议机制，实现欧盟-东盟战略伙伴关系。为了保持全球影响力，英国从2016年启动“脱欧”公决后就同步制定了“全球英国”（Global Britain）议程，并重点关注“印太”事务。为此，英国迅速向东盟派遣使团，推动英国-东盟对话伙伴关系的建立。
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也发布了各自的“印太”方案，均对东盟的“中心地位”加以认可。它们在“四边对话”框架下也多次重申这一共识。在首次“四边对话”峰会上，美日印澳四国再次联合发声，支持东盟的统一性、中心作用以及《展望》，并宣布将通过四国合作，到2022年底为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印太”国家提供10亿支新冠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