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哈瓦那的第二天，早上一起床，我就满大街找理发店。在拐了好几个弯后终于看到一个非常简易的门脸。一位皮肤黑黑的大叔顶着一头银色的小卷发，正拿剃刀给一个皮肤同样黑黑的男孩子剃头。
　　我不怎么会说西班牙语，只用简单的句子问他多少钱。他刚开始说13比索，我说太贵了，他又说6比索，后来一路降到2比索。
　　在讨价还价中，父亲看了看理发的小房间，使劲儿冲我喊：“不行不行，感觉他会把你剃秃了！”然后就推着我走。
　　后来回到住的地方，我问房东哪里有理发店。房东老太太的儿子跟我说古巴基本上都是给男人理发的地方，很少给女人剪头发。
　　父亲自告奋勇地借来房东的剪刀，准备亲自操刀给我剪，在我脑袋上比画了半天。我看着他心里没底儿的样子，觉得可能还不如刚才那家理发店靠谱，在他下剪刀前的最后一刻，我機智地拒绝了。
　　本想着剪头发的事就到此结束。然而，并没有。
　　第三天再去老城中心游荡，走着走着，我看到一家有透明玻璃的店面里面有三个大红色的椅子，仔细看看和十几年前中国的那种理发店里的椅子一样。门口的墙壁上挂着一个类似于奖状或证书的牌子，大概写着“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剪头发的店”之类的，玻璃窗上还贴着潘基文剪头发的照片，有凭有据。
　　几年前，我曾在韩国参加一次国际会议的时候见过潘基文老人家真身。在理发店门前认真地想了两秒后，我得出了一个天真的判断——虽然他这些年几乎没有换过发型，但至少发型水准是稳定的，所以这一家一定不会太差。
　　我问门口站着的小伙子理发店是否开门，他说五分钟之后开门。我问多少钱，他说10比索。我说太贵了。他说给我剪就6比索。我用西班牙语说最多5比索，他让我转一圈再回来！
　　等我转了两圈，差不多过了半个小时之后再回来，小伙子还在门口站着。我说还要多久开门，他不停地说5分钟，我说不开门就不剪了，正准备走的时候，小伙子眼睛一亮，高兴地喊：“来啦！”
　　只见一个特别瘦的也是黑黑的大爷拿钥匙开了门。
　　稀里糊涂的沟通之后，古巴大爷从抽屉里拿出一把类似做手工的剪刀和一把蓝色的塑料梳子，胸有成竹地开剪。差不多五六剪下去，我的头发已经掉落满地。
　　我心慌地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古巴大爷说稍等，然后又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旧的绿色喷壶，唰唰地开始往头上喷水。我正要说什么，他又说稍等，然后又几剪刀下去。
　　应该是不超过四十剪，大爷放下剪刀，又说稍等。我还在等着精修，只见大爷从背后拿出一个破了一半的镜子照我的后脑勺，开心地问我满不满意。我怕他继续剪，所以强挤出一个笑脸，赶紧说“OK”，大爷骄傲地伸出大拇指，说我漂亮……我低头看看脚下的头发，听不到它们破碎的声音。其间，有无数的游客用手挡住光线往里面看，大概因为这是一家著名的理发店吧。
　　付完钱，我顶着一头凌乱而飘逸的头发穿过哈瓦那老城的大街小巷，有一种特殊的情绪，神清气爽，觉得自己质朴又复古的新发型很符合古巴老爷车的风格。